如何處理現代社會民族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丁果
新疆「七·五」騷亂事件，開創了兩個先例。
第一，在不到十二小時內，沒有使用炸彈和自動武器，死亡人數已達到一百八十四人（實際可能還有增加），受傷上千人，這是國際騷亂事件中罕見的。第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放棄八國集團峰會，提前回國處理新疆騷亂事件，也開創了中國外交的先例。
對於胡錦濤的大動作，有分析認為是為應付事態惡化，中國可能調動軍隊進疆，需要軍委主席的簽字。也有分析認為，為了避免世界領袖向胡錦濤提出新疆問題，造成更多的國際媒體關注，不如缺席峰會，緩和事件的曝光度。而真正重要的是，在八國峰會要與中國討論全球金融海嘯的關鍵時刻，胡錦濤為了新疆騷亂危機打道回府，其實是向世界表明一個既定的立場：如果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領土問題，中國即使暫時放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更何況，中央集體領導表態，更是防堵黨內意見分歧和各種傳言失控，進而令事態難以收拾的重要方式之一。
很清楚，如果新疆騷亂背後涉及到東突疆獨，北京沒有任何讓步的餘地。這不僅因為新疆１６６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佔據中國六分之一的領土，還因為新疆是中國資源的重鎮，尖端武器研發基地，新疆出現問題，將可能導致中國大亂。不僅如此，新疆也是中東回教激進勢力構划大伊斯蘭國家的一部分，新疆的命運，也與全球反恐戰爭的成敗，與全球文明衝突的大命運息息相關。新疆一亂，對中國是重大危機，對世界也是重大危機，更何況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也關係到世界經濟的安全。因此，任何國家對新疆發生的動蕩，都不應該幸災樂禍。
從北京官方釋放的消息，以及各種目擊者的相關報導來判斷，新疆騷亂呈現出打砸搶的殘酷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從官方在第一時間裡就罕見地讓境外媒體到達烏魯木齊市現場採訪，表明北京有信心把握這個事件的性質，並加以處理。
輿論認為，因為西方反恐針對回教激進主義，所以對新疆的騷亂報道與一年前的有所不同，對北京平息暴力活動較為寬容。但這只是一方面，實際上，對於對涉及公眾安全並危害人命的群體騷亂事件，各國處理的方法大致相同，在讓騷亂平息的過程中，動用大規模警力也是正常，因此，西方媒體難以在文章裡面做文章。相反，北京要做的是：儘可能快速收集騷亂證據，彙整騷亂全圖，並加以公開，這不但是為了應付所謂的國際壓力，更重要的是讓國內的民眾知道，讓事件的受害人及其家屬知道真相，讓接踵而來的法庭判決建立在真相的基礎之上；對於危害人命的暴徒，應該不分種族，加以嚴厲懲處，決不姑息，這是在實現司法的正義；對於騷亂中逮捕的疑犯，遵守程序正義，如果發現犯行，即刻起訴，不然就儘快釋放；而對於誤抓的市民，也應給予道歉。
北京定性此次騷亂是境外「三股勢力」操縱，如是，則應該予以揭露，並通緝罪犯，要求相關國家配合中國的司法調查，適當時要求引渡。
北京在騷亂髮生后的第一時間，表示這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境外蓄意密謀指揮的騷亂，而前新疆女首富熱比婭就是「幕後黑手」，這是最簡單快速的處理事件手法，從官方已刊發的證據看，熱比婭至少是事前與事後都參與其中的，難脫干係。針對烏魯木齊的打砸搶騷亂，北京需要在第一時間加以平定，防止蔓延，那就要把「定性」拉高，在國家安全的高度，用霹靂的手段穩定局勢，如果優柔寡斷，把事件與廣東韶關的勞工糾紛掛鉤，反而可能引爆更多的騷亂，而一旦陷入「維人是弱勢族群「、「漢人沒有與維人分享資源成果」之類的社會學爭論和分配不均爭論，那事態的收拾就遙遙無期了。從這個角度看，北京的處理手法不比法國處理巴黎騷亂和美國處理洛杉磯騷亂差。
但是，在果斷處理的同時，應有更多考慮，因為最簡單有效的方法，也可能隱藏著未來的危機。北京把「世維」會和熱比婭視為「黑手」，正好給他們壯大創造了條件。本來，「世維會」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熱比婭不是達賴喇嘛，他們在新疆維人中絕對沒有類似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宗教領袖地位，如今，北京把一場在漢人占多數，警備森嚴的烏魯木齊爆發的罕見騷亂的「發動者」封給了「世維會「與熱比婭，無形中就是提升了他們的能見度和影響力，也使國際反華資源迅速向「世維會」集中，這對北京不是一件好事，需認真思考把握這個「度」。
平定騷亂之後，北京還是要思考這次事件的深層原因，思考中國的民族政策，思考中央政策到地方執行層面的扭曲走形問題。我相信無論官方媒體有無報道，中國決策層肯定已經在做這樣的工作了。譬如新華社7月10日刊發的新聞顯示，在中國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說要「始終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新疆騷亂事件震驚中國，也震驚世界，主要就是其暴力程度相當激烈，遠遠超過北京奧運會之前的西藏騷亂，更超過了漢人地區頻頻發生的群體事件，那些騷亂即使捲入的民眾有數萬人，但傷亡與烏魯木齊騷亂比較，卻微不足道。不僅如此，這次騷亂不是發生在維族人為主的南疆地區，而是新疆發展最快，經濟最為繁榮的首府烏魯木齊，從而再次敲響了漢人與維吾爾族人之間族裔矛盾的警鐘。顯然，從騷亂的遠因來講，廣東韶關玩具廠的漢人、維人械鬥確實是一個因素，對當地兩名維吾爾人死亡調查的不滿就是這次烏魯木齊騷亂的導火線，但根本的原因還是出在當地，至少從暴民對漢人下手之狠來看，一些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對漢人積怨已深，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沒有人會懷疑，在全球化發展和反恐反東突鬥爭的大形勢下，新疆地區的民族矛盾有日漸深化的趨勢。高科技新經濟的興起，讓以回教文化為主的維吾爾族人逐漸成為遠離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邊緣族群，與內地漢人的貧富差距拉大。而在烏魯木齊市內，由於漢人占多數，且掌握經商優勢，這種漢維差距更大，而且城市中落魄的維吾爾族人，比從事傳統農業與畜牧業的維吾爾族人更容易產生沮喪情緒和暴力情緒；除此以外，烏魯木齊的一些年輕維吾爾族人因為粗通漢語，也是維族出外打工的主力，他們在內地經歷的挫折可能更多，因此遇事反彈引發騷亂的能量也巨大。不僅如此，由於歷史與宗教文化的影響，他們堅信新疆屬於他們，從而產生了他們沒有分享到作為主人應該得到的能源產業發展的利益分配，加深了對漢人的仇恨。這些因素，當然成為這次騷亂擴大的「乾柴」與「濃油「，使「偶然」事件被分析成「必然「的結果。
為了防止未來類似事件的重演，邏輯上看，有三個方向可以走，一是完全讓維吾爾人自治，但這樣的做法在現實中很難進行；一是取消現在的民族劃分政策，取消自治區，像歐美那樣採取多元文化政策；一是堅持現在的民族政策，在治理上更加寬鬆。我個人認為，后兩者如果有效結合，加上法治的基礎，將在短期內大幅改善中國目前顯性或者隱性的民族矛盾，並為世界提供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傳統和解共生的典範。
其實，需看到，社會政策、民族政策其實是動態的、靈活的，但它們並非問題的根本解決之策，而法治與融合才是處理現代社會民族問題的基礎。
法治具體運用到評定暴亂。對於維漢的直接衝突，不必有太多的政治考慮，而是依法秉公處理，對於維漢的民族矛盾，則要「軟處理」。北京應該看到，烏魯木齊騷亂事件的發生，使中國民間社會，私營企業對維族的成見和戒懼心理加深，分散在各地的維人日子可能更不好過，產生摩擦的可能性也更大，政府要正視這些問題，要緩解大到新疆一省，小到一個民營企業的漢維矛盾，就要下更大的功夫，不然，把維人「趕到」北京不喜歡的那一邊去，局面難以控制不說，一直難以成氣候的「疆獨」也可能就此壯大，「藏獨」「疆獨」如果連成一氣，採取「烽煙四起」式的暴力攻擊，危機就嚴重了。
說到底，「所謂」漢族與維族的矛盾，與藏族的矛盾，還是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矛盾，現代世俗生活方式與傳統宗教生活方式的矛盾，中國各級政府應該讓處於全球化現代化邊緣的維族，能夠充分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烏魯木齊不可能像耶路撒冷一樣，分割成兩個部分，族裔混居也是全球多元化的方向，法治應該成為和平相處的基礎。西方學者都承認，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民間是否有足夠的寬容度對待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的人和平共處，正是考驗中國的重要課題。一場騷亂帶來的悲劇，不應該成為維漢相互仇視的催化劑，而是應該成為告別仇恨，珍惜生命，傳遞愛心的奠基石，這需要制度的建構，更需要中國人共同的努力。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