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美國紅衛兵到中國：光會跺腳吼歌喊口號(圖)

百年潮        2009年6月10日

在陪同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誰都沒說過「暴力革命」、「武裝鬥爭」這些中國革命中很強調的字眼，而當時我們又很強調這些內容，甚至把是否承認「暴力革命」作為馬列和修正的分水嶺。所以我不由地問：「他們（美國朋友）為什麼不提搞武裝鬥爭？」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來到中國大陸，他們是中美關係剛剛「解凍」后，第一批跨進大陸的美國大學生。這批美國的激進大學生是應我國正式邀請訪華的。並在北京受到極為高規格的接待。

這批美國進步大學生在北京訪問幾天後，來到上海訪問四天，我作為華東師範大學「工農兵大學生」的代表，全程陪同了這批來自大洋彼岸的「紅衛兵大學生」。

代表成員來自美國16個激進組織都支持中國搞「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1971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一條消息：「新華社二十八日訊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今天晚上會見了由歇萊爾·希爾和傑里·董率領的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全體成員，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參加會見的有我國有關方面負責人、乒乓球運動員和工作人員……

這條消息的版面位置很突出，排在周總理會見新任和即將離任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京辦事處主任，和西哈努克親王（那時他住在北京）會見伊拉克政府代表團這兩條重要外事消息之前，還圍了小花邊。這條消息右下側是條公告：「中美政府商定，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准將為首的先遣組，將於1972年1月3日訪問中國，為尼克松總統訪華進行技術安排。」

第二天，人民日報又以顯著位置報道了江青、耿飈、王猛和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一起參觀北京體育學院，一起觀看錶演的消息。消息中寫到他們「同運動員熱烈握手，並一起高唱革命歌曲」。

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學生代表團，接待規格竟有如此之高呢？這個團是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國之後，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前，第一個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高校學生代表團，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支持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美國大學生組織和所謂「政黨」的代表，有的組織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建立的。在美國，他們與美國政府對著干，造反精神很強，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大洋彼岸的「紅衛兵大學生」。

北京是美國「紅衛兵」大學生的第一站，中途去了—趟延安，他們的第二站是上海。我那時是上海華東師大歷史系的「工農兵大學生」，上海為了接待這個美國進步大學生代表團，安排了四位「工農兵」大學生做陪同，復旦大學和我們學校各派兩名，我便是其中之一。

1971年12月29日上午，學校派我和我們班來自內蒙古包頭的女同學郭秀芬到錦江飯店212號房間找桂龍生同志，老桂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外事組的工作人員。當時的上海是「組」的天下，不少單位的辦事機構都是「組」，「組」的級別高可以達到現在的廳局級，低的可低到不入流，市外事組可能相當於現在的市外辦。

我們到了不久，復旦大學的兩位女同學也來了。三位女同學都是1969年國慶赴京觀禮的代表。我在讀大學前則是新疆建設兵團後勤部政治部宣傳科的通訊幹事，屬於調干生。我們四人都不會英語，聽說要接待外賓，不由得感到緊張。桂龍生給我們布置任務時，我問不會英語怎麼辦？老桂說：「沒關係，有翻譯，你們不要怕。關鍵你們積極主動一點。你們的任務是加強中美革命大學生之間的友誼，同時要了解美國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美國大學生運動情況；二是美國國內人民革命的情況；三是公害問題；四是民族問題。每天及時彙報。「公害」問題就是現在所說的「環境污染」問題，當時國內一般人都沒有把它當回事，所以老桂特彆強調，這是周恩來總理很關心的問題。

桂龍生告訴我們：這個團是由美國進步勞工黨副主席威廉·埃普頓出面組織，我國以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名義邀請過來的，上海則以上海對外友好協會的名義接待，實際上接待他們的是中聯部。在代表團啟程前，威廉·埃普頓又一次被捕，但他的被捕並沒影響代表團的行程。在這個25人組成的代表團中，年紀最大的33歲，最小的是菲律賓裔女孩剛過16歲，絕大多數為二十多歲。他們中間有5個學歷史的，這可能就是派我們這些學歷史的前來陪同的緣故；他們中間還有學政法的、社會學，動物學、化學、心理學的，有幾個弄不清是學什麼專業的。他們分屬16個政治組織，每個組織都有激進的政治主張，上海外事組有份關於這些組織的材料，老桂拿給我們看，要我們掌握情況。我出於好奇，便從這個內部文件中摘抄下部分有關內容：

美國全國黑人學生聯合會。1969年8月從美國全國學聯中分裂出來的一個黑人學生組織，共有5000多人，他們的口號是發展成一個全美大、中學生中的「革命青年無產者的群眾性學生組織」，「以一切必要手段爭取黑人解放」。代表團的負責人之一的歇萊爾·希爾屬於這個組織的成員。

紐約馬列主義學習集體。從美國進步勞工黨分裂出來的組織，成員有80多人，共分4個小組，有黑人工人委員會、拉丁裔工人學習小組、工人學習小組和學生學習小組。代表團另一位負責人傑里·董，即華裔大學生董其昌，是這個組織學生小組的負責人。

第三世界婦女聯盟。這個組織的前身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中的一個黑人婦女小組，1968年成立，奮鬥目標是「消滅壓迫和剝削」、「重建社會主義」；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大男子主義」。這個「聯盟」強調學習「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內的革命思想家的著作」。在這年的10月，「聯盟」致函黃華，祝賀「中國在聯合國的勝利」（加入聯合國）。

種族團結黨。美國墨西哥族等拉丁美洲裔人組織的民族主義黨，1969年在德克薩斯州的克里斯特爾城成立后，就參加了當地的競選，在克市和其它幾個墨西哥居民居多的城市獲得一些勝利。1971年11月，他們在科羅拉多州的普埃布洛城舉行了全國會議，有400多名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人參加。

十月同盟（馬列）。這是個比較成熟的……

正抄到這裡，老桂來了，對我笑了一笑說：「這可是內部文件，不能抄。」我不好意思地合上了作記錄的小本本，後面各組織的情況就沒有記了。

老桂還告訴我們，這個團的成員，絕大多數是熱愛毛主席、熱愛中國共產黨的，他們到北京一下飛機就找毛主席的「五二○」聲明的有關資料（當美國策動朗諾集團發動顛覆西哈努克的政變后，毛澤東主席於1970年5月20日發表了著名的聲明，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全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美遊行）。老桂特別講了傑里·董，他是唯一的華裔大學生，到北京后表示願意留在中國，但我國的態度是，希望他能回美國，在那裡向廣大華僑宣傳社會主義的中國。

洋紅衛兵造反的行動，只是跺腳吼歌喊口號

1971年12月30日下午，我們四個「工農兵大學生」跟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外事組的同志到虹橋機場迎接美國進步大學生代表團。為首的是上海外事組一位姓譚的「核心」（名字記不清了），「核心」是職務，也是「文革「的產物，據說上海外事組沒有明確誰是組長，只任命了幾位「核心」，相當於組長的職務。

下午4時，一架蘇制伊爾－18飛機降落在機場上，中聯部以朱達成為首的幾位幹部先下飛機，他們是專門陪代表團來上海的。這個團是13男12女，不僅有白人、黑人，還有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菲律賓人和華裔學生。為首的歇萊爾·希爾是位比我這個1米78個子的人還高半個頭的黑人女大學生，另一位「頭」就是傑里·董，則是比我短半個頭，他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還會講上海話。他們走下飛機后，中聯部的同志向他們一一介紹了譚「核心」和上海外事組的同志，然後介紹了我們。他們一聽我們是「工農兵」大學生，馬上為之一振，露出歡快的笑容，和我們親切握手，有的用剛剛學會的中國話對我們說「你好」。

在機場的休息室里，我想跟他們攀談，但又不會英語，顯得很尷尬，只好陪笑。倒是活躍的美國大學生打開了局面，代表「綠色貝雷帽退伍軍人組織」、曾在越南打過仗、26歲的大學生魯迪·施奈德主動搭上了話，他指著我的衣服問我：「你是解放軍，還是過去的解放軍？」因為我穿著新疆建設兵團製作的綠「軍」棉衣。通過翻譯，我告訴他，我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他聽了非常高興：「我在美國就聽說中國有這樣一支部隊。」他說完后，氣氛變很熱烈起來，有好幾位大學生從提包里拿出中央首長和他們合影和分別握手的大照片來，都是黑白照片。有位拿著周恩來和他握手的大照片給我看時，帶著笑容翹起大拇指，有的嘴裡還發出得意的「哼」聲，不知他們是在誇周恩來總理，還是為自己能和周總理握手而感到自豪。在交談中，他們稱我們為「Comrade」（同志），我們也稱他們為同志，這也是事先經過批准的。

稍稍休息了一會兒，大家乘坐一輛豪華大轎車回錦江飯店。車的速度很快，通過郊區向市區行進。在這段路程中，代表團的人幾乎都在閉目養神。

車進入市區之後，車速明顯地減慢了，美國朋友們馬上又變得活躍起來，好像是經過一尊毛主席大的雕塑像時，有幾位顯得很激動，掏出毛主席語錄本揮動著，齊聲喊口號「long long lives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他們一帶頭，幾乎所有的洋「紅衛兵」們都掏出語錄本跟著喊了起來，我們也激動地揮起語錄用中文一起喊，大轎車裡一片口號聲。過了一會兒，有位女大學生帶頭唱起洋味十足的中文毛主席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們連續唱了好幾遍，有的還邊唱邊揮動著毛主席語錄。他們唱這個歌雖說中文咬字不準，但整齊有力，而且音調很准，真有中國紅衛兵唱語錄歌的味道。他們興奮的情緒感染了我，我便通過翻譯告訴他們，用這個歌的曲子，還可以唱成「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他們一學就會，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錦江飯店。在下午前，他們不但一齊唱，而且邊唱邊有節奏地跺腳。這個勁頭，更像中國「文革」時期的紅衛兵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們「瘋」了，在陪同他們的四天中，只見他們「瘋」過兩次，其它的時候，他們總是顯得那麼懂禮貌、有教養、講文明，儘管思想上他們有時顯得比我國當時的政策都「左」。

第二次「瘋」是12月31日晚上，上海市外事組在錦江飯店為他們舉行了一次迎新宴會，那時的宴會十分豐盛，菜都不知道上了多少道。宴會後，開了個聯歡會，但主要是他們輪流表演節目，節目分別是個人或幾個人表演，「壓軸戲」則是集體表演，個個都參加。這個節目可充滿了火藥味，一個人站在前面指揮，24個人排成兩行，後面的人用雙手搭在前面那個人的雙肩上，指揮者打著拍子，大家邊走邊唱、邊唱邊跺腳。唱的那個歌也頗有「文革」味道，整齊有力，如同喊口號。伴隨著歌聲，二十多個人組成的兩條「長龍」在餐廳里轉起圈圈來，步伐也很整齊有力，把地板跺得「咚咚」響，邊唱邊跺腳。我忙問翻譯他們唱的是什麼歌？翻譯笑著說：「他們唱的是『警察——狗』。這是一支反戰歌曲，美國的大學生反對美國參加越南戰爭，上街遊行，警察出來阻撓，抓人甚至打人，大學生們為了不讓被警察抓走，免得被拖出去遭到毒打，就排成這樣的隊形，邊走邊齊聲罵警察是狗。慢慢地罵聲變成了歌聲——罵警察的歌，所有參加反戰的學生幾乎都會唱的歌『警察——狗』。」

美國大學生對中國事事好奇，特別關注敏感問題

上海市外事組安排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在滬的活動內容為：31日上午到上海柴油機廠和一個居民新村參觀，下午好像是自由活動。元旦那天，上午參觀黨的「一大」舊址和靜安區少年宮，下午到徐行公社參觀。2日，上午由上海市革委會來人與他們座談「文化大革命」，下午參觀上港五區和一個造船廠。3號上午離開上海到廣州訪問。可以說時間安排得很緊。

12月30日下午，譚「核心」向代表團的學生介紹了在上海參觀訪問的內容，當他們聽說要參觀中共「一大」舊址時，報以十分熱烈的掌聲。有的學生馬上提出，要求與當年在上海從事地下黨工作的同志座談，請他們介紹和敵人戰鬥的情況。譚「核心」笑了笑，沒有表態。

美國的學生穿著五光十色，白人男的多為西裝、獵裝和夾克之類，女的多為西裝裙和夾克。至於黑人等美國少數民族的服裝就更是多樣化了，什麼樣子都有，記得有對印第安人夫妻的衣服，就是披著的毛毯——在棕色毛毯中間剪一長道，紮上邊，成了一個洞，頭往洞里一鑽，毛毯套在身上，便成了大衣。他們穿著這麼有特色，十分吸引人，特別是上海人中又有些非常愛看熱鬧的人，弄得他們走到哪裡，都會被圍得緊緊的，少則數十，多則數百。當時上海不準在街頭圍觀外國人，在美國大學生參觀少年宮、「一大」舊址和幾次到劇院看節目時，都出動「工糾」（上海工人糾查隊）來維持秩序。而這些「工糾」實在太凶，不是勸大家不要圍觀，而是當著美國大學生的面，用野蠻的動作把圍觀的人推來推去，好幾次把人推倒在地。中聯部的同志看不下去了，有位年紀稍大些的同志對上海外事組的同志說，請維持秩序的同志別那麼推來推去，在外國人面前要注意影響。上海外事組的也認同他的意見，我記得老桂從一個參觀點回來后，就跟有關部門打電話說了這方面的內容。但沒有用，上海「工糾」在那時可是「老大」，他們能聽得進誰的話？這種對圍觀人的野蠻行徑，一直到送走美國朋友也沒有改變。

在被當時看成穿「奇裝異服」的美國大學生中，「圍觀率」最高的不是那對印第安人夫妻，而是日本裔的小夥子埃德蒙·小知山。這個只有16歲多的小知山，留了一個披肩發，頭髮披到了背上，讓上海人感到瞠目。中聯部的同志講，小知山來到中國后，在北京有關部門也引起了議論：「這麼一個頹廢派，怎麼作為革命者被請到北京？」這個議論很快傳到了周恩來總理耳朵里，所以總理在接見他們時，專門指著小知山說：有的年輕人為什麼留長頭髮？是不滿社會，是抗議的一種形式嘛。你說對嗎？小知山（大意）。小知山連連點點頭。這位小知山，個子又瘦又高，戴著一副太陽墨鏡，與其他美國大學生那熱情奔放相比，他顯得很冷淡，每天見了面，微微點點頭，幾乎不說話；參觀時也顯得漫不經心。

美國大學生在上海期間，除了31日晚是迎新聯歡外，天天晚上有節目。12月30日晚上看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元旦晚上看芭蕾舞《白毛女》，2月2日晚上看上海雜技團的雜技，每次的座位都是前幾排。美國學生對《智取威虎山》都比較感興趣，華裔的董其昌更是興緻勃勃，他用流利的普通話對我說：「這個戲真好，特別是武術（指的武打動作）好看。」他還告訴我，在他們來中國之前，《紅色娘子軍》在紐約演出了一場，當地華人都擠著去看，一張椅子擠上了好幾個人，個個擠得渾身流汗。看《白毛女》時，在楊白勞被迫害致死時，有的女學生邊看邊用手帕擦眼淚；當演到王大春和喜兒抓到黃世仁的時候，他們都熱烈鼓掌。至於雜技節目，美國學生更是一次又一次地鼓掌。

美國大學生都對林彪的事情比較好奇。有一次，一位女學生在車上與我聊天，突然話題一轉問我：「你們的林彪副主席現在身體健康嗎？」翻譯忍不住笑了，邊笑邊跟我說：「其實，她們都知道了林彪的事，你笑一笑就沒事了。」我便按翻譯說的笑了笑，那位美國女大學生跟著抿著嘴笑了起來。對於林彪這個敏感問題，除這次外，美國朋友還涉及過一次，那是在上海外灘的一個大批判專欄前，有位女大學生問我：「這個大字報寫的是什麼內容？」我通過翻譯介紹是批判「天才史觀」。她馬上很敏感地提出：「大字報是個好形式，你們批判天才史觀，是不是有階級鬥爭新動向？」她已明顯地問到了批判林彪這件事上，我又只得笑了笑，她也再沒有問下去。其實這種圖文並茂的大批判專欄並不是大字報。後來，我發現他們雖說在美國就知道中國有「大字報」，但「大字報」具體是個什麼東西，他們弄不清。他們在居民新村參觀時，看到一些電線杆子上和牆上貼了一些「換房」之類小紙條，忙去問翻譯：「這些大字報寫的什麼內容？」翻譯向他們作了解釋，他們感到很奇怪：「那為什麼不去登廣告？」他們哪裡知道，中國那個時候已經取消了廣告。

在參觀的過程中，美國朋友絕大多數看得很認真。在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萬噸輪「風雲」號上，他們爬上爬下，熱情很高。看到船長的休息室只是比其他船員的休息室多了一張辦公桌，面積稍大一些，引起了他們大加讚揚，有的顯得很激動，認為這體現了「共產主義」。但他們發現了船上竟有四處英文差錯，「船長休息室」這塊掛在門前的銅牌上的英文字母就有錯字，弄得上海外事辦的同志很不好意思。

根據外事組的要求，我多次向美國朋友了解周恩來總理關心的「公害」情況，他們當時介紹很多污染的情況，現在都在我們國家重複。我記得他們說「公害」嚴重的地方，空氣使人心裡憋得難受；洛杉磯有的地區污染到了不敢讓小孩子上街，雞蛋不能吃的地步。他們正說著，車過蘇州河，一股刺鼻的氣味衝進車內，美國朋友們或用手捂鼻子，或用手作扇狀，有的說：「這就是公害」。我不好意思地說：「我想，我們國家會治理好的。」他們有的說：「相信會治理好的。」

美國這些進步大學生，對中國充滿好奇，尤其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化大革命」經歷和中國的現狀充滿好奇。他們參觀時提出很多問題，在我的記錄本上，記下了當年他們的提問。在黨的「一大」舊址參觀時，他們的問題是：「兩個第三國際代表，在『一大』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一大』代表的階級成份是什麼？五四運動與黨小組有沒有關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否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在黨的早期，有些大學生參加了黨，他們怎麼樣與工人聯繫的？黨成立初期，工農基礎怎麼樣？（革命）是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還是（工農）要求並不迫切……」

在船廠參觀，他們的問題問得更多：「文化革命前的機構是什麼樣的？女工有多少？文化革命前黨員有多少，現在有多少？船廠是否有醫院、託兒所？每個工人的工資有多少？對殘疾人怎麼安排工作？到這兒來參加勞動的大學生多不多，文革前多不多？軍代表的任務是什麼？對工人的政治學習怎麼抓的，採用什麼形式，具體學習什麼文章？船長、大副參不參加勞動？生產定額是不是要交群眾討論？工人有沒有自己的組織，有沒有工會，他們怎麼樣活動？」在他們與工廠代表座談的時候，工廠的高音喇叭響起了軍號聲，那個時候全國很多地方搞軍事化管理，所以我們中國人聽起來習以為常，但美國朋友很敏感，馬上問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工廠里響起軍號聲？

在聽完上海市革委會代表介紹「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后，美國大學生們提問題顯得特別熱烈。他們的問題有：「中央怎麼樣與劉少奇之流作鬥爭？五七幹校是怎麼開始的，它的作用，及怎樣開展活動？中國軍隊是怎麼樣得到鞏固的，為什麼能在緊急關頭支持文化大革命？『文革』對於國際的影響是什麼？上海人民公社與上海市革委會有什麼區別，怎麼區別，為什麼要改名字？上海的解放軍發揮了什麼作用？怎麼樣擊敗極『左』思潮？上海原有的工會組織現在怎麼樣了，走資派是不同於國民黨的資產階級，他們是新生的資產階級，他們原來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怎麼樣墮落為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婦聯的作用怎麼樣？怎麼樣把反帝與反修結合起來……」

在陪同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誰都沒說過「暴力革命」、「武裝鬥爭」這些中國革命中很強調的字眼，而當時我們國家又很強調這些內容，甚至於把是否承認「暴力革命」和「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作為馬列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水嶺。受當時理論影響的我，不由地問中聯部的一位老同志：「他們（美國朋友）為什麼不提搞武裝鬥爭？」那位老同志說，周恩來總理內部說過，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方法和經濟不發達國家可能不一樣。在黨與黨的關係上，也不要強加於人，各國革命者都可以根據本國的國情，選擇自己的道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觀點。

代表團每個成員都個性鮮明，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

在陪同美國進步大學生代表團的過程中，我們通過中聯部和上海外事組的翻譯同志，跟他們交上了朋友，他們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團長歇萊爾·希爾，是個高大的黑人姑娘，名為團長，但沒有團長的威風。雖然她在參觀時經常說：「我代表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可是每個代表團成員在發言中也總要說：「我代表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給人的感覺這個團里個個是團長。她在滬參觀時，顯得比較冷靜，可以用「勤看、勤記、勤問」來歸納她的行為。她也有稍稍激動的時候，在造船廠參觀時，廠里的造反派代表介紹了他們在「文革」中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的過程后，她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們作為革命者，看到了路線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我們回去后，也要用你們的精神搞革命，打倒美帝國主義。」她還說：「希望我們今天參觀過的輪船，能夠開到美國的西海岸。」她的話音一落，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在聽完上海市革委會介紹了上海「文革」的情況后，她又一次激動發言：「我們不但聽到了上海文化大革命鬥爭經驗，也聽到其它方面革命的經驗。回國后，我們要通過你們的對外友協，與你們通訊聯繫，使你們也了解美國人民鬥爭的情況。我們希望我們回國后，（所作所為）能反映出我們是在中國，在上海學習過的。」

副團長傑里·董，當年24歲，是1959年從上海到美國的。他長得很秀氣，五官端正，純書生一個，通過與他交談，發現他讀了不少毛主席的書。中聯部的同志告訴我，董其昌曾因參加反戰活動，入獄8個月。他在這個鬆散的代表團里，說話比那個黑人女團長靈得多，權威性大得多。大概是他不僅有組織能力，又會說流利的兩國語言。董很熱情，不僅跟我交上了朋友，還幫我當「翻譯」，我們當時聊了很多，我那時對外面世界完全是個「井中之蛙」，不停地向他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講什麼「解放全人類」之類。而他跟我講的多是反戰學生運動，聲勢十分浩大。元月一日下午我們到上海農村的「樣板」徐行公社參觀，一下汽車，看到的是綠色的田野，精巧的水泥白牆青瓦農舍，小船在田中的小河裡搖過，他站在一座石板橋上，長長地讚歎了一句：「什麼是天堂，這裡就是天堂。沒有公害，在寧靜的原野里，安居樂業，是多麼幸福。」他完全被田野風光陶醉了。

19歲的希拉芙·甘曼，是位參加學運多年的「老革命」了。她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的學生，學動物學專業，是加州「紅色支隊」成員。在迎新年那個晚上，他們集體表演「反戰」遊行時，她是最會鬧的一個。她也是最早主動向我了解情況的美國朋友之一。12月31日上午，我們陪美國朋友參觀上海機床廠，車上就通過翻譯聊開了。在徐行公社參觀時，她通過董其昌跟我講了她家裡的情況，說她父親是職業革命者，在麥卡錫時代沉默了一陣，後來又到鐵路上參加了工人運動，很有威望。過了幾年，被資產階級收買了，當了福利救濟事業的官員，很有錢，不久，就跟她媽媽離了婚。她母親身體不好，只好靠社會救濟過日子。甘曼一直跟著母親過，邊工作邊讀書，由於參加學生運動，她多次被老闆開除。她是來中國之前才找到工作，賺了錢交上了學費，加州大學的學費比較高。在整個代表團中，她可能是最窮的一個。

21歲的學歷史的大學生艾琳·克萊爾是俄羅斯人的後裔，長得很漂亮，走起路來很有勁。有天中午，她和幾位身體健壯的美國男學生一起在錦江飯店的籃球場打起籃球來，她在男子漢中間穿來穿去，靈巧極了。她的思緒非常快，愛發表意見。她對美國國內形勢的看法是：「反戰運動很活躍，但沒有馬列主義政黨的領導，就像中國的五四時期一樣，很混亂，甚至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了領導權。他們指責學生說，尼克松不正在越南撤軍嗎？在越南不就只剩下了十幾萬人了，你們還要尼克松幹什麼？」她對中國的情況也問得很細。在徐行公社參觀時，她在公社社員（農民）家裡問：「自留地和公社的土地，哪個產量高？」她幾次問我在學校學習歷史的情況，我說在學校還學習了美國歷史，她問我學了革命史沒有，我說學了美國獨立戰爭后的謝斯農民起義，她大聲反駁說那不是農民起義，而是農場主的起義。

27歲的魯道夫·昆努奈斯，留著濃黑的八字鬍，是個墨西哥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的學生。他是個熱情奔放的人，很願意跟我交談。他問我去過延安沒有？我說沒有去過，他自豪地說：「我們去了。」通過接觸，感到他的民族情緒比較強烈，他幾次說：「我們墨西哥歷史文化比美國強，但民族文化一直受到壓抑，我們在美國專講西班牙語，抗議美國的種族歧視。」他跟白人大學生約瑟夫·德雷斯納很合不來，總是爭論，有次在參觀中，不知為什麼兩人又辯論起來，他通過翻譯對我說：「有的白人，儘管他們也很窮，但總是有那麼種優越感，還想壓迫別人。幫助他們改變觀點是要花很多時間的。」魯道夫自命為「窮人」，那麼他「窮」到什麼程度？他一介紹情況，把一直認為美國有色人種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我，嚇了一大跳，他家不僅有房子汽車，還養了幾條大狗。他說：「我們這次來北京前，把狗專門送到了保管狗的地方，就像你們中國的託兒所一樣的地方，養了起來。」魯道夫最崇拜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毛澤東，另一位是格瓦拉。

回想起來，美國進步大學生代表團中，真正觀點「左」得嚇人的只有一個。這個人就是20歲的約瑟夫·德雷斯納，也就是總愛跟魯道夫爭論的白人大學生。當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已沒有「文革」初期那麼「左」了，在北京時，中聯部部長耿飈向他們介紹了我國的外交政策后，約瑟夫聽了很不滿意，他說：「沒想到中國的政策竟是這樣（不革命）。」不過，這位又高又胖，戴著一副闊邊大眼鏡的他，對中國還是很友好的。中國代表團去聯合國的時候，他是自發到機場歡迎的群眾之一，還拍攝了電影紀錄片。他把膠片都帶來了，想送給我國，但我國偏偏沒有放那種膠片的電影機，把膠片還給了他，弄得他滿臉不高興。他在上海期間很少說話，只是拿著攝影機不停地拍攝。可遇到他感興趣的事，他則問個不停，例如聽了上海「文革」情況介紹后，他連續問了好幾個問題：「解放軍起了什麼作用？」「怎麼樣擊敗極『左』思潮？」在參觀黨的「一大」舊址后的座談會上，他激動地站起來說：「我們美國也正在準備建黨，要在幾年內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儘管我們不會機械地照搬中國的經驗，但基本方法、原則，我們必須做到。」

1972年元月3日上午，我們到上海虹橋機場為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送行，他們下一站是廣州，那時中美還沒有直達航線，他們要經過香港回美國。我們把他們送到一架蘇制安－24飛機旁，這架飛機可以說是他們的包機，沒有別的乘客。他們在登機前和我們熱烈握手，大家都戀戀不捨，特別是那位墨西哥人魯道夫，臨上飛機前把我緊緊擁抱，用他那長著粗粗鬍子的嘴，在我面頰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我們一直看著飛機起飛，飛向天際……

選自：《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作者：譚毅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