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非常有可能創造出不同於西方的民主制度

南開大學朱光磊教授：在經過若干年的積極探索之後，中國誕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這個趨勢現在已經比較明顯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已經確立，但在「模式」方面，我們還很不成熟。
            
中國人民大學楊光斌教授：民主政治建設離不開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環境。我國民主政治的制度創新不斷湧現，如村民直接選舉、各種形式的參與式民主和協商民主，共同構成了「中國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

中國的民主制度處處體現創新
            
人民論壇：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民主問題，強調要加強民主政治建設。目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日益加快，中國的民主現狀也出現了日益喜人的形勢，那麼，您認為目前中國民主的現狀如何？
            
朱光磊：確實，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令人鼓舞。但是，相比較而言，我看還是把這一可喜的狀態表述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正在穩步前行，逐步推進較好。
            
我在國際學術交流和與一些港台學者的交往中，很多朋友流露出這樣的看法，即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比較慢，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我對他們講，不能脫離政治發展來考察中國的經濟進步。事實上，沒有巨大的政治變化和相應的政治發展，沒有執政黨和政府的有效組織，要實現在全面開放背景下近30年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特別是實現經濟形式和社會結構的多樣化是不可能的。貶低中國在各個方面的可喜進步，否定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積極變化，在思維方式上無疑是有重大問題的。
            
要充分肯定中國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20世紀70年代，最早啟動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改革，就既是經濟體制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80年代，啟動的包括私營企業主階層高速擴張在內的社會階層分化過程，如果沒有相應的、全面的社會政治變革予以支持可能嗎？90年代，中國終於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難道只是經濟變化嗎？今年全國「兩會」首次允許境外記者直接聯繫採訪代表、提供重要法律草案說明的英文版，將全國人代會的開放透明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楊光斌：從民主政治的形式上看，目前我國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民主，一是我們熟悉的選舉民主，二是協商民主。就選舉民主而言，根據我國選舉法，縣及縣以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直接選舉，縣以上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間接選舉。在選舉民主中，我們的制度創新主要體現在作為社會自治的村民選舉，其中有的是「海選」。因此，我國選舉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與自下而上的自發秩序相結合的雙重特徵，二者相輔相成。
            
我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中還具有濃厚的協商民主特徵，協商民主早就存在，但在民主形式上是一種新的歸納。比如，在政黨制度中，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就充分體現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政治協商原則；在國家與社會層面，各政府部門的聽證會制度事實上就是一種協商制度；在社會網路中，各人民群眾團體的溝通形式也是一種協商民主；在社區層面，浙江溫嶺地區的協商民主試驗引起廣泛關注。
            
我們看到，在新世紀，黨內民主政治建設也有了很大進展，比如從十六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彙報工作制度的建立、幹部選拔從常委會通過到全委會通過、一些地區的鄉黨委書記選舉的試驗，等等，都體現著執政黨的制度創新精神。黨內民主的形式既有選舉民主，也有協商民主。

民主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人民論壇：今年，全國「兩會」的報道受到國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印度信息網」對溫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作了摘要式報道，並評論指出，中國「兩會」的民主氣氛日漸濃厚，中國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您如何看待國外媒體對中國式民主的評價？外界媒體和中國自身對中國式民主的看法有何區別？
            
朱光磊：我認為，這個分析和評價客觀。在經過若干年的積極探索之後，在中國，誕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這個趨勢現在已經比較明顯了，但創新不可能是一個很容易的過程。從1982年中國現行憲法生效到今天已經25年了。我們已有的探索、成績和進步是在打基礎。可以相信，再經過與此大體相同時間的建設，即當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體制、新的政府過程穩健、連續地運作達到大約半個世紀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講這樣的話了。
            
中國目前在政治生活方面，既不同於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國家，也不同於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所實行過的制度。我們有許多的創新成就。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經濟形式早已多樣化，甚至也已經出現了潛在的社會利益團體，但我們處於中國改革狀態下的政治體系和政府過程，接受、容納了這些巨大的社會變化。在西方國家，他們會以競爭性的多黨制度的方式接受這樣的變化；而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所實行過的制度，我們改革前的政治體系，則都不可能孕育出，更不可能包容和接受這樣的變化。而我們現在做到了。
            
楊光斌：從印度媒體的關注我們至少看到這一點，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僅取決於其民主形式的完善，還關係到民主的其他因素，比如制度環境的完善、言論自由的憲法保障等等。中外媒體能夠比較寬鬆地報道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官員能夠自信地面對中外媒體，人民代表能夠暢所欲言，這本身就是一種民主政治的體現。這大概是國外媒體所感受到的中國式民主。
            
國外媒體尚沒有看到的是，我們除了注重民主形式的政治建設，更關心治理結果。事實上西方學術界已經有人開始以發展的結果即治理績效而非民主的形式來衡量我國的政治發展狀況。自國家產生那天起，它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實現「善治」。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前蘇聯的解體和一系列國家的政治轉型，使很多人陶醉於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的論說中。但是，回報卻是「兩顆子彈」式的選舉政治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倒退和道德衰敗。相反，我國大陸卻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治理績效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自己的問題。這就必然提出這樣的問題，實現國家善治的路徑是唯一的嗎？一方面，誰也不會否認民主和自由的普世性價值，因此我們在致力於各種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設。另一方面，我們還需要從自己的傳統政治文化中尋求治理資源，在制度建設中應該能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中國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確立

人民論壇：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您如何看待我國自身的民主模式？中國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經建立？
            
朱光磊：這個問題，要區分幾個層次。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已經確立。但是，當時民主模式和民主的運行機制還相當簡單。
            
1982年現行憲法生效，則不僅標誌著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而且可喜的是，我們對民主模式和民主運行機制的探索和建設工作在新的時代基點上拉開了序幕。我們剛剛談到的一系列巨大的政治變化都是由此展開的。
            
關於民主的問題，世界上有數不清的觀點和學派。但是，說到底民主解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由誰統治」的問題，一個是「怎麼統治」的問題。從歷史和發展上看，社會主義制度在「由誰統治」，也即「統治的主體」方面，具有突出的優勢和提升潛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說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已經確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在「怎麼統治」，在「統治和管理的程序方面」，也即在您說的「模式」，還有我喜歡強調的「政府過程」等方面，我們還缺乏歷史的積澱，還很不成熟，還需要繼續努力，需要不斷探索，也即暫時還不好說「中國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經建立」。但是，前途已經趨於明朗，我們對「中國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確立，可以持樂觀的態度，但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期待，而在於探索和努力！
            
楊光斌：溫總理在本次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說民主是普世性價值，這是我國在民主理論和民主政治認識上的重大突破，雖然此前在學界很多人有這樣的看法，有國家領導人在國外有類似的說法，但是在國內由政府總理作出這樣的「政治宣示」還是第一次。承認民主是普世性價值，既回答了我們從哪兒來，又指出了我們向哪兒去這樣的方向性問題。我們從哪兒來？我們的政權是在追求民主與自由、反抗壓迫中誕生的；我們向哪兒去？當然不能忘記我們的初始目標，即民主和自由。我們知道，在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既有自下而上的英國―美國道路，也有自上而下的由官僚體系推動的法國―德國道路，還有由政黨組織主導的俄國―中國道路。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意味著建設民主政治的模式也是不一樣的，民主政治建設離不開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環境。
            
就我國而言，在經濟改革開放而帶來的社會轉型中，民主政治的制度創新不斷湧現，比如從基層社會「自發」成長起來的村民選舉這樣的基層直接民主、新興社會中間組織參與公共政策過程而體現的參與式民主、早就存在而新近被命名的各種形式的協商民主，等等，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從民主的形式上看，我國的民主政治形式在理論話語上和其他國家並沒有多少區隔，但是實現民主的過程則是中國式的，比如參與式民主中社會組織和政府的關係，協商民主中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的關係，都是中國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