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 中國與西方--炫耀肌肉的時代

2009年3月19日《經濟學人》印刷版
翻譯：CommonData


陽光明媚的春日午後，這個房間卻略顯沉悶，許多好不容易擠進房間的人後悔不該穿外套進來。只有幸運的人才能佔到有限的幾個座位，其餘的人則接踵摩肩的塞滿了這間旅館辦公室，他們都在聚精會神地傾聽一個半小時的胡言亂語，內容涉及美帝國主義的威脅，以及全球經濟危機怎樣造成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正在上升的對抗。

坐在一幅巨大的毛澤東青年時代肖像前面，張宏良（音）很清楚怎樣撩撥他那些鄙視自由的民族主義聽眾。他的演講漫無邊際，時而對毛不惜溢美之詞，時而輕蔑的嘲笑美國（既無歷史也沒有文化），時而又發出一旦右派（自由主義者）得勢「白色恐怖」將降臨的警告。他認為，經濟危機完全是西方國家的責任，而且隨著危機深入，他們會打中國的注意。現在是時候建造一艘航母了。與美國的一場戰爭可能「兩敗俱傷」，但中國不應當對此感到害怕。

全球經濟動蕩不安，中國的「左派們」卻越發活躍。張先生屬於一個極端邊緣化的派別，他們主張毛澤東的平等主義、國家所有制，並確信美國是敵人。他的研討會由「毛澤東旗幟網」（Maoflag）負責舉辦，後者是志趣相投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大本營，在那裡瀰漫著各種支持共產主義的華麗言論，並把他們的國家看作受害者，渴望復仇。去年十二月份是毛的一百一十五歲生日，政府對此刻意淡化，但上述論壇中的常客從遍布全國的自發紀念活動中得到了鼓舞。

很少有跡象表明激進的毛主義者打算捲土重來，但他們的民族主義有著廣泛的吸引力。隨著西方國家陷入金融動蕩，各國領導人似乎特別希望現金充裕的中國施以援手，於是中國看到了自己的戰略機會。甚至早在去年末金融危機開始撞擊這個國家之前，民族主義就已被煮沸。無論三月的tbt事件，還是西方國家對大束負的支持，又或是中國在北京夏季奧運會上的競技勝利，從民眾對上述事件的反應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而如今，正在遭受折磨的西方國家為曾被禁錮的輕蔑提供了合適的靶子，甚至連平時謹小慎微的該國政府也開始在國際舞台上「伸展肌肉」。

在過去二十年絕大多數時間裡，除卻1995-96年對台灣，以及2001年對美國的突然發作，中國一直在國際舞台上謹慎的博弈著。這一思路可以用決策者們慣用來提煉思想的簡練四字措辭來概括。正如鄧小平晚年所言：保持低調，決不當頭，冷靜觀察，韜光養晦。但隨著全球經濟陷入危機，西方國家明顯虛弱，官員們有了新的想法。

在公開場合，中國領袖們仍然試圖讓各國放心。今年一月末二月初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期間曾著重強調，中國的發展不會威脅到任何人。他還在劍橋大學表示（此時發生了一個更為有名的事件，一名德國抗議學生把鞋子仍向總理所處的方位），中國將會是一個和平、友好的「大國」（great power）。西方一些敏感的外交官特別注意到「大國」這個措詞，但危機之前溫先生就已經常常用這一措辭形容中國。為了照顧外國人的感受，由政府新聞機構新華社發表的演說搞中，這個辭彙被替換成了「國家」（country）。

然而，在tbt問題上，中國開始寸土不讓。去年三月事件之後，該國曾對西方輿論作出少許讓步，與大賴代表舉行三輪對話，但之後便失去了興趣。這個月XX事件五十周年期間，大規模安全限制被施加於tbt高原，以防止任何抗議。外國記者基本都被拒之門外。

二月末，中國熱情的迎接了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它有理由感到驕傲，因為一位重要的美國官員正在明確的尋求中國幫助。1995年訪問北京期間，柯林頓女士曾自豪的炫耀自己當時曾多麼有力的強調過人權問題，但如今她提出，中國在這方面的不良記錄不在兩國應對金融危機和全球變暖方面的問題之列。在毛旗網的研討會上，張先生也為她這種新鮮、溫柔的腔調所陶醉。

柯林頓女士離去兩周之後，中國船隻在南中國海騷擾了一艘未經武裝的美國船——無暇號。當時該船距離中國海岸線不過75英里（120公里）之遙，而且該船似乎正在尋找中國潛艇。不過雖有中國反對，美國海軍其實一直在靠近中國的公海海域監視軍事活動。但這次中國的反應比往常更具侵略性，該國船隻包圍了無暇號，並試圖阻止其撤離。美國後來則派出一艘導彈驅逐艦保護無暇號。

一次謹慎的試探

2001年，當時一架中國戰鬥機撞擊一架美國偵察機，迫使其降落在一個中國機場，美國飛行員被滯留了十一天，自此之後，考慮到給雙方關係帶來的巨大衝擊，中國顯然不願在這方面走得太遠。這次中國派遣了一艘漁政船（而不是一艘對應的驅逐艦）前往事發地區。但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音）表示，最近的這次事件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在處理與西方的關係方面表現表現出一種少有的成熟（此處原文為robustness——魯棒，譯者）。

中國或許不情願太過刺激美國，但對歐洲則完全不同。去年十二月份，該國唐突的決定取消原計劃與歐盟舉行的一次峰會，這表明即便在全球危機期間，它也準備對最大貿易夥伴的領袖們傳遞一種強烈的冷遇。事情源於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與大賴的一次會晤，當時法國是歐盟主席國。歐盟與中國已經商定，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再次策劃他們的峰會，但薩科奇先生仍沒有得到諒解。最近，當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歐洲時，刻意避開了法國。「我看了一下行程表上的地圖，路線正好環繞著法國」，他（溫）說。

鄧先生不做出頭鳥的忠告並沒有被拋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滕去年七月在寫給《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中認為，解決目前全球經濟問題的鑰匙握在兩個大國手中——中國和美國，一些人將其稱之為G2，但中國對此反應冷淡。弗雷德指出，中國正繼續「像一個對全球體系影響不大的小國那樣行事，因此對這個體系負有很少的責任」。即便在這次全球危機之前，中國也對國際規則與體制構成了越來越多的挑戰，伯格斯滕先生認為：由於全球貿易談判多哈回合受阻，讓各國不再關心人權或是環境議題，並對一種靈活的匯率政策產生抵抗。最好是，他建議說，中國和美國作為G2聯合行動，「共同領導全球經濟體系」。

三月六日，世界銀行負責人羅伯特·佐利克及其首席經濟學家林逸夫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對「G2」的主意表達了喜愛。但他們沒有重複伯格斯滕先生對於中國人「拒不服從」的批評，他們認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G2，G20將無所作為」。不過，一些中國官員將其看作一個陷阱。新華社出版的《瞭望》認為，中國學者們相信這一建議「有害無益」。美國永遠不會放棄自己對全世界的支配，而中國無論如何也不會謀求霸權。

但對於其全球實力日益增長的提法，中國無疑很受用。正如一位西方外交人士所言，今年四月二日將在倫敦舉行的G20峰會上，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將與其中國同行胡錦濤會晤，這次會面的重要性將遠超G20峰會本身。而在上次G20峰會期間，中國通過宣布價值四萬億人民幣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賺足了眼球。這次謠言仍在散播，認為中國將藉此機會揭示另外一個秘而不宣的計劃，但這對每個人都是好事。

但無論如何，中國不會試圖篡奪美國的地位。該國正在為自己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爭取更大的話語權，並結束只有美國行使否決權的局面。但該國並未要求自己得到否決權。在三月十三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溫先生對中國是否將更多資金注入IMF，以令該組織有能力處理金融危機的問題避而不談。外交人士們相信，中國拿出多少錢，將依賴於他們得到多少話語權。三月十七日官方報紙《中國日報》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位有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余永定（音）的話，認為中國不該為IMF掏出太多的錢，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某些處於IMF營救名單上的國家，特別是一些歐洲國家，有一種「反華心態」。

到美國購物

中國怎樣利用目前的經濟危機推動自己的戰略影響力，一些中國學者和評論家們已經給出不少更為激進的版本。由政府智庫出版的一本雜誌《經濟參考》最近一篇文章認為，危機將嚴重弱化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力量。這將為中國強化自己的地位創造一個「歷史機遇」。中國應向東南亞國家出口資本，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此舉將有助於防止政治動亂，並在這一地區贏得戰略影響力。

對於美國，這篇文章談到，中國應購買其企業，以獲得技術和知識。如果美國對此表現出猶豫，「中國政府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美元儲備當作籌碼，迫使美國政府同意中國的要求」。外交人士表示，一些中國低階官員口中已經發出威脅，如果美國對中國在tbt的作為感到憤怒，中國可能會拋售美國的主權債券；例如，奧巴馬先生與大賴的一次會晤可能就是導火索。沒有多少人相信中國會真的採取這種自我殺傷的戰術，但這種觀點的出現也表明某些官員急於出位。三月十八日，中國決定引用反壟斷法阻止可口可樂公司對中國飲料生產商匯源價值二十四億美元的收購，某些美國人可能會將此事看作證據。

今年二月，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拉丁美洲期間，也曾流露過這種自信。在與墨西哥華僑會晤期間，習先生——普遍認為他將是胡錦濤主席的繼承者——指責說「那些吃得很好但是沒什麼更好的事做」的外國人對中國「指手畫腳」。習先生表示，他的國家不會出口革命或是貧窮或是飢餓或是「折騰」給其他國家，「那麼你還能說什麼呢」？習先生那些更為圓滑的同事認為這是一次走得太遠的爆發，因此雖然民族主義網站對此欣喜若狂，但國內媒體禁止報道他的上述評論。

中國領袖們正在煞費苦心的試圖避免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中國正在動搖其對市場資本主義的承諾（儘管其中摻雜著大量政府的干預）。但中國自己的經濟也正在遭受金融動蕩的重創。官員們估計，由於生產大量廉價出口商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關閉了天窗，已經導致大約兩千萬流動勞工失去工作。白領勞工也開始經受折磨。一些人已經失業，更多人在獎金和薪酬方面遭受損失。雖然不能達到去年9%的增長水平，但中國領袖們仍然認為該國今年增長可以達到8%。世界銀行的預測是6.5%，並提醒說中國「在全球經濟一片漆黑的背景下仍是一個亮點」。不過，繁榮時代肯定已經結束了。

亞當·斯密的信徒

從危機開始以來，中國領袖們始終在指責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危險，因為他們深知與西方的貿易是自己的生命線。讓中國許多在線左派們惱火不已的是，溫先生反覆在演講中和記者面前高度讚揚亞當·斯密。在倫敦，他對《金融時報》暴料說，自己把斯密的《道德情操論》隨時帶在提包里。


正如溫先生解釋的那樣，這本書的一個重要主旨就是，如果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被所有人享受到，這就是一種「道德敗壞」，並將威脅社會穩定。在許多因為中國快速增長的成果被及不均衡的分配現實所激怒的中國人那裡，這種觀點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在國內，中國領袖們或許可能因為他們面對西方同行的直言不諱而得分。但他們也清楚，一旦對國內那些因受到經濟放緩影響的犧牲者們所作的幫助不夠，自己也很容易受到批評。通過強調斯密理論的這一個方面，溫先生正在試圖展示自己的這種關懷。

西方政府正在為怎樣處理這次危機而感到苦惱，但中國政府並不願類似辯論煩擾他們。這個月中國的議會——NPC年度會議上，會期被縮短為九天，而不是通常的兩周。而且，儘管官方媒體也希望得到更多有關投資計劃的細節，但政府設定的議程中對此幾乎沒有提及。議會主席吳邦國利用這個機會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演說，反對西方式的民主。「黨的領導只會更加堅強而不是軟弱」，他對代表們說。由於吳先生這番講話語氣嚴肅，不禁令人想到其中尚有其它意味。

但在這次會議上，並沒有什麼新的刺激措施被揭示。政府只是大略的表示，用於醫療保障改革的獨立大規模開支計劃（三年八千五百億元）將於大會之後定稿。他們對對公眾關心的事務略表關心，表示將用於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從經濟刺激計劃中1%的比例提升至4%。用於基礎建設方面的開支將從45%下降至38%。不過，用於環保的開支也被從9%削減至5%。中國的綠色承諾似乎正在退色。


左派們有理由感到高興。國營企業（SOEs）將從經濟刺激開支中得到巨大好處（毛旗網的支持者們仍在就十年前是否應拆分許多中國的SOEs爭執不已）。但中國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擔心，國營銀行和他們的SOE盟友將瓜分這道戰利品，而把中小民營企業仍在路邊。他們也擔心改革就此熄火。

中國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自由派智庫，該組織剛剛發表了一份長達171頁的報告，題為《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改革的挑戰》。該報告將這次經濟危機形容為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年來遇到的最大問題（不亞於已經經歷過的89、97亞洲金融危機和造成百萬人下崗的國企重組）。

該報告認為，沒有進一步的市場取向的改革，經濟刺激計劃將不僅無法達到預期目的，而且會造成長期隱患。報告認為，需要改變的包括政府對水電價格的管制，以及政府對一些行業，比如電信、鐵路和航空的壟斷。報告呼籲，應加快金融改革，比如鼓勵非國有金融機構，放開利率管制，並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

三月十三日，在議會閉幕式上，溫先生表示，中國要用「加快改革」來反擊危機。他表示，將「完全用市場來扮演分配資源的角色」並鼓勵發展民營部門。他還說道，為了保證「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不過，經濟危機並不會弔起官員們對於變革的胃口。許多人更加確信，政府在經濟中獨大的角色（它並不僅是銀行的所有者），以及一黨體制是一種助益（在哪兒還有能同樣的政府宣布如此大規模的開支計劃而不必經過羅嗦的辯論？），而不是障礙。

隨著危機深入，政府很有可能在國內政策上越來越謹慎小心。但是，如果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情緒增長，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們反而會更加傾向於要求他們的政府站出來說話。本月，一本名為《中國不高興》（Unhappy China）的書在中國出版，作者旨在利用公眾對西方大範圍的不滿情緒。作為一種嘗試，該書認為金融危機可能造成妒火中燒的西方國家為了保持對中國的控制而對其發動戰爭。

這類暗淡的描寫並不多。該書作者之一表示。政府對這本書的擔憂在於它可能會燃起西方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警惕。為了不致引起印度的不適，出版商刪掉了這部書中關於1975年印度吞併錫金的部分。中國樂於成為NO.1，但他們仍然不願樹立強大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