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邵建：匹夫有難 國家有責

這其實是2008年5月份的一個話題。和朋友聊天時，聊及當時發生的汶川大地震。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遠離災區的人，最好的支援方式就是捐資捐款。網上有關募捐的帖子很多，其中不乏這樣的呼籲：「國家有難，匹夫有責」。聊到這句話時，我當即表示了不贊同。我說，不是「國家有難，匹夫有責」，而是「匹夫有難，國家有責」。當時想把這個想法寫出，但，災難眉睫之際，下筆未合時宜。為免遭誤會，不妨暫時隱忍。現在可以表述我的看法了。
　　
　　「國家有難，匹夫有責」乃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變體，後者出自清初大儒顧炎武。但，將「天下」轉換為「國家」，則有違顧氏本意。因為在顧氏原來的上下文中，是特意將「國」與「天下」作分別的。明亡清興，改朝換代，在顧氏眼裡這是亡國，並非亡天下。且看他這樣自問：「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明清轉換是換了皇帝，亡國只是對擁有「家天下」的皇帝而言的，與匹夫無關。亡天下不同，那是亡失了維繫天下的儒文化。仁義是儒文化的核心，如果仁義阻塞，不得流行，以至野獸吃人，人與人也將互食，天下就徹底亡了（亦即人將不人，社會回到了史前）。
　　
　　因此，顧炎武進一步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如果保國是君臣之間的事，那麼，以仁義保天下則是每個人的事；因為事關自己，即使匹夫，亦有責任。後人（梁啟超？）很精彩地將這個意思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見，這裡的「天下」是不可易為「國」與「國家」的。
　　
　　如果可以溯源，周秦以來的統治社會，「國」先是諸侯的封地，「家」又是卿大夫的采邑。無論「國」還是「家」，都是諸侯和卿大夫可以世襲的私產。匹夫就像土地，不過是他們的私產中的一部分。自秦皇始，分封變郡縣，「國」與「家」合併，俱為皇帝收編，整個「國」成了皇姓一氏的「家天下」。既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奴役般做臣子的匹夫，又操什麼國與家的心呢，至少還輪不上。
　　
　　所以，顧炎武不說「國家」說「天下」。但，細究起來，「天下」亦非確詞。帝制以前，天下是周天子的，包括分出去的封地和采邑。帝制以後，皇帝索性不分，故駱賓王仰天長嘯：「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這天下在漢為劉，在唐為李，在宋為趙，在明為朱，在清則為愛新覺羅氏。可見，皇權社會的話語譜系中，顧炎武找不到合適的詞替代「天下」。其實，根據顧氏的意思，可以把它置換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社會興亡，人人有責，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住在社會裡。
　　
　　顧炎武時代不論。現代國家形態主要有兩種，一種集權性質，一種民主性質。集權如同皇權，卻比皇權更甚。匹夫（個人）在這種國家中賤如草芥，他或她只有責任，沒有權利。因此無論皇權，還是集權，都很喜歡說「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因為責任全在匹夫，權力卻盡在國家。
　　
　　但，這八個字如果放在民主國家，礙難行通。民主的本義是民治，即公民自治。公民選舉代表，使之組成政府，由此進行社會管理。政府由納稅人的賦稅維持。對外，它代表國家，行使主權。對內，它維護社會，為全民提供公共性的安全、保障和福利。這既是國家的職能，又是國家的義務；而享有這些國家職能和義務的，則是公民的權利。否則，作為匹夫，他或她為何要以賦稅供養它。
　　
　　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我為什麼不贊成「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其實，國家有難，總在匹夫。即以汶川大地震言，難道不是無數匹夫在承受。因此，真正的問題是，匹夫有難，國家如何。答曰：它必須履行上述職責，以幫助無數受難的匹夫。如果說我個人對災區的捐助，還可以是出於人道主義；國家救助則註定沒有慈善之類的美名，它義務在此。這就是我所謂的「匹夫有難，國家有責」，而且責無旁貸。
　　
　　有句話這裡必須甄別，美國總統肯尼迪當年就職總統時曾說：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這位民主黨領袖的觀點自打我聞之，便無從贊同。民主國家，公民在向國家完稅的同時，便完成了他對國家的義務，你還要他做什麼。如果要做，就是看守著國家這個龐然大物（亦即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看它能為公民做什麼、又如何做。這，既是匹夫的權利，也可以引為匹夫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