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這本書竟是如此沉重

這本書，放在我這裡，已經一年多，竟是如此的沉重。
　　我的眼前總是閃爍著那樣一雙眼睛：充滿了渴求與疑惑。
　　那是我在退休以後，第一次回北大講課，課後很多人圍著我，突然有人塞上兩冊厚厚的書，我抬頭一看，就與這樣的目光相遇，心裡一震。待要說話，人已經不見了。回到家裡，連忙打開書看，發現夾著一封信，是作者孫世祥的弟弟（顯然是送書人）寫的，信中講述的作者和書的故事，再一次讓我為之震撼。
　　一個出生在滇東北最邊遠、最貧困的山區的巧家法喇村的農民的兒子，靠苦讀走出大山來到省城工作，卻念念不忘培育自己的土地，以及仍在貧困中掙扎，陷於無望中的父老鄉親，於是拿起了手中的筆，先後寫了近二百萬字的四部紀實性作品，作為試筆，又在此基礎上，嘔心瀝血，寫出了這部百萬字的小說《神史》，並準備再用十年時間修改打磨，定要使其成為傳世之作。但命運多舛，在他三十二歲，風華正茂的時候，因肝硬化醫治無效而驟然去世。他的兩個弟弟（孫世美、孫世先）又接續他的事業，一面整理堆積如山的遺作（除《神史》外，還有長篇小說《鄉長》及多部詩歌、散文集與研究著作），一面為《神史》一書的出版而四處奔波，卻處處碰壁。在絕望中偶然遇見了後來成為本書責任編輯的尹傑先生。尹傑先生事後回憶說，最初他也是為兄弟情誼所感動，對書本身並未注意，拖了兩個多月，才在偶然中隨手翻看文稿，沒有想到看到的那一頁，描寫的竟是小說主人公孫富貴的父親深夜送兒子上學的情景，和自己少年時代的經歷極其相近，頓時產生了生命的感應。於是用半月時間一口氣將全書讀完，又一次次喚起自己的苦難記憶，以致被作品表現得驚人的真實的農村苦難所壓倒，竟感到全身不適，猶如生病一般。尹傑先生說，這種感覺是自己在二十五年前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時才有過；於是，冥冥中彷彿有一種力量催促自己必須成為這本書的整理與出版者：這是一種責任，更是自己生命的內在要求。
　　這樣，在為《神史》出版的苦鬥中，孫氏兄弟之外，又多了一位有眼光、有良知的編輯。陸續加入這支隊伍的，還有書的前言里所提及的陳正彪、夏代忠、周文林、方紹忠諸位先生，相信每一個人與這本書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相遇，都會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於是，這本書的出版，成了一個夙願，一個排解不開的情結，一個社會文化與心靈的「事件」。
　　而且說這是一場「苦鬥」也並非誇飾：書的出版真正是困難重重，可謂一波三折。我至今也沒有完全弄清楚其中的曲折。但結果是知道的：書於二○○四年九月在刪除了十萬字之後出版，已經折騰了三年。而孫家前後付出了將近十一萬元：孫世美、孫世先兄弟倆說服了因痛失長子已經病倒在床上的父母，將一處住房出賣，還欠下了將近五萬元的貸款。這個已經處於極度貧困狀態的農民家庭，難道不害怕被這如山的債務所壓垮？他們可以說是不惜傾家蕩產，也要把這本書出版！這是怎樣的決心和代價啊！——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正是懷著這些疑問，打開了這本書。小說一開頭通過一位外地調來的李老師的眼光，將法喇村的外在貧困一一展現，確實很抓人；但作者描寫的筆觸深入到鄉村生活更內在的層面，就產生了閱讀障礙。我的感受幾乎與尹傑先生一樣:「書中對家族之間錯綜複雜關係不厭其煩的描述，讓我感到沉悶又疲憊，在毫無閱讀快感的心境下，不時將書稿推至遠處。」我明白，這冗長的多少有些自然主義的描寫，是來自生活本身的沉悶與瑣細，這背後有驚人的讓人不堪承受的真實，是對自己追求快感的閱讀習慣的挑戰。更重要的是，我同樣從這本書的字裡行間看見了那雙充滿渴求與疑惑的眼光，如此執拗地凝視著我，我實在無法迴避。我不得不承認，這本書對於我，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使我既想讀又怕讀，無論怎樣，我既已打開這本書，就再也擺脫不了它，它已經和我的生命發生了某種關聯。於是，我讀了又放，放了又讀，痛苦地而又不無迷戀地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對於以閱讀與研究各類文本為職業的我，這是一個雖不能說全新也是少有的閱讀經驗。
　　而且，我不斷地接到作者的弟弟孫世先的電話，緊張地，充滿歉意地，然而又是執拗地問一個問題:「我哥的這本書，有沒有意義與價值？」後來，我與尹傑先生見面時，他告訴我，孫世祥的病重的母親，也是這樣一再地問，人們怎樣看待他的兒子寫的這本書？
　　有一天，孫世先突然闖進了我的家，依然用那種充滿渴求與疑惑的眼光看著我，我正準備和他討論他哥的書，他卻談起了他的家鄉，雲南農村裡的鄉親的生存困境，談起鄉村的建設與改造，並且告訴我，他和他的朋友正準備做一點實實在在支教支農的工作，聽說我對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興趣，因此，是特地來聽取我的意見的。整整一個上午，我們談得非常的投合，儘管沒有提到，卻分明可以感覺到當年曾兩次到貧苦地區去支教扶貧的他的大哥彷彿也在參加我們的討論。於是就在他告別離去的那一剎那，我對一直迷惑我的一個問題——孫氏兄弟為什麼如此執拗，不屈不撓地非要寫書、出書，一再地追問書的價值——突然有了一個感悟：或許他們追求的不僅是個人的價值與家庭的地位，還有著更為廣大的關懷？但似乎一時也說不清楚。
　　有好幾天，我都在想著這個問題。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魯迅——這大概是我的一個思維習慣：遇到問題，總喜歡到魯迅那裡去尋求靈感，而且似乎總會獲得某些啟示。這回又是這樣：我突然想起魯迅的一個觀點。他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自序》里，提到中國的百姓由於受到等級制度的束縛，由於漢字之難，被剝奪了受教育與言說的權利，只能「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因此，「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像他自己，「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只能寫出「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而把希望寄托在「將來，圍在高牆裡面的一切人眾，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我突然明白，孫世祥在他提筆寫作時，心裡所想的，就是要為養育他的中國的農民，「沉默的國民」說話，畫出他們的靈魂，寫出他們真實的生存狀態，在這個已經將他們遺忘的中國與世界，自己來發出聲音！
　　正是在這神聖使命的召喚下，孫世祥獻出了生命，他的兩個兄弟又在父母的支持下，拚命將所能有的一切，全部投擲進去，可謂「前仆後繼」！借用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里的說法，「這是怎樣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他們眼光里的「渴求」，更是對我們這個冷漠的，世故的，虛華的，失魂的文壇的一個挑戰，而他們的「疑惑」，則逼使我們必須直面這樣的現實：今天的中國，普通的民眾依然「圍在高牆裡」，他們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得到社會的承認，依然「難於上青天」。作為擁有一定話語權的知識分子，我不能迴避自己的責任：這大概就是這本書讓我感到如此沉重而不安的原因。
　　尹傑先生告訴我，對這本書的主要批評是文學性不強，不能讓人賞心悅目，因此也沒有閱讀市場。
　　又是「文學性」！多少年我們都為之爭論不休，以致我這個研究文學的人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不知道文學為何物了。但我仍固執地（這一點倒與孫家弟兄有些相似）記住魯迅（又是魯迅！）的兩個文學觀。魯迅認為，《紅樓夢》這樣的文學經典的價值就在於「敢於如實描寫，並無偽飾」（《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因此他召喚文學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論睜了眼看》）。魯迅還說：「詩人者，攖人心者也。」（《摩羅詩力說》）文學就是要攪動人的靈魂。當然，魯迅並沒有試圖為文學下定義，文學也可以有多種功能，多種類型，能夠「賞心悅目」的文學也自有其價值；但反過來我們至少也得承認魯迅說的「毫無偽飾」，如實寫出現實人生的「血和肉」，因而要攪得讀者靈魂不安的如《神史》這樣的作品也是文學，而且具有其獨特的文學價值吧？還是魯迅說得好：作品只要「能移人情」，影響人的精神與情感，「對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攪亂你們的文苑」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不錯，這樣的沉重、沉痛之作，在當今的中國，確實沒有市場，這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但文學作品的價值是只能由市場來決定的嗎？一片鶯歌燕舞，粉飾太平，不正說明我們的社會在某些方面出了問題，我們正要呼喚這樣的「無偽飾」、「攖人心」的文學嗎？

　　尹傑先生在他寫在本書前面的話里，強調這是「一部具有獨特的藝術震撼力和深刻的社會認識價值的書」，而他「考慮得最多的是它的社會學、人類學、倫理學的價值」。這也是進入這本書的一個角度吧。
　　我讀這本書，最受震撼的，是小說的結尾。整部小說的結構是由兩條線索相互纏繞而成，同時展現了以法喇村為中心的滇東北農村這三十年的發展歷史，以及小說主人公孫富貴（孫天儔、孫天主、孫無名）的個人奮鬥、掙扎史。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前者是所謂「記事者似史（書）而悠謬」，後者是「託人者似子（書）而淺薄」；前者是「瑣屑之言」，後者乃「狂夫之議」。小說取名為《神史》，如尹傑先生所說，意在「人剛則為神」，顯然更看重後者。而這兩條線索的最後糾結，卻是祖父剛剛撒手，全家、全村寄以希望的年輕主人公即突然死亡，這幾乎成了一個讖語，不僅是作者對自己生命發展的不祥預感，更是作者對現實農村生活的發展的嚴峻預言：老的一代，年輕的一代都將離去，只剩下「半痴半癱」的父母一代苟活在這貧瘠的土地上。而主人公的死亡，更是意味著一個「有關事業、雄心和夢想的故事」的夭折。——這兩個方面的「結局」都是驚心動魄的。
　　於是我們注意到了小說的題詞：「一個荒涼村」，「廿年悲辛事」。小說所要描寫的正是法喇村（它可以看作是滇東北，以至整個西部地區農村的縮影）二十年的變遷：這是一個日見「荒涼」、日趨衰敗的歷史過程。這荒涼、衰敗不僅表現在土地荒蕪，生活貧困，更是精神的貧困，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是「精氣神兒散了」。我們談三農問題，往往著眼於物質層面，卻忽略了精神、心靈的問題，這其實是更帶根本性，也是更難解決的。而這正是文學所關注的領域。就我自己的閱讀感受，《神史》一書對農村精神荒蕪現象的生動描述，是最為觸目也最發人深思的。
　　我們已經說過，家族關係的瑣屑描述，是小說的一個重點。在小說的上卷里，作者一方面寫家族內部無休止的爭鬥，使人不勝其煩；但又處處流露出濃濃的親情，那「一家有事，全族人傾巢相助」的古風猶存，家族依然起著凝聚農村社會的作用。而且也正是「光宗耀祖」的觀念，才培育出了小說主人公這樣的具有雄才大志的誓要改變農村面貌的年輕人，成為農村變革的內在動力。但到了小說的下卷，隨著「廿年悲辛」，家族的親情越來越淡薄，而小說結尾祖父的去世更是意味著家族凝聚力的徹底喪失。農村基層組織的狀況小說未做詳盡描寫，但也仍然寫到了其原本與家族勢力的密切聯繫；家族的衰落，以及自身的腐敗（小說有所涉及），也最後導致基層組織在農村生活中的退出，其與農民的關係，確實只剩下多一層盤剝而已。作者正是以其冷峻的筆觸提醒人們注意：中國的農村，特別是西部農村，已經如同一盤散沙，沒有任何組織力量能夠把農民凝集起來。這樣的內在組織力的喪失，將成為農村建設與改造的最大障礙，這個問題不解決，所謂「新農村建設」就只會是一個外在強勢資源的導入，不能使農民成為農村變革的主導力量，也就不可能真正在農村紮根，只要外部強勢資源削弱或退出，農村變革就自然停頓以至恢復原狀。以往的農村變革，以至今天的許多「支農」活動一再出現所謂「人一走，茶就涼」、「雨過地皮濕」的現象，原因就在於此。從這一角度看，《神史》一書對農村凝聚力喪失的揭示，是具有警世作用的。
　　我讀小說的下卷，尤感震驚的是，隨著「廿年悲辛」，農村中的年輕人與鄉村知識分子（大中學畢業生），生存狀態與精神面貌的變化，這也是小說描寫的一個重點。這些人是農村最富有活力的力量，在小說上卷，也就是在八十年代，他們也曾經充滿希望，奮發圖強，小說主人公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二十年後，他們卻紛紛逃離農村，但也無法融入城市，成為都市流浪者；沒有離開，或因不能在城市立足又回到農村的，也依然不能也不願融入農村社會，成了鄉村浪子。因為現實生活的困境，又看不到任何前途，他們精神極度頹廢，因為生存空間的狹窄，又陷入惡性的生存競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仍然堅持自己的理想、依然做夢的小說主人公，也就越來越成為一個異類，一個「瘋子」， 越來越邊緣化，以致成為殘酷打擊的對象，這樣一位本應作為農村建設與改造的動力的鄉村精英，卻為當下中國農村所不容，這是一代農村青年和鄉村知識分子的悲劇，它同時也意味著農村變革的內在動力的喪失，它與前述農村內在組織力的喪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其嚴峻的中國農村的現實圖景。
　　小說作者毫不掩飾地要傳達給我們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絕望的圖景，絕望的情緒，他著意安排小說主人公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死亡，正是要把這絕望推向極致。這樣的對絕望的正視本身，就是對我們的某些思維習慣、審美習慣的挑戰：我們總喜歡用虛幻的希望來自欺欺人，而看不到絕望的力量，即如魯迅所說，「於無所希望中得救」：唯有正視絕望的現實，才有可能真正反抗絕望，從而置之死地而後生，從中找出一條走出絕望的路來。小說快要結束時，也就是主人公孫天主（孫富貴）落入死亡的深谷之前，和他的家人有一段對話。父親孫平玉對他說：「人要自強，還是你說了一輩子的那些話。」孫天主則說：「我有一個宏大的計劃，我要使這些貧窮的地方都改變面貌，都過上新生活。」他是至死也不放棄建設與改造家鄉的理想的。而作者在送走了他的主人公以後，又寫了這樣一段話：「朝日照常升起。它仍從無邊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騰。有關事業、雄心和夢想的故事，仍在廣大的人類身上展現著。只不過已不在一個名叫孫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這是作者留給讀者的最後一點希望，在作者去世以後，就幾乎成了一個遺言：儘管現實是絕望的，仍要堅持奮鬥。這誠然有些空洞無力，但仍是啟示我們：路還是要往前走，不管有多麼困難，還是要進行新的鄉村建設與改造的努力。而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先要「觀風俗」，敢於正視農村現實的嚴峻。作者說他「作此鄉談村語」，「不過乎欲讓世人觀風俗而已」，那麼，他是充分意識到自己作品的意義與價值的。
　　這篇文章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天，我始終無法從沉重之感中擺脫出來，化為確切的文字。此刻已是除夕，突然想起孫氏兄弟和他們的父母，今夜守歲之時，大概仍在想著這本書的命運。其實他們不必擔心，因為這樣一本與我們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國民」有著血肉聯繫的書，是有著堅韌的生命力的，這樣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寫下的和撫育他的大地一樣真實、厚重的書，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我們應該特別感謝作者的父母，他們不但養育了這樣有出息的好兒子，而且為支持兒子的事業，奉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在我的心目中，他們已經和世世輩輩生活其間的巧家法喇村的大山融為一體，我要向他們脫帽致敬。

[ 本帖最後由 jydeng 於 2009-1-3 01:28 編輯 ]

中國的農村，特別是西部農村，已經如同一盤散沙，沒有任何組織力量能夠把農民凝集起來。這樣的內在組織力的喪失，將成為農村建設與改造的最大障礙，這個問題不解決，所謂「新農村建設」就只會是一個外在強勢資源的導入，不能使農民成為農村變革的主導力量，也就不可能真正在農村紮根，只要外部強勢資源削弱或退出，農村變革就自然停頓以至恢復原狀。以往的農村變革，以至今天的許多「支農」活動一再出現所謂「人一走，茶就涼」、「雨過地皮濕」的現象，原因就在於此。 ...

任重道遠！

看來是一本用生命寫的書。

頂

《神史》關於鄉村心靈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