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最牛鄉黨委書記的轉身

李昌平：最牛鄉黨委書記的轉身

2008年12月15日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北京報道

　　很煎熬的，你所學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後一定是選擇一個對你這個黨委書記政權的鞏固有利的選擇，這就是改革

　　總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歲，經濟學碩士，在鄉鎮工作已有17年，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

　　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 摘自李昌平《給總理的一封信》

　　時光回到8年前一個漆黑的夜晚，江漢平原的一個鄉鎮上，一位鄉幹部正輾轉反側，難以入眠。一幅幅類似高適、鄭板橋筆下的民間疾苦畫面在他的腦海里縈繞，他決定要把上任兩個多月來遭遇的種種困境寫下來，可是寫給誰看呢？縣裡的上級嗎？他們並非不知道這些情形。

　　他寫下了這封信並寄給了朱基總理：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這個排比句式以及它所攜帶的信息震動了總理，朱基先後兩次在信上作出批示，引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村改革。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也迅速增加。

　　這個排比句式也感動了社會。這年底，李昌平從此戴上了「最著名鄉黨委書記」的桂冠，人生軌跡因為這封信而發生 「突變」。

　　不可改變的是，這個前任鄉黨委書記的命運仍然和農村發展深厚地聯結在一起。

　　在失敗中尋找出路

　　「我好多年不想這事了。」8年後的今天，坐在北京的一處辦公樓里，李昌平神情淡定。「有這麼多農民，狀況又那麼不好，沒有李昌平總有王昌平，沒有王昌平總有張昌平，總會出來的。我就像買彩票的人，幸運的是我中了。這個比喻比較低級一點，但實際上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中彩是要付出代價的，」他說得坦誠，「寫信以後就干不下去了。我想人一生幾十年，何必要耗在那個地方，一事無成，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啊！」

　　他選擇了廣東，「廣東經濟比較好，就業機會多，也想切身體會一下發達地區的農業究竟怎麼搞的」。

　　在廣東，李昌平知道了什麼叫「漂泊」。他先在深圳一家台資企業工作，不久應邀去珠海藍田公司，但2001年1 月有嫉恨他的人向公司老總「打招呼」，他不想讓藍田公司為難，再次辭職來到廣州；後來在一家企業的支持下，他陸續去了佛山、三水、順德、清遠等珠三角地區考察農業。

　　和給總理寫信以前一樣，漂泊中失敗感伴隨著李昌平。

　　「你問我有沒有失敗感，有，而且很強。我應該說確實是想做點事情的一個人，我也不懷疑我做事情的能力。但是現實是另一回事。」

　　李昌平願意講述80年代，他的敘述讓你感覺到，那個時候，他是快樂的。「80年代幹什麼成什麼，那時候有一批好的基層幹部，農民的組織性也強， 80年代搞了多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啊修橋啊搞農田水利啊，一呼百應……辦企業辦一個成一個，搞農工商總公司，在武漢弄個門面，農產品就可以往外運了，掙錢很容易。」

　　進入90年代，「我感覺越干越吃力，農民掙錢變得艱難。戴帽子的太多了，土地制度也變了，也不能用土地來辦企業了，稅收也多了。中央的錢越來越多，地方的錢越來越少」。

　　李昌平試圖去改變，「但你處在那個『局』里，只能改變局部，等你一調走，成果都沒有了」。而一些所謂改革措施也在利益驅動下變質。

　　「比方說企業改制，都說只要改制了，那個企業就怎麼好了。狗屁！我們搞改制，就是因為沒有錢花，哪有那麼複雜呢！企業賣了以後，鄉鎮有錢了，我干三年五年我就走了唄是不是，那就是改革的動力。」

　　李昌平覺得夾在中間，「很煎熬的，你所學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後一定是選擇一個對你這個黨委書記政權的鞏固有利的選擇，這就是改革。那對不對呢？不對，你應該朝著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方向去走。」

　　「給總理寫信，因為實在是找不到一個出路。」他說。

　　滿意現狀的北漂

　　在廣州，李昌平寫成了《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為了出版李來到北京，在一次飯局上結識了《中國改革》雜誌社負責人溫鐵軍，兩人非常「談得來」。2001年9月，李進入這家雜誌工作。

　　38歲，李昌平成為一個地道的「北漂」。「當時錢很少，整個家當就5萬塊錢，都留給了老婆孩子，隻身帶著20 00塊錢來到北京。那個時候是很艱難的，在雜誌社做編輯，有試用期，一個月900塊工資。交房租，吃飯，坐公共汽車，都要計劃好。」

　　「我當時想，一個農民都能夠出來打工，我為什麼不可以呢，我還讀了那麼多書。抱著這個心態，我覺得我一定餓不死，一定可以的。」敘述著這段艱難的轉折，李昌平語調平靜。「我就覺得時間對我很緊張。」

　　2002年1月，《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成為流行一時的暢銷書，「盜版書到處都是，有一次我去開會，某單位買了500本書讓我簽名，我拿過來一看，全是盜版的。我自己也買好多盜版書送給別人。」

　　工作上也有了起色，2002年4月，《中國改革.農村版》創刊，李昌平擔任副總編輯。他找到了一個可以與他熟知的世界溝通的平台，「每天都有好多人來找我，農民啊基層幹部啊等等，找我來反映農村問題。一些大學生志願者幫我接待，幫我回信。」

　　李昌平至今感謝《中國改革》雜誌社，「在沒有單位敢用我的時候，《中國改革》勇敢地收留了我這個『北漂的共產黨員』，幫助我度過了最尷尬的日子。」

　　不過，2003年9月，他仍然選擇了再一次離開。一方面做媒體「挺累的」，另一方面他說，「更重要的我發現自己的長處不是搞媒體和理論研究， 17年的農村工作經歷造就了我和農民打交道、做實際工作的能力，老在北京呆著，容易空掉，變得沒有底氣。所以，我萌發了下到一線工作的想法。」

　　李昌平的下一站是香港樂施會。這是一個公益組織，在西南、西北從事扶貧工作，每年在國內有幾千萬元扶貧資金的用度。他起初擔任樂施會西南項目幹事，從2005年9月起，開始擔任中國區顧問。

　　2006年開始，李昌平又多一個身份——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以研究為主，不是以教學為主，但有研究生的課。有課我就去上，和樂施會這裡不矛盾。」事實上，這兩個平台正好形成互補，李昌平可以藉助樂施會的渠道經常下農村調研，而河北大學則讓他得以將一線的調研轉化為教學和科研。

　　而在報端，在網路上，李昌平關於三農的文章也越來越多，8年的動蕩和漂泊后，他成功地實現了「轉身」。「現在對自己的狀態覺得很滿意。」他說。

　　給農民自主權

　　由基層到企業，由企業到媒體，由媒體到NGO，由NGO到學術界，李昌平經歷了多重身份。

　　「中國現在有四種話語：農民話語、官方話語、學者話語、NGO話語，我現在大體可以聽得懂這四種話語了，而且可以從中做溝通。」

　　李昌平提及專家在農村的調研，「很多調研的方法不行。發幾張問卷，與幹部座談，拍幾張照片，這種方法是得不到真實信息的」。

　　李昌平感慨，現在不管學者還是官員對農村的了解太少了，給農村做決策卻多了，這導致了農村問題叢生。「我覺得九十年代的農村政策是有很大問題的，這不是哪個人故意要把農村搞亂，實在是因為我們不了解農村。」

　　對於近年來中央減免農業稅等利民措施，李昌平說，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在此之外，關鍵還要給農村自主權。要讓農民有主體性，要讓農民有選擇權。農民有了主體性才有創造性。」

　　「80年代的農村有主體性——那時候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河山，小城鎮也如雨後春筍一般發展起來，中國經濟新增值的70%以上是鄉鎮企業和農業創造的。」

　　「但是80年代後期開始，這種主體性開始下降。1988年《土地法》出台，鄉鎮企業用地權收歸國家，農民集體不能直接用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了；執法部門越來越多，基層的執法人員越來越龐大，鄉鎮財政供養人數有了10倍以上增長； 90年代初期開始的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得到空前加強，鄉鎮財政幾乎處於無米之炊的狀態。」

　　「農村問題哪有那麼複雜，哪有那麼難哪！只要你不害農民，不找他收錢，給農民自我發展創造條件就行了，農村就會發展得很快。」他說，「現在怎麼搞呢？有的地方農民養了豬自己還不能殺，非得到縣裡去宰，宰了再回來賣，荒唐到了極點！」

　　李昌平說，離開農村8年，年輕的時候要到農村去干一番事業的理想主義情結慢慢地淡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成熟，反正就是覺得好像不太在意別人怎麼看我了。

　　三個小時的採訪結束，夕陽西下，李昌平將雙肩背包搭在左肩，一身夾克衫，牛仔褲，消失在人群中，身上已經找不到一丁點鄉黨委書記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