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0721湘江評論增刊第一號

湘江評論增刊第一號（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

　　　　健學會以前的湖南思想界

　　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來，黯淡已極。二十年前，譚嗣同[1]等在湖南倡南學會[2]，招集梁啟超麥孟華[3]諸名流，在長沙設時務學堂[4]，發刊《湘報》[5]，《時務報》[6]。一時風起雲湧，頗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則彼時因幾千年的大帝國，屢受打擊於列強，怨痛愧悔，激而奮發。知道徒然長城渤海，擋不住別人的鐵騎和無畏兵船。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變法自強」的呼聲，一時透衡雲澈雲夢的大倡。中國時機的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湖南也跟著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

　　思想變了，那時候的思想是怎樣一種的思想？那時候思想界的中心，是在怎樣的一點？此問不可不先答如下──

　　（一）那時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麼「講求西學」，什麼「虛心考察」，都不外「學他到手還以奉敬」的辦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後，便可學到外國的新法。學到了新法，便可自強。一達到自強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7]，或竟打他個片甲不回。正如一個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氣，夜裏偷著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門，老實的還他一個小禮。什麼「西學」「新法」相當於小孩的棍棒罷了。

　　（二）那時候的思想，是空虛的思想。我們試一取看那時候鼓吹變法的出版物，便可曉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剌他人感情作用。內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那時有一種「辦學堂」「辦自治」「請開議會」的風氣，尋其根柢，多半湊熱鬧而已。湊熱鬧成了風，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了。

　　（三）那時候的思想，是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國是一個聲名文物之邦，中國的禮教甲於萬國。西洋只有格致槍炮利害，學來這一點便得」。設若議論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歐風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駡了。

　　（四）那時候的思想，是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那時候於政治上有排滿的運動，有要求代議政治的運動。於學術上有廢除科舉，興辦學校，採取科學的運動。卻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甚且盛倡其「學問要新道德要舊」的謬說，「道德要舊」就是「道德要從孔子」的變語。

　　上面所舉，全中國都有此情形，湖南在此情形的中間，佔一位置。所以思想雖然變化，卻非透底的變化。僅可說是，籠統的變化，盲目的變化，過渡的變化。從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為這籠統的，盲目的，過渡的變化所支配。

　　湖南講求新學二十餘年，尚沒有嶄然的學風。湖南的舊學界，宋學漢學兩支流，二十年前，頗能成為風氣。二十年來，風韻尚未盡歇。不過書院為學校佔去，學生為科學吸去，他們便也淹沒在社會的底面了。推原新學之所以沒有風氣，全在新學不曾有確立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確立，則有以下的數個原因（一）沒有性質純粹的學會。（二）沒有大學。（三）在西洋留學的很少。有亦為著吃飯問題和虛榮心理競趨於「學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續研究其專門之學。在東洋留學的，被黃興[8]吸去做政治運動。（四）政治紛亂，沒有研究的寧日。這是湖南新學界中心思想不能確立的原故。即是沒有學風原故。辛亥以來，濫竽教育的，大都市儈一流。逞其一知半解的見解，造成非驢非馬的局勢。中心思想，新學風氣，可是更不能談及了。

　　近數來年，中國的大勢鬥轉。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恆，劉師複，陳獨秀[9]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有一改舊觀之概。甚至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更加以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者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學校的青年大回應之，怒濤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學會遂以成立。

　　　　健學會之成立

　　六月十五日，省教育會會長陳潤霖[10]君邀集省城各學校職教員徐特立，朱劍帆，湯松，蔡湘，鍾國陶，楊樹達，李雲杭，向紹軒，彭國鈞，方克剛，歐陽鼐，何炳麟，李景僑，趙翌等，發起健學會。在楚怡學校開會。今錄某報所載陳潤霖君報告組織學會的意旨於下──

　　兄弟前次到京，偶有感觸，深抱樂觀。緣四年前，北京大學學生，以作官為唯一目的。非獨大學唯然，即大學以外之學生，亦莫不皆然。前次居京，所見迥然不同。大學學生思潮大變，皆知注意人生應為之事，其思潮已多表露於各種雜誌日刊中。因之京師各校學生，亦頓改舊觀，發生此次救國大運動。其致此之故，則因蔡孑民先生自為大學校長以來，注入哲學思想，人生觀念，使舊思想完全變換。或誤認學生救國運動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實出學生之自動，及新舊思潮之衝突也。蓋自俄國政體改變以後，社會主義漸漸輸入於遠東。雖派別甚多，而潮流則不可遏抑。即如日本政府，從來對於提倡社會黨人，苛待殘殺，不遺餘力，而近日竟許社會黨人活動。如吉野博士[11]等，則主張採用國家社會主義[12]以和緩過激主義，順應世界之趨勢，從容將日本政體改變為英國式虛君制[13]。於此可知世界思潮改變之速勢力之大矣。我國新思潮亦甚發展，終難久事遏抑，國人當及時研究，導之正軌。同人等組織學會，在採用正確健全之學說，而為澈底之研究……

　　這日開會，聽說尚有朱劍帆[14]君「主張各除成見研究世界新思想服從真理」的演說，向紹軒[15]君「主張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演說。在湖南思想界，不可不謂為空前的創聞。今錄出該會所發表的會則於下──

　　（一）本會由同志組合，以輸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擇要傳播為宗旨。

　　（二）本會定名為健學會。

　　（三）會所暫定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四）入會者須確有研究學術之志願，經本會會友一人以之介紹，得為本會會員。

　　（五）關於輸入新思潮之方法─

　　　（1）凡最近出版之圖書雜誌，由本會隨時搜集，以供會員閱覽。會員所藏書報，得借給本會會員覽閱。其有願捐入本會者，本會尤為歡迎。

　　　（2）函托海內外同志，隨時調查，通信報告。

　　　（3）介紹名人談話。

　　（六）關於研究之方法──

　　　（1）研究範圍，大體為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論理學，文學，美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諸問題，會友必分認一門研究。

　　　（2）重要之問題，由會友共同研究。

　　　（3）會員有願習外國語者，由本會會友傳授。

　　（七）關於傳播之方法──

　　　（1）講演。分定期，臨時，二種。定期講演，每週日曜日[16]午前八時至十時，由會友輪流擔任。講員，及演題，均於前周日曜日決定。講友須預備講稿，交由本會彙刊。臨時講演，凡有重要演題，或由會友，或請名人講演，另覓地點，擇期舉行。

　　　（2）出版。

　　（八）本會設會計，管理圖書，各一人。其他會務由會友共同負責。每次開會，推會友一人臨時主席。

　　（九）會友應守之公約如左：

　　　（1）確守時間。

　　　（2）富於研究的精神。

　　　（3）學問上之互助。

　　　（4）自由討論學術。

　　　（5）不尚虛文客氣，以誠實為主。

　　（十）會員年納二元以上之會金。有能特別籌助經費者，本會極為歡迎。

　　（十一）本會遇有重要事項，必須討論時，得於定期講演後，臨時通告全體，舉行合議。

　　會則中的（五），（六），（七），（九），極為重要。（九）之富於研究的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滿的成見，立意很好。尚望於「研究」的精神之後，繼之以「批評」的精神。現代學術的發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所創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和中國的習慣，非死人不加議論，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論，恰成一反比例。我們當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動。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燈之向外掃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顧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罷。老先生最不喜歡的是狂妄。豈知道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系一些被人加著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來的。我們住在這繁複的社會，詭詐的世界，沒有批評的精神，就容易會做他人的奴隸。某君謂中國人大半是奴隸，這話殊覺不錯。（九）之自由討論學術，很合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人類最可寶貴，最堪自樂的一點，即在於此。學術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中國什麼「師嚴而後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健學會之進行

　　健學會進行事項，會則所定大要系研究及傳播最新學術。現在注重於研究一面。聞已派人到京滬各處，採買書籍新聞紙和雜誌。在省城設一英語學習班，便會員學習英語，為直接研究西方學術的預備。有年在四五十的會員，都喜歡學習。又設一演講會，由會員輪流發表想見，實行知識的交換。官氣十足的先生們，忽然屈尊降貴虛心研究起來。雖然旁人尚有不滿意的處所，以為官氣還有十分五六，演講亦多採用命令式和訓話式。更有謂他們是青葉上青蟲的體合作用[17]。像這樣的求全責備，我以為可以不必。在這麼女性纖纖暮氣沉沉的湖南，有此一舉，頗足出幽因而破煩悶。東方的曙光，空穀的足音，我們正應拍掌歡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張本。看他們四次講演的問題，如「國人誤謬的生死觀」「怎樣做人」「教育和白話文」「採用杜威教育主義[18]」，都可謂能得其要，倘能盡脫習氣採用公開講演，盡人都可去聽，則傳播之快，得益之大，當有不可計量的了。

　　根據1919年7月21日《湘江評論》臨時增刊第1號刊印。署名澤東。

　　注釋

　　[1]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甲午戰爭後，積極從事維新運動，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及其綱常名教，宣傳變法。1898年8月被征入京，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戊戌變法。失敗後遇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2]南學會，清末資產階級維新派在湖南創建的政治團體。由譚嗣同、唐才常等發起組織，1898年2月21日成立於長沙，各縣設分會。南學會舉辦的各種講學活動，由黃遵憲，皮錫瑞，譚嗣同等輪流主講，宣傳新學，討論湖南新政，曾與守舊派展開激烈鬥爭。戊戌政變後南學會被取締。

　　[3]梁啟超，見本書第10頁注[5]。
　　　麥孟華（1875—1915），字孺博，號駕孟，廣東順德人。清末維新派人士，舉人出身，系康有為門生。1895年參與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他的變法主張僅限於將無權之光緒帝變為擁有絕對權力之光緒帝而已。戊戌變法失敗後到日本，協助梁啟超辦《清議報》。

　　[4]時務學堂，清末維新派在湖南創辦的新式學校。由蔣德鈞，熊希齡等發起，於1897年10月在長沙成立。熊希齡任總理，梁啟超和李維格分別任中文和西文總教習。教學內容包括經、史、諸子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學，藉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戊戌政變後，時務學堂於1898年11月中旬撤銷，改為求實書院。

　　[5]《湘報》，清末維新派在湖南創辦的報紙。1898年3月由譚嗣同、唐才常等創刊於長沙、以「開風氣，拓見聞」為宗旨，宣傳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後，被迫於同年10月15日停刊，共出177號。《湘報》是湖南歷史上最早的日報。

　　[6]《時務報》，清末維新派的重要報刊。於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創刊，為旬刊，由梁啟超等主編。它以「變法圖存」為宗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成為維新派最有影響的報紙。1898年8月8日出至第69期後改名為《昌言報》，由汪康年主編，至11月共出10期後停刊。

　　[7]見《左傳．成公二年》：「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在自己的城下跟敵人決一死戰，謂作最後的奮鬥。

　　[8]黃興，見本書第48頁注[22]。

　　[9]蔡元培（1868—1940），號孑民，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民主主義教育家。早年反對清朝專制統治，是光復會的發起人之一。1916年底任北京大學校長，五四運動期間積極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1928年起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曾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1940年在香港病逝。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紹銓，江西弋陽人。早年遊歷日本和歐洲，受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1911年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創建中國社會黨，標榜社會主義。1921年曾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回國後，相繼投靠北洋軍閥政府、南京國民黨政府和汪精衛的中央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後病死獄中。
　　　吳敬恆，即吳稚暉（1866—1953），原名眺，江蘇武進（今屬常州）人。清光緒舉人。1902年參加上海愛國學社，在《蘇報》工作，鼓吹反清革命。1905年在法國參加同盟會。1907年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雜誌，宣傳無政府主義。從1924年起，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政府委員等職。1953年死於臺灣。
　　　劉師複（1884—1915），原名思複，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早年留學日本並加入同盟會。1910年春參與組織支那暗殺團。武昌起義爆發後，在東江一帶領導農民起義，號稱香軍。1912年5月回廣州組織晦鳴學舍。稍後，又與鄭彼岸等組織心社，同年7月在上海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1913年8月，在廣州發刊《晦鳴錄》（一名《平民之聲》）。他是民國初年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
　　　陳獨秀，見本書第306頁注[2]。

　　[10]陳潤霖（1879—1946），字夙荒，號立園，湖南新化人。近代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積極創辦近代新式學校。1918年出任湖南教育會會長。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曾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袁世凱、驅逐張敬堯等活動，贊助船山學社，支持毛澤東辦文化書社、擁護國共合作，共同抗戰。

　　[11]吉野博士，指吉野作造（1877—1933），日本政治家，法學博士。早年留學國外，回國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教授。他提倡民本主義。主張實行普選，曾短期進入政界，1924年辭去教授，專為《朝日新聞》撰稿。曾經編印《明治文化全集》。

　　[12]國家社會主義，一種企圖使用國家權力來進行改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主要代表為德國的洛貝爾圖斯和拉薩爾。

　　[13]英國式虛君制，即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制。君主不直接支配國家政權，內閣掌握行政並形式上對議會負責。

　　[14]朱劍帆，一為朱劍凡，即周家純（1883—1932），湖南寧鄉人。清末留學日本，歸國後從事女子教育。1919年底參加驅逐軍閥張敬堯運動。資助毛澤東辦文化書社。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參加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和長沙市黨部的領導工作，為國民黨左派，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1929年返滬後參加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的自由大同盟運動。

　　[15]向紹軒（1884—1946），字複庵，湖南辰溪人。早年留學英國，1918年回國後就職於上海明德中學，後明德中學遷武漢並改名為明德大學，擔任副校長。1926年返湘，任湘西汽車局局長。1940年去重慶國立編譯館從事著述工作。1945年返湘任湖南大學教授兼法學院院長。

　　[16]日曜日，即星期日。「曜」亦作「耀」，古人以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為七曜。

　　[17]體合作用，生物學名保護色。動物適應棲息環境而具有的與環境相適應的色彩，有利於獵捕食物和避免受到害敵攻擊。

　　[18]杜威（1859—1952），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教育學家。杜威教育主義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教育學說，認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教學方法應遵循「從做中學」的原理。認為教育也只是一種「工具」，通過它可達到階級調和。1919—1921年間曾來中國講學，通過胡適等人的傳播，他的學說在舊中國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