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獄案為何到鼎盛時間登峰造極

研究冤、假、錯案，應當了解在不同歷史時期產生的根源、性質、規律。但凡屬冤假錯案，均以該時代的政治統治者確立的權利主體根本否定國民權力客體地位為前提的。不能忽視這一基本規律。研究錯案，還應當了解 具有悠久歷史淵源的錯案總類中「文字獄」現象。
          文字獄也可稱是我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冤假錯案種類。據有史記載的最早的文字獄，出現在周代的周宣王時期。當時出現一個民謠「月將生，日將沒，孤箕菔，幾亡周國」被傳誦，含義有勸諫與諷刺的意思。結果引起了周宣王的疑慮，一怒之下剿殺了很多人。到了漢代，有典型的楊惲文字獄案被殺。明代也出現過高啟 以改修《上樑文》的 文字獄罪處斬的案例。歷史發展到清代，在康熙以前的時期，就形成了朝廷重視文字獄的法律條文。但是由於創業、發展經濟和社會穩定的需要，基本上還屬於不太 盛行的階段。至康熙中期基本功成業就之後，直到雍正和乾隆三個朝代，被史學家稱為清代400餘年統治史中的鼎盛時期。然而，據中國第一歷史博物館整理的清 宮歷史檔案所編《清代文字獄檔》，屬於清朝的正史記載，發現僅欽定文字獄案就有60多起。加上其它檔案資料和日記的記載，總數不下百餘起。而沒有載入史冊 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利用文字獄大搞冤假錯案的，就無法查證了。事實上，這一時期的文字獄達到了我國封建歷上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程度。但是，自乾隆後期，一直到清朝的滅亡，文字獄出現了降溫現象。雖時有發生，卻不屬於草木皆兵。而且，在刑與罰的處理上，也比較趨向於較輕、較緩、較寬的情況。
        研究清代的文字獄案，也是研究我國封建法制史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例如：雍正三年 正月，河南巡撫田文鏡等人，對黃河在河南境內一度出現沙沉水清的現象，為了討好雍正皇帝，就和朝里大臣紛紛向雍正呈現賀章，稱為「實亘古以來未有之嘉 瑞」。把這種自然現象，說成是「天賜龍福」的吉祥之兆。雍正大喜，欽召滿朝舉行「謝天祝福大典」，文武官員各加一級。到了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康熙時期 進士出身的督察院監察御史，時任太常寺卿的鄒汝魯，在此氣氛下不甘落後，就親筆寫了《河清頌》作為給雍正歌功頌德的賀章。其中將《書經》中的「舊染污俗， 咸與維新」成語，改為「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八個字引用。本來，監察御史這一 改引，憑心而論確屬歌頌雍正承前啟後又具創新的治國才能與政績。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八個字不知因何觸犯了雍正的忌諱，引起了雍正的怒不可遏。因為，雍正親筆寫了痛斥鄒汝魯批詔向 內閣、九卿等下旨：「太常寺卿鄒汝魯進《河清頌》，內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之語。     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何所指！  今茲河清之瑞，朕並未令臣工進獻詩文。若不善文詞，何必陳獻？乃於所進冊頁內出此悖之語，顯屬譏訕，甚屬可惡！著交與九卿共同嚴審定擬具奏。」對此，九部、委之卿自然即至刑部大堂會審。審理的結果，定為「妄行譏訕，情殊可惡。應革職，照《誹謗朝廷律》擬絞立決」。報 雍正御批時，雍正或許礙於鄒汝魯是康熙時期的欽命重臣，又實在因此八個字處絞刑有所牽強，隨於二月初八，欽批改為「革職，從寬免死」。鄒汝魯在險招殺身之 禍和株連九族的極刑下，雖保住了一條生命。由雍正帝親自製造的這一文字獄案劃上了永久性句號，但畢竟成為歷史上「拍馬屁拍到了鼻子上」的實際案例。
          當然，這只是封建制度下，用法律條文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帝王權威的一個普通案例。
        清代鼎盛時期的文字獄案，一個最顯著的特點，除了不容分辨、刑訊逼供之外，就是「先拿辦，后查抄、誅連甚廣、酷刑峻法」。如鄒汝魯一案，連讚譽雍正治國政 績的歌功頌德褒揚之詞，竟然被認定為「譏諷朝政」處以極刑。如此，怎能不讓天下文人提心弔膽？法律的社會效果是：只准喊萬歲！學術不要搞，意見不要提，就 連想用文才拍馬屁，也要揣摸准了再拍。所以，魯迅在《且介亭雜文》第45頁寫道：「乾隆時代的一定辦法，是凡以文字獄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因為照乾隆的意見，是以為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正如清朝的大文人龔自珍在《詠史詩》所說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文人即使為了拿文筆換碗飯吃，也要提心弔膽，個人被絞還要累及九族喪命。
            政治、經濟繁榮，政權相對穩定的封建歷史時代，是國家的權力主體易生文字獄案的規律性時期。更深的道理，由師家們教述吧。我怕再次以「觸及『敏感』問題，不予發送！」

這就是作亡國奴的悲哀！最後連做人最基本的骨氣都被「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