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大寨」理想破滅 「潛規則」浮出水面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08-10-06 15:03:56 　作者：韓福東 盧漢欣　實習生 陳剛　　

　　一個先進知青典型重建世界觀的心路歷程

　　「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復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

　　「大包乾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歷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

　　　　　　　　　　　　　　　　　　　　　　　——吳思

　　上山下鄉，這是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宿命。吳思趕上了這個運動的尾巴。

　　有組織、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於1968年底，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時還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類口號的熏陶，還是讓吳思對下農村充滿了憧憬。高中畢業后，他終於有機會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這時，已經有知識青年陸續以各種名義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淚斑斑的抗爭。但北京市先進知青吳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陳永貴的大賽學習。

　　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這時的吳思已經坐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課堂上，開始新的生活。離開農村時，發自內心的喜悅讓他困惑。

　　這種困惑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一個曾經的所謂「極左」的先進知青典型，在改革開放后撲面而來的信息和知識洪流中，開始重建自己的觀念大廈。

　　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哪裡艱苦就申請去哪，我們接受的是革命的傳統教育

　　1978年上大學以前，我一直都是「極左」分子。從紅小兵排長、紅衛兵排長到團支部書記，一路班幹部當上來，總是用「極左」的思想去教育別人，結果最有效的是用「極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畢業后，作為城市知識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鄉。根據當時的政策規定，有幾種情況可以不去插隊，比如獨生子女，或家裡兩個子女的年齡相差6歲以上。我跟另外一個同學都屬於受照顧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們滿腦袋都是毛澤東思想，吵著鬧著要去下鄉插隊。

　　我們打開中國地圖挑，哪裡艱苦就準備申請去哪兒。當時最熱門的是西藏和延安。挑來挑去，最後還是去了北京郊區。因為跟我一起的那個同學，他母親當時年齡已經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說，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這麼大年紀怎麼辦？我們實在說服不了他，所以就勸勸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會去了。———因為關係到另外一個家庭，我覺得責任重大，不再堅持，就在學校安排的北京郊區挑了一個最窮的山村。

　　我上小學二年級時，「文革」開始。我媽在大學教書，有一天我帶著弟弟在外面玩，老遠就聽見敲鑼打鼓的，非常熱鬧，湊過去看見一隊人在遊街。前邊有幾個人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牌子，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我媽。我跟弟弟嚇得撒腿就跑回家，透過窗帘的縫，看著遊街隊伍從我們家門前經過。對我來說，這一天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我們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邊看得還挺熱鬧。家裡被翻個底朝天，好多原來不知道的東西都翻出來了。小孩對抄家的感覺不那麼恐怖，覺得挺好玩：哎喲，怎麼還有這個東西呢。

　　此後我跟母親去了商業部在河北文安縣的五七幹校，在那裡呆了兩年。我爹在國防科技系統，他戴的帽子是「階級異己分子」，我媽大概是「反動學術權威」或「修正主義苗子」之類，他們的級別不高，縣團級，在北京的中央單位，好歹得是司局級才能當「走資派」。很快他們就不是被批鬥的重點了。

　　但是五七幹校都得去，兩派一掐起來，互相抄家互相鬥其實也算不了什麼，當時大家普遍都受到了衝擊，我們對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覺也就不強烈。兩派打起來，互指對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誰是真正的階級敵人了。那時候覺得我爸他們不錯，對方才是混蛋，才反動，就站在我爸這邊，談不上和家長劃清界限。本來小孩對這個就不懂，最初的興奮勁過去了，也就不感興趣了。

　　「文革」感覺挺幸福的，沒人管。大人他們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開會，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學就背毛主席語錄，學什麼東西也不考試，我們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彈弓槍仗之類的事情。

　　小學生是紅小兵，完全沒有資格參與紅衛兵那些事兒，總得是個初中生才能參與哪一派。到我們上中學的時候，紅衛兵就有取代共青團之勢，已經成為相當正式的組織，大家都分批申請加入紅衛兵。一段時間過後，共青團恢復，紅衛兵就成為共青團的外圍組織，共青團成為核心組織，紅衛兵再入團。我們入紅衛兵的時候已經是1972年，紅衛兵開始體制化，官方化，已經不像先前那般具有衝擊力和造反精神。

　　這輩子我讀的第一套書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紅軍老八路寫的革命回憶錄，有的故事很殘酷。感覺很好看，裡面儘是打仗的故事。我讀的第一本小說，是《歐陽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說。我們的底色都是毛澤東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傳統教育。

　　「共產主義勞動試驗」受挫

　　大家攻擊我，說我沽名釣譽，利用群眾讓自己出名，往上爬

　　高中畢業後去農村插隊，真實的社會和貧下中農和想象的相差很遠。條件很艱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錢。那時候標準粉的價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糧票買。也就是說，一個壯漢把一天的收入拿來買糧食，買不了兩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帶口，也是吃不飽的狀態。插隊的時候，沒有油水、沒有肉，一天兩斤白面不夠吃。有一次我吃炸醬麵，一頓就吃了一斤九兩，還沒吃飽，捨不得吃了。

　　到農村主動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那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教導的。我們在下鄉之前，正趕上毛主席在批資產階級法權，一方面，批判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制度，說它們是建立在個人私心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樹立了一些新的東西，重點就是列寧提倡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這被認為是建立在群眾自覺的紀律的基礎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義為基礎的勞動。讓這種大公無私的勞動逐漸擴大，才是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基礎，也只有這種充滿創造性的自覺的勞動，才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大家就開始模仿。我到農村之後就把這套東西照搬下來，組織共青團員、青年突擊隊進行周六義務勞動。組織了不過三四次，大家就沒了新鮮勁，並且開始攻擊我，說我沽名釣譽，利用群眾讓自己出名，往上爬。於是義務勞動就堅持不下去了，共產主義勞動試驗受挫。

　　後來，我當了生產隊副指導員，管理隊里的水。農民澆自留地水的時候正好趕上生產隊要澆麥地，兩者發生衝突，究竟誰先澆水？按照毛澤東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於大公無私。我就讓先澆集體的。可當時農民全都偷著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給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發生衝突，我還跟人打起來了。最後發現，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轉身人們就扒水渠，他們互相之間都假裝看不見，就瞞我一個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後來開隊委會的時候，大家討論怎麼辦，我還是堅持先公后私，等隊里澆完了之後，再澆農民的自留地。開會的多數成員則表示，白天隊里澆，晚上農民澆。我是最左的，一般幹部都比我緩一步。我這個主張沒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員老偷懶，刨地的時候大概連一半的勁都沒使出來。上班的時候磨洋工，下工以後在自留地里打衝鋒。我努力督促社員多幹活，也是屢屢受挫，無論我怎麼帶頭玩命，人家也跟不上來。生產隊幹部對集體的事也不那麼熱心，那時候我當了一把手，那些隊幹部，遇到一點挫折，動不動就說不幹了。

　　參觀大寨時熱血沸騰

　　但一出了昔陽縣溫度就降了一半，一回村溫度又降回到零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起來了。我們這幫小「左派」的感覺是，可能要資本主義復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層的事我們不清楚，無法判斷。再說我們對四人幫特有的那些空話大話也沒什麼好印象。

　　1977年，我參加北京先進知青參觀團去大寨參觀。參觀大寨回來后，昌平的幾個知青住在縣委招待所。當時有四五個人在一起討論大寨那套東西行還是不行。我們在大寨的時候都熱血沸騰，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陽縣，溫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計這趟大寨參觀的激情就全消了，溫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說，一看我們村那幫社員，幹活出工不出力，偷懶，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們，跟牲口似的。

　　這時候，一個大學畢業后申請下鄉當農民的知青就插話說，內蒙有個知青，寫了一本書，基本觀點是：中國農業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劉少奇主張的包產到戶。

　　這句話在當時簡直就是大逆不道，標準的修正主義路線，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你能感覺到，這種主張有一種強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麼搞，中國農業肯定行，肯定糧食夠吃，農民肯定使勁幹活。

　　當時空氣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說話。不知道沉默了多長時間，我說，說這話的夥計被抓起來了吧？她說，抓起來了。

　　這個人叫張木生，我覺得他講得有道理，但是絕不敢想這麼干。當時我敢想的最遠的就是，擴大自留地面積。對於張木生的被抓，當時覺得，說這種話的人不被抓起來，天理何在？

　　背叛「理想」參加高考

　　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逃脫

　　在去大寨參觀的路上，就紛紛傳說要恢復高考，我們一幫先進知青開始商量考還是不考。有的人相當動心，有的人就決定堅決不考，這部分人不多。中間的動搖分子說，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樣立場就太軟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說。這部分人居多。我屬於中間偏左的，當年就沒考，也沒複習。

　　那時候考大學給我的感覺是，從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線臨陣脫逃。一直到了年底，他們都考完了，我才經受不住壓力，開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準備考試，開始看點高中的課本。

　　1977年年底進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學。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學。因為剛恢復高考，我完全不懂怎麼填報志願，就按照我喜歡大學的順序來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純種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願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後覺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願好像是南開，那是周總理的母校。我當時對歷史不感興趣，覺得鑽到故紙堆里太沒出息了，那麼火熱的革命鬥爭實踐在召喚著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喚反而鑽到故紙堆裡面去，不可理解，太陳腐了。中文系是當時第一熱門系，所以我就選擇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數很高，沒有任何懸念地進入了人大。我以為我會留戀農村，我以為上不上大學對自己無所謂，恨不得認為考不上更好。考試之前一直這麼覺得，考完后也不怎麼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錄取通知時，正是護秋的季節，就是派人去看守莊稼和果實，以免被偷。農民怕得罪人，我們知青是外來戶，我抓著誰都翻臉不認人，於是就讓我護秋。我當時還創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個小偷的生產隊紀錄。

　　我正在護秋呢，有人到處找我，說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總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聽說在我們縣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裝不動聲色。回到宿舍，我拿著鐮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沒人的地方，忽然心裡一陣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順著山樑往上跑，跑上去后大氣兒都不喘，意猶未盡地又蹦了幾個高，大喊了幾聲。之後，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麼會這樣？我真的那麼想離開農村么？對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覺得我不那麼在乎這事，我挺留戀農業學大寨的呀。我是大隊副書記、生產隊指導員，身兼重任，還是先進知青典型，自我感覺也是一個革命者，不是貪生怕死、好逸惡勞、鑽到大學里去讀書的人……可是我怎麼能這麼狂喜呢？我怎麼這樣啊？當時內心的狂喜著實讓我大吃一驚。

　　差不多該上學了，村裡面我已經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經上任了，可我就是拖著不走，要站好最後一班崗。人們都說，你幹嗎呀，還不回家去？實際上我當時處境已經很尷尬了，感覺自己確實成了局外人。最後還是大隊書記把我送到車站，好像還是把我轟走似的。還沒開學，我提前了一段時間離開了農村。

第一次夢見毛主席

　　我當時太「左」了，在大學里，我思想的變化是一個緩緩的過程

　　在大學里，我思想的變化是一個緩緩的過程。對毛澤東的某些思想，我早就有疑問了。我讀了大量外來的東西，但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主要方面。大的框架還是馬克思主義，無非是誰正統誰不正統的問題，是毛澤東、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大學期間雖然受了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看了一些那方面的東西，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還是很堅固。我一直到大學畢業的第二年，還通讀了一遍馬恩選集，一直到了1987年，大學畢業5年之後，還讀了《資本論》。當時總覺得，不是馬克思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而是我們不了解馬克思，我們接受的都是經過篡改的扭曲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愈發想看馬克思主義本來的面目是什麼，或許它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的現實。

　　我當時太「左」了，我把毛澤東鼓吹的「最前沿」的東西都付諸實踐了，然後看出他有幾個大難題，克服不了的。大概讀大三的時候，我還夢見過毛主席。

　　那是我第一次夢見毛主席，感覺特別幸福。但是夢見他的時候是在跟他爭論。我小時候聽父母講，他們去懷仁堂看戲，坐的位置和毛主席就隔著兩三排，這個情景就進入我的夢裡。我跟毛主席也相隔兩三排距離，我在他的左後側，中間基本空著，沒人。我就探過身說，「毛主席，能跟您說幾句話嗎？」毛主席說：「 說吧。」我就翻過座椅坐到他身邊，跟他說：「毛主席，您說農業學大寨，我試了，特別認真地試了，那個政策真的不行。我覺得我們現在就像列寧簽『布列斯特和約』一樣，要向小生產和小資產階級讓步，讓步是為了更快地進步。」毛澤東特別驚訝地看著我，等我往下說，論證為什麼現在的政策不行。我滿肚子都是經驗，每一個細節我都能說出來，但是怎麼簡潔有力地用幾句話表達出來說服毛主席？我就憋著勁找那幾句話，然後就憋醒了。

　　農村調查中發現「潛規則」

　　一層一層地調查下去，我們發現，這種資源分配另有一套規矩，不像文件里說的那樣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實際是到它的機關報《農民日報》去。農民報當時是采編合一，我到那兒的第三年當總編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請去群工部呆了一年，看來信，接待上訪。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來信，看到一封來信說，開封的農民買不到「掛鉤肥」。掛鉤肥是指農民在平價交售棉花小麥等農產品后，國家向他平價銷售的化肥。結果開封地區的農民都老實地把棉花小麥低價賣給了國家，但是買不著計劃內平價的化肥，只能買市場上高價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兩個同事組成一個調查小組，從供銷總社農資局開始，一層一層地調查下去。我們發現，這種資源分配另有一套規矩，不像文件里說的那樣。我們作了連續報道，報道中用了一個詞叫「內部章程」，就是後來「潛規則」的前身。第二年，這個報道獲得全國好新聞獎。

　　中紀委，商業部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去調查這個事情，我就是他們調查組成員。我覺得我們立了一大功，把一個不正之風、腐敗給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舊，什麼東西也沒有改變。就是有那麼一兩個人運氣不好，碰到我們的槍口上，被撤職了。新上任的人繼續那麼干。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個失敗，它對我刺激比較大。首先我知道中國另有一套規矩，得注意，要不然別想認識中國。另一方面，覺得我們憑著道德熱情去蠻幹解決不了太大問題。我在群工部當副主任的時候，大量接觸群眾上訪，深切感到中國受委屈的人太多了，這個問題太大了，幾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義。

　　寫陳永貴治好我的心病

　　世界觀重建是我十多年個人閱讀的一個模模糊糊的主題，也是我寫陳永貴傳記的動機

　　在去農民報之後，我始終解決不了理解中國的理論基礎問題，越來越覺得單單用馬列主義解釋中國不管用。整個改革開放都是對列寧-斯大林主義某些思想的偏離，但是卻大獲成功。大包乾的成功對我影響最大。原來我那麼堅定地學大寨，折騰得一塌糊塗，小有進展，基本上是僵持———因為我拚命干，還能前進一兩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擠回來了。到鄧小平執政的時候，農民卻像上了發條似的拚命幹活，中國糧食產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飽變成糧食過剩。

　　你不得不承認這東西真管用，原來覺得這東西管用但它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調動的是人們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會把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爾虞我詐，唯利是圖，所以儘管能多打糧食，也不能走那條路。實際是，農民多打糧食了，整個社會的氛圍卻變好、變寬鬆了，不是更暴戾了。有問題也主要是官員的問題，他們貪污腐敗，走後門。

　　1987年以後，農村這塊基本上沒什麼事情了，制度基本穩定下來。我就覺得呆著沒啥意思。但是仍然沒有解決我學大寨為什麼失敗的問題。學大寨的失敗，對它的理解，對中國農村的前途和歷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塊病。大包乾的成功對我的影響，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觀的崩潰。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觀念體系或世界觀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凌亂一團，我想以農村為基礎，把框架重新建立起來，讓我們可以準確地、有說服力地理解現實。世界觀重建，這是我十多年個人閱讀的一個模模糊糊的主題，也是我寫陳永貴傳記的動機。

　　我對陳永貴是真的感興趣。山西昔陽縣檔案館關於陳永貴的檔案非常多，我一直從上世紀50年代讀到80年代，把這30年跟陳永貴有關的檔案全看了，抄檔案每天都是從早上吃完飯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複印的資料各有厚厚的兩大摞，抄資料的圓珠筆筆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寫陳永貴傳記，就是想弄明白，我為什麼失敗了，他為什麼成功？後來弄明白了，他的那套東西挪到我這裡，也得死。然後就覺得，此天也，非戰之罪。心裡就踏實了。不是我不好好乾，實在是他這條路只有在個別的情況下，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強的時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個條件太苛刻了，在中國不可能到處都具備。寫完陳永貴，治好了我心裡的一塊病。

　　從「潛規則」到「血酬定律」

　　原來的世界觀倒塌之後，我試圖建起一個更大、更漂亮、更結實也更適宜人居的觀念大廈

　　等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橋》雜誌。在《橋》雜誌與香港明報集團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後又與明報集團合作出了兩批書籍。接下來，明報集團的各種業務撤離大陸，所有的合作都終止，我們就失業了。1996年的時候，《東方》雜誌要復刊，我去那兒辦了一期試刊，不過沒有獲准通過，又死了。當時還有人來找我，讓我去弄一個經濟類的雜誌，當主編，當時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時間辦出一個中國的《Fortune》來，辦《Fortune》是沒有太大風險的。

　　但是我已經從1993年起折騰了三四年，干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覺我的手特臭，碰什麼什麼死。回過頭來看，那三四年就感覺是糊裡糊塗當編輯，做雜誌，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時間為他人做嫁衣，偏離了我的主線。我原來以為我寫完陳永貴的傳記，就可以開始新生活了，農村的事兒不管了，歷史的事兒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後就像沒頭蒼蠅似的亂撞，撞了幾年才發現，其實我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的問題還是世界觀重建。我就覺得，辦這個經濟雜誌跟我想乾的事兒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興趣的東西，不是我內心最關注的。我不幹了，我回家讀書寫東西去。

　　我感覺到自己功底不足，開始讀明史，想慢慢搜集資料，寫一本專著。後來梁曉燕幫《上海文學》約稿，約到我頭上。那時候我做的明史筆記已經有上百萬字了，覺得對付幾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後來，把在《上海文學》上發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筆記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書《潛規則》。

　　寫完這本書我就覺得，「潛規則」這個詞一定會流行的，這個詞太重要了，在我心裡憋了那麼久才找著一個表達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當時我列了至少七八個詞，如灰色、內部、規矩、章程等，在這裡面互相組合，最後覺得「潛規則」這個詞不錯。我經常用這類詞語組合的方法杜撰詞語，包括後面的「血酬定律」也是這麼弄出來的。

　　「血酬定律」的市場反應沒有「潛規則」那麼好，可是在我看來，它的分量比潛規則更重。血酬定律說的是靠暴力獲得報酬的計算規律，說的是生產力生產關係所不能包容的破壞力，屬於和生產力並列的那個層次，它雖然不如潛規則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觀的努力中，它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基石。

　　從寫陳永貴傳記開始，我被迫弄歷史，回過頭來重建世界觀，一直到現在，不斷地添磚加瓦。原來的世界觀倒塌之後，我試圖在這個廢墟上建起一個更大、更漂亮、更結實也更適宜人居的觀念大廈。

把這個罈子上的諸多「小左」們也送去上山下鄉一番，也許能讓他們清醒一下。

原帖由 shanren 於 2008-10-6 22:06 發表 [「學大寨」理想破滅 「潛規則」浮出水面 - 社會縱橫 -  backchina.com]  
把這個罈子上的諸多「小左」們也送去上山下鄉一番，也許能讓他們清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