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第三次解放思想重在還權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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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17日 14:58新京報

時事訪談第139期

周瑞金 筆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於浙江省平陽縣。曾任《解放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主任、編委、總編助理、副總編輯、中共解放日報委員會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等職。

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2006年年初，再次以「皇甫平」的筆名，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一文，引發關注。

為什麼會有新一輪「思想解放」

十七大前後，中國又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又到了一個拐點。

新京報:去年年底開始，廣東掀起了一場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關注。今年兩會，從分團組討論到大會發言，解放思想成為2008年兩會的「熱詞」。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周瑞金:這一次大討論，可以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回顧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凡是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都是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產生的，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礙，樹立新的判斷是非的標準。

第一次是1978年展開的「真理標準討論」，當時，中國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那一次思想解放高潮，主要是為了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講到底，是為了突破對領袖的個人崇拜。

新京報:1991年，你主持撰寫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周瑞金: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類似的背景。1989年風波以後，我們又徘徊了3年。有人提出改革開放不能再搞了，再搞下去就會被西方勢力和平演變。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要不要繼續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老百姓面前。那場思想解放大討論，突破了凡事都要問姓社姓資的觀念，樹立了生產力標準的權威。

新京報:這一次呢？

周瑞金:到今天，十七大前後，中國又處在一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刻，又到了一個拐點。經過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從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以後，這十幾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問題。

前面我說過，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前有三年徘徊，第二次也有三年徘徊，這次很巧也有三年大爭論，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圍繞改革開放的大爭論。有人認為改革共識破裂，提出改革帶來禍害，認為市場化改革方向錯了。這是我們今天第三次思想解放面臨的主要背景。

新京報:為什麼這幾次思想解放是以「次」或「運動」的形式出現？我們理解，思想解放應該是一個過程，貫穿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始終。

周瑞金:準確地講，是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當上下獲得共識，需要突破某個思想障礙的時候，在這種意義上形成「高潮」，並不是激烈的衝擊。實際上，思想解放已經越來越緩和，越來越在取得大家共識的基礎上推動。

當然，能不能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能不能和前兩次並列，這個要靠歷史來評價。如果推進得很成功，可以講；如果沒有很大的思想突破，沒有在改革發展上出現明顯的新局面，就不能講。

思想解放要解決的六大問題

廣東存在的「社會事業滯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在全國有代表性。

新京報:今天面臨的問題，既是重提解放思想的背景，也是掀起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動因。具體而言，面臨哪些問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到，廣東目前存在「社會事業滯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鄉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全國有沒有普遍性？

周瑞金:汪洋提到的問題在全國有代表性。我總結為六大問題。

第一，三大差別拉大:區域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拉大；第二，社會事業的嚴重滯后。中央為什麼在2003年非典之後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五個協調，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很不協調，比如在衛生方面，一些縣級醫院只有一台呼吸機，如果非典傳到農村，後果不堪設想。教育領域也是如此；第三，就是民生問題很突出，看病貴、就業難、住房難、上學難突出；第四，經濟發展粗放。能源、資源大量投入，產出比例比較低，帶來了第五個問題，就是環境遭到嚴重污染，生態遭到破壞。一些地方非常缺水，空氣污染嚴重；第六，一些地方、一些領域腐敗現象嚴重，社會風氣不好。

以上市場化改革后累積起來的六大問題，必須加以改變。

市場化改革方向沒有錯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吃肉說明私人用品解決了，罵娘罵的是公共品不足。

新京報:這些問題，究竟是市場化改革方向錯誤帶來的，還是改革之中的問題，存在很大爭論。這也是有人提出改革暫停，或改革應該往回走的理由。這個問題，是解放思想大討論必須首先解決的理論問題，或者說，大討論必須要回答，解放哪些思想？

周瑞金:我認為，這些問題恰恰是市場化改革還不夠徹底，沒有完全按照法治的市場經濟去做帶來的，而不是市場化方向本身錯誤。完善的市場經濟應該有法治的保障，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尤其是政府的職能沒有完全轉變，政府是發展經濟的主體，而不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主體，沒有轉到法治、廉潔、責任的政府上來。

我認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變化，還是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從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化了，上世紀80、90年代主要解決私人物品不足的問題，解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到了新世紀以後，發生了改變，現在最缺公共品。「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吃肉說明私人用品解決了，罵娘罵的是公共品不足: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就業很難，房子很貴，看病很貴，信息不對稱，還有司法不公正、分配不公正的問題，缺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所以罵娘。

新京報:問題出在政府身上？

周瑞金:對，要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首先職能要轉變，現在政府大量財政用於拆遷改造城市，拆遷過程中對被拆遷主體又不尊重，對被征地的農民不尊重，有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聯合起來，城市建設得很漂亮，機關大樓也修得漂漂亮亮，但老百姓沒有房子住；義務教育本來就該國家財政保障，怎麼還興師動眾搞希望小學，這是不該的。

新京報:有一個現象需要解釋，2006年初你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之後，反倒遭到很多網友的反對和抵制，一些網民懷念市場化改革之前的制度，認為那時候更好一些，你怎麼看？

周瑞金:一些網友的觀點也是從切身感受來的，從感性的角度，好像搞市場化對自己不利，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但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要走回頭路，再搞計劃經濟，以階級鬥爭為綱，行嗎？不行。改革總體帶來的還是社會的全面進步，財富的不斷創造，這是不爭的事實。即便現在困難的家庭，也比以前提高了，多數還有電視看。現在網上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改革之前是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