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的增長——一、高增長背後的政治理性

迄今為止，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經濟傳奇已經持續了26年之久，人們似乎早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許多人那裡，中國經濟甚至已經成為高增長的代名詞。如果說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有人對這個奇迹抱有某種西方式的疑惑的話，那麼在此之後，中國經濟一如既往的持續高增長表現則在經驗的層面上徹底粉碎了這種疑問。於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神話作為一種流行的信念，終於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是更多的在議論：中國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是如何向世界輸出了通縮，是如何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威脅。在這裡，中國經濟顯然已經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動機，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書寫自己獨一無二的增長奇迹。然而，除去這些膚淺信念的屏蔽，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更像是一連串巨大的悖論，神秘而又讓人忐忑不安。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在一個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資效率如此低下、技術水平如此落後、現代金融系統如此匱乏、貪污腐敗如此盛行的國家中，高速經濟增長怎麼會持續得如此之長？在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改革的情況下，一個典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怎麼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在數量上爭論中國經濟增長（在GDP意義上）的真實性並沒有多少意義，對我們來說更加緊迫的是要搞清楚，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續的嗎，它對中國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麼？（中國經濟神話被含蓄地解釋為中國走上一條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同與也遠遠優越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包含了某種獨特的智慧。真的是這樣嗎？26年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故事？）

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一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那些建基於穩定製度環境之中的「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簡化為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為一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數。（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數）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於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數據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歷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活躍，第一是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一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並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官僚集團。

一俟官僚系統成為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眾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一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一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機制，官僚集團幾乎成為國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一傳統，並沒有因為最近26年漫長的改革而稍有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初始條件，也作為中國改革中最為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及經濟增長方式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除了1989年的短暫時期之外，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統一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一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其態度和行動一直在暗中規制著中國的改革進程。（事實上，這本身也是鄧小平刻意選擇的改革路徑。在鄧那裡，中國官僚系統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夠依靠的改革工具。雖然鄧也意識到這個工具不僅可能帶來腐敗，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這一時期中國官僚系統對鄧改革的頑強抵製表明了這一點>，但與甩開官僚系統可能帶來的失序相比，鄧似乎寧願選擇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給他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創傷強化了他的這種判斷。顯然，對鄧來說，依靠官僚系統推進他的改革只是一種局部尋優，其中無奈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所以，研究中國官僚集團（我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主要指由各級、各部門核心官僚以及國企官員構成的集團）的態度和行為，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進而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為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陞官、發財、擴充地盤。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動了同一種行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我們的視野中，鄧/小/平無疑是現代中國政治領袖中最激進的增長論者。這在他「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述中表現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鄧的所謂「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在鄧的心目中，除了經濟增長這個唯一的建構性價值之外，其他諸如政治改革、社會穩定之類的價值都只具有從屬的工具性價值。事實上，鄧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都是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來看待的。同樣的道理，一旦發現政治改革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鄧就果斷拋棄了政治改革。這就是為什麼在「6/·/4事件」后，鄧絕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鄧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激進態度為他的繼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遺產，也為這個目標最後走向極端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那樣，鄧的繼承者不僅全盤接受鄧/小/平的「發展第一」的思路，而且還將鄧的激進增長論推向了一個新的極端——不惜代價和不擇手段的「唯經濟增長論」；發展的內涵也由鄧時代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加簡單的「經濟增長＝GDP增長」。導致這種極端發展的主要歷史原因，是「六/四」之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對政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傷害，讓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只能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寄希望於即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潛在的邏輯聯繫是：經濟增長維持一天，政權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將政權合法性與變幻無常的即期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當然是一項非常冒失的政治戰略。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路徑依賴的困境。因為事實是，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已經別無選擇。如果對於鄧/小/平來說，經濟增長還是最後一代共產主義領袖的政治理想的話，那麼對鄧更加弱勢的繼承者來說，經濟增長則完全變成了政權延續的條件。不僅經濟增長的內在意義已經與80年代大相徑庭，其中隱含的強制性要求也彰顯無遺。於是，在1992年之後，經濟增長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對民眾的一種政治承諾，在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轉化為對官僚集團一種事實上的考核和錄用標準。這就等於明白告訴中國官僚集團：要想陞官，拿GDP的增長數據來！這就是從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國各級地方官員不遺餘力直至瘋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長數據的一個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終於在「發展」前面加上了一個「科學」的定語。所謂「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的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已經意識到了「唯GDP論」不斷擴散的代價。他們準備在「發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釋。不過，在長達十餘年的運行中，這種增長路線已經賦予自己以巨大的慣性。這不惟是因為政治領袖無法從正統性上切斷歷史【這從「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的新式語錄中可以看出】，更是因為這種增長路線已經在經濟結構上、增長動力上鎖定了中國經濟。明確否定官員升遷的經濟增長標準，實際上就掐滅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其結果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失速，而其帶來的失業及其他問題將不啻於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一個重大的政治打擊。由於無法在短期內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承受力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脆弱。所以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GDP指標將仍然是考核中國官僚系統一個暗含的重要標準，雖然它可能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標準。這也暗示，中國的官僚系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會具有強烈「官僚強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後面）


既然經濟增長指標成為考核中國官僚的重要標準，官僚集團竭力追求經濟增長以博取升遷機會就是一樁標準的政治利益極大化事件。換言之，是一樁划算的買賣。然而，讓人多少有驚奇的是，對於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追求GDP最大化增長竟然是一件最不難的事情。箇中奧妙在於：中國官僚系統仍然是一個具有強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謂「全能」，就是對官僚權力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具有強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強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資源。這種配置方式顯然只服從於官僚系統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原則。而在「增長第一」的政治壓力下，它服從的就只能是短期經濟指標的增長要求。據稱，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為此，中國在2004年還與歐盟及美國爭論得面紅耳赤。不過，「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這個結論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則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確，在26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這當然是一個事實。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中（這一點我們還要在後面具體論述，在此不詳）。一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活動中佔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設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統手中。鑒於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場以及上述關鍵行業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命脈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判明：與改革前相比，中國官僚系統的全能能力雖然在範圍上縮小了，但在層次上卻提高了，其隱藏在幕後的控制力不是減弱了，而是相對增強了。這就為各級官僚系統在管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動員經濟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讓他們在短期內製造任何讓上級滿意的GDP紀錄。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投資一直佔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而中國官僚系統最擅長的就是「投資」。縱觀中國26年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中國官僚系統始終都是經濟活動中最狂熱的和最重要的投資者（直接和間接），雖然他們同時也是最不關心回報的投資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為在所有這些投資中，中國官僚集團的個人成本趨向於零，而其收益則可能相當大。所以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集團的在這種投資行為中獲得都將是凈收益。那麼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統計是國有投資佔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這是對國有投資比重一種最低的演算法）；而集體和個人投資（民間投資）佔有的份額是44.6％。這被許多人認為是國有投資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證。不過要是嚴格算起來，中國的絕大部分投資恐怕都只能算成國有投資，也就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其中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絕大部分投資事實上都是通過國家承擔最終擔保責任的國有銀行來完成的。轟動一時的「江蘇鐵本案」就是這方面的顯例。在這個案例中，一個資本僅僅3億元的私營企業，在一年時間竟然在政府的幫助下從國有銀行中貸款30多億，準備投資一個106億的超級項目。誰能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民間投資還是政府投資？「鐵本」最後的結局也證明了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最後的擔保責任。問題是，「鐵本」之類的所謂「民間投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普遍性。可惜，我們的統計當局還沒有敏銳到要發明出這樣一套甄別技術。普遍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民間投資能力還遠遠沒有壯大到像那些幼稚評論所想象的那樣，這裡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國的官僚系統。（事實上，在大多數領域都嚴重投資過剩、資本回報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如果它真是民間投資的話）還蜂擁而至的話，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向來就是腐敗醜聞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資，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也不需要什麼論證。但國家審計署2002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一些數據還是讓我們暗暗吃驚。這份審計數據顯示：全國9個省的37個國債環保項目中，只有9個按計劃完工並且達到了要求，僅佔全部項目數量的24%；而國家發改委重大項目稽查辦公室調查四川1998年動用首批國債資金建立起來的11家垃圾處理廠后，結果發現竟然有8家無法正常運行。（與此同時，全國最近幾年興建的38個支線機場中，37個發生虧損，累計虧損達15.7億元。）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啟動之初，就有人鑒於以往政府投資的慘痛教訓而大聲疾呼，要求嚴密監控這些投資。然而，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還出現了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鬍子工程，就不能不讓人有些意外了。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準備的觀察家們暗暗吃驚的原因。

中國各級官僚系統的「盲目」投資（其實一點也不盲目）是一個喊了將近20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洗心革面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台了一個以取消審批製為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為「中國投資體制改革的新起點」。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一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中國的官僚系統沒有控制那麼多資源，他們還能拿什麼去投資？所以應該解決的真問題是：剝奪官僚系統對資源的絕對控制。很不幸，我們暫時看不到這種前景，早在1996年時候，我們就注意到中國的經濟周期中的某種政治性特徵。具體的含義是，中國的投資高峰往往與各級官僚系統換屆、新官上任在時間上相當吻合，經常的情況是政治年也就是經濟年。這一點我們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已經反覆見證。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緊接著就在1988年出現第一個通貨膨脹高峰。五年之後，1992年十四大召開，經濟呈現全面過熱，導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惡狠狠」的宏觀調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抑制，經濟雖然沒有出現整體過熱，但同樣在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下，出現政府投資的大規模膨脹。如果按照這個規律，你預測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會出現某種經濟過熱的話，那麼你將比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更加正確。因為事實的確如此。但你可能還是難以預料到，中國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率會猛然提高到43.42％，一舉超過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瘋狂的大躍進時期。<!--[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面對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國新一代政治領袖又只好停下腳步，解決這個新出現的老問題。看來，中國的經濟周期的確受到了中國官僚系統政績衝動的強烈影響。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麼經濟過熱，因為它完全是一種政治規劃的結果。毫無疑問，中國官僚系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覆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