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災，救的不僅僅是別人，也是一次自我救贖。

思想總是不能因為災難而停止，我們終將回到原先熟悉的生活方式。
木木：毫無疑問，在這次巨大的災難面前，中國共產黨的表現是優秀的，不但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共產黨人的先鋒模範作用」發揮到了極至，更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和開放。這不但為他贏得了13億人民的支持，還贏得了國際社會（其實也是就是西方社會）的廣泛認可，並使得原先的批評者不得不暫時閉上嘴巴，或對這個已經領導了中國59年的政黨作出新的認識。

江鳥：但這裡需要注意到一點，沒人批評並不等於不存在問題，此時的眾志成城也並不意味著日後就會死心塌地。天災不比人禍，它是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更無關任何意識形態。在災難面前，任何不利於團結救災的話，都有可能被視為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可恥的。這無須政府作出強制性的規定，而是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對於這一點，我希望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當災難來臨，人民是無法選擇的。你是執政黨，他們不相信你又能相信誰呢？特別是在我們國家，這是一個傳統。天地洪荒，文明之初即始於災難，中國人選擇了在大禹的領導下採取自救，而西方人卻寄希望於上帝的諾亞方舟能幫助他們逃離。「關鍵時候還要靠自己」，這是中國人的一個根深蒂固的理念。所以，我也不認為這次中國政府坦然接受國外的救援是一種「進步」，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改變」。「進步」也就意味著只有接受「他們」才是好的。於觀念，存在的只是差異，而不是好壞。

木木：這樣的差異還表現在對生命和死亡的不同態度上。這次，大家都在說，我們開始重視「生命」了。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命」通常都是小的，也就是所謂的「小命一條」，只要值得，死了也就死了。我們無須舉那些經典的例子來說明，只要看看街頭的鬥毆就知道了，「老子怕你啊，」然後揮著拳頭就上去了，也不想想人家一磚頭拍下去會是什麼結果，不重要，死了也就死了。甚至在家庭中也是如此，丈夫吵著要離婚，女人寧可選擇上吊。然而，在當代語境里，「生命」這個詞似乎一開口就是最重要的東西了，就象「民主」肯定是好的，而事實上，我們所說的民主常常只是西方的民主方式。批評的尷尬和難處就在於此：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並難以擺脫「他者」的處境。

江鳥：但也要看到，在這次救災中，人們似乎又看到了以往熟悉的一幕，很多黨員、幹部、解放軍不要命地沖在了最前面。「你們一直有人民養著，現在，你們自己看了辦」，我們當然可以用這句話來解釋。但如果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樣的話，是不會從布希嘴裡說出來的，它是典型的中國式話語。當美國遭受卡特里娜颶風的時候，他們的黨員和幹部在哪裡呢？他們的幹部難道就不是人民養的？而且，那些沖在最前面的共產黨人，未必是因為組織的要求，有很多都是自願的，甚至是爭取來的。比如，在政委的帶領下，15名戰士從5000米的高空說跳就跳，真的跳了下去。再有，一支醫療小分隊在前進的過程中被泥石流衝散，他們馬上組織了臨時黨支部，然後由黨員帶頭沖回去搶救那些危險的物資。

木木：可也有一種說法是，這是為了立功，基於中國政治制度下的仕途過程中的風險投資。

江鳥：肯定有人會這樣想，這並不奇怪，但不能解釋全部。董存瑞托起炸藥包，必死無疑，他是為了什麼呢？其實，不僅僅是共產黨，抗戰時期的國民黨，也有這樣的英雄。這是中國文化中的壯士情懷，現在有，過去有，古代也很多。說到底，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在中國人看來，這個世界確實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中國共產黨人把這一價值觀和他們的信仰結合在了一起，所以，也就表現的更加突出。

木木：說到董存瑞，我想這次地震對中國社會的另一個影響就是，整個民族的道德覺醒。很多人都聽過「董存瑞的班長是河南人」那個笑話，在笑話里，昔日的英雄變成了今天的傻子。誰願意做傻子呢？每個人都在感嘆整個國民精神的喪失和道德水準的下降，卻又不知道自己應該干點什麼。然而，當地震發生后，我們突然警醒，我們不但需要董存瑞，而且，我們這個民族依然還有無數董存瑞，他們依然還是英雄。長期壓抑的善，一下子爆發了出來，搶著獻血，捐款，還有很多志願者扔下手頭的工作，不遠千里跑去救人。每個人都被感動著，同時，又感動著別人。我們原來並不那麼自私，我們原來並不那麼冷漠。這是一個有愛心的民族，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同時，也不是一個只知道高喊愛國主義口號的民族。我特別注意到美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有一篇文章，它講到了中國的年輕人通過這次災難，告訴世人，他們既不是物質享樂主義者，也不是不辯好壞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們是如何熱愛這個國家的。抗震救災，救的不僅僅是別人，也是一次自我救贖。重建，建的不僅是那些房屋，還有我們的精神家園。

江鳥：毫無疑問，所有的這一切，不但有助於改變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看法，而更重要的，它將從內部影響著中國的未來。共產黨從老百姓那裡得到了信心，反過來，老百姓也會根據共產黨的表現作出自己的選擇，而不是根據制度作出選擇。

木木：所以，這次地震對那些整天圍著制度糾纏不清的「中國自由主義者」而言，無疑是一記悶棍。如果說因三月的藏-獨事件及後來發生的火炬傳遞抗議而引發的愛國主義熱潮，多少還存在著可以在意識形態上予以討論的可能，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甚至還可以不無焦慮地認為，西方社會的批評不但不能幫助中國的進步，反而有可能使得中國社會採取更封閉的敵對態勢。但他們可能並沒有想到，人類社會不但存在著制度的危險，還有更大的天災。在天災面前，中國社會不但沒有封閉，反而進步了，表現的更為開放，更加成熟。

江鳥：我想這裡需要對制度作出解釋。制度當然很重要，但決定人類社會發展和命運的關鍵並不是制度。制度本身就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只是人類對已有經驗的詮釋和總結，同時，也是人類對未來社會的一種習慣性預設。需要強調的是，一種社會制度的產生和選擇，往往不是理性的選擇，而是達爾文所說的自然選擇的結果，對此，哈耶克進一步解釋認為，人類社會的種種有序的結構，並不是故意設計的結果，而是基於許多人行動的產物，是自生自發的一種秩序。

木木：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嘛。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就不難解釋，為什麼60年前，貧窮而一盤散沙的中國沒有選擇美國和國民黨，而是選擇了蘇聯和共產黨。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而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強加於中國的結果。矛盾而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那套理論和制度恰恰又是非自由主義的，在哈耶克們看來，甚至還帶些「建構論理性主義」色彩，即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力量來構建一個理想可欲的社會，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80年代，中國人自覺地拋棄了計劃經濟而選擇了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總有一個存在於制度之外的看不見的手在推動著。

木木：無論如何，我相信中國一定會朝著一個更好的方向發展。我們不但獲得了信心，還有相互間的信任，這是改革的一個好時機。

[ 本帖最後由 chico 於 2008-5-30 03:31 編輯 ]

個人覺得這是中國人民族性的體現。中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者有之，認為其「醜陋」者有之，說其素質差更有之。大家說的好象也是事實，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在大難臨頭時，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的整體表現，那就是，忽然間，大家都變了，於是中國晃了幾晃，又站住了。抗戰時就是如此，天災人禍多了，只有中國將文明不間斷地從古代延到今天，其民族特質該是唯一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