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 華國鋒把毛主席一家子弄到這個地步,缺了大德.zt

送交者: Ph7 2008年3月08日18:22:28 於 [史地人物]http://www.  

  
陳永貴: 華國鋒把毛主席一家子弄到這個地步,缺了大德.

「我夢見毛主席了」——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永貴 ★★★

作者：師東兵 更新時間：2008-1-27

「我夢見毛主席了」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永貴

　　曾經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名噪一時的大寨大隊，總是和陳永貴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

　　這個普通的農民，由一個農村的大隊黨支部書記，一直擔任到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神話般地成為神州大地家喻戶曉的人物。

　　而大寨，也被譽為「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的嶄新模式」，成為必須學習的樣板。那時，誰要不學大寨，就會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橫加批鬥，「反大寨」的帽子和「反革命」的帽子同等份量。
我第一次見到陳永貴是1967年6月上旬，在太原的省政府大院。當時的陳永貴和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樣，即使沒有見過他的人也能夠認出。

　　那時我剛剛平反出獄，雖然才17歲的年紀，但是已經當過一次反革命了，膽子大的很。我們幾個外地的學生跑進已經改名為省革委會的省政府大院，為的就是告狀（流行的語言叫上訪）。我們的學生組織已經被奪了權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取締，但是我們這些學生娃娃不死心，總想死灰復燃，所以一見到陳永貴就像見到了救星似的急忙跑過去說話，雖然他已經是響噹噹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在我們的心目中還是個普通的老百姓，並沒有把他當成大人物來看待。

　　我們曾經跑到昔陽縣大寨大隊找他，沒見到人就幹了兩天農活，聽說他回到省城這才趕到太原來找他，就盼他能說句公道話。

　　陳永貴把我們三個學生打量了一番，聽說我們從候馬來，臉上露出了怒容：「那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老巢，你們造反了嗎？」

　　我急忙說：「我被打成反革命，關了一個月零五天，怎麼造反呢？」

　　陳永貴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他沉下臉來問到：「你們是老保嗎？」見我沒有回答，又問：「你們是支持誰的一派呢？」

　　我感到奇怪，但是又不敢不回答，就說：「我們是支持毛主席的組織。」

　　陳永貴連連搖手：「不能說支持，應該是保衛。我們都是保衛毛主席的組織。」他覺得還沒有說到點子上，就再次明白的解釋：「現在誰也不敢說他不保衛毛主席，光這還不行，還要在山西支持劉格平同志，這才是革命組織。否則就是反動老保。如果你們沒有這樣的政治觀點，那被取締就是活該。對一切反革命的保皇派就是要堅決地打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劉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揭發了61個叛徒集團，始終是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好乾部。這些，你們都知道嗎？站在哪一邊可是一個大原則問題，也是方向和路線的問題。」

　　我嚇了一跳。從此，牢牢地記住了陳永貴，包括他的聲音容貌。

　　當初，他只是一個勞模的時候，見了省里的領導人同樣是畢恭畢敬；一個政治風暴使他從基層翻騰到山西省的最高層，他的神氣和架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過了一個月左右，我和北京的紅衛兵在首都京西賓館又見到了他。那時，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和關鋒親自主持會議，在解決山西的問題。我在省城告狀難以獲勝，也爬火車來到被稱為中央心臟的這塊機要重地，恰好又在門口碰到陳永貴。

　　「你也是代表嗎？」陳永貴好象認出了我，竟然主動的伸出手來。

　　因為我是在北京紅衛兵的掩護下「混」進來的，但不是代表任何組織的與會人員，自然有點心虛，就緊緊的握住他的手，來了個答非所問：「永貴同志，你好！」就這樣矇混過去了。

　　他卻主動地把我拉進東樓的一間房裡，挺神秘地問到：「你不是被關起來過嗎？肯定是受張日清迫害的革命小將了。這個傢伙可壞了，和革委會的劉貫一、劉志蘭、程守中等人相勾結大反劉格平同志，也是我的死對頭。你可以站到我們這一邊寫揭發材料，我替你轉給中央文革小組，轉給康老。」

　　我知道，張日清是山西省軍區政委，劉貫一是省革委會的副主任，劉志蘭和程守中都是革委會的領導成員，其中劉志蘭是革命先烈左權將軍的前妻。這些人我連一個都不認識，他們是否陳永貴的死對頭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於是，我告訴他：「我是由於反對曲沃縣武裝部的個別領導人打擊革命幹部和進行奪權而打成反革命的，與張日清等人沒有任何的關係。我講完這話，陳永貴就沒有剛才那麼熱情了。

　　以後，我幾次求見，都被拒之門外了。這時，我才深深的感覺到派性鬥爭的可怕，它不但能夠扭曲一個人的面孔，而且可以扭曲一個人的靈魂。派性利益，會把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當作仇敵，也會把本來品質惡劣的人當作朋友。

　　那次解決山西問題的大型會議，康生和關鋒把個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等人罵了個狗血噴頭，說他們打擊劉格平就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明確傳達了毛澤東的所謂指示：「六十九軍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告訴六十九軍的同志說一下，要他們站在劉格平同志的一邊，堅決的支持劉格平同志。」

　　說是給六十九軍的指示，其實是全山西的人民都要聽。於是，整個山西以此站隊，重新劃分了山西的兩大派。後來，兩大派不斷地進行武鬥，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強佔了火車。

　　我對這個運動徹底絕望了。第二年，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於是長達幾年沒有見到陳永貴。

　　我從部隊複員后，聽說陳永貴又和在山西支左的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鬧的天昏地暗。謝振華擔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后，陳永貴不住地向中央告狀。同時山西的一些人也在向中央告陳永貴。

　　我曾經在一個省領導的家裡看到過一封告狀信，說他在昔陽縣大搞法西斯專政，把和他觀點不同的組織和個人、甚至領導人整得死去活來，有多少多少人被整死打殘，等等。

　　江青對陳永貴說：「謝振華和你雖然都在廬山會議上主張設國家主席，但是他和你是有區別的。謝振華是軍人，他和原來的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的關係不同尋常，但是他偏偏不揭發鄭維山和李雪峰的關係，至今不見他一個象樣的東西，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看來他只是在一些表面問題上作文章，不搞實質性的問題。我就是要整整這個難剃的頭。」

　　果然沒有多久，她抓住突破口了，那就是山西1973年底參加華北片文藝調演的一出叫《三上桃峰》的戲，本來這個戲和劉少奇毫無關係，她和一班子的文人硬要把戲說成是「為劉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以此把謝振華整了下去。從此，把山西的問題搞的更加複雜化了……

　　這，倒是給陳永貴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但是，有頭腦的政治觀察家卻斷言：江青再次失去了軍隊對她的支持。我看過《三上桃峰》的戲曲，也熟悉謝振華的為人，以他當時的資歷和政治環境，他是絕對不會站出來為劉少奇翻案的。江青手下的那批政客和無聊分子，硬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指鹿為馬，到頭來既害別人，也害了自己。

　　幾年後，謝振華就是以受江青等人的迫害為由，東山再起，給了陳永貴這班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如果江青等人稍有政治頭腦，對文化界不要那麼求全責備、刻薄封鎖，對一切持不同觀點的人給予寬容和民主，也許他們將會是另外一種結局。這一點，後來陳永貴似乎有點醒悟。

　　他在重病中曾經這樣說：「中國這麼搞來搞去沒有多大的意思，今後我是再也不會幹那些蠢事了。」

　　一個軍隊幹部對我說：「中央就不該讓這樣一個農民擔任如此高的領導職務，他有什麼水平呢？他說謝振華是陳伯達和林彪線上的人。他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不也是聽從林彪、陳伯達的指揮，叫嚷要設國家主席，要把反對設國家主席的壞蛋揪出來斗到斗臭嗎？他也算上了林彪賊船的人呀。

　　這個人在歷史上也有問題，是日寇捧捧隊的成員，參加過日本振興大東亞救國同盟會，簡稱興亞會，是這個組織在山西的三人小組組長。所以，謝振華在跟他吵架的時候，說過：[你說我是什麼人，我是老紅軍，你是！] 陳永貴聽了這話氣的要死。」

　　後來，我在1989年5月再次見到了陳永貴。我說起當年和他見面的幾次遭遇，他搖搖頭說實在想不起來了。我請他給我介紹一下他到中央的情況，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絕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聯繫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場了，人總是註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是能夠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步，你想想一個老粗容易嗎？」

　　說到這裡時，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明顯的得意的神色。顯然，到了這個地步，他已經沒有任何的顧忌了，說話也就隨便起來了。

　　我問到：「山西有人說你曾經參加過日寇的棒棒隊和[興亞會]，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歷史上你的結論中央是怎麼定的？」

　　陳永貴說：「我年輕時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大老粗，哪裡懂得什麼[興亞會]不[興亞會]呀！至於日本人進了山西后，我為了保護我們的村莊不受糟蹋，主動地和日本人周旋，勸他們不要殺害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駐陽泉的特務組織要求我和另外一些人參加了他們的組織，讓我們給他們提供情報，我就假裝答應下來。那時我一不是共產黨，二不是八路軍，不存在什麼叛徒不叛徒的問題。但是我從來沒有主動給敵人提供過任何有價值的情報，完全是為了應付敵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白皮紅心的蘿蔔]。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謝振華查到了這種歷史檔案，幾次和我談話，要我交待歷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我感到很冤枉，哭著求他別把這事情暴露出去。

　　我說：[我可以把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全部表現給黨中央彙報清楚，你們也可能調查，看看我在抗戰時究竟干過什麼壞事。] 他想抓住我的這些污點來操縱我，我當然不幹！我就主動地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彙報了這件事情。後來查清了，[興亞會]並不是什麼大的特務組織，只不過是日本人企圖統治中國而在中國搞的小團體而已。中央的這個結論才給我解除了思想上的壓力。

　　當時周總理親自對我說：[你不要背包袱，黨中央和毛主席是相信你的，你在建國后的表現已經證明了你完全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你就大膽地干吧！] 我回來以後，就再也不怕什麼人的污衊和威脅了。就是這麼個情況！?p>　　我對他所說的情況，已經作了調查。雖然不像他所講的那麼簡單，但是從敵偽的檔案里確實沒有發現陳永貴的歷史罪惡。我還想問他有關的事情，但是陳永貴顯然已經不願意再涉及這個問題了。他對我說：「談這些沒有任何的意思，我們還是講講別的事情吧。時間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我也記不起那麼陳芝麻、爛穀子了」。

　　於是，我就換了個話題，說：「那我們談一談你調到中央后的事情好嗎？」

　　陳永貴對此很有興趣，一口氣給我講了他剛調到中央后的許多情況。他說：「我在黨的十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后，又在第二年的全國第四屆人大上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周總理就對我說：[永貴同志，你現在可不是考慮一個大寨和一個省的問題，而是要考慮全國的農業了。你爭取把全國絕大多數的省份的農業考察一下，給他們制定農業學大寨的具體方案，這可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如果全國都變成大寨縣，那麼我們的農業就有了出路了。]

　　周總理的話我現在都記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按照他的話來做的。但是，我沒有想到中央內部的鬥爭也很激烈。

　　江青從心裡不願意讓我介入他們和其他領導人之間的鬥爭，她對我說：[中央內部的矛盾很複雜，老陳，你不要參與進來。你只要抓具體工作就行了，路線問題上有毛主席來掌舵，我們只是執行者。] 她的好多話，我是聽不懂的。

　　張春橋和我談話的時候，也這樣說：[毛主席讓江青關注國內的大事，她實際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觀察員，她對路線問題和政治上的問題非常敏感，但是我們一時也可能理解不了，她和你的談話不要輕易的公開。因為黨內的許多人都盯著她，她的一言一行都是體現毛主席的意圖呀。]

　　但是，政治局開會的時候毛主席卻說：[江青只是一票之權，她的話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時真理在她手裡，她有大功，揪出劉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乾的，我是聽了她的意見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當一批人不擁護她，應該給人們一個認識的過程，我看從絕大多數人民的反映來看，她還是幹了好事的，擁護者是多數，真正反對的人是少數。你們信不信呀？江青，你要搞多數人的工作，不要搞成小集團，她的問題並不大，但是要注意。]

　　後來傳達的那些毛主席的指示，並不完全。那是根據當時打倒江青的需要來加工的。別人不知道，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

　　「你說，毛主席到底是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毛澤東和張春橋究竟有什麼來往？」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副採訪的架子。

　　陳永貴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歷史，怎麼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錄音設備后，才認真地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的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這個人自己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實際上很高，政治局委員們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的人物，因為毛主席始終是支持他們的。

　　1970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上的矛頭是針對著春橋，實際上是對著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

　　林彪、陳伯達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是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坐的我都在培養。只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的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伯達強的多，水平也高一些。

　　陳伯達近幾年來並沒有寫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別人寫的，他的文思已經乾枯了，但是還不想下去接觸群眾，接觸實際。一天總是在搞唯心主義，什麼天才，什麼創造，他實際是想作天才。

　　永貴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實際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勞動人民的。某種意義上講，永貴同志要比陳伯達強的多。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過天才，也要揪什麼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主張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

　　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地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和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倆實踐。互相學習嘛。] 這些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永遠也忘記不了。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后，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當時我和郭鳳蓮同志講過。」

　　我問：「林彪的事件發生以後，你向中央揭發過他們的問題嗎？」我之所以提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我看過他在批陳整風和批林整風中寫的揭發，雖然出自秘書和別人的手筆，但是他的簽名說明了全是出自他的口授。

　　陳永貴很老實地說：「我是向中央揭發過李雪峰、鄭維山等人的問題，那是在1970年8月23日晚上，林彪作了那個反革命的動員令后，李雪峰對我說：[永貴同志，你應該表態了，你是農業的榜樣，講的話很有號召力。現在中央有那麼幾個王八蛋在反對林副主席，反對陳伯達同志，他們比羅瑞卿、陸定一還要壞。他們的陰謀要是得逞，我們的國家就會再倒退迴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現在林副主席的動員令已經下了，你要帶頭講話，要求中央把那幾個王八蛋揪出來，批倒批臭。]

　　我問他：[林副主席講話中指的是誰？]

　　他說：[我告訴你后，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現在中央還沒有點名，只是對事不對人的時候。林副主席和伯達指的是上海的那幾個傢伙，他們在組織小山頭、小宗派。他們的陰謀得逞不了，現在全軍代表都在反對他們。]

　　我這下心中有數了。8月24日，陳伯達和汪東興來華北組參加討論的時候，我再次問汪東興：[聽林副主席的講話后，我很激動，想發言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還要放炮，把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壞蛋揪出來，你看可以不可以？]

　　汪東興回答：[當然可以，不但你講，我也要講。我早就對那幾個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們壞的很，現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達同志放在眼裡，將來還會把誰放在眼裡呢？中國的許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給弄壞的。一定要把他們給揪出來。現在時機已經到了。]

　　有了他們的部署和安排，我才敢在華北小組會議上發言。當時我很激動，把張春橋等人狠狠的痛罵了一頓。但是，毛主席下令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要收回華北小組的簡報，特別是把陳伯達揪出來后，我才知道闖下了大禍。

　　我當時很害怕，向李雪峰提出了要檢查，李雪峰對我說：[你檢查可以，千萬不要拉扯別人，更不要提我，越提問題越複雜，好象我們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似的。]

　　汪東興也偷偷地跑來對我說：[我和你以前說的話，不要再提了。我們各自檢查自己的就行了，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頂多是個認識問題就是了。]

　　後來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和我秘密談話，問我華北小組討論前的動向，我把李雪峰和鄭維山的活動，包括我聽到他們的議論都報告了總理。

　　我曾經聽鄭維山對李雪峰說：[這一回就是要把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搞臭，把他們的囂張氣焰壓下去，迫使中央表態。即使這次目的達不到，也要在下一次的全會上達到目的。林副主席和軍委的其他領導同志是下了決心的。]

　　當然，我的揭發促使毛主席下了決心。當時周總理就對我說：[你看看，不整頓怎麼能行呢？毛主席就斷定他們的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 這時，我才感覺到廬山會議的確是件大事。」

　　我問到：「毛主席逝世以後，政治局研究過江青的問題嗎？」

　　「哪裡來得及呢！」陳永貴說：「毛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華國鋒就跟我打過招呼，

　　他悄悄地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可就掉進陷阱里了。人家手裡拿著尚方寶劍，想怎樣就怎樣，我可怎麼辦呢？]

　　我說：[你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國務院總理，誰能不聽你的呢？]

　　他說：[那可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幫助我聽些消息，有時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

　　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和我講過。這時，我就估計到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青好象她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她表面上很輕鬆，實際上也很緊張。

　　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跟他身邊的人員交待，要他們請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后，手都發抖了，但是別人一進去她馬上恢復了常態，要和大家打撲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看到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她一會兒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手錶，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時高興的要死，這不符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經判刑，我倒是主張恢復歷史的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

　　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主席的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比如她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

　　她這樣對我說：[老陳，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毛主席培養的黨的幹部，我們要自學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黨的原則範圍內進行的。

　　據我了解，她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的同志也是這樣。就是她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的。

　　我親眼看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給錢了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三百多塊錢交給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

　　你們都知道，江青是喜歡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機和膠捲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火食費和外出的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對不多佔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作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我到了中央以後，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的手在發抖，嘴唇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比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了他家，他當著我的面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 他處於緊張的為難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些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也不是為了給老幹部申冤，而是為了他自己當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實是怎樣看待的？你參加和討論了抓江青這些人的會議嗎？」

　　陳永貴說：「我哪裡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呢！其實並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完全是華國鋒、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以後，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 抓四人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和毛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可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