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災讓我看到了「中國奇迹」的另一面——讀秦暉

作者：鄺海炎 提交日期：2008-2-23 16:16:00  

　　這期的《南方周末》「評論」版用三大版刊出了秦暉先生的牛文《「中國奇迹」的形成與未來》，很有點《大公報》書生論政的遺風和氣魄，而責編陳敏就是笑蜀，其編風雖然剛愎自用了點，可用在這時候，真可謂「好鋼用在了刀刃上」，致敬一把！
　　秦先生此文最有創意的地方當然是「中國的全球化」與「全球的中國化」那一部分。他認為，「儘管改革前我們經常大言要用意識形態理想「解放全人類」，但那純屬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來中國第一次有了「和平演變」他人的可能，但是這種演變既不是向人家輸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輸出「社會主義」，當然更不是輸出自由主義。而是用一種「低人權」的競爭「優勢」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發展。如果說幾年前一群討厭「自由放任」的左派經濟學者提出「北京共識」還並不令人驚奇，那麼討厭「福利國家」的張五常先生最近宣稱「天下大勢將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就很耐人尋味。而曾經預言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書《出乎意料》，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列為未來可能發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見這種趨勢不容小覷。」，他把這種趨勢命名為「世界改變中國」和「中國崩潰論」外的「第三種可能」，也就是「中國改革世界」。比如，「即便是發達國家，在中國的「競爭力」面前也存在著「左派無法減自由，右派無法降福利」的「困境」，於是一些「英雄」開始冒頭：西方的傳統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張福利國家，右派主張自由放任，一般來講右派主張小權力政府，左派主張大責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經開始出現一種「向中國看齊」(當然未必是自覺的)的苗頭，開始出現了一些政治家，他們一方面強調政府的權力要擴大，另一方面強調政府的責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國大選出來的薩科奇，你很難說他是傳統的右派還是傳統的左派。你講他是傳統右派，他卻是主張大(權力)政府的，薩科奇有處置2005年移民騷亂的背景，很多法國人都說他是主張警察治國，主張收縮自由的。但同時他又對法國的福利國家體制深惡痛絕，要削減福利，因此他當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都是主張進一步擴大自由的。主張限制自由(至少在經濟方面)的人又要求擴大福利。現在出現一個既主張削減自由也主張削減福利的人，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應該說是個新趨勢。」。
　　顯然，作為歷史學家的秦暉是看到了歷史的複雜性的，但他對「中國改變世界」的論述與其說是一種事實描述，不如說是一種價值擔憂，更直白的說，是中國自由主義的無奈和嘆息……
　　秦先生在此文最後再次強調了「共同底線」和憲政的重要性，但他的論證基本上被省略掉了，只用了一句疑問式「我們自己能夠一直接受這種狀態嗎？」，顯得無奈且悲愴！我不知道這是受言論限制的原因，還是秦先生覺得自己以前說的太多，這次不必要再說了。其實，在這裡，秦先生大可以拿這次的雪災說事。雪災發生后，可以說，中國社會預警機制和應急系統之低效，簡直讓人齒冷！用2月17日的廣州市政協副主席郭錫齡的話說：「這一次有兩個部門要批評，一個是氣象部門，之前完全沒有預計到天氣的嚴重性。不過更嚴重的是鐵道部！……當時衡陽和株洲已經完全停電，並且不知道何時可以修複電路的時候，已經可以預見未來幾天開不了車了，鐵道部卻還在賣票……這些事情鐵道部都沒有公布……鐵道部的人要撤職！」。毫無疑問，對於災區人民來說，gdp的增長又有何意義！？至於政府後來的救災確實是可圈可點，可那是在總書記和總理親自飛往災區，坐鎮指揮的情況下，整個系統才開始反應和啟動的呀！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泰山壓頂」，我們所謂的地方「父母官」又何曾念及了一點子民的生死！
　　我家在湖南郴州，也就是這次雪災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所謂嚴重，當然包括天氣更惡劣，但也包括政府的救災能力最差。我是2月4日回到郴州的，下車后發覺路上雪的儘管多，但也覺得不至於這麼嚴重。因為女朋友家在市裡，我就在她家過了一夜。當時政府在忽悠「今晚會來電」，結果還是沒來。第二天，我就回自己家去了，我家是在農村，電網被破壞的很嚴重，光是我們村的高壓線和電線杆就斷了好幾根，短期內根本就無法修復，所以，大年三十，家裡是點著蠟燭過年，這是我生平僅見。真的很難想象，要是發生戰爭，郴州將多麼可怕。
　　郴州這幾年經濟發展很快，市民的權利意識也成長很快，聽說大年二十幾就開始有群眾自發的堵在市政府，或許是感於這種壓力，市區才在大年三十晚上來了電，可我們農村呢？農民抱著體諒政府的心情，大年三十沒電也就算了，但郴州從初二開始就基本上沒下雪了，而且雨也很少，政府在這段時間應該有所作為，所以，正月十五應該來電了吧！可我昨天從廣州打電話回去，爸爸卻告訴我，「3月份能來電就不錯了」，「有人說要5月份才來電」！我聽了腦子一蒙，我靠，這狗日的政府從初二到十五做了什麼？
　　我是初九才離開家的，在家裡因為走親戚，也一直在外面走。從路上看到的情況來看，電網被破壞是實情，可從初二到初九，這些天里根本沒看到政府有什麼動作。我還跟我堂兄開玩笑：「要不我們也學學市裡的，去堵堵鄉政府」，可我堂兄嚴肅地說：「堵誰去啊？鄉政府都空了，哪有人上班啊，都在家裡烤火呢「！我聽了真是哭笑不得，……
　　這世道也真奇了怪了，以前政府老喜歡搞「親民」，喜歡做秀，過年了好歹也要給窮人人送點肉什麼的，可今年連個幹部的人影也沒瞧見。甚至，連小偷也不見了，總之，一副末世景象，人心惶惶！這種權力過於集中導致的「管理荒」倒真的應了秦先生那句一針見血的歸納——「大政府，小責任」、「有權無責」。
　　還有，我們村裡有不少爭當村幹部的小老闆，這次雪災，我原本以為這些人為老百姓做點啥，可整個春節，連雪都沒掃一次，只是不停的在電視里說：「這個春節感受到了黨中央的溫暖」。我聽了那話都感覺噁心！（我是在我舅舅家看的電視，他自己買了發電機，平常賣2000多一台，他買的時候7000多，據說後來漲到了10000多！）。
　　由此可見，中國當前的鄉村治理確實是存在巨大隱患的，在這個有防暴車、嚴重依靠科學技術的時代，鄉村的黑暗也許不會來自於古典的農民革命，卻可能來自重大突發事件（尤其是戰爭）引發的社會混亂，比如台海問題。這是我對某黨治理的失望，這種失望還引發了一種更深的失望，那就是——在目前的鄉村體制下，農村精英即使有了錢也是向腐敗的黨組織靠攏，以獲得社會地位，而不可能自組織起來，產生一種自下而上的變革力量。
　　總之，1949年後的支部建在村上使20世紀的「權力下縣」運動達到了頂點，這一運動破壞了傳統的「官紳共治」模式，摧毀了鄉村原有的自治基因。當革命的激情退潮以後，鄉村治理危機就暴露了，所以，現在的中國農村要麼是產生禹作敏這樣的強勢人物，要麼是造成郴州的這種非常時期的無政府狀態。基於這種觀察，我認為，所謂的「中國奇迹」其實還有我們平常所忽視的一面：如果說中國「權家通贏」的權力結構造成了改革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雙低優勢」（自由低、福利低），那麼，這種權力結構也確確實實造成了中國地方治理的「雙低劣勢」（安全低，效率低）。以前的黑磚窯事件，剛剛過去的雪災，以及將來的台灣問題，都將考驗這種「權家通贏」的權力結構到底能撐多久！在分離主義流行的今天，中國能否避開科索沃獨立帶來的「骨牌效應」，這表面上看是國家能力問題，實質上還是權力結構的問題。

　　后話：在這次的雪災中，湖南衛視的表現確實比央視強多了，有老鄉說從那裡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溫暖，可我的家鄉郴州至今都沒有電，怎麼看電視，又怎麼感受黨和政府的溫暖呢？當然，也許等天氣放晴之後，也許等3月份來電之後，我的父母也能感受黨和政府的溫暖，可這還是在電視里，這一個多月的等待又多麼漫長，多麼心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