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思：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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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作者：曹應旺


　本書以豐富的一手材料、平實嚴謹的行文，回答了周恩來是怎樣抓經濟工作、怎樣抓「上天」與水利事業的。周恩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政府總理達26年，為世界上在這樣的崗位上連續任職最久的領導人。
　　中國人口多、國家大、耕地少、底子薄，總管這樣一個家實屬不易。周恩來擔任總理26年，他是怎樣總管這個家的？他是怎樣為中華民族的富強而奮鬥的？為回答這些問題，作者撰寫了《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一書。在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到來之際，作者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為研究周恩來盡到微薄之力。

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序  
   
　　在26年中，周恩來治理國家，涉及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等，可以說是方方面面，事無巨細，很多時候是事必躬親。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始終抓緊經濟建設，認為這是治國之本。他一向重視和多方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力。內政也好，外交也好，其他的方方面面也好，都要圍繞著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國家建設。而這一切又都是非常明確地為了人民的幸福，能夠使億萬人民擺脫舊的困苦生活，過上好日子。



周恩來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政府總理達26年，成為全世界在這樣的崗位連續任職最久的領導人。他為將一個人口多、底子薄、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日以繼夜，兢兢業業，頑強拼搏，鞠躬盡瘁。在治理國家的漫長歲月中，他留下了光輝的思想、動人的事迹、不朽的功勛。尤其是在他逝世后，隨著時光的流逝，形勢的推移，人們對他的景仰之情愈來愈增加，懷念之情愈來愈深厚。


序言李琦

　　新中國成立前，正在籌建政府機構時，德高望重的朱德同志就曾經說過，周恩來是黨內的總管家。斯大林委派的特使米高揚秘密來到入城前最後一個中共中央機構所在地——西柏坡，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談話以後，曾經讚許地說：新中國的政府已經有了一位好總理，他就是周恩來。在20多年的時光中，周恩來名符其實地承擔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的總管家的這副擔子。無論經歷什麼風波，經歷什麼艱難，他都無私奉獻、義無反顧，勇敢地挑起這副千鈞重擔。

　　在26年中，周恩來治理國家，涉及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等，可以說是方方面面，事無巨細，很多時候是事必躬親。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始終抓緊經濟建設，認為這是治國之本。他一向重視和多方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力。內政也好，外交也好，其他的方方面面也好，都要圍繞著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國家建設。而這一切又都是非常明確地為了人民的幸福，能夠使億萬人民擺脫舊的困苦生活，過上好日子。周恩來曾經語重心長、一針見血地說過這樣的思想，就是我們革命不是為了再過窮困日子，是為了富裕，為了文明。也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后革命實踐中的經濟思想、經濟活動，特別光彩，特別豐富。

　　曹應旺同志的這本書，我從頭讀到尾，有的章節讀了兩遍。我認為這本書如實地反映了周恩來的經濟思想和實踐。有些材料比較詳細，內容較豐富。在大量的文章、報告、講話、批示、文件中，在無數的活動、事例中，一般地說，作者能夠抓住帶有關鍵性的地方加以論述。因此，能給人較深印象，引人思索。在目前介紹周恩來經濟思想和實踐的書籍中這是值得閱讀的一本。據說，作者為了寫這本書花了七八年時間。我了解作者是有志於研究周恩來，有志於研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經濟思想。藉此機會，我誠摯地希望作者繼續研究，寫出更有深度的著作；也希望廣大青年和學者在深入學習、研究周恩來經濟思想方面取得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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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初冬，著名儒學大師馬一孚在中南海懷仁堂揮筆寫下兩副詩聯分別贈給毛澤東與周恩來。 贈毛澤東的詩聯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 贈周恩來的詩聯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

　　這兩副詩聯表達了馬一孚先生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敬仰。同時，這兩副詩聯的區別，也透出了這位理學家對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協力合作關係的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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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年初冬，著名儒學大師馬一孚在中南海懷仁堂揮筆寫下兩副詩聯分別贈給毛澤東與周恩來。

　　贈毛澤東的詩聯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

　　贈周恩來的詩聯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

　　這兩副詩聯表達了馬一孚先生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敬仰。同時，這兩副詩聯的區別，也透出了這位理學家對毛澤東、周恩來之間協力合作關係的深刻認識。

　　中國古代的哲人晏嬰曾說：「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還有一位哲人老子曾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二章》。毛澤東與周恩來在治國興邦中的協力，是和而不同的協力，是差異互補的協力。如果說毛澤東是提出理論、原則的思想家，是繪製新中國發展總藍圖的設計師；那麼，周恩來則是善於把理想與現實、現在與將來、目標與步驟、戰略與戰術、整體與局部、重點與全面溝通起來，善於將原則具體化，使設計藍圖符合實際並進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管理家、實幹家。

　　周恩來為了讓毛澤東集中精力思考戰略性的和理論上的重大問題，常常有意識地使自己主要扮演執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同志問周恩來：你為什麼這樣做？周恩來嚴肅地說，你怎麼也講這個話？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那麼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他多次同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說，毛主席聽彙報看文件只記幾個大數就夠了，我是辦具體事的，要記一些具體數字。

　　周恩來「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郭沫若：《洪波曲》第2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具有總理國務、管理國家的傑出才能。建國前毛澤東就已認定周恩來是未來新中國總理的最佳人選。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總結中毛澤東說：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第58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建國后，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擔任黨中央主席和共和國總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總理」分別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代名詞。

　　毛澤東對周恩來，有時見面親切地稱呼「恩來」；有時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時在書信中稱呼「周總理」；有時則信任而又尊重地稱呼「總理」。毛澤東與他人交往中，直接而簡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職務代稱是極少見的。「周」和「總理」這兩種稱呼方式，毛澤東只對周恩來使用過。這從一個細小的側面反映著毛周關係：信賴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親近。黨內外名人學者喜歡將周恩來比之為西周時的輔政大臣周公旦，尊稱為「周公」，並常常這樣稱頌周恩來：「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毛澤東也曾用「周公」尊稱周恩來。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致柳亞子的信中寫道：「周公確有吐握之勞」。《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52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總管一切、日理萬機的才能與政績的肯定。毛澤東曾對許多人感慨：「還是我們的總理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服務員的工作都關心到了！」成元功：《北京的老百姓能否吃到這樣的菜？》，《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38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

　　1946年朱德六十大壽時，周恩來在祝辭中寫道：「全黨中你首先和毛澤東同志合作，創造了中國人民的軍隊，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寫下了新的紀錄。」「你的革命歷史，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雲南起義、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生產運動，一直到現在的自衛戰爭，你是無役不與。」《周恩來選集》上卷，第246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周恩來心中朱德是「無役不與」的元戎之首。在朱德心中周恩來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就是黨內的總管家，是個好管家。1948年春，華北局第二書記薄一波在西柏坡向劉少奇、朱德彙報抓經濟工作的問題時，朱德說：「快啦！咱們的周恩來同志快來了，他是個管家的，管這一個家。他會把這個事情辦好。」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總管家，政務最繁忙的人。他的工作一會兒外交，一會兒經濟，一會兒軍事，一會兒統戰，一會兒文教……但他像出色的琴師彈鋼琴一樣自然流暢、節奏分明，節奏的最強音始終是經濟建設。周恩來的秘書顧明回憶說：「恩來同志常說，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領導經濟建設。外交（包括外貿和援外）是為了爭取一個和平、穩定、中外交流、互通有無的國際環境。內政是要創造一個民主、自由、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所有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儘快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就是恩來同志把畢生心血奉獻給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遠大目標。」顧明：《歷盡艱辛創四化》，《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6頁。

「體國經野輔世長民」——從總管家，特別是從經濟工作的角度來看周恩來，儒學大師馬一孚的這種概括絕不是溢美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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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6年，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到「紅區」之後，周恩來是斯諾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建國后，斯諾曾於1960年、1964年、1970年多次來華。1960年8月30日，周恩來陪斯諾遊覽密雲水庫，泛舟長談。1964年10月，周恩來在自己的住宅里，再次同斯諾長談。1970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周恩來把斯諾和他的夫人洛伊斯領到毛澤東主席的身邊，由此產生了轟動世界的獨家新聞：中國願意接受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斯諾對周恩來交之甚篤，知之甚深。他說：「周的經歷表明，他正是人們所說的總管一切的人。」《舉世悼


念周恩來總理》第300頁。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他在探討毛周關係時說：「周喜歡抓每個計劃的具體執行，問題越複雜越好，而毛則對此感到厭煩。周會大刀闊斧直抓事物的核心，摒棄無關緊要的東西，必要時採用繞道走的方法，但從來不輕易下賭注，除非他拿了一手絕妙的好牌。革命形勢呈現穩定之日，就是周工作得心應手之時。」斯諾：《尼克松棋逢對手》，《西方人看周恩來》第46頁。中國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

　　美國《紐約時報》的遠東記者約翰·麥克庫·吳德施出生在中國，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重遊中國，周恩來曾三次接見他。他說：周恩來「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黨內最高層任職時間，比列寧、斯大林或者毛澤東還長。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他就擔任總理，作為國家的代言人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西方人看周恩來》第38頁。

　　美國前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說：「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都是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周恩來在文職政府的管理方面顯示了近乎天才的能力。實際上，他掌管了國內經濟和政府為他的數以億計的同胞們所操心的事情」。《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52頁。

　　1971年7月26日，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寫道：「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1949年獲得勝利后，周恩來在北京新政府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從而成為國際知名人物。作為中國的主要行政領導人，他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政府機構以管理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西方人看周恩來》第122頁。周恩來逝世后，美國合眾國際社曾這樣評論：「周恩來是中國『總管一切的人』。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驚人精力的人物。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為『新中國』制訂主要的方針政策，但是他依靠周加以貫徹執行。」《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299頁。《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寫道：「周是一個具有遠見的人，他敏銳、多智、不知疲倦和注重實際。他一生的經歷大體上也就是本世紀的中國歷史。評價他的生平也就了解了本世紀的中國史。」「因為他的想象力不僅包括管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指導它的發展的極其複雜的問題，而且還包括指導同世界其他國家關係的適應性強的方針。」同上書，第297頁。

　　英國學者約翰·吉延斯認為，周恩來「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國家和經濟事務至高無上的管理人」。《西方人看周恩來》第333頁。針對「文化大革命」，柯蓮娜·麥克杜高在1976年1月9日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說：「沒有周恩來的話，這種動亂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50年代以來，周在國內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負責收拾類似的殘局。沒有他的智慧，沒有他的行政權力，沒有他安排人事的本領以及靈活性，看來中國是無法克服和解決毛髮動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一連串實際問題的。」《西方人看周恩來》第347頁。迪克·威爾遜認為，「周是一位極優秀的外交家、調解者和行政官」；「周是能把事情辦成的人，是為經濟建設出謀劃策的人」。《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279頁。

　　周恩來逝世時，丹麥《日德蘭郵報》發表文章指出：「周恩來作為一位領導人對現代中國的建設起了最重大的作用。……是一位偉大的管理家，他把毛主席的思想變為現實。」挪威《晚郵報》的文章說：「毛主席和周恩來是相輔相成的，毛主席作為思想意識和人民的領袖，周恩來則作為現實主義的和重實效的行政管理家。」西班牙《終極日報》的文章說：「毛提供經驗和政治哲學，而周恩來是整個這一偉大事業的管理人。」日本《北海道新聞》的文章說：周總理的功績之一是，「建國以來每當國內出現重大的變動，他就防止政治、行政方面出現空白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年來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等重大的變革的動蕩中，使難辦的行政管理順利進行，使國民生活不受影響。」同上書，第291、　287、　262、　89頁。

　　周恩來的管理才能曾受到斯大林和米高揚的讚賞。1949年1月底，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來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2月5日，他在和周恩來就戰後經濟建設、交通運輸等恢復工作、新政府的組成形式及其職能、對外關係等問題作過一次談話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私下同師哲交談時說，你們成立中央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是當總理最合適的人選。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你們有這樣一位好總理真幸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同年，斯大林在莫斯科與中共代表團談成立新的共和國、組織中央政府時曾說，在這方面不會遇到什麼困難，因為你們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現成的總理。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8-1-30 20:49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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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三世界國家對周恩來管理中國這樣的人口眾多的大國的才能與政績普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馬達加斯加《新聞報》的文章說：「管理一個有八億人口的國家是一項責任重大的艱巨任務。周恩來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他確實有這樣的能力，他是一位傑出而機敏的領導人」。《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206頁。印尼總統蘇加諾曾感慨地說：毛澤東真幸運，找到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我要是有一位像周恩來這樣的總理，那就好了。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在悼詞中說：「周恩來總理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偉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談判者。他是


一個擁有八億人口的國家的總理。他以他的智慧和領導才能，幫助解決了中國的許多困難，並且成功地處理和解決了許多國際問題。」同上書，第25頁。

　　說周恩來「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國總管一切的人」，「是一位偉大的管理家」，當然不是僅僅指經濟工作而言。但是，經濟工作無疑是周恩來管理國家擺在首位的工作。國外許多有識之士在評價周恩來時都曾指出，不要以為周的特長在外交，而忽略他經國濟民的治國之才。本傑明·艾·施瓦茲說：「我一點也不懷疑，自始至終，他是矢志不渝地獻身於創建一個『強盛富裕』的中國。」《西方人看周恩來》第338頁。阿爾登·魏特曼說：「這位總理工作中的勁頭是出自為中國的強盛」，「他的壓倒一切的願望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國。」同上書，第303頁。現代化是周恩來追求的富強的具體目標，正如尼泊爾《前導》社論所說：「周恩來在使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他為中國通過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方面的現代化迅速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1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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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左宗棠曾經寫過這樣一副詩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卧龍」。「兩司馬」指的是司馬遷和司馬相如，「一卧龍」說的是三國時的蜀相諸葛亮。受過中華文化熏陶的海外華僑，特別喜歡把周恩來比作諸葛亮。馬來西亞檳榔嶼華人大會堂主席庄漢良說：「他由學生的時代，就已獻身為國家，為人民做事，擔任了二十六年的國務總理，公而忘私，日理萬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比於西蜀丞相諸葛武侯。」《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13頁。




　　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女士同周恩來會晤過十來次。關於第一次會面的情景，韓素音回憶道：「那是1956年，我與周恩來談了兩個小時，這次談話改變了我的一生。」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序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周恩來傑出的管理才能和卓越的奉獻精神給韓素音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這本出色的傳記作品中，韓素音曾這樣書寫傳主：「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對面臨的大量問題一一加以考慮，並想方設法以最小的衝突和損耗取得最大的效益。」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第350頁。該書有一章即冠以「中國的大管家」的標題。這一章中韓素音寫道：「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周轉向他的『外事』人員，要他們確保把毛的話翻譯好，通過電台，廣為傳播。『要讓全世界都聽到我們的聲音』。必須從幾十年連綿不斷的戰爭的廢墟中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嶄新的秩序。毛說過：『我們繼承的是一條布滿窟窿的毯子』。當時中國可謂千瘡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稱之為『大管家』的周恩來修補這條破毯子，並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同上書，第274頁。

　　美籍華人趙浩生先生從1946年到1973年曾多次見到周恩來。他回憶說：「記得在重慶和談時代，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喟然長嘆『國民黨里怎麼就出不了像周恩來這樣的人才！？」他認為「周總理是八億中國人民口中最親切的名字。『周恩來』三個字，不論以任何語言出現，都代表著尊敬與榮譽，因而他的逝世受到中、外一致的哀悼」。《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第437頁。

　　美籍華人張大衛博士在對中國國內各階層廣泛採訪的基礎上，從政治學的角度對周恩來進行了一番研究。張大衛說：「在管理公共政策方面，他有無可匹敵的能力。」「鑒於中共政策的形成是政治局決定的產物，周恩來總是無私地和理智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派別政治活動常常有礙於他提出自己最合理和最客觀的見解，然而在政策執行階段，他總是始終如一地通過管理許可權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作為一個管理者或一個外交談判能手，他擅長於有效地執行他的職責。」在分析毛周關係時，張大衛說：「周恩來作為一個忠實的總理，他彌補了毛澤東在外交事務和技術現代化方面的經驗不足，在這兩個領域，他在其生命有限的最後幾昴冢?坪跆岢雋慫?約旱慕艏貝匆欏！閉糯笪潰骸噸辛黜浦?饔星?鎩??芏骼從氳誦∑健返?8、　40、　59、　50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年版。

　　「鞠躬盡瘁（力），死而後已」，是諸葛亮《出師表》中的一句名言。周恩來多次引用這句名言以自律。他在為中國的富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追求中，對國務活動方方面面的管理中，給當代人留下了最崇高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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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為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國情複雜的大國的總管家，他的繁忙和勞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周恩來從不怕忙，也從不怕累。他愛對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委負責人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他對他的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周恩來的秘書們各自聯繫幾個部委，重要的情況隨時向周恩來彙報，以便周恩來分別輕重緩急處理各項政務。周恩來認為，既然是一國總理，天下大事應該最先知道，第一個知道。他要求秘書們，國內外發生


的重大事情要立即報告給他，不管他是在主持會議，還是在接見外賓，都要立即寫條子遞進去；哪怕剛剛吃了安眠藥在睡覺，也要立即叫醒他。所以，往往會有這種情況，發生重大事件時，周恩來先於主管部長知道了情況。

　　周恩來日理萬機、總管一切，勤奮刻苦的工作精神達到了驚人的程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他往往是一邊吃早飯，一邊聽秘書們逐個地請示和彙報工作，並且當場答覆秘書們提出來的問題。他甚至連上衛生間時也在審閱、批改文件。晚年時上床后，他還常常在鄧穎超專門設計的小床桌上伏案工作一陣子。

　　中國古代有過「無宿政」之說，強調政務處理要迅速、敏捷。周恩來處理政務經常強調當天的事情當天辦完。他白天不是去開會，就是接見外賓，或者參加別的什麼活動。儘管他回到辦公室已是深夜了，還要處理當天所要處理的事情，包括閱批各方面的文件、報告和材料。

　　新中國成立之初，何其芳曾親眼看到周恩來連續工作的一夜。當時，周恩來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作了報告。這個報告《人民文學》雜誌要發表，便由何其芳整理后，把稿子送給周恩來審閱。何其芳來到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用手指著寫字檯上重疊在一起高達一尺許的文件對何其芳說：「我今晚上要批看這樣一些文件。你們送來的稿子我放在最後。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覺，我看到你們送來的稿子的時候，再叫你。」何其芳睡了一覺，值班室同志才叫醒他再回到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要何其芳坐在他的對面，陪他審閱。當周恩來審改完這篇稿子，雄雞已高聲報曉了。

　　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谷牧同志曾回憶：1966年9月15日深夜，周恩來在一份快訊上看到北京國棉一廠兩派群眾組織嚴重對立，隨時都有釀成「武鬥」的危險，馬上打電話找谷牧。周恩來向谷牧談了大致情況，要谷牧抓緊處理好這件事。谷牧當時考慮已是深夜，再找部長們不太方便，便回答說：「總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緊處理好此事，請您放心！」通完電話后，谷牧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頭上見到了周恩來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這張快訊，我已來不及等你明天處理了。我已直接打電話給錢之光，請他於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負責處理此事，而且必須解除對少數派的圍攻。並告錢，今早向你彙報。」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我們的周總理》第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

　　周恩來總理國務26年，像谷牧、何其芳所見的事例何止萬千！李先念在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中寫道：「在『文革』以前的幾十年中，他平時每天工作都在12個小時以上，有時每天只休息五六個小時，專心一意，日夜操勞。」「到了『文革』時期，恩來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繼日，一天只能休息兩三個小時，有時連半個小時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後來得了重病，是同操勞過度和精神鬱悶分不開的。」

　　周恩來生前留下20多本工作日曆，記載著他從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26年間每天辦理的重要事項。它是總管家周恩來體國經野輔世長民日夜操勞的歷史記錄。陳列在毛主席紀念堂周恩來紀念室里的兩份日曆，能使我們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一份是周恩來1961年在邯鄲農村調查期間5月7日這天的工作日曆：

　　晨二時與漢夫就寮國問題通電話

　　三時向主席作口頭報告

　　上午十時與許明、馬列談食堂菜地問題

　　十二時出發往涉縣

　　下午三時到涉縣縣委談話

　　三時四十分與堰頭幹部、社員談話

　　六時參觀食堂

　　七時五十分始返

　　有多少個日子像1961年5月7日一樣，周恩來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是那樣的滿。

　　一份是周恩來1974年3月26日這天工作日曆的記載：

　　下午三時起床

　　下午四時與尼雷爾會談（五樓）

　　晚七時陪餐

　　晚十時政治局會議

　　晨二時半約民航同志開會

　　晨七時在七號辦公

　　中午十二時去東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時休息

　　有多少次像這份工作日曆記載的那樣，周恩來整整連續工作了20多個小時。

　　有人曾經查實，從1974年1月1日到6月的五個月中，周恩來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總共抱病工作了139天，他一天工作不足14個小時的只有9天，工作14個小時到18個小時的有74天，工作18個小時到24個小時的共44天。其中不少天是連續工作，沒有間斷。從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醫院動過6次大手術、8次小手術。然而，就在這一年半身住醫院的最後歲月里，周恩來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其他有關方面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與陪同人員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離開醫院外出參加會議20次，找人談話7次……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2月28日 13:10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是人民心中的當家人。有多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看到周恩來日理萬機的身影、累得日益消瘦的面容，難過得流下眼淚。有多少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提起周恩來忘我工作就激動得不能自已。人民多麼希望周恩來能多休息一下。

　　1967年2月，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為他的健康擔心，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請求總理注意休息。




　　周恩來同志：

　　我們要造你一點反，就是請求你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才能適應你的身體變化情況，從而你才能夠為黨工作得長久一些更多一些。這是我們從黨和革命的最高的長遠的利益出發，所以強烈請求你接受我們的請求。

　　這張大字報用圖釘釘在周恩來旃?業拿派稀５擻背?痔岢鑫逄酢安鉤浣ㄒ欏鋇男∽直ㄌ?謖庹糯笞直ㄉ稀Ｒ督Ｓⅰ⒗釹饒睢⒊亂恪⒛羧僬櫚刃磯嘀醒肓斕紀?究戳舜笞直ǘ莢諫廈媲┝嗣?Ｖ芏骼叢蛟諫廈嫘戳恕俺峽醫郵埽??詞導?卑爍鱟幀Ｋ?斫獯蠹業男那椋?鷸厝褐詰囊餳???菹⑽侍飠掛?詞導使ぷ髟市聿輝市戇。?/p>

　　聽說1968年胡志明主席來中國治病，也向周恩來提出一個要求：希望他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周恩來回答說：「我做不到。」胡志明說：「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時吧。」周恩來說：「盡量做到。」後來事實證明他並未做到。參見陳浩《一片公心永鑒青史》，《我們的周總理》第531頁。

　　難道周恩來不需要休息？不！他曾說：「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晚年，他的病情已很嚴重，特別需要多休息！但是，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他不能夠放下管理國家的責任啊！「我是總理，要負全面的責任，上對中央，下對群眾，不多管一些怎麼行呢？」「吾貌雖瘦，天下必肥」——這就是周恩來拚命工作的答案。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累死了。他沒有子女，沒有任何一星半點的私人財產。然而，作為當代中國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的傑出的管理家，周恩來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一筆無法度量的精神財富。

1961年，在磁縣農村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古代軍事家孫子說：「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孫子兵法·計篇》。古代政治家荀子說：「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余，謂之稱數。」《荀子·富國》。軍事家只有多方籌算、掌握具體數字、知己知彼，才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管理國家、建設國家也要掌握具體數字，成竹在胸，才能盡量避免決策失誤。

　　周恩來抓經濟工作十分重視算賬，加減乘除，數數在胸。他曾說，國家大，這個家不好當；領導上必須注意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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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5月18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布希尼亞克時，曾形象地說，消費是減除，生產是加乘，說起來也簡單，但執行起來不容易。1959年5月31日，周恩來在天津接見前來辭行的阿聯駐中國大使拉加卜時，進一步闡述道：中國有兩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產一用除法，分攤到每個人的就不多，而消費一用乘法，全面總消費就多了。例如糧食，雖然增產很多，但每人還不到600公斤。去年養豬18000萬頭，但平均三個多人，差不多四個人才有一頭豬；而且中國的豬平均每頭只有30公斤，每個人平均


只有8公斤豬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糧食，只8公斤肉，從國際水平來說，這樣的水平是很低的，從而生活水平也低了。雖然生產成倍地增長，但因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來就不多了。所以，消費還應有一定的限度，而這還不是一兩個躍進年所能解決的問題。

　　這些近乎拉家常的談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總理，根據中國的國情，運用加減乘除法，同外國大使講中國生產和消費的特殊性。同時，也是對當時實行的脫離生產發展水平和人民群眾覺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費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來在南開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上講話，也對當時的生產和消費算了一筆賬。他說，生產方面是全民辦企業，它都佔有了器材，國家儘管生產了很多器材，比前幾年加倍地增長，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萬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鋼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沒有多少！所以，每個公社辦一點工業、一個縣辦很多工業，它就把材料佔有了，就使得原有企業，大企業倒反而感到不夠。消費方面也是一樣，糧食翻了一番，不錯，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萬人一除有多少呢？不過600公斤嘛。這裡面要吃的，要飼料，要留種子，還要出口。分到每人一點不算多，可多吃一點再拿65000萬一乘，數目就很大。

　　周恩來講到這裡，整個會場上氣氛十分活躍。所有的人都進入了周恩來的運算思路之中。生產方面，像「大躍進」那樣全民辦企業，只能造成原材料緊張和經濟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產力水平低的條件下，人均消費水平不可能高。接著，周恩來又針對公共食堂的消費方式說：過去農民在家裡吃飯，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農忙農閑，要調劑著過日子，有時多吃，有時少吃。現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飯不要錢，大家都一樣，來個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萬的農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個月，150天，這樣就變成吃掉多少糧食呢——1650億斤的細糧，粗糧就是2000億斤。大家想想，這不是就緊張了？多吃一點，多吃幾斤，用65000萬一乘，數目就大了。周恩來通過算賬證明了大辦公共食堂不可取。

　　1959年5月24日，周恩來視察河北省時，初步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工農業生產的教訓，他說：我們搞農業的忘掉了乘法，中國人多，一個人多吃一公斤就不得了。搞工業的忘掉了加法，把小高爐的數目和容積乘起來，即得出生產能力是不行的。他巧妙地運用乘法和加法的區別，一針見血地批判了共產風和浮誇風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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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通過算賬，用人多地少的數字說明中國建設的困難和珍惜資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說：「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幾個數目字，就說明不是輕易可以建設得好的。六萬萬人口的國家，這樣多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現在可耕地只有十六萬萬畝。拿我去過的南亞的一些國家來比，只有東巴基斯坦那個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較少，跟我們幾乎相等。除那個地方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我們耕地少，都比我們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幾倍。我國人口跟可耕地面積比，平均每人不到三畝。城市人口不算，三畝多一點。」《周恩來經濟文


選》第346?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他認為，我國這樣一個農業基礎，來供養我們現有人口，來建設工業，有困難，如果不艱苦奮鬥，那不是輕易可成的。1963年，他指出，我國資源有兩個很大的弱點：一是耕地少，不到16億畝，在全國土地總面積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蓋率低，不到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0％。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資源，合理利用資源。對「大躍進」大辦工業濫佔耕地，周恩來多次引為教訓。1961年4月3日，他說：「在農業耕地上，我們搞工業，搞一個工廠，常常占很多平壩子。比如，蘭州、西安、洛陽、鄭州、成都等地被佔用的一些壩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鄉、河北的一些平原，動得更多，山東、江蘇、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佔用。」「這一點我們有些人沒有注意到，所以影響了農業」同上書，第423頁。。1962年1月8日，他說，我們自開國以來佔了1300多萬公頃好地，全國只有耕地11400萬公頃，一下子就佔去1／10，很痛心。雖開了點荒地，很有限，要接受這個教訓。同年2月7日，他又說，12年來，為了搞基本建設、城市建設、水利建設、交通建設等等，佔用的好地超過2億畝以上。而12年來，開荒不過1億多畝，增減相抵，少了1億多畝的好耕地，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周恩來通過算賬，對於每年耕地增減的數字，對於人均耕地的增減數字，對於國土面積與耕地面積與森林覆蓋面積的比較，對於中國與其他大國耕地絕對數與人均佔有數的比較，都了如指掌。這為他自覺而堅定地推行保護耕地、珍惜資源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周恩來通過算賬，不僅用人多地少的比較數字，而且用生產和消費的比較數字說明計劃生育勢在必行。他指出，人多給安排勞動就業帶來若干困難和限制，如果充分就業則影響資金有機構成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多消費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國人口現在平均每年增長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萬人，這是一個可觀的數目，而我們的糧食平均每年增長3％左右，增長量並不大。1963年，周恩來指出，過去15年，出生的嬰兒共有22500萬人，每年都要安排就業升學。1歲到15歲的是已經存在的，就夠我們為之奮鬥的了，再發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這就要大家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過度增長。他還運用中國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佈不均等的數字，一方面說明民族團結、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計劃生育政策在漢族和地廣人稀的少數民族地區應有所區別。1956年5月，他說，中國漢族佔總人口的94％，其他民族佔6％。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占我國總面積的60％，漢族居住的地區佔40％。中國有兩句話：人口眾多，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指漢族，而地大和物博主要是指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因此，漢族和少數民族非要合作不可，不合作就不能發展中國。1957年6月，他說：「這幾年來人口的增長主要的還是漢族，人口與土地的比率變化多。少數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與土地的比率變化不大。所以，我們提倡節育主要是在漢族。」《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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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通過算賬，運用具體經濟指標的中外比較說明中國經濟落後的現實，強調發展中外經濟交流、急起直追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1957年11月8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日本港灣城市市長訪華團，交談時說，日本9000萬人口，卻生產1100萬噸鋼，700多萬噸化肥；我們6億人口現在只有520萬噸鋼，才產50多萬噸化肥。日本每町步地產糧6噸多，我們才產2.2噸，日本是我們的3倍。「你們的工業


和農業水平比我們高，我們應當向你們學習。」

　　1959年2月12日，周恩來接見安井郁、岩井章等日本客人時，把中日兩國的國土面積與鐵路長度進行了比較，說明了日本鐵路發達和中國鐵路落後。然螅??擔?彩峭夤?笥眩?灰?閻泄?娜絲諍筒?俊⒉?怠⑻?煩ざ燃撲鬩幌攏?塗梢災?樂泄?購藶浜蟆５ザ浪悴?稻醯煤艽螅?墒前慈絲諞環鄭?拖緣貌歡嗔恕?/p>

　　1963年6月30日，在全國經濟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倡導要搞生產上的五好，即品種多、質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額少、勞動生產率高。他說，鞍鋼有十三四萬人，人太多，就不能說太好。英國一個300萬噸鍊鋼廠只有兩萬工人，這個勞動定額多高呀，如果我們把它學來，就可以促進我們冶金工業的大發展。同年12月，周恩來訪問摩洛哥期間參觀了一座由義大利幫助興建的煉油廠。他通過數字比較，深有感觸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蘇聯幫我們在蘭州建了一座與此廠生產能力相等的煉油廠，職工多達6000人，而這個廠包括技訓班在內，總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們的人力浪費何等驚人。回國后，他很快指示石油部派技術專家去摩洛哥考察了那座煉油廠。他還親自向大慶煉油廠介紹了這家煉油廠的情況。

　　1973年9月13日，周恩來同法國總統蓬皮杜會談時，對中法經濟水平進行了比較。他說：「如果按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來看，我們不能和你們比，我們少得多。你們的國民生產總值每人平均接近三千到四千美元。」「我們是三百美元多點，你們十倍於我們。」中國需要幾十年的努力，「至少到二十一世紀才能達到你們那個水平。」

　　在對外貿易的計算中，周恩來十分重視比較利益。糧食不同品種的以出養進是其例證之一。

　　60年代初，經過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到1965年，我國糧食生產形勢已明顯好轉。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還需要不需要大量進口糧食？周恩來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找去，同他們一起研究，特別是同他們一道對國際市場上的大米價格和小麥價格進行了對比計算。當時，1噸小麥價格是60多美元，大米價格是100多美元，出口1噸大米至少可以換回一噸半小麥，雖然我國進口小麥量大於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糧油產品，一進一出，在金額上大抵平衡。周恩來果斷地提出了出口大米、進口小麥的以出養進方略。

　　「兩利相權哪個重，兩害相權哪個輕，要比較。」這是周恩來解決複雜問題、作出重大決策時運用的一個重要方法。對出口大米、進口小麥，他經過比較、計算，認為一舉兩得，對國家有利。第一，出口大米，進口小麥，可以多得糧食，增加外匯。第二，進口小麥供應京、津、滬、遼，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並且，小麥便於儲存，以備急需。第三，海運費便宜，相反，靠陸路從我國內地運糧到沿海大城市，運費高；通過海運進口小麥供應沿海大城市，既可以節約運費，又可以緩解內地運輸緊張狀況。周恩來在1967年10月接見全國糧食會議代表和1969年8月接見全國農機工作會議代表時都談到：通過進出口，可以調劑糧食品種，增加儲備，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換回兩倍小麥。

　　執行周恩來「以出養進」的指示，糧食部門和外貿部門通力合作，取得了一舉多得的可喜成果。1971年至1976年小麥、大米等進出口相抵，國內增加糧食187.33億斤，還給國家增加外匯收入7.2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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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年初，在三大改造高潮之下，有些領導頭腦發熱，急於求成，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冒進指標，企圖把在7年或者12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3年、5年甚至1年、2年內做完。周恩來通過算賬，對冒進帶來的失誤進行了說理鬥爭，並努力予以糾正。6月5日，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關於將向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提出1956年預算報告的問題。他說：「三月份通過的預算數字，現在又有出入，動用結餘增加到九億元，數字太大了。」「今天在會上討論，把數字減下來。」《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60、 261頁。11月9日，在國務院常務


會議上，周恩來通過算賬，得出結論：「一九五六年度各種計劃指標到底怎樣，我們覺得應該說冒了。」「表面看來，預算收入三百零七億元、支出三百零七億元是平衡的」，「而實際上赤字有二十至三十億元。」同上書，第332、　333頁。這是由於動用了上年的結餘，而實際上上年的結餘已經貸出去了，一筆農業貸款有19.7億元收不回來，預算上沒有，而銀行已貸出去了。

　　「大躍進」中，周恩來對那些浮誇的數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不僅不相信，而且提出了批評。1958年，他在某市郊區看了一塊掛牌畝產10萬斤的高產稻田。田畝上空，像燈光球場一樣，電燈通明，加強光照，旁邊用鼓風機通風，實際上是幾十畝的稻子移在一畝地里。周恩來看了以後心情沉重，因為有外賓在場，沒有直接批評。這一年「大辦鋼鐵」，河南新鄉市一天放出生產生鐵102萬噸的高產「衛星」。周恩來算了算賬說，我們在鞍鋼，煉一噸生鐵，貧礦石要三四噸，煉焦用煤要二三噸，加上石灰石、輔助材料等要10多噸。河南新鄉一天生產102萬噸生鐵，要1000多萬噸運輸量，這怎麼可能呢？

　　1959年6月8日，周恩來在石家莊視察時指出，統計局有人說：「算賬派不能當政，當政的不會算賬」，這對我們是個生動的諷刺。他認為對生產計劃估得過高也是由於不會算賬，而去年《人民日報》介紹河南魯山和廣西陸寨的高產衛星，有些是違背了生產常識。

　　1959年原來計劃煤炭搞到38000萬噸。6月17日，周恩來算了一筆賬，他說：今年1月到5月實際生產15000萬噸，這的確不少。如仍按這樣的速度，不再增加，到年底可以達到36000萬噸。如果稍增加一點，達到38000萬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經過實際考察，認真算一算則不可能達到。第一，今年上半年集中力量開採，沒有同時掘進，生產準備工作不足，原有的老本到年底就要吃光。坑道防護工作也未跟上，危險性大，這樣繼續下去怎麼行呢！第二，維護器材供應不足，上半年為了爭取產量，就一個勁生產，什麼也顧不上。設備超過了使用年限就很危險，會出事故，而且已經出了事故。第三，新礦井所需的許多設備不能按時供應，到時不能投入生產，產量就達不到這樣多。第四，坑木需要的數量增加很多，供應不上。第五，運輸能力跟不上，如生產38000萬噸煤，要經過鐵路運輸的就有22000萬噸，占鐵路總運量的40％，這樣怎麼行呢！其餘的煤炭則是通過河流、公路來運輸，這方面的運輸也是很緊張的。

　　對於1958年大辦公共食堂，周恩來也算了一筆賬，用具體數字證明其加劇了糧食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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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躍進」之後，由於天災人禍，不少地方發生飢荒，餓死了很多人，糧食成為當時最突出的問題。很多城市只有幾天的庫存，糧食部白天黑夜都有人打電話來催要糧食。為了解決糧荒，周恩來一方面仔細統籌安排，由中國銀行支付一大筆外匯，從國外進口一大批糧食。另一方面精心計算，親自抓糧食調撥，幫助嚴重缺糧的省份渡過難關。

　　1960年底，在周恩來親自督促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到了天津。1961年，我


國要進口500萬噸糧食。怎樣才能進口這樣多的糧食並將其順利運回國內？周恩來決定派隨同他訪緬的雷任民從緬甸直接去香港，了解國際市場上的糧食行情，搞清3個問題：其一，能否買到糧食；其二，能否找到運糧的商船隊和能否運走（在當時美國對華封鎖禁運的背景下，擔心海上有挾持）；其三，中國銀行的外匯能否周轉，有沒有能力買這麼多糧食。

　　雷任民帶著這三個問題去了香港，經過調查摸底，向周恩來作了彙報：第一，國際市場上糧食貨源充足，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有糧食急於要賣；第二，這兩個國家經濟上有地位，政治上有影響，購買這兩個國家的糧食沒有什麼風險，還可以採用到岸付款或租外輪運輸的方法；第三，中國銀行支付這麼大一筆外匯確有一些困難，但經過仔細的統籌安排還是可以周轉的。

　　周恩來掌握這些情況之後，立即決定向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買進糧食，緩和了國內糧食緊張的形勢。

　　此後，我國連續幾年每年進口500萬噸糧食，這批糧食雖然占我國糧食總量的比重很小，但在全國的糧食調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減少了產糧區的調出；其二，保證了重災區的糧食供應；其三，避免了京、津、滬、遼糧食脫銷的危險；其四，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根據周恩來工作台曆的記載，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現仍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徵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註數字70處，批註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來的手跡。這些報表作為珍貴的歷史文物，既反映了周恩來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也表現了周恩來解決當時最困難的糧食問題的傑出才能和智慧。

　　當時，由中央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開支的專項用糧，頭緒繁多，原來的糧食報表已不適用。為了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間調撥和中央糧食收支情況，周恩來親自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這張表由於長，被稱為「哈達表」；又由於清晰、明了，後來一直使用它安排中央糧食收支調撥計劃，檢查執行情況。

　　1962年1月6日至2月6日，周恩來先後12次與有關中央局第一書記、有關省第一書記談糧食問題。他列舉歷年的糧食細賬，指出，1962年國家統一支配的糧食差100億斤左右。3月至4月，他又多次約談東北三省的糧食問題。5月底至6月下旬，他到東北三省調查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貫徹經濟調整的方針，解決糧食調劑問題。這年從黑龍江省調出糧食30億斤，是周恩來摸情況、細算賬提出來的。黑龍江省領導顧全大局，為了解決更困難的省份的缺糧問題，堅決執行中央的調糧計劃，想方設法完成了調糧30億斤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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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1年1月，新疆發生牛羊口蹄疫，西北軍政委員會於24日電請政務院向蘇聯訂購防疫藥品吉阿林3噸。中央貿易部國外貿易司蘇聯處出口科科長陸紅在接到關於這件事情的電話通知后，就向有關部門查詢這份電報。但因政務院已經把電報直接批給外交部，所以沒有查著，陸紅因為感到事關急要，經請示國外貿易司蘇聯處后，就前往外交部摘抄電報。陸紅在抄電文時，將「3噸」誤抄為「300噸」，並即按此數向蘇聯商務代表處提出訂貨。到1951年2月至3月，這項藥品300噸全部運到新疆。這樣就比原來需要量多買了297噸。雖然這項藥品可


逐年使用，但因差錯太大，積壓資金合計人民幣40多億元（1955年3月1日起，發行新的人民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造成國家資財的嚴重浪費。

　　這一浪費事件發生后，貿易部部長葉季壯於1951年10月26日向政務院作了書面報告。11月5日，周恩來將此事批交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處理，並批示：「應加重處分，同時，應規定財經各部門凡屬支付、訂購和預算數字都須經過複核方得批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根據周恩來的批示決定給陸紅記大過一次，給貿易部領導幹部以批評處分。規定：今後財政經濟各部門在書寫支付、定購、預算及其他有關數字時，都要寫清楚，並且要經過複核、校對等手續才能批發。

　　財政部老部長戎子和回憶道：「周恩來的記憶力非常好，對每年預算中各個大項目的開支，例如國防費、行政費、文教費、基本建設費、對外援助費是多少，他都記得很清楚，有時候還有意識地考考我們。周總理要求，搞財政工作的人，要訓練自己對數字的記憶能力，國家財政預算的主要數字，一般都要能記住兩三年的。」戎子和：《周總理是怎樣抓財政工作的》，《我們的周總理》第299頁。那些胸中無數的領導幹部見到周恩來，往往過不了數字關。1966年4月3日，周恩來到河北省大名縣楊橋公社前桑圈大隊調查研究抗旱打井工作。他問在場的公社書記，打井多少？配套多少？公社書記答不上來。周恩來批評說：「我在北京不曉得，你在楊橋也不曉得？」這位書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有時，專業部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在彙報工作中或送報表時，往往搞錯了百分比或搞錯了絕對數，周恩來則及時予以糾正。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來在審閱一份有關換聘延聘蘇聯專家的文稿時，發現工作人員統計的數字算重了一個人頭，總共應該是52，而不是53。他問馬列和李越然：「你們說說，49加3等於多少？」一下子把馬列、李越然問愣了。他批評道：「不能馬虎，文件一旦送出，連算數都有誤，人家豈不笑話。」在為與蘇聯政府談判準備的材料中，林業方面有幾個數字有差錯。周恩來發現后嚴肅地對有關人員說：「像這樣的差錯和疏忽不能容許！」1959年8月，周恩來審查修改即將向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報告稿。附在報告稿中的那張計劃表上，每一行計劃數字的備註里，他都用紅藍兩色鉛筆計算了一個百分比數字，藍色的表示數字無誤，紅色的表示算錯了。他對國家計委和統計局的有關同志說：「你們工作這樣粗心大意，百分比算錯了也不核對，就往上送，只是划圈，不負責任，這樣工作怎麼行呢！」多少年過去了，這些同志仍然記著周總理親自用筆算核對計劃數字、糾正錯誤的情景。

　　「大躍進」期間，有些人強調算「政治賬」，不重視算「經濟賬」，開經濟工作會議不讓業務專家參加。但是，周恩來反對這樣做，強調管理經濟就要算賬。熟悉各種統計數字，開經濟工作會議，要請業務專家參加，聽取他們的意見。周恩來還要求身邊工作的同志熟記各種統計數字，要求他們開會時要帶上國內外統計手冊，隨時準備被詢問。重視算賬，掌握具體數字，不僅是形成正確決策的一個重要前提，也是檢查決策是否正確的一個基本方法。學習周恩來重視算賬掌握具體數字的決策方法和領導藝術，對如何提高領導者的領導水平是富有啟發意義的。

　　1952年是經濟恢復的最後一年，也是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作準備的一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關於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8月下旬，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問題。9月中旬，斯大林會見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就援助中國「一五」計劃問題談了幾點意見。9月底，周恩來回國。此後「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已經是他思考的中心問題。

提出經濟建設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
何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為什麼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怎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
怎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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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中國成立伊始，經濟工作就一直是記載在周恩來工作台曆上的一個中心內容。但在新中國成立頭三年，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為了使今後的建設能有一個穩固的基礎，在恢復生產與發展生產、經濟恢復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上，周恩來把重心放在恢復生產、恢復經濟上。

　　1952年是經濟恢復的最後一年，也是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作準備的一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關於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8月下旬


，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問題。9月中旬，斯大林會見周恩來、陳雲、李富春，就援助中國「一五」計劃問題談了幾點意見。9月底，周恩來回國。此後「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已經是他思考的中心問題。

　　1953年初，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提出了經濟建設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的思想。他說：1953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動員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難，為完成和超額完成1953年度的建設計劃而奮鬥，是我們貫穿全年的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1954年，他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進一步指出：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執行，「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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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其外延來說，相對於文化建設、國防建設以及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經濟建設要處於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來認為經濟建設需要文化建設與之配合，「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要進行經濟建設，文教工作就必須加強，決不能削弱」《周恩來教育文選》第71—72頁。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文化建設不能超越經濟建設，不能擠占經濟建設的人力、物力、財力；文化建設必須為經濟建設服務。同樣，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安定的國內環境，需要國防建


設與之配合。我們搞經濟建設、搞社會主義，需要國防力量的保護，這是肯定的。但是，國防建設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國防建設不能擠占經濟建設的人力、物力、財力。他說：「把器材、資金統統集中搞國防工業，別的生產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緊張，而武器製造出來，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槍也不能吃，子彈生產多了還不利」。《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44頁。應該通過加強經濟建設來加強國防力量。在生產上要注意軍民兩用，有些軍工部門，和平時期要生產民用產品。

　　〖〗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其內涵來說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相互關係來看，生產是中心。只有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效率的提高、生產水平的發展，才能推動其他方面各種問題的解決。周恩來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同上書，第201頁。「生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一切都要靠生產，生產是主要的環節。」《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53頁。從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等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看，經濟建設需要國民經濟各部門按比例地協調發展。其間，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處於主導的地位，農業處於基礎的地位，交通運輸、水利、地質勘測處於先行的地位，科技處於關鍵的地位。當時，突出強調重工業的建設，周恩來指出，「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重點是蘇聯幫助我們的156項，「以及環繞它的還有幾百項建設，這是我們要努力的主要方面。當然，現有的生產也要配合，農業也要跟它均衡地發展」。同上書，第2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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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時期，周恩來對此進行了充分的論述。

　　首先，周恩來通過經濟與政治、軍事、文化之間關係的分析，認為「經濟是基礎，其他都是上層建築」，如果經濟基礎不穩，「新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立不住」。同上書，第151頁。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說：「我們的工作方面很多，為什麼把經濟作為總路線、總任務呢？因為它是基礎。毛主席說：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軍事是政治斗


爭的最高級的最尖銳的形式。所以，政治、軍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礎都是經濟，沒有這個，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基礎。」同上書，第157頁。

　　其次，周恩來從近百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壓迫和剝削的歷史，說明社會制度腐敗和經濟落後是被動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舊中國腐敗的社會制度的滅亡。但是，中華民族要想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揚眉吐氣，還需要經濟發達、國家富強。1953年9月11日，周恩來說：「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已經獨立了的國家甚至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國家面貌的改變要從經濟面貌的改變做起。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永遠站立起來。這是一百多年來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並為之流血奮鬥的宏偉事業。不實現工業化和經濟改造，我們的國家就不能完全獨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51、　152頁。

　　再次，周恩來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偉大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斷增長的需要，必須通過經濟建設去滿足。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得到迅速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們不兢兢業業地把經濟建設搞好，「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同上書，第176頁。1956年1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改善。」《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5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前途之所在。周恩來在這方面的論述言簡意賅、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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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時期，周恩來對此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確處理政治運動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政治不能衝擊業務，不能影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從1949年到1952年，黨和人民政府領導開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1950年起新解放區陸續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全國廣泛開展了抗美援朝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此外，在工礦、碼頭等企業中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業單位中開展了反貪污


、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了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在知識分子中開展了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周恩來認為，這些運動對廢除封建制度，對保衛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清除舊社會的思想影響、提高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對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指出，這些運動「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和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77頁。但是，政治與業務必須統一起來，不能對立起來；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不能像頭三年那樣搞很多的政治運動。他說：「建國三年來，政治運動很多，工作很緊張，大家忙於運動，而把業務放鬆了。」現在進行經濟建設，「這就要求每個人都要鑽研業務」。鑽研業務需要時間，他認為取消每天一個半小時的政治學習「是一大德政」，開會太多也要設法調整。「我們應該看到，業務裡面也有政治。使業務有利於人民，這就是政治」。同上書，第129—130頁。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之後，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財經會議開了兩個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麼文章，會不會搞「小五反」？對此，周恩來的回答是：偷稅漏稅可以通過別的途徑去解決，「現在不需要搞『小五反』」。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周恩來再一次指出，「我們不會來個七反八反的，不會像『三反』、『五反』那樣的搞法」。同上書，第353頁。顯然，周恩來不贊成通過政治運動去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問題，也不贊成把政治運動放在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之上。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今天要搞建設，光是政治覺悟高就不夠了，還必須要有較高的文化、技術水平，這樣才能使用機器來發展工業生產。這就需要大批的建設人才——從技術工人、技術員、工程師一直到企業行政管理人才。」他指出，培養經濟建設人才，是擺在組織工作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就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同上書，第160—161頁。這是多麼精闢的議論、多麼深刻的見解。

　　第二，要正確處理財政和經濟的關係，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搞經濟建設，適當增加經濟建設的投資比例。1954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指出，1954年預算中經濟建設的支出等於1950年的六倍半；經濟建設費佔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也從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預算的45.4％。同時，財政支出中的國家機構經費即國防費和行政管理費所佔的比重已從1950年的60.8％降低到1954年的30.7％。他說：「這些情況充分地說明了我們國家的預算是和平的、建設性的預算。」《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94頁。1955年2月3日，他強調：「我們國家大、人啵?虼耍?枰?С齙姆矯嬉簿投唷５?牽?頤親芤??形頤塹娜肆?筒屏Γ?迷謚饕?慕ㄉ璺矯妗！蓖?鮮椋??06頁。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立足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闡明了財政的「取」與「用」的關係。「我們的財政收入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我們的財政支出也必須首先保證經濟的發展。因此，應該首先考慮經濟、特別是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計劃，然後根據它來制定財政計劃，用財政計劃保證經濟計劃的圓滿執行。不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開闢財政來源，把財政收入計算得過少，或者單從節約財政開支著想，保留過多的後備力量，都將限制經濟建設的充分發展，這是不對的。」同上書，第284頁。

　　第三，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係，保證經濟建設順利地健康地進行。在國民收入是個既定的量的情況下，積累和消費存在著此多彼少的矛盾。積累增加一份，消費就減少一份。反之亦然。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是經濟建設所需資金的保證；而消費基金所佔國民收入比例的多少，則直接關係著人民的生活水平、關係著人民的當前利益。周恩來反對把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他說：「經濟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目的，就在於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充分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須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從任何一方面把這兩件事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或者不顧目前生產水平，把工資和福利提得過高過快，違反了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一種經濟主義的表現；或者對於職工福利甚至職工安全漠不關心，不注意或者不願意解決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種官僚主義的表現。我們應當同時反對這兩種錯誤。」《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96—197頁。周恩來認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脫離生產水平和經濟建設的需要，「生產、技術的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同上書，第220頁。在集中力量建設重工業時，由於需要的資金比較多，建設時間比較長，贏利比較慢，產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給人民的消費，人民不能不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難和不便。但是，為了擺脫落後和貧困，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為了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同上書，第201頁。另一方面，積累率必須適中，經濟建設規模必須與國力相適應，必須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內，超過了，則會欲速不達，事與願違。周恩來不贊成蘇聯在建設上忽視人民當前利益的做法。他說：「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同上書，第3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