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檔案解密－黎明前的血淚囑託

2007年第10期《黨史文匯》    侯健美
   
    2006年年末，「《紅岩》檔案解密展」在歌樂山腳下的革命烈士陵園開幕。展覽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開的一份2萬多字的秘密報告，它的作者就是《紅岩》小說作者之一的羅廣斌。
   
     這個《紅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記錄著重慶地下黨遭受大破壞和獄中鬥爭的真實歷史。透過報告的字裡行間，《紅岩》人物許雲峰、江雪琴、成崗、甫志高的原型一個個從歷史上生動地浮現出來。他們告訴後人的，又是一部怎樣的「紅岩」?
   
《挺進報》惹怒敵人
   
    1948 年3月初，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的辦公桌上出現一封「親啟」信，裡面竟然掉出一封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警告信，還有一份中共地下黨組織重慶市委主辦的《挺進報》。共產黨的宣傳材料，竟然出現在國民黨地方大員的案頭!朱紹良又驚又怒，一個電話把負責西南特務組織的徐遠舉(《紅岩》小說中徐鵬飛的原型)召去臭罵了一頓。
   
    《挺進報》怎麼會跑到朱紹良的辦公桌上?這要從當時重慶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說起。
   
     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時有4位委員：書記劉國定，公開身份是一家牛奶廠的會計主任；副書記冉益智，兼任組織部長，在4人中年齡最大；委員許建業，配合劉國定搞工運工作，以志成實業公司會計為掩護身份；另一位委員李維嘉，兼任宣傳部長，直接領導《挺進報》，也是四位委員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維嘉現住成都，離休前是四川省政協副主席。2006年12月，記者來到他的家中，這位88歲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鑠，回憶起57年前的往事，思維清晰。
   
    《挺進報》誕生於1947年。那年年初，國民黨當局在重慶悍然封閉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人員強迫遣送回延安。國民黨當局原以為這下萬事大吉，沒想到卻冒出個《挺進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傳播「紅色」新聞。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級川東臨委的指示：對敵開展攻心戰，把《挺進報》寄給敵人頭目。」當時，解放戰爭已進入第三年，解放軍先後打退了蔣介石几百萬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轉入了戰略反攻，向外線挺進。李維嘉記得，從第15期(一說第16期——編者注)開始，《挺進報》放棄了「對內發行，注意保密」的方針。
   
    「但現在看起來，當時『對敵攻心』的策略是過於冒進了。」老人話鋒一轉，語氣低沉。1948年4月初，特務就找到了破壞《挺進報》的突破口，時距朱紹良的雷霆震怒僅僅一個月。由《挺進報》被敵人偵破開始，最終導致133人被捕、重慶地下黨組織全線瓦解，甚至牽連到整個四川的我地下組織。比起《紅岩》小說，真實的歷史更加曲折震撼。
   
「老許」急中出錯
   
    《紅岩》故事的開頭，狡猾的特務黎紀綱和鄭克昌矇騙了沙坪書店店員陳松林，從而抓住甫志高。事實是，1948年初，在重慶的民生路上，的確有一家進步書店，書店店員也是個年僅18歲的地下黨員，名叫陳柏林。
   
    國民黨保密局重慶站特務李克昌注意到陳柏林，是因為有人告密說陳柏林藏有《挺進報》。李克昌便派了一個叫曾紀綱的特務以失業青年的身份接近陳柏林。曾紀綱很善於偽裝進步，他跟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人生、談志向……終於騙取了陳柏林的信任。
   
    陳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細節，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陳柏林要求上級「老顧」親自考察曾紀綱，約好見面的時間地點自然也「通知」了特務曾紀綱；一說是曾紀綱在書店見到過「老顧」，特務通過盯梢發現了他的居住地。
   
    「那時《挺進報》案件才開頭，特務用刑很重。」羅廣斌後來在給黨組織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酷刑之下，年輕的陳柏林堅貞不屈，而他的上級「老顧」卻叛變了!「老顧」承認自己是中共重慶城區支部的書記，本名任達哉。
   
    根據徐遠舉在解放后的交代：「任達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領導楊清。」「楊清」其實就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委員許建業，也是《紅岩》中許雲峰的原型之一。
   
     許建業是一位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雖然深陷囹圄，遭受酷刑，但他擔心的卻不是自己。許建業的公開身份是志成實業公司會計，他其實就住在志成實業公司的宿舍。由於老許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楊清」，住在某旅館，敵人事實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實身份和住處。但老許本人卻萬分焦慮，因為他的宿舍床下，還藏著十幾位工人申請入黨寫的自傳，這些東西若是落入特務之手可就麻煩了!
   
    這時，一個名叫陳遠德的看守出現在牢房門口。從陳遠德的口中，許建業得知他曾給獄中黨員往監牢外捎過信。老許情急之下，便托陳遠德送一封信給志成公司的地下黨員劉德惠，信中囑咐劉毀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這封信最終落到了徐遠舉的手上。徐遠舉派人包圍了志成實業公司，嚴密搜查。不僅找出了陳丹墀、余祖勝等18位工人的入黨自傳，還弄清了「楊清」的真名叫許建業。
   
    許建業眼見一位位同志被關進監獄，強烈的自責與內疚使他在獄中三次觸壁自殺未遂。在以後的審訊中，無論敵人怎麼嚴刑拷打、冷嘲熱諷，許建業始終不再開口講一個字，只以沉默來回應敵人，三個多月後被殺害。
   
    志成實業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進公司，剛進大門就被特務扣住。「矮個子」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候補黨員，並寫了「悔過書」。敵人信以為真，以為是個小人物，對他並不重視，當晚將他關進了渣滓洞。
   
    「矮個子」不是別人，正是中共地下黨組織重慶市委書記「劉矮子」劉國定。
   
     為了脫險，劉國定「供認」說，自己只是個「交通」，幫許建業送過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錢莊，交給李忠良和余天，別的活動都沒參加過。李忠良是個1947年入黨的年輕黨員，曾被組織派往梁(山)大(竹)達(縣)地區發動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后，他和幾位起義骨幹一起躲在永生錢莊——自己的家中。此前，劉國定曾寫信通知李、餘二人轉移，劉估計敵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並沒轉移，被趕來的特務抓了個正著。
   
    4月9日，徐遠舉親自審訊，稍一動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鄧照明等30多名參加「梁大達」地區武裝起義的人員。李忠良順便又提及一個積極分子，叫余永安。
   
     根據李忠良的叛變口供，徐遠舉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確確實實是個黨外群眾，徐遠舉從他口中只逼問出一個叫「老張」的人。至於「老張」的真實身份和在黨內的職務，余永安確實不知道。但余永安說，在「老張」那兒見過《挺進報》，還說「老張」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錢。這個「老張」究竟是誰呢?徐遠舉很好奇。
   
    就在徐遠舉提審李忠良的當天，李維嘉從平時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國毛紡廠過江進了城。他跟當時中共重慶市委的上級 ——川東臨委的秘書長蕭澤寬在心心咖啡館里碰了面。由於劉國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蕭分析認為，劉國定很可能在敵人眼裡只是有嫌疑，可以頂住，還可以設法營救。所以李、蕭二人並沒有確定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人。
   
    心心咖啡館接頭之後，李、蕭二人去找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商量對策。三人約定4月17日中午12時在北碚碰面，李維嘉與蕭澤寬如約趕到，冉益智卻沒來。
   
    其實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時許，冉益智從北碚街頭的一家小飯館走出來，走過北碚公共體育場，在文聲書店轉彎處，碰上了一個熟人——自己聯絡過的黨外積極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務押著，當天已經在北碚街頭轉悠了好久。他一看見冉益智，馬上點頭向特務們示意，特務們一擁而上。原來，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遠舉想抓的「老張」。

市委正副書記先後叛變
   
    冉益智被連推帶搡地弄進附近一家旅館。特務打了他幾個嘴巴子。冉益智剛想喊叫，特務伸手拉過被子，往他頭上一捂。冉益智頂不住了，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當時連特務都不敢相信，他們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分管組織的副書記。「那你的上級、市委書記是誰?說!」「市委書記?早就被你們抓住了呀，就是劉國定呀。」徐遠舉如夢初醒，重新提審劉國定。劉國定這個有著10年黨齡、被上級領導器重的市委書記徹底叛變了。從他的口中，徐遠舉知道了中共川東臨委的整個領導班子成員，還知道了出版《挺進報》的地下黨員。至此，整個重慶中共地下黨組織完全暴露在敵人的面前。
   
    1948年4月18日，北碚區學運特支書記胡友猷和為《挺進報》提供新聞稿件的電台支部委員張永昌被捕；19日，沙磁區特支書記劉國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27日，北區工委委員王朴被捕；28日，電台支部委員成善謀被捕……大逮捕從1948年4月一直持續到9月。年底，風波再起，劉、冉又聯合出賣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領導人，致使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被捕。蒲華輔在酷刑下又出賣了齊亮等人。
   
    據統計，從敵人「圍剿」《挺進報》開始而先後被捕的革命者共133人，其中縣級以上幹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殺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犧牲)的35人，營救和突圍脫險的25人，自首變節后仍被敵人槍殺的4人，叛變投敵當了特務的8人。
   
「江姐」是怎麼喊起來的
   
    1948年秋末，一個濃眉大眼、身著學生服的小個子年輕人被關進了渣滓洞。他就是後來成為《紅岩》作者之一的羅廣斌。
   
     羅廣斌那年24歲，年初時剛剛入黨，也是被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出賣而被捕的。但從羅廣斌入獄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懷疑、警惕的目光盯著他，還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羅廣斌有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叫羅廣文。羅廣文當時是國民黨第十五兵團司令，在四川境內手握重兵，就連西南地區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也不得不懼他三分。
   
    但在解放后交給黨組織的秘密報告中，羅廣斌記錄下的很多東西，顯然是來自難友們之間推心置腹的談話。他後來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除了羅廣斌自己的英勇表現，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還離不開一位關鍵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曾與羅廣斌一同被關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回憶說：「後來呢，是江姐傳話出來，說此人可靠。我們才開始跟羅廣斌打招呼。」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紅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現實中的江竹筠。她是羅廣斌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對羅廣斌脫離家庭、投身革命的經歷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獄，比羅廣斌早三個月。
   
     江竹筠被捕時是在萬縣地方法院會計室當職員，化名江志偉。5個月前，她的丈夫、中共川東臨委委員兼下川東地工委副書記彭詠梧在組織武裝起義時壯烈犧牲。中共地下黨組織本想將她調回重慶工作，江竹筠拒絕了。她繼續留在老彭戰鬥過的地方，擔任中共川東臨委和下川東地區地下黨組織的聯絡員。
   
    1948 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剛入獄時，難友們都叫她「竹筠」；沒人稱呼她「江姐」。當特務提審江竹筠時，大家很關注，也很不放心。作為重慶與下川東地區黨組織的聯絡員，江竹筠掌握著許多特務們日思夜想的線索。大家不知道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頂住敵人的酷刑，會不會像劉、冉等人那樣叛變革命。
   
    提審那天，特務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訊室里，用編成一排的竹筷子夾她的手指。江竹筠疼得暈過去3次。敵人很陰毒，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們一點點加勁，很疼但又不會疼暈過去。直到傍晚時分，特務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難友們紛紛隔著簽子門向外張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顯示出她的堅貞不屈。當時，也不知道是誰，情不自禁地喊出一聲：「江姐!」從那以後，難友們改口喊「江姐」，對她充滿敬意。
   
小說中不曾出現的結局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進渣滓洞和白公館。那些長年堅持地下工作的人們心裡高興啊!但是，勝利與犧牲可能同時到來。這一點，很多革命者也明白。在這種興奮與焦慮、希望與擔憂交織的氣氛下，一位名叫許曉軒的老黨員站了出來。他要求難友們穩定情緒，開展討論，為已經取得政權的黨提出建議。如果有人能活著出去，就把這些建議彙報給黨組織。
   
    而此刻，人民解放軍已在北起長江、南至湘桂黔邊境的千里戰線上，開始向大西南發動強大的攻勢。1949年11月22日，解放軍突破白馬山防線，直逼重慶。11月24日，解放軍開始總攻重慶。
   
     徐遠舉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蔣介石偕毛人鳳到重慶布置屠殺。毛人鳳飭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立即清理積案。毛人鳳對我說：蔣介石只是要將楊虎城殺掉。你們可將過去所逮捕的共黨分子，擇其重要者先殺掉一批。」在「清理積案」的指示下，9月6日，楊虎城將軍及幼子楊拯中、楊拯貴，秘書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及幼子宋振中由貴州押往重慶，當晚被秘密殺害在歌樂山的戴公祠。10月28日，陳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開槍殺於大坪刑場，其中包括塗孝文、蒲華輔等3名叛徒。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30人被特務借口轉移而押出了監牢，在歌樂山上的電台嵐埡壯烈犧牲。
   
    11 月26日晚，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從特務頭子毛人鳳手中接過了經過批准的大屠殺名單。那天下午，解放軍先頭部隊的兩個營已經到達重慶近郊南溫泉，距歌樂山只有幾十公里。鎮守此處的敵人力量不下一個師。雙方打響了解放重慶最為艱苦、最為激烈的南溫泉遭遇戰。
   
     「劉國鋕!」晚餐后，白公館監獄里的看守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就喊劉國鋕。劉國鋕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別急，等我先做首詩!」「死到臨頭，還做什麼詩?」沒機會用筆寫，劉國鋕索性高聲朗誦起來：「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污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聲音迴響在通往刑場的山間小路上。
   
    多年以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琪從香港回到重慶，來到歌樂山。時任歌樂山烈士陵園園長的厲華記得，那是園裡第一次接待香港來的烈士家屬。烈士墓前，劉國琪講起一件往事。就在劉國鋕犧牲前兩個月，他專門從香港趕回來營救。他帶了一張香港滙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只要放了劉國鋕，你願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遠舉也不願跟錢過不去，他同意只要劉國鋕簽一個認錯書，立即釋放。但劉國鋕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劉國琪當時跪倒在地，說國鋕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只要命在什麼都在。劉國鋕滿面淚流，卻搖了搖頭。
   
     劉國鋕犧牲后，坐牢10年的許曉軒也被押出來。到羅廣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你要是能夠出去，一定要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組織。還請轉告黨，我許曉軒做到了黨教導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我仍將這樣。希望黨組織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許曉軒的臨終囑託，羅廣斌牢牢記住了。
   
    深夜一兩點，特務們突然走進渣滓洞的一間間牢房：「起來，起來，辦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帶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樓下的8間牢房內。有人警惕地問了句：「把我們移交給誰?」「移交給警備司令部。」情況有些奇怪，但難友們只有等待。腳步聲突然響起，一群端著美式衝鋒槍的特務轉眼間衝進了渣滓洞內院。他們迅速站好，把槍口對準簽子門。
   
一聲哨聲，槍就響了
   
    當盛國玉從昏死中蘇醒過來，整間牢房已經是一片火海，敵人要毀屍滅跡。她衝出牢房，跳到放風壩上，躲進了旁邊的廁所，倖存了下來。
   
    因為特務和軍警都去了渣滓洞,白公館這邊反倒安靜下來。羅廣斌把看守楊欽典招呼了過來。楊欽典是獄中同志們的重點策反對象，對陳然、黃顯聲等人都很敬重。陳然犧牲后，他還囑咐羅廣斌莫要太強硬，有機會出去的話照顧好陳然的母親和妹妹。
   
     革命者平時所做的策反工作在關鍵的時候起了作用，楊欽典答應幫忙，偷偷把牢房鑰匙交給了羅廣斌。白公館生還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脫險的15人，以及身中三槍未死、從屍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大屠殺中就只有這35人活了下來。根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死於1949年「ll·27」大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被定為烈士。
   
    就在先烈們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軍主力部隊由重慶西側渡江成功，長驅直入。當天晚上，在激戰56小時后，解放軍終於攻下南溫泉，打開了重慶南大門。
   
11月30日，重慶解放
   
     「秘密報告」塵封數十年解放二三天後，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后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里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岩》問世，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之一。《紅岩》背後的真實故事本應到此終了，但重慶黨史專家胡康民的一次發現，讓我們不得不繼續說下去。
   
    20世紀80年代初，胡康民在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檔案處找到一份2萬多字的報告，名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報告是羅廣斌寫的，遞交給黨組織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5 日，距離羅廣斌等人從白公館和渣滓洞中脫險不滿一個月。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里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其中第五、第六章節以及第四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遺失)。羅廣斌怎麼能掌握那麼多信息?胡康民心中有老大的問號。但是，羅廣斌本人已在「文革」時期墜樓身亡，謎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1994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羅廣斌的報告」。這時，他已經可以清晰地畫出報告形成的時間軌跡：1948年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里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張國維是個有心人，給羅廣斌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有個哥哥，掌握10萬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志遇難一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里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託付給羅廣斌。
   
    1949 年12月25日，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羅廣斌寫出報告，交給黨組織。最後一章「獄中意見」是報告的核心所在，胡康民據其總結成八條囑託：1.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2.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煉。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5.切勿輕視敵人。6、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7.嚴格整黨整風。8.嚴懲叛徒、特務。
   
    當這八條囑託首次公開時，很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們怎麼會提出嚴格整黨整風、注意路線問題、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樣深刻的黨建理念?
   
    八條囑託針對的是1948年的敵人「圍剿」《挺進報》事件，以及在此前後的敵人鎮壓上下川東武裝起義。這兩件事給我四川地下黨組織造成沉重打擊，多人被捕入獄。
   
    《挺進報》事件的惡果其實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極少幾個，卻是位居要職的領導幹部。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人的叛變，我地下黨組織也不會遭受這麼大的破壞。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也是最能引起後人共鳴和警醒的地方。
   
    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在黨內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慾膨脹。據一位獄中同志揭發，他曾想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掌管組織活動經費的同志借些錢給他做生意。
   
    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平常大講革命氣節。在為曾紫霞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時，劉國鋕領誓，冉益智監誓。宣誓結束后，冉益智著重對他們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但只不過過了半個月，冉益智就把這對戀人出賣了。
   
     慘痛的教訓，讓革命者痛定思痛：「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沒有經常的組織教育」，這是個別領導人蛻化成叛徒的原因。因為「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有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能通過考驗。」
   
    「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這是許曉軒烈士的臨終忠言。
   
    這就是我們的烈士，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惦念著黨的前途和命運。時至今日，這些血淚囑託依然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中國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為有當年這些真正的民族精英。
中國路還很長，還要有這種精神。這難在是以金錢主宰人們生活的現實。處理好這二者的關係，事關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