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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宗教的態度歷來是網界知識分子爭論的焦點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方舟子和劉小楓是更是焦點中的焦點.鄙人才疏學淺,不敢與前輩學者的高深見解比肩.只是每入茶舍,便為其間有關宗教的爭論搞得暈頭轉向,不知自己應認同何方立場,就彷彿是哈姆雷特他老兄立於他老爹鬼魂的城樓,沒完沒了的問自己是生是死的問題.甚是苦惱.哎,看來信息多了也不好,就像是最近在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中,看到的這樣的一段話:」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是失去任何禁書理由的人,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的信息中變得被動和自私.」後者的擔心漸成可能.
所以,面對這些如洶湧大海般的信息,想來還是圖書館好,要不然博爾赫斯也不會不願出任國家公職,一輩子都寧願呆在那個寂寞的鳥地方.還好最近在圖書館讀書就讀了一些有關思想方面的書就幫我釐清了宗教與知識分子方面的困惑.應是一個明證.當然我並非是說網路這個環境不好,單就平等而言,網路論壇已經給我提供一個自由發言的平台,對於此我已知足,只是我想說得是:別人的觀點文章,只是拿以參考,而不要像魯迅先生所批判的」拿來主義」,人云亦云,鸚鵡學舌,而應多有自己之觀點,是故對於本篇文章,還望各位學人多提意見.
1908年簽訂<< 馬關條約>>的李鴻章就死了,在這一年死去的還有那個統治中國將近半個世紀的慈禧,還有那個一心想變法而未有權力被囚禁的光緒皇帝.這時面對這個前途渺茫的中國,以及國人水深火熱的生活,國學大師梁啟超寫文評論李鴻章時說:」中國沒有宗教,沒有宗教戰爭,沒有那種認真的狂熱,什麼事都幹得不像樣,打仗也不像打仗的樣子,中國的前途很悲觀」.在我看來:這是五四之前的知識分子對於宗教在中國的缺席產生影響所發出的一聲悲憫,這聲悲憫雖有」病急亂求醫」之閑,但其情也深,其感也摯,說是」憂國憂民之思」實不為過.
在梁啟超發過這聲悲憫之後三十多年裡,知識分子對於宗教雖偶有爭論,但民族救亡壓倒一切,再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的勝利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新的燈塔,宗教問題也鮮有人提及,不過在革命勝地延安還是有一個人對於宗教問題說出了他的看法.這個人叫范文瀾.他在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有這樣一個觀點:宗教狂會產生宗教戰爭,幸甚中國沒有宗教,從而沒有發生過西方社會那樣慘烈的宗教戰爭。對於覺得自己已然掌握救國救亡的真理的范文瀾來說,能說出這個觀點並不為奇,因為馬克思本身就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的史觀是科學史觀,」宗教」歷來被他認為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
范文瀾的這種史觀在左翼知識分子中成為的主流,並且在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但是57年反右外加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中使一個叫顧準的人對於宗教的影響進行了重新的思考.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中對於范文瀾一偏蓋全的觀點他似乎有些不滿.以至於他用了「數典忘祖,忘恩負義」這樣的詞語來形容範文瀾,因為在他對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解剖刀式的解析之後,他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社會的歷次戰爭,參與戰爭的人都認為是『聖戰』,是為上帝的『道』而戰,是為解放被邪說蒙蔽沒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憐的人而戰,是解放全人類戰爭的一部分。」在那個權威人格壓制自由的時代,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實在是難能可貴.因為即便是在現在看來,「在那個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裡」,顧準是少數堅持獨立思考並用生命捍衛真理的知識分子之一。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顧准能夠在死後十年受到中國知識分子再關注並引起激起巨大思想波瀾的原因。
而宗教的缺席到底對中國有何影響呢?范文瀾在他的<<中國通史簡篇>>中接著用「史官文化」給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中知識分子存在的歷史給予了解讀
作為一個西方的知識分子,馬克思 ·韋伯站在更超然更客觀的角度對於兩千年專制統治下中國「士」的考證,似乎也從某種意義上對於范文瀾說的「史官文化」進行了回應。他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特徵完全不同於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或猶太教的拉比,印度教的婆羅門、古埃及的祭司,以及埃及或印度的書記——中國的士人階層——儘管是由禮儀訓練發展而來——是有教養的俗人的教育的產物。而正是這種「俗人教育的產物」,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朝代更替頻繁的歷史長河中始終作為一群候補官員出現,遺失了西方知識分子大多由神職人員延伸而來的不依附於任何權勢的批判傳統,失去了西方知識分子那種作為「牛虻」不停的叮咬刺激政治國家——這頭舉止笨重牲口的作用,忽略了人類對於「終極關懷」的追問。於是在兩千年封建專制傳統中,士人一直明確的隸屬於統治階層,雖然士人在文獻中創造了「公職」的概念,並一再聲稱自己是封建制度的反對者,但就像是「修身」、「齊家」是為了幫助君王「治國」、「平天下」一樣,他們反抗的聲音只是為了幫助皇帝管理好武器製造和修築堡壘,並不是在腐朽的封建王庭上,構建新的歷史,而是在舊王庭的地基上,換個名號,再建一個富麗堂皇的宮殿,扶植一個新帝王,所以,自孔子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建道統,和「衰世」恢復「成康」治學的目的,就將知識分子永遠的釘在皇權的十字架上,他們依附於最高的政治權威,與「統治階級」融於一體,不敢越冒犯政治權威的雷池半步。
於是《莊子·天下篇》中的「內聖外王」成為儒家知識分子義理結構中的核心理念,個人追求始終在向內道德上的修身成仁成聖和向外擴展治國兼善天下間游移,個人才能得以施展他們則幫助帝王成就堯舜之世,不得,則退而求其次以隱者自居,以求「出淤泥而不染」,實現道德上的至善。他們的疆界從來沒有逃離於統治階級之外.
所以在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捲軸中, 只有知識分子維護皇權的傳統,沒有知識分子振臂一呼,一如歐洲知識分子以宗教改革引領政治改革於先,啟蒙知識分子若盧梭、伏爾泰開啟歐洲大革命於後,知識分子抗大旗的傳統,以至於抬眼望去,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只有一群出身草莽或行伍者,以天命之名,布衫襤褸,苦苦掙扎,反抗皇權的無道與非人,在打破皇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又以至高無上的皇權續寫歷史,讓人扼腕興嘆。而即便偶有幾個知識分子,也不過是如洪秀全之流,以「天父」之名來成就自我皇權的神話,與前者相差無幾。
但是,話又回到宗教問題上來,我們在批判「史官文化」文化的同時,並不是要引宗教而入中土,古語云「橘生淮南則為枳」,一味的一相情願的移植和焊接,往往會適得其反,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對於宗教和「史官文化」我想還是顧准說得客觀:「我不喜歡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冰冷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絲毫沒有歌功頌德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無需乞靈於上帝。」「我也不反對史官文化,何況史官文化留給中國人的,有一種很大的好處,沒有滾入過神秘主義。教條主義不過是愚昧,他不是唯理主義的泥坑,中國人從來是經驗主義,唯理主義的最大好處是推動你去追求邏輯的一貫性,而這是一切認真的科學所必須具備的東西,古代人,曾不得不從神秘的唯理主義那裡取得某種力量,現代人已經用不到再如此乞靈於上帝了,那是包括科學的經驗主義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至於那種庸俗的實用主義把把邏輯的一貫性和意義體系完整性看得比當下的應用底,底到不屑顧及那也不過是無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歷史主義還是中國思想的優點,要改革掉的是:歷史主義成為史官,人類或人類中的一個民族,絕不是當代的政治權威有權僭妄地以為可以充任其有權代表的。斯大林說過一句好話希特勒來了又走了,德國民族是永存的。這句話對任何民族都是適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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