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升起品書香－讀楊絳《走到人生邊上》有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01c1c501000bg8.html

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的楊絳
      
楊絳 著   出版日期  2007-08

亮點：該書是著名學者、作家楊絳女士96歲高齡新作。

內容簡介：楊絳女士在書中首次坦陳自己對於命運、人生、生死、靈與肉、鬼與神等根本問題的思考，並以多篇精彩隨筆對自己的看法加以佐證。該書思路縝密，文筆優美，內蘊激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周，商務印書館的新書《走到人生邊上》終於出版了，這是錢鍾書的夫人楊絳繼《我們仨》之後推出的又一部經典作品。此書楊絳整整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來書寫自己的人生歷程，可謂十年磨一劍的經典作品。
楊絳（1911－），原名楊季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劇本有《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譯作有《1939年以來的英國散文選》、《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樣書剛一亮相，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就買走了繁體字版權。可見此書的暢銷性影響力會有多大！楊絳在書中稱，自己三年前患病住院期間，一直在思索《走到人生邊上》這個題目。回到家后好像著了魔，給這個題目纏住了，想不通又甩不掉，然後通過讀書幫助自己思索。《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一書共分為兩部分，在本書中，楊絳關注了神和鬼的問題，人的靈魂、個性、本性，靈與肉的鬥爭和統一，命與天命以及人類的文明等問題。融會了文學、哲學、倫理學、精神分析等學科的知識、並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後面的一部分則由註釋《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的多篇散文構成。在《論語趣》一文中，楊絳提到了錢鍾書和自己都認為，孔子最喜歡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顏回，最不喜歡的是不懂裝懂、大膽胡說的宰予等一些新鮮的論點。

楊絳是一位著名作家、評論家、翻譯家、學者，同時她也曾經是女兒、妻子、母親，這麼多角色楊絳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斷的角色轉變中她有何感想？
　　楊絳說：「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沒有做好一個媽媽，妻子做得也不夠好，女人也做得不夠好。一個女人有好幾個領域，每個領域我只能拿60分。」

　　「很多人都覺得你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則錢先生在學術上不會有這麼大的成就。」我說。

　　「那錢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楊絳驕傲地說。我不由笑了，沒想到九十歲的她還反應這麼快。

　　「那麼作為一個學者你認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學者，這一點我與錢先生和女兒錢瑗不同。錢先生是學者，女兒錢瑗再活下去也是學者，我不是學者。」

　　據悉，錢鍾書和楊絳的女兒錢瑗去世時將近六十歲了，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兒還是女兒，永遠也長不大。楊絳先生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她認為自己只幹了一些本職工作。其實楊絳先生可謂著作等身，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小說有《倒影集》、《洗澡》；論集有《春泥集》、《關於小說》；譯作有《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在九十歲高齡的今天還譯了柏拉圖對話錄之一的《斐多》。

　　楊絳先生謙虛地說：「總而言之，是一事無成。」

　　1938年，楊絳隨錢鍾書攜帶只有一歲的女兒回國。楊絳說：「回國后因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內地，只有錢先生孑身一人去西南聯大。作為妻子，我應該陪他一起去內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學校長，還兼高三的英文課，作業都改不完，根本沒時間陪孩子玩。作為女兒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在國外。我回國后，我母親已經去世了。」

　　我問：「您的專業好像和教育無關吧，怎麼做了校長了？」

　　「我開始學的主要是理工科，後來是法律和經濟。」

　　「從資料上看，您的父親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師，他當時卻反對你學習法律？」

　　「我學法律主要是想幫助父親，可是父親堅決反對。因為那時候的女律師名聲不好。所以我也沒能幫父親。一個女人的領域太廣了，要做妻子、做母親，還要工作，各個領域很難照顧。我看現在的女人也一樣苦。的確，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虧一點，吃虧就吃虧吧！我是吃虧主義者。」

　　楊絳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她心平氣和地和你交談著，語言簡潔，娓娓動聽，臉上的微笑像一縷和煦的陽光，讓你覺得很溫馨。可是，這樣一個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社科院「文革」得比較晚。楊絳和錢鍾書都被「揪出來了」，然後是無休無止地陪斗。在一次陪斗中楊絳被剃成了「陰陽頭」，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頂假髮，大暑天戴上，悶熱不堪，也不敢外出，不敢坐公共汽車，上班只好步行。當時在社會上被剃了陰陽頭的，就像過街的老鼠人人都會喊打。「文革」期間楊絳的主要任務是掃廁所，楊絳愛乾淨，把廁所打掃得一塵不染，連水箱的拉鏈都細緻地擦乾淨，而且注意通風，沒有臭氣。這個女廁所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難所」。紅衛兵來了，她就躲入女廁。這一段經歷，楊絳先生在《丙午丁未年紀事》中，講得很詳細。

　　「在這一生中您最高興的事是什麼？」我問。

　　「我說不出來，沒有什麼高興的事，沒有什麼讓我得意的事情。」

　　「那麼，您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那就太多了，我失去了錢鍾書，失去了錢瑗，現在剩下我一個人，這當然很痛苦。可是，我也撐過來了。」

　　我問：「在這個世界上您最留戀的是什麼？」

　　楊絳回答：「我最留戀清華大學。在我的一生中和清華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年輕的時候一心想進清華大學。我的表姐、堂姐都是清華大學保送出國的。我在念中學時跳了一級，趕上那一年清華開始招女生。可是，不到上海來招，我沒法考，只有上東吳大學（蘇州大學前身）。第二年清華到上海招生了，我原先班上的考取了兩個。我當時真後悔，如果我不跳級肯定也能考取，因為我成績比她們好。」

　　我問：「那您第一次進清華是什麼時候？」

　　「那是大四的時候，」楊絳說，「我去清華借讀了半年。這是第一次進清華。然後我決定考清華的研究生。當年考是來不及了，我就找了個自認為輕鬆的活，一邊當小學老師，一邊複習功課。也算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於考上了清華的研究生，圓了清華夢。」

　　考入清華不但圓了楊絳的學業夢，也找到了她的愛情。在清華楊絳認識了大名鼎鼎的錢鍾書，當時錢鍾書正讀大三。楊絳母親為此跟自己的女兒開玩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線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華。」

　　「在清華我讀了兩年，本來照規矩清華研究生畢業后要送出國留學，可是當時系裡說清華外文系的學生不送。我聽到這話后就決定提前畢業和錢先生一同出國。」

　　「您的處女作也是在清華念書時發的吧？」

　　「我當時選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課，大考的時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腳印》。朱自清先生推薦給《文學季刊》發表了。這算是我的處女作吧！」「您當年和錢先生回國后好像是在清華任教吧？」

　　「我們回國后，錢先生去了西南聯大，我當時帶著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後我和錢先生一起成了清華的教授。當時清華有一個老規矩，夫妻兩個不能同時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職稱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資，按鐘點算，一個鐘頭只拿幾塊錢。」

　　不久，中國的第一次政治運動開始，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知識分子耳朵嫩，覺得「脫褲子」粗俗，便稱之為「洗澡」，相當於「洗腦筋」。楊絳先生的長篇小說《洗澡》就取材於這個時代。

　　「當兼職教授很舒服，錢先生他們搞『三反』整天開會，我就躲著不參加。如果是教授開會我說我是家屬；要是家屬開會我說我是教授。我躲起來可以看很多書，預備功課。所以我寫《洗澡》是具體而為的。」

　　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次年錢鍾書和楊絳被調入剛剛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1955年北大文學所改隸屬於中國社科院。楊絳和錢鍾書就這樣離開了清華。

　　「我最留戀的地方是清華，可是我再到清華時，清華完全變了。不久前清華送我一個匾，叫『壽與校同』。清華是1911年成立的，我是1911年出生的。」

　　「您已是九十高齡的人了，您是怎麼看待生與死的？您怕死嗎？」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會舒服。不過死完了就沒什麼可怕的了。我覺得有許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後寂寞，怕死後默默無聞，沒人記得了。這個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靜了。

政治運動雖然層出不窮，鍾書和我從未間斷工作。他總能在工作之餘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盡量讀我工作範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並未引起注意。鍾書1956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後又來了個「雙反」，隨後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於1958年進城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後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屍還魂」，我不過想藉此「遁身」而已。
從一個女性的角度講，實際上，楊絳先生一家三口，每個人都是獨立的。錢鍾書先生自不必說；楊絳也很獨立，她的戲劇、翻譯、小說都是非常優秀的；女兒錢瑗是一門學科(英文文體學)的創立者；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學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撐，相守相助。學者的身份之外，楊絳先生是妻子、是母親，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們在最困難的時期，上海淪陷，錢鍾書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聯大。當時，楊絳先生寫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們看完楊絳的戲，在回去的路上(當時錢鍾書正在寫後來影響頗大的《談藝錄》)，錢說：我也要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馬上贊成道：好！好！你趕快寫吧！當時他們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錢少教幾節課，空出時間寫書，可掙一些錢貼補家用。楊絳把保姆辭退，一個人擔負做飯、洗衣服等家務，只為省點錢，少一份支出，這樣錢鍾書便可以少教些課，寫長篇，以維持家庭生活;從另一個意義上講，這是楊絳對自己的犧牲。我們不難理解，對於一個惜時如命的學者，這意味著什麼。

於是錢鍾書寫出一段，講一段;錢鍾書笑，楊絳也笑，整部小說的藝術品位形成，這便是錢鍾書惟一一部長篇小說《圍城》的誕生。《圍城》后改為電視劇，婦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寫作背景是這樣一種情形，它與楊絳的理解與支持是分不開的。

一家三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問去作，但在最困難的時候，楊絳全部挑起負累，讓丈夫、女兒集中精力做事情。這當中包括錢鍾書病重和女兒錢瑗住院期間，她每天要去探望，當時錢鍾書已經不能進食，她總要打各種各樣的果泥、肉泥來為錢鍾書改善營養，就連魚肉也要用針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將就」！

【楊絳：人間不會有單純的快樂。快樂總夾帶著煩惱和憂慮。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未，鍾書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丈夫、女兒相繼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錢鍾書的作品整理出來，還把他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發表，之後又將他們二人全部稿費和版稅捐贈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獎勵好學上進、成績優秀、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使學生能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錢、楊二位先生對受獎的學生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他們學成以後，有朝一日能以各種形式報效祖國、回報社會。「好讀書」獎學金2001年9月建立以來，由錢鍾書、楊絳作品出版收入積累的資金目前已近200萬元，有九名學生獲得獎勵。隨著《錢鍾書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詩紀事〉補正》(十二冊)《圍城》英文版、漢英對照本的陸續出版，基金總額將相當可觀。
楊絳用自己燭光般微弱的晚年時光，做完這些之後，便開始著手寫作女兒錢瑗未完成的《我們仨》，此時此刻，《我們仨》樸素而乾淨地擺在我們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楊絳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6個年頭！
她真的老了，過著一個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聽力有些背，視力也下降了，已經閉門謝客。總有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打電話過去，她總會溫和地聊幾句，然後說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讓人不好意思再打擾。我想，我們真的不必再打擾，只是靜靜地讀一讀她和錢鍾書的書，真的，這就足夠了。《我們仨》中，我們看到那樣一個讓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歡喜與哀愁。楊先生的筆調依然清新優雅，冷雋幽默。錢鍾書、楊絳、錢瑗「我們仨」，他們性格各異，志趣相投，都將讀書治學作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們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們對生、老、病、死的透徹豁達，使人深受啟發，獲益匪淺。

楊絳現在開始漫不經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卻說：做完他們的事情，心裡才踏實，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經不要緊了，即使現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夢魂長逐漫漫絮，身骨終拼寸寸灰」(錢鍾書語)，愛女之心，愛夫之切，高尚人格，盡在其中。

楊絳文學語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簡潔的語言，看起來平平淡淡，無陰無晴。然而平淡不是貧乏，陰晴隱於其中，經過漂洗的苦心經營的樸素中，有著本色的絢爛華麗。乾淨明晰的語言在楊絳筆下變得有巨大的表現力。有時把詞序變換一下，不符合常規，反倒更顯別緻耐讀。如《丙午丁未年紀事》中有一句話：「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許會說「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這分明是被迫。但楊絳這句話說得有點喜氣洋洋的氣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壓歲錢」之類。這與當時的環境完全不合拍，只好當成一句反話來讀：不僅表現出作者身處其境的哭笑不得的無奈心情，也隱含了她對待那時環境的解構態度。平平八個字，平靜中有抗議，調侃中有悲哀，很有韻味。有時明凈到有些冷，但由於滲入詼諧幽默，便平添幾分靈動之氣。因而使靜穆嚴肅的語言自有生機，安靜而不古板，活潑而不浮動，靜中有動，動還是靜。沉靜詼諧中有沉著老到、雍容優雅的氣派，鋒芒內斂后的不動聲色，有種靜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7-9-14 02:24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