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日本軍艦開進中國港口

8月29日，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上將應邀訪日，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在改組內閣中擔任防衛大臣的高村正彥。這是中國防衛首腦9年來再度訪問日本，標誌著一度中斷的兩國軍事交流的重開。在8月30日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中，兩國達成一項共識：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日方邀請中國海軍艦艇編隊於年底訪日；中方邀請日本軍艦在中方訪日後的適當時候訪問中國.

無獨有偶，在曹剛川啟程前一天，在北京的第三屆「北京—東京論壇」上，兩國學者談到了同樣的話題，一位日本學者憂心忡忡地說：「日本國民對中國海軍艦艇的訪日做好了歡迎的心理準備，不會有任何問題。但假如日本軍艦開進中國港口，中國人看見日艦上飄揚的日本軍旗，會不會有過敏反應，乃至做出過激的舉動？」


應該說，這位學者的擔憂並不完全是杞人憂天。6年前，一位女星因無知而穿上印有日軍旗圖案的時裝走台步，慘遭憤青潑糞。該女星在舉國輿論的重壓下，書面道歉，從而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關於民族主義的大討論。討論的結果，不僅沒能形成理性共識，隨後而來的一個偶發事件，把局面推向了更為尷尬的境地：2004年8月，於北京工體舉行的「亞洲杯」中日對抗賽上，中國隊輸球，日本隊遭滿場中國球迷的「噓」殺，場下一片飲料瓶，日隊雖大獲全勝，卻不得不倉皇撤離，發展成外交事件。後來，有西方輿論評論說：技不如人的中國在輸了比賽的同時，還輸了更大的東西，是雙重的敗北。當事國日本媒體更進一步，把輿論的視線和擔心引向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


坦白地說，那位日本學者所指出的，在當下中國還真不是一個偽問題。不說別人，自揣對日本社會有一定認識和了解的筆者自己，對日艦駛入中國港口這件事首先便心存芥蒂。究其根源，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創痛及基於這種深創巨痛的歷史悲情，二是作為加害者的彼邦對同一歷史悲劇的認識、態度。前者是自身的問題，後者關涉對方的存在；前者的歷史記憶和對痛感的體認，會因後者的不同姿態而呈連鎖反應，有時會相當劇烈。


照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這種被稱為「民族主義」的東西實質上是某種「想象的共同體」，它不是虛構的共同體，也不是政客操縱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種與歷史文化的變遷相關，根植於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建構。惟有這種心理建構得到相當程度的稀釋、解構，才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體」之間的和平共存之道。遺憾的是，中日兩國間的現實距此尚遠。


但是，如果我們關於自身和「他者」的心理建構尚未稀釋到足以與其他的「想象的共同體」共存、共榮的程度，英國政治學者米納格(Kenneth Minogue)提出的對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詮釋，似乎為我們指出了一條出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not yet to be realized)。這裡，民族主義化作了一種經世治國的動力，與歷史上以救亡為指向的民族主義雖然不無內在相通之處，卻顯然高了一個版本。


不久前，在央視熱播的系列政論紀錄片《大國崛起》，讓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希望。那種耳熟能詳的關於積貧積弱的祖國如何屢受列強欺辱的血淚控訴般的描述減少了，代之以對外邦何以順應世界潮流，走上興旺發達之路，對繁榮表象背後的制度性成因的探詢、追問和思考。節目在黃金時段播出，收視率居高不下，廣大市民口耳相傳，爭相熱議的情景就其指向而言，不能不說是高度「民族主義」的，但如此「民族主義」顯然建立在某種自信的基礎之上，不僅是無害的，甚至是建設性的。


我們經常在媒體上看到諸如此類的消息：美軍艦停靠維多利亞港，大兵上岸，其慷慨的消費能力為本港帶來新的商機，店家不惜延長營業時間以招攬顧客，等等。但假如來的是日本軍艦，靠的是青島、大連港，情況會如何呢？在某種意義上，這與其說是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狀況的一個考驗，不如說是對我們民族自信心的一個考驗。而比這更大、更嚴峻的考驗，則在明年北京奧運會的賽場上。

如何對外邦繁榮表象背後的制度性成因的探詢、追問和思考＊＊＊＊＊＊＊

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