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宏觀調控與1.55萬億特別國債

當前宏觀調控與1.55萬億特別國債
在六月中旬國務院會議確定「穩健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並要求「拓寬外匯使用和資本流出渠道」后，管理層近日又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以圍剿所謂「流動性過剩」。這些措施主要包括：
財政部將發行1.55萬億特別國債，用於外匯投資公司向央行購買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經營運作。大範圍調低出口退稅。允許券商和基金申請QDII（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資格等。
其中發行1.55萬億巨額特別國債具有極強的貨幣和經濟緊縮作用，已是超出「穩健、適度」範圍的緊縮猛葯，將對宏觀經濟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
具體分析如下：

一. 對當前通脹狀況的分析

國家統計局公布5月份 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為3.4％，雖連續第二個月超過3％，但仍在良性運行範圍。CPI上漲主要原因是食品價格上漲較快，其中豬肉價格的較大漲幅帶動了牛羊肉、禽蛋等替代品價格的上漲，對消費物價上漲的貢獻率最大。再就是去年下半年糧價上漲的翹尾因素拉動了今年上半年CPI上漲。豬肉價格之所以漲幅較大，則是由於近年養豬虧損，農戶大量宰殺母豬，使今年仔豬供不應求，價格大漲，生豬存欄下降，加上（因國際市場玉米和我國去年糧價上漲）飼料價格上漲，導致近期全國普遍出現豬肉大幅漲價現象。
然而學者和官方傳媒的分析普遍認為「目前我國糧食總量供需基本平衡，年內糧價不具備持續大幅上漲的可能性。……去年下半年糧價上漲的翹尾因素將逐步消失。」「由於下半年飼料價格的上漲空間不大，加上農民飼養積極性的提高、供給的增加，肉價持續快速上漲的可能性不大。」 「CPI存在上行壓力但持續性不強」。（6月14日《新華網.新華財經.滾動新聞》、《中國證券報》）

此次豬肉漲價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以往CPI長期處於過低水平，使養豬虧損，導致其生產規模縮減。對這種因某種大宗必需商品價格偏低導致其供給相對減少而漲價並帶動同類替代品價格一同上漲，一般來說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功能會使其逐漸恢復供需平衡。（目前蛋類價格已經回落。）如國家再輔以有效增加供給的調控措施，對恢復供需均衡穩定物價會更有利。如當前要抑制豬肉價格的大幅波動，顯然應增加投資建立豬種繁殖改良基地，以維持優良種豬、母豬、仔豬的均衡供應，避免其供給大起大落。

可見，當前消費物價指數的上漲是結構性的正常範圍內波動，遠談不到失控。且主要是出自供給方面的原因，而非貨幣供應增長超過流通需要而引起需求全面增長，因此不存在改變貨幣政策為「從緊」的任何需要和理由。國家針對（豬肉等）物價上漲的調控措施也應以增加供給為目標。

還應指出的是，用「流動性過剩」來描述通貨膨脹有失偏頗，這是精英們從流動資本充斥的美國引進的時髦辭彙。（精英們除了跟著美國人鸚鵡學舌還會幹什麼？） 在貨幣供應超出流通需要而增長，即真正通貨膨脹時，通常流動性（流通速度）會提高。但也不盡然，超過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反而會由於重要商品的投機性囤積使流通速度下降，流動資金減少。而流動性本身卻是一種明顯的經濟利益，因為它會加快周轉，降低成本，帶來GDP、稅收、及商品供給超過周轉速度的更快增長。從而吸收掉一部分通脹因素。


二．當前宏觀調控的重點應是嚴重的失業而不應是尚在正常範圍的CPI

需要指出的是，CPI並非越低越好，零通脹率仍有一定的通縮效果。這是因為不同商品之間的相對比價總是會發生變化。零通脹率狀態下必有商品價格上升，也必有商品價格下降，而商品價格下降可能使相關企業虧損甚至破產，產生債務鏈條，在流通中形成堵塞，從而引起商品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產生通縮效果。而適度的通貨膨脹則有利於不同商品之間比價的調整，使絕大多數商品價格都可保持不降，因此可避免宏觀經濟出現債務鏈條和流通速度下降等堵塞效果。如能將年通脹率控制在3％－5％的範圍內，不僅有利於商品價格和產品結構的調整，而且能使經濟發展和就業的規模得到充分擴大。而每年3％－5％的物價漲幅對於一個經濟快速增長的社會是完全能夠承受的。因此，3％恰恰應是CPI的最佳狀態，而不應是什麼「警戒線」。尤其在我們目前失業極為嚴重的形勢下，CPI若低於3％，根據正常情況下失業率和通脹率互換的菲利普斯曲線，則將犧牲解決目前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機會。
如CPI長期過低，則社會利潤空間及投資機會將受極大壓縮，不僅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滯，而且在我們這個有著全世界最高儲蓄率和最大規模「剩餘勞力」的國度必定會出現大量無投資出路的閑置資本和大量失業人口同時並存的巨大浪費。而這恰恰就是宏觀調控最應避免的低效率所在。這種低效率不僅可以完全抵消市場機制產生的巨大效率，而且造成的巨大浪費可以大大超過計劃經濟制度。
再者，CPI過低使某些商品經營虧損從而對供給產生不利影響，反而會孕育通脹因素。此次豬肉大幅漲價就說明了這一點。
人力資源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人不僅是一種生產要素，人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此外人還是消費者，是市場需求。充分的就業不僅標誌著生產能力的充分利用，而且還能提高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減少政府救濟（這有利於抑制通脹），保持社會安定，擴大市場需求。所以，當代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都兼顧兩個基本目標：
    1.將通貨膨脹限制在合理的範圍，保持幣值穩定。
2.將失業率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以實現經濟的充分發展。

相比起來，當前失業問題遠比通貨膨脹更為嚴重。因我目前還有大量失業人口，許多產業、產品仍缺乏投資，因此理論上根本不存在真正全面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無任何從緊之理由。（理論上只有基本實現全面就業之後才會有真正的通貨膨脹。）
因此當前貨幣政策的重點應是努力解決失業問題，而不是CPI剛剛步入最佳狀態就「從緊」，更不應搞1.55萬億（特別國債）超大規模的猛縮。


三．理論和實踐均已證明：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抑制通貨膨脹完全無效

直到今天，央行及經濟金融領域的精英大員們仍在關於通貨膨脹的理論問題上繼續念著抑制總需求這套歪經。
通過緊縮貨幣抑制總需求來抑制通貨膨脹，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下降的總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價指數同時並存。因為緊縮貨幣在抑制需求的同時會更嚴重地抑制商品供給。只要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與（由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同時存在。下面給出公式舉例說明：
設：商品交易總額為 W ，商品供給（物）量為 Q ，商品價格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貨幣緊縮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總額（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給量（Q）下降了20％，則物價（P）就會上漲12.5％ 。
其方程式為：W（1-0.1）= Q（1-0.2）×P（X） 。與貨幣緊縮前的原方程式聯立。解出：X=1.125 。即物價指數在商品交易總額下降了10％的情況下反而上漲了12.5％ 。此證。

有人會說，貨幣緊縮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後才從需求傳導到供給，因此供給的下降應慢於需求。這種看似有理的推論其實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
凡貨幣緊縮，都會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即負的乘數作用），而貨幣供應缺口的存在必定會中斷許多貨幣流通的鏈條而形成堵塞導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說，貨幣供應缺口的正、負、大、小決定著流通速度的變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貨幣就越多（即貨幣供應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貨幣供應缺口更進一步擴大，貨幣供應缺口的進一步擴大又將導致流通速度更進一步下降……，整個社會商品生產和流通因此進入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而貨幣和商品流通（周轉）速度越慢，一定時期內銷量和產量就越小，則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借款利息、廠房設備店鋪等租賃費用、倉儲費用、一些辦公費用以及工資中的一部分等）分攤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論工業還是商業都是如此。
因此，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由於緊縮形成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流通速度持續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成本，致使企業利潤空間受到市場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許多廠商虧損甚至破產，商品供給於是大減。（企業利潤在商品價格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業利潤對商品供給的影響有十倍以上的槓桿調節作用。） 另外，即使一些產品適銷對路的企業，因銀根緊縮時普遍的資金短缺且（貸款）成本過高而無法擴大（甚至減少）生產。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產和流通）資金短缺，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更厲害。正是由於被擠掉的商品供給大於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擠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斷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動價格上漲的空間。於是需求型的通貨膨脹轉變為成本型的通貨膨脹，甚至「脹」的速度更快。
自93年6月後，央行一直在為治理「通貨膨脹」而數年如一日持續勒緊銀根，抑制需求。其結果只能是隨著銀根越勒越緊，三角債和銀行呆帳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給越勒越少，物價指數越勒越漲。當然還有越勒失業越多，越勒活著的企業越少。這時的「通貨膨脹」早已不是通貨在脹，而是通貨持續的緊縮使物價指數在不停的漲。物價指數越漲，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這種越勒就越「脹」，越「脹」就越勒的錯誤政策人為的惡性循環，加劇了宏觀經濟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93年6月緊縮貨幣后，通貨膨脹速度顯著加快，年通脹率93年底已達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達27％以上，直到緊縮兩年後的95年7月份年通脹率仍在20％以上。）
持續的貨幣緊縮政策雖然最終也能在所有企業拚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為掙扎中將物價降下來，但其代價卻太慘重了，而且結局無非是普遍的蕭條和嚴重的失業。
（關於貨幣供應及宏觀經濟理論問題，詳見我的著作《價值論》第三章第七節《貨幣與商品流通中的問題》）

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前，也曾有過10年緊縮貨幣治理通貨膨脹的歷史，結果導致美國等西方國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滯脹」（即菲利普斯曲線失靈，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失業增加交織在一起）。里根上台後，採用供應學派理論，避免緊縮貨幣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謂「私營部門的流動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極後果，相反卻通過減稅等鼓勵投資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給去吸收通貨膨脹。憑著供應學派主要靠減稅增加商品供給的理論和政策，美國在里根時期成功地克服了「滯脹」，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也降低了失業率。此對付通貨膨脹的看家法寶美國一直沿用至今。
那些據說精通西方（尤其美國）經濟學的精英們，竟對「供應學派」「減稅」等西方經濟學治理通貨膨脹的經典諱莫如深，絕口不提，一邊高喊著「通貨膨脹是主要威脅」，一邊將殺雞取蛋式的高稅率政策一意維持至今。造成至今依然難以緩解的嚴重失業。

總之，理論和實踐均已證明：「從緊」的貨幣政策只能抑制社會財富增長而無抑制通貨膨脹功能，因此其絕無「適度」可言。尤其是在失業問題極為嚴重的時候，「從緊」就更大錯特錯。穩健的貨幣政策應是適度從寬而非從緊。（莫說目前尚不存在全面通脹形勢，即使真到了全面通貨膨脹的地步，也不應採取無效而有害的貨幣緊縮。）

貨幣緊縮作為一項宏觀政策，如同一味烈葯，不可隨便亂用。它只能用於通貨膨脹發展到貨幣質的功能因量的膨脹而受到損害，從而使緊缺商品囤積在流通領域代替貨幣執行起社會交換價值功能的特殊條件下，其目的是盡量卡死投機性囤積的資金供應，把緊缺商品從流通領域的投機性囤積中解放出來，增加這些商品在實際用途方面的供給，並恢復貨幣的功能。但「祛邪」還須「扶正」，貨幣緊縮即使如此使用也還必須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給的「松」的貨幣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如此「緊縮」實際上已非總量上意義上之緊縮，而是總量均衡基礎上「縮」「放」結合各有側重。
如解放初期，陳雲等領導的反投機性囤積，政府一方面大量拋售糧食、紗布，另一方面收緊銀根。當發現銀根緊縮導致企業大批停產、倒閉，工人大量失業后，又立即投入大量貨幣收購農產品，訂購工業品。不但很快制止了投機，增加了緊缺產品的供給，徹底克服了通貨膨脹。而且消除了銀根緊縮強烈的副作用。這一「緊」一「松」的配合，堪稱緊縮貨幣最成功之應用典範。

四．為運作外匯儲備而發行1.55萬億特別國債將導致災難性後果

（1）僅僅是為運作外匯儲備而發行1.55萬億巨額特別國債完全沒有必要，為何過去買美國國債可以直接用美元，而現在買不是美國國債的其它東西就非要二次對沖？據說央行因以央票對沖外匯占款產生了沉重的利息負擔，為此已欠了財政部不少錢。用外匯儲備直接還給財政部就是了，為何還要財政部無故舉債多倒騰一遍賬搞二次對沖？（如同自家明明有錢用卻偏要無故借錢而白白付出利息。）技術上也根本不存在二次對沖的任何需要，此舉純屬多餘。央行將外匯儲備直接划給財政部交外匯投資公司運作難道就不能「拓寬外匯使用渠道」嗎？

（2）如僅多此一舉，還只是費點事而已，但其白白造成了每年至少1240億元（1.55萬億元的8％）的利息損失，這是無端佔用資源的成本，使外匯投資公司須至少盈利8％以上才將將保本（特別國債至少3％的年息 + 美元因人民幣年升值5％的貶值），從而使外匯儲備運作收益超過美國國債的目標基本落空。為了能夠保本盈利，外匯投資公司不惜大大增加經營外匯儲備的風險，使我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受到比購買美國國債還更嚴重得多的損害。此次30億美元入股黑石正是我巨額外匯儲備嚴重喪失安全性的開始。
央行為對沖外匯占款已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其早已不堪重負的央票利息，這完全是央行對外匯儲備資產管理使用不當而造成的巨大浪費。儘管社會輿論過去數年來一直普遍呼籲增加石油、黃金、有色金屬等戰略儲備，那時油氣資源、黃金、有色金屬等國際市場價格比現在低一半還多，而我們的石油儲備長期以來只夠用幾天（現在也才剛夠20天），黃金儲備才區區幾百噸。但長期以來，央行只認美國國債，好像除此之外美元再無其它用途。如果數年前就將我們買美政府國債的美元用於建立石油、黃金、有色金屬、鐵礦砂等戰略資源儲備，當增值多少財富？外匯買回大量不斷增值的戰略資源作為與人民幣抽象價值相對應的具體物質財富，依需要隨時投放市場回籠貨幣又有何通脹因素需要對沖？外匯儲備如此使用又能有何安全問題？進口戰略資源平衡出口，人民幣又有何升值壓力？央行因其過失不但造成外匯儲備安全性、贏利性、外匯占款的通脹因素、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等一系列問題，而且直接造成一次對沖央票利息負擔巨大的財富浪費，不僅不反省錯誤，還要變本加厲造成二次對沖每年1240億元社會財富的直接損失（及比這更為嚴重得多的經濟衰退），其視社會財富民脂民膏如糞土耶？央行職責難道如此？

（3）1.55萬億規模的貨幣緊縮對宏觀經濟的惡劣影響將是災難性的。
央行的美元儲備已是對衝過的。二次對沖緊縮1.55萬億元貨幣供應產生的巨大貨幣供應缺口將導致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從而形成嚴重經濟衰退，最終造成的經濟損失至少相當於緊縮1.55萬億貨幣3倍的負乘數作用（―4.65萬億），即至少將造成4.65萬億元的經濟損失。銀行壞賬也將因此再增加2萬億元（全部經濟損失的近一半），三角債的增加將超過銀行壞賬數倍。金融風險將空前嚴重。商品供給將受到遠比需求更大的抑制，不但事與願違加速物價漲幅，而且使我們本已非常尖銳的失業問題及因社會利潤空間被消滅而產生的其它更嚴重的社會矛盾因此而迅速激化，產生劇烈的社會動蕩。（這些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為運作外匯儲備而發行巨額特別國債乃無端自取禍殃，不論對外匯儲備的經營運作還是對宏觀經濟都有大害而無小益。作為運作外匯儲備的操作手段，它為外匯儲備的經營增加了極大的困難和風險；而作為單純的貨幣緊縮政策卻又不夠理直氣壯，尤其是在消費物價指數僅3.4％的情況下，更是缺乏超出「適度」範圍的猛縮理由。因其對外匯儲備運作無益，顯然其意不在此，而在緊縮，這實際上是為緊縮經濟找了個技術上的理由。

我們以往的國債建設項目每年也才區區一千多億元。僅僅為了莫名其妙的賬面處理，就要吞噬幾乎十年的國債建設資金，（1.55萬億巨額資金夠國家多少年教育、科技開支？用於國防能增添多少飛機、導彈、核潛艇、航空母艦？）此外還要白白賠上每年1240億元的利息負擔（僅每年損失的利息就幾乎吞掉全年的國債建設資金）。
更可悲的是二次對沖將巨額資金用於製造經濟衰退還將產生3倍負乘數作用（-4.65萬億元）的巨大經濟損失。
我們為何要將如此巨額的資金浪費在毫無意義且有大害之處？堂堂大國宏觀調控竟如此荒唐，欲貽笑天下乎？！

五.經濟緊縮的受益者是美國

以發行特別國債方式驟然緊縮1.55萬億元貨幣供應對我將是一場災難，但任何荒唐的經濟政策能夠推出必有其「必然性」，這種「必然性」通常都是某些利益因素。此緊縮政策最大受益者為何人？只能是美國人。經濟困境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利潤空間消失和股市低迷，必將導致我大量資金因無投資機會而流入美國去支撐美元；並使我大量民族產業（包括金融機構）在普遍的經濟和融資困境中進一步被外資廉價併購；倖存企業在困境中再也無力搞技術研發而只能滿足於國際分工的窮苦力角色。
緊縮貨幣，這是美國人幾十年來操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一貫誤導他國，但卻與其自己國內經濟政策完全相反的藥方。只有誤導他國緊縮經濟，才能消除其社會利潤空間，造成其普遍衰退蕭條。從而實現：1.使這些國家的資金流向美國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2.使這些國家成為依賴美國市場的廉價商品供應國。3.利用這些國家嚴重的經濟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經濟命脈。（拉美諸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由此我們也可明白：為何我國會有1993年6月開始的10年經濟緊縮造成企業普遍的經濟困境和高達30％的銀行壞賬？為何農村及城市貧民嚴重的貧困化？為何外匯儲備大部分用於買美國國債？為何我大批國企和銀行金融機構被外資以最低的成本參股控股？精英們又為何總是在念著只有抑制總需求才能控制通貨膨脹這套歪經？為何我國經濟在2003年以後恢復較快增長但股市卻一直走熊？為何好不容易走牛後又要以一系列重大利空組合將其打回底部？又為何我們剛剛決定外匯不再主要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就又要遭經濟緊縮厄運？只要想想誰是最大的受益者，一切謎團都會立即清晰起來。（其實僅從美國對我國企私有化和93年以來宏觀調控的高度讚賞，以及國外權威財經媒體將亞洲最佳央行行長獎和最佳財長獎授予我精英高官，人們已可看出點眉目。）

宏觀調控必須由真正代表國家民族利益的國家意志所主導，而不應迎合代表他國利益的意志及其所誤導的錯誤藥方。只要經濟和金融管理部門國家意志嚴重缺失（即其高官無愛國心）的問題不解決，再怎麼調控他們也不會去維護國家利益。

筆者之所以在本文中以大量篇幅敘述有關通貨膨脹的理論，是因如不能澄清這些理論問題，那麼精英們今年可以豬肉漲價忽悠緊縮，明年則可以雞蛋漲價，以後又可以大米、水果、白菜、土豆漲價不斷忽悠緊縮經濟。這樣我們將總是處於經濟緊縮狀態，嚴重的失業問題將永遠無法解決，我們的企業也將永遠缺乏利潤空間而慘淡經營，我們的股市也將長期處於熊市而喪失融資功能，我們的大量儲蓄資金也將沒有投資機會而流往海外支撐美元，我們的民族產業則在既無利潤空間也無融資機會的生存掙扎中不斷被外資兼并。


六．對股市投資信心的沉重打擊將使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的努力再次成為泡影
此次1.55萬億特別國債的發行，以及結合額度高達10959.84億元（占目前流通A股市值的18％）的下半年A股市場資金需求（海歸發行A股規模約2500億元，大小非解禁規模4264億元，首發、增發配售解禁3162億元，擬公募增發融資額1033億元），再有QDII理財產品發售，將這麼多重大利空集中組合在一起，很難說沒有製造股市恐慌的企圖。如果將上萬億股市融資需求在大牛市適時推出，則並不構成利空，而是利用股市的融資功能解決儲蓄和投資不平衡的問題，有利於宏觀經濟良性運行。而偏偏與1.55萬億特別國債結合在一起，這是在擠泡沫嗎？這是在打擊投資信心。中國投資者屢遭打擊，此次牛市好不容易聚集了人氣，只要繼續嚴格、完善監管措施，嚴肅法紀，就可逐步實現完善資本市場平衡儲蓄和投資的功能。而遭此番猛葯打壓，定將使我們建立健全的資本市場的努力再次成為泡影。從此儲蓄遠大於投資的問題再無法解決，一邊是高額儲蓄無投資出路（或爆炒房地產，或形成銀行難以承受的利息成本，或流往海外支撐美元）；另一邊則是大量民族企業因無融資渠道而只能被外資廉價吞併，以及大量「剩餘勞力」無法就業；而我們卻不得不眼睜睜看著因缺乏資本市場融資功能而白白將一切有利條件損失殆盡，最後導致徹底破產衰敗的結局。

七.金融及經濟過度開放嚴重損害我經濟自主權大大削弱我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境外投機熱錢的大量湧入是造成我金融房地產市場火爆及外匯儲備規模、人民幣升值壓力迅速增加的主要因素。也是在不能有效運作外匯儲備的條件下通脹因素的一個主要來源。而這恰恰是我們過度開放金融的結果。我們在根本就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就倉促提前一年與國際金融接軌，開放的程度又過大，而且完全是單方面的不對等開放，造成了我們今天宏觀調控的困難，對我純粹有害無益。巨額投機熱錢是怎麼進來的？對外資銀行如何監管？人民幣不可兌換性還起作用嗎？事實證明，單方面過度開放已嚴重損害我經濟自主權，大大削弱我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從而在還未引發金融危機時就已對我國經濟安全造成了嚴重危害。單方面過度開放趨勢若再不及時扭轉，我經濟自主權及政府宏觀調控能力還會受到進一步削弱，大量財富將流失海外並最終引發經濟災難，我們迄今為止的一切經濟成果都將毀於一旦。


八.關於儲蓄和投資（宏觀調控的重要方面）

儲蓄≡投資，但我國長期以來，國內投資遠小於儲蓄，使我世界最高儲蓄率這一巨大優勢遠未發揮出應有的效率而造成巨大浪費（其表現之一就是銀行金融機構的巨額壞賬）。我們國內投資小於儲蓄的部分，就是非法收入轉移境外（資本外逃）加上主要用於購買美國國債等境外投資之和。既便如此，我境內仍有大量閑置資金因苦無投資出路因而只有流入樓市投機炒作，可見我們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功能已弱化到幾近於無的地步。樓市投機資金中很大一部分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股市的不斷高漲喚醒了其投融資功能，分流了一些樓市投機資金，從而使用於侵蝕土地和建造大量空置房屋而嚴重浪費的資源配置得以部分改變。如果股市法制監管不斷嚴格，融資功能不斷完善，樓市投機就會進一步減弱，若再結合稅收及房貸政策，樓市投機及其造成的資源浪費其實也不難解決。

當前不是不應發行國債，即使國債規模高達1.55萬億之巨也並非不可。尤其在股市的直接融資功能尚未完善之際，為抑制樓市投機而發行國債，分流部分銀行存款以減少樓市投機的資金供應，則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今後股市等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健全了，由於國家直接投資對宏觀經濟強大的調控作用，以國債資金進行瓶頸產業和部門的投資也仍具有重大意義。

但問題關鍵是這些國債資金是否用在需要之處，是否體現其效率。
如此次1.55萬億特別國債如投資於目前或今後的瓶頸產業（如農業、水利、水電等），增加其日後的產出，無疑是巨大的社會利益，並將對通貨膨脹產生極強的抑制作用。
但如用於央行和財政部外匯投資公司毫無意義的帳面處理二次對沖，其本身就是巨大的通貨膨脹因素，因為如此巨額的資金使用沒有帶來任何產出，將嚴重影響今後商品供給總量。而且還造成了外匯儲備經營的高風險。更嚴重的是還將製造經濟衰退，造成至少相當於1.55萬億巨額國債資金3倍的經濟損失（負乘數作用）。不僅是沒有效率的巨大浪費，而且嚴重的負效率將導致巨大的災難。

所以，國債資金使用效果巨大的差別主要問題不在國債數量規模，而在將巨額國債資金用於何處？在其用途所決定的投資效率。

不僅國債投資，其它形式的政府和社會投資也都存在宏觀效率問題，即只有將大量投資主要用於瓶頸產業和部門，才能獲得最大的回報，產生最大的效率，從而以大量社會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將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吸收在萌芽之中。

從物質生產部門來說，凡大宗基礎產品，如水、糧食、棉布、金屬材料、基本能源等，由於是社會普遍使用的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一般都不太敏感。相反這些需求彈性較差的大宗基礎產品，其價格對供給（相對於需求）的餘缺狀況的變動卻有著很靈敏的反應。這些基礎的東西供給一緊張，馬上形成瓶頸，價格立刻上漲[注]，並全面抬高商品生產成本，對全部商品的經營利潤和供給狀況產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進而形成全面的通貨膨脹。

農牧業無疑是生產大宗基礎產品最多的部門，（糧、棉、油、麻、肉、蛋、奶、禽、魚、毛、絨、竹、木、茶，）因此無疑應增加相關基礎投入。（從此次因母豬過量屠宰引起仔豬及豬肉價格大漲的教訓應反省我們農業政策的缺陷。）

今後供需矛盾最突出的瓶頸將是水和電。此當今人類最基本之二必需物若短缺，不僅將引發物價全面上漲，而且將嚴重威脅我民族及人類生存。
如果我國北方嚴重缺水的局面長期得不到解決，隨著地下水位不斷下降、氣候變暖、乾旱，北方的荒漠化和沙塵暴將難以遏止，我們最終將喪失大片最寶貴的土地資源，甚至不得不遷都。而將藏、雲、貴豐富的水力資源開發北調，將徹底解決北方（尤其是大西北）的乾旱問題，消滅沙漠，增加大片森林、耕地、牧場。

如果我們西南豐富的水電資源不能及時開發出來滿足需要，在當前因大量燃燒化石能源排放溫室、污染氣體導致生態災難的時代，我們將不得不面臨兩難選擇：要麼使用昂貴的核能導致全面通貨膨脹並喪失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要麼繼續大量使用火電，加劇氣候變暖和污染、乾旱、沙漠化的災難進程。

除生產部門的瓶頸外，重要的非生產部門也會形成瓶頸，嚴重阻礙社會發展。
教育和科技是我國長期以來投入嚴重不足，且又對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部門，因此也將長期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瓶頸。對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資無疑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

從目前我國面臨的嚴重安全形勢及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需要來說，我們的國防建設還遠未能使國家得到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增加國防投入是當前最迫切的安全生存需要。

由於我國目前存在嚴重的失業問題，對最有助於解決就業問題的各類職業培訓和技校的投資也是回報極大的高效率投資。

此外，還有航天、氣象、環保等許多瓶頸部門也是投資效率最高的領域。

總之，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儘可能保證投資效率，將國債和其它政府投資及各方面社會資金盡量引入目前及未來最需要的瓶頸產業和部門，這樣不僅能保障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的發展，增加就業水平，而且能最有效的抑制通貨膨脹。反之，投資缺乏效率或產生負效率，則造成巨大的浪費甚至經濟災難。因此，投資的效率充分體現出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關於境外投資，從此次30億美元入股黑石可以看出管理層對外匯儲備莫名其妙的恐慌，及對減少外匯不計代價的執著，甚至不惜將巨額外匯儲備用於風險極大且對我有害之處而破壞性地「拓寬外匯使用和資本流出渠道」，好像我們的外匯儲備不是財富而是禍水。
「拓寬外匯使用和資本流出渠道」應以我國家利益為原則，而不應手段與目的倒置，不顧一切將國家利益從屬於「拓寬外匯使用和資本流出渠道」。
從ODII也反映出管理層這種本末倒置的迫切心情，QDII目前雖是以香港和港幣為目標，但無人懷疑，此口若開，投資幣種和市場會擴大到占我國內居民外匯主要構成的美元與頗具「吸引力」的美國資本市場。將許多重大利空與QDII理財發售等組合在一起，明顯有打壓股市消除國內投資機會以「拓寬外匯使用和資本流出渠道」的用意，將一個失業問題嚴重且存在眾多急需大量投資的瓶頸領域的窮國寶貴的資金連打帶推活生生硬擠出去支持富得流油資本過剩的地區和國家的經濟，我們的宏觀調控難道需要這樣的「效率」？

在國內長期存在大量瓶頸領域和嚴重的失業問題時，將寶貴的資金用於海外支持支撐他國經濟是極大的低效率，用於房地產炒作建造大量空置房屋浪費大量土地資源則也同樣是嚴重的低效率，而用於毫無意義的二次對沖造成每年巨大的利息損失，甚至製造嚴重經濟衰退，則是惡劣的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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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這從這些基礎產品的需求曲線較陡的性質上也可反映出來。某商品以供給量的變化為原因的邊際價格曲線和此商品（以價格為原因）的需求曲線實際上是重合的，只不過自變數和因變數互相調換了位置而已。這是因為價格的變動總是使需求和供給趨於一致。商品價格的變化在正常情況下，也總是趨於平衡的需求和供給決定的均衡價格的變化。由此可知，需求曲線越陡—即需求彈性越小的某些必需品，其供給的鬆緊餘缺狀況變化對價格變動的影響就越大，越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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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應採取的對策：

目前由於金融對外過度開放，我們擋不住境外熱錢湧入；又由於我們外匯管理使用的低效率，沒有進口我們最需要的黃金、石油等戰略資源平衡進出口；致使不斷生出外匯占款的通脹因素（所謂流動性過剩）。為使宏觀經濟既積極健康地運行，增加就業，又能有效地吸收抑制通脹因素，以下措施不可或缺：

（1）我外匯儲備的增加及因此而產生的外匯放款中，境外投機熱錢至少佔一半以上，因此應首先制止住境外熱錢繼續大量流入流出，嚴格金融監管（尤其外資銀行），維持外匯管制，停止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停止股指期貨和外匯期貨等金融衍生品的推出。
若境外熱錢這個關把不住，我們即使再抑制出口，也無法解決所謂流動性增加問題，最終不得不將人民幣大幅升值。而一旦人民幣升值過高，因我金融開放程度已過大，外匯管制失效，（屆時股指期貨和外匯期貨怕是已經推出，）國際投機資本就可對我進行惡意金融衝擊。那時我迫於嚴重的金融風險還是要重新嚴格外匯管制，嚴格金融監管，糾正過度開放。如果不能嚴格外匯和金融管制，在遭惡意金融衝擊發生經濟災難后還是要重新實行金融管制，糾正過度開放。與其遭受金融衝擊經濟災難后再亡羊補牢，不如在此之前嚴格外匯和金融管制以避免經濟災難。與其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後為避免金融災難而採取措施，不如在此之前就採取這些措施糾正過度開放以避免面臨人民幣升值過高而遭金融衝擊的險境。
其實糾正過度開放也並非難事，只要堅持開放的對等原則，要求我對其開放之國也平等地對我開放同樣的領域，否則即根據對等原則停止對該國開放該領域。問題既可解決。

（2）在防範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形勢方面，首先應減企業所得稅，將內資企業所得稅率降至15％，與外資拉平。由於所減企業稅收即直接增加企業利潤，而企業利潤在銷售額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業利潤對商品供給（銷售額）的影響有10倍以上的槓桿調節作用。（即減企業所得稅對抑制通貨膨脹有至少10倍以上的槓桿作用。） 此舉既能增加就業，也是有效抑制通脹的良方。而且可改變內資企業在與外資競爭中的不利地位。
有人擔心，減企業稅負會減少財政收入，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對企業減稅不僅使稅收可以不減少，而且還可大大增加財政收入。
減企業稅之所以並不減少稅收金額，是因減稅金額對企業銷售額（營業稅稅基）、增加值（應納增值稅稅基）和利潤（應納所得稅稅基）有10倍以上的槓桿調節作用，雖降低了稅率卻也大增了企業應納稅基礎。（與商品降價會增加商品銷售額一個道理。）
另一方面，企業因減稅而大增商品供給，帶來增發貨幣的需求，從而增加財政收入。如宏觀經濟環境處於通貨膨脹時期不增發貨幣，則減稅所增加的商品供給可有效地吸收與之相同的通貨膨脹量，即可抵消相同的貨幣緊縮金額，並至少減少相當於貨幣緊縮數量3倍多負的（破壞性）乘數作用。這樣帶來的宏觀經濟及財政利益會更大。
經分析，因減企業稅負而帶來的財政收入大約可比減掉的企業稅多出一倍。（詳見我2006年5月的文章《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並軌有何難？--將內資企業所得稅率降至與外資同等水平是最佳選擇》 http://yfzh.blog.china.com/#）

（3）改變1.55萬億特別國債的用途，停止對外匯儲備毫無意義且浪費巨大的二次對沖。而將此巨額國債資金用於水電、水利、農業、教育、科研、國防、就業培訓、航天、氣象、環保等瓶頸領域。（如在農業方面吸取這次豬肉大幅漲價的教訓，增加投資建立農畜產品繁殖改良基地，以維持優良農畜種的均衡供應，避免其供給大起大落。）
此舉既能有效抑制通脹，又能增加就業加快發展，避免衰退，並可大大減少房地產投機資金的數量。
當然，對瓶頸領域除投資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投資不是萬能的，但不投資是萬萬不能的。

（4）安全、有效地經營運作外匯儲備，用其進口我所需要的資源，以平衡進出口，回籠本位幣，吸收通脹因素。建立黃金和石油、天然氣、金屬、鐵礦砂及其它戰略資源儲備。因這些東西時常會排擠貨幣（包括世界貨幣）而執行交換價值物的功能，因此也即國家一般價值物之戰略儲備。以我雄厚的財力及對國際市場巨大的影響力，如果還不能做到無風險地利用市場滿足國家戰略資源儲備的需要並使其價值極大增值，人們就只能從外匯經營機構負責人的責任感、愛國心、基本能力方面去尋找原因了。
安全、有效地經營運作外匯儲備，將極大地平衡進出口，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並消除外匯占款的通脹因素。

（5）完善股市等資本市場建設，加強監管，嚴肅其法紀法規，保護投資者熱情，恢復其投資信心，拓寬融資投資渠道。
增加商品供給不一定僅局限於物質產品，象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也是商品。這樣的「商品」不僅可吸收一部分通貨膨脹，而且本身就是投資行為，有利於增加商品供給。這可與吸引社會資金投入瓶頸產業結合在一起使用。
此舉對抑制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投機，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6）對雖未計入CPI的房屋價格上漲，針對因土地等資源的不可再生性導致的房地產炒作，及因此而造成大量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則應在搞活股市，拓寬將社會資金引入瓶頸產業和社會部門的投資渠道的基礎上，以房貸和稅收政策去抑制投機資金所代表的投機需求，實現無投機的供需平衡。

（7）停止稀土、焦碳、煤炭等一切寶貴戰略資源及我付出嚴重傷亡和污染代價的資源產品的出口，以對我有利的方式減少外貿順差。

（顯然，可有效抑制通脹並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調控措施，該乾的我們基本都沒幹，而幹了的卻基本都是不該乾的。）


十. 當前宏觀經濟調控何難之有？

從我們頗受爭議的宏觀調控措施可看出，我們這個還屬第三世界的窮國，經濟剛剛有些起色就似乎已容納不下自己的財富了。所有的經濟發展有利條件及財富本身，似乎都成了洪水猛獸，恨不能立即將其消滅。如：投資，被當成通貨膨脹的根源；儲蓄，則是內需不振的罪魁；外匯、出口，那更是人民幣升值壓力和通貨膨脹的原因；而流動性，則被等同於通貨膨脹本身；因此這些統統都被列入嚴格限制之列。可見，我們的金融和經濟管理大員們缺乏能利用協調平衡這些積極因素的能力，即缺乏必要的宏觀管理水平。

其實，只要重視糾正經濟（尤其金融）過度開放，對跨境內外的流動性設置一定的屏蔽阻礙，僅局限於國內的流動性就成為我們活躍經濟，增加產出，從而有效吸收通脹因素的積極因素。

只要懂得如何利用我們對國際市場巨大的影響力有效經營外匯儲備，就能通過進口緊缺資源而平衡出口，並使外匯儲備毫無風險地增值。外匯占款的通脹因素和人民幣升值壓力也就不再存在。

只要健全完善股市等資本市場，儲蓄轉化為投資就會吸納大量 「剩餘勞力」而產生巨大的財富，通貨膨脹就會消失於無形之中。也就不會有大量資金只有炒樓一條出路，或在毫無利益的情況下流向海外去支撐他國經濟。嚴重的失業問題也就不難解決。

只要將投資用於瓶頸產業和社會部門，投資就是增加有效產出，吸收、抑制通脹的有利武器，而不是浪費在無效率之處的通脹因素。

當前宏觀經濟調控何難之有？關鍵是要解放思想！這個未解放的「思想」就是對精英們蠱惑的盲目開放，胡亂「改革」，以及抑制總需求等歪理邪說的迷信。而這一切最根本的前提是經濟及金融管理部門的領導人必須有愛國心，能真正代表國家利益和意志。

（全文完）

                                               楊芳洲
                                                 2007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