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親自提筆批判《武訓傳》

2007-05-09 　　　　　　　　　　　　新聞午報　

　　他坐下來，茶也來不及喝，煙也來不及抽，先仔細地讀了一遍。看完，對我微笑一下說：「這篇社論非同小可。我估計有幾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寫的。」果然，他的估計很準確，不久，就聽說是毛主席親自寫了社論中除了一大批名單以外的段落。


電影《武訓傳》討論


《武訓傳》劇照

著名作家、報人袁鷹先生自1953年初調入《人民日報》文藝部，至1986年底離職休養，一直從事副刊編輯工作。老來回首，往事如煙，他隨手記下了一些耳聞目睹的歷史真相，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實，一些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該書即為此類文字結集而成。舉凡當代史上的一些大事，如電影《武訓傳》討論、《紅樓夢研究》批判、大躍進、反右、十年浩劫、撥亂反正等；當代文壇的一些要人，如冰心、夏衍、胡喬木、周揚、鄧拓、袁水拍、趙朴初、趙丹等，著墨尤多，構成本書的主體，實為了解現代中國、研究當代文壇的珍貴史料。

1、《人民日報》社論

讀得心驚肉跳

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報》總編室上夜班，編第一版要聞，那天是星期日，沒有什麼要事，也不開每天下午4時例行的編前會。我就處理新華社白天發來的電訊稿，挑選晚上要發的新聞稿。忽然從一堆稿件中發現一份用電訊發來的當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是《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厚厚一疊，字數很多。

《人民日報》為一部電影發社論是破天荒頭一回，我趕緊細讀全文：

在發表楊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一文時，我們說希望因此引起對於電影《武訓傳》的進一步的討論。為什麼應當重視這個討論呢？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我連讀了兩遍，一面讀，一面止不住心驚肉跳：這篇社論同以前在《人民日報》上讀到或者新華社作為電訊稿發出來的社論完全不同。那些關於抗美援朝、國際形勢的社論，可以使你情緒激昂，充滿自豪感；那些關於國內經濟建設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論，政策性指導性很強。但是這一篇社論，說的是一部電影，卻提得那麼高，那麼嚴厲，哪裡是社論的口氣？點了那麼多作者的名字，那麼多文章的題目，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社論一開始提到的楊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幾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當時只看題目，未看正文，就從報架上取下來看了一遍，文章是轉載《文藝報》的，「編者按」嚴厲地指出：「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擁護者武訓，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們寫的評論）全都是讚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讚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

2、惲逸群連夜代寫檢討文章

這個「編者按」措詞很厲害，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兩天讀了都還沒有引起重視。不料才過幾天，社論就出來了，而且更加嚴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正想著，管夜班的副總編輯魏克明同志來上班了。我告訴他新華社發來一篇《人民日報》重要社論，說著，趕緊將那一疊電訊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來，茶也來不及喝，煙也來不及抽，先仔細地讀了一遍。看完，對我微笑一下說：「這篇社論非同小可。我估計有幾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寫的。」果然，他的估計很準確，不久，就聽說是毛主席親自寫了社論中除了一大批名單以外的段落。

問題提得如此嚴重，如此尖銳：「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報社編前會上，有人問報紙應該怎麼辦，要不要組織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著，說：《人民日報》怎麼宣傳我們就跟著辦，《武訓傳》是上海拍的電影，更要看市委的態度，不必忙。現在上海正忙著「三反」、「五反」運動，增產節約運動，捐獻抗美援朝的飛機大炮，要宣傳報道的東西很多，不要又開闢一個宣傳戰場。

然而《武訓傳》這部電影畢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藝界特別是電影界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文化局長夏衍，正參加一個由林伯渠、沈鈞儒率領的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民主德國，上海文藝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長於伶負責，他又兼電影廠廠長，自然首當其衝。5月21日上海各報一律轉載社論，當天晚上，組織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開會，重新放映《武訓傳》。放映之前，有關負責人黃源（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於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和戴伯韜（上海市教育局局長）三人先後發言，檢討錯誤。

據於伶同志四十年後對我追敘，那一天他從早到晚處於緊張狀態中，連飯都顧不上吃，組織大家看電影，作檢討性發言，市委更決定要他以上海電影廠廠長身份寫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訓傳》討論會消息同時見報。一天之內趕一篇文章怎麼來得及？但又非寫不可。於是，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電影處樓下放映室看電影並且作自我批評的同時，在放映室樓上一間辦公室里，華東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馮定和原《解放日報》總編輯惲逸群兩位大手筆正伏案揮毫，趕寫一篇《展開對〈武訓傳〉的批評和討論》文章，署名於伶，當晚送到《解放日報》，同新聞一起在第二天見報，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領導機關向中央表一個態。

3、周恩來、陳毅寬慰夏衍

夏衍到6月下旬才從東歐訪問結束回國。據他回憶：一回到北京，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周揚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寫一篇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夏衍不滿地說：拍《武訓傳》這件事，與我無關，一、崑崙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對孫瑜說過「武訓不足為訓」的話，劇本是後來中宣部通過的；二、對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沒有資助，貸款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的，因此，不必由我來作檢討。周揚卻提醒他：你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毛主席親筆改過兩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寫的，為此我作了檢討。周總理也一再表示他有責任。加上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你再想想除了《武訓傳》外，也還有一些問題，中央是有意見的。這樣一說，問題就清楚了，檢討文章是非寫不可的。

夏衍還說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來總理辭行，周總理在電話中就《武訓傳》的問題作了指示：我已和於伶通過電話，你回上海后，要找孫瑜和趙丹談談，告訴他們《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海不要開鬥爭會、批判會。文化局可以邀請一些文化、電影界人士開兩次座談會，一定要說理，不要整人，要對事不對人，孫瑜、趙丹能作一些檢討當然好，但也不要勉強他們檢討。

回滬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開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會上對《武訓傳》問題作了檢討，又把發言整理成文，寄給周揚，這就是《人民日報》1951年8月26日發表的《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毛主席看了之後對周揚說「檢討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陳毅從南京回到上海，他的表態同周總理的指示是一致的。上海只開了兩次一百人左右的會，《武訓傳》電影主要攝製人員孫瑜、趙丹等，只在會上作了些自我批評，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

4、江青操縱《武訓歷史調查記》出籠

這場突然從天而降的狂飆，雖然沒有攪得天昏地暗，但是規模還是不小。《人民日報》從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70天里，就連續發表批判文章、有關人士檢討、集會消息和讀者來信一百二十餘篇，聲勢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顯得非常突出，也樹立了一個模式，以後一二十年中歷次政治運動，報紙如何貫徹和宣傳，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製。

批判《武訓傳》開始兩個月以後，《人民日報》從7月23日起連續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這篇全文四萬五千多字的調查，興師動眾，訪問了武訓家鄉一帶三個縣許多人，搜集了許多縣誌、賬冊等文字資料，但是實際上是先有結論再找材料，目的是證明《人民日報》社論完全正確。毛澤東親筆作了多處修改才定稿見報。《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袁日希著有《武訓傳批判紀事》一書，作了系統而詳盡的揭露，敘述了事實真相。

調查記表明，調查組主要成員和執筆者為人民日報社袁水拍、中宣部鍾惦斐、文化部李進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進」最容易為讀者忽略，其實卻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當時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說：「《武訓傳》事件之所以會驚動黨中央和毛澤東，這和江青的插手有關。孫瑜、鄭君里、趙丹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電影、戲劇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時期的歷史，這是江青的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病。加上趙丹、鄭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義者，講話隨便，容易泄露她過去的秘密，所以《武訓傳》就成了打擊這些老夥伴的一個機會。這一次事件孫瑜、趙丹由於周恩來的保護而沒有整垮，但是江青對他們是不會甘心的。」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儘管「猶抱琵琶半遮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

5、胡耀邦誓言感天動地

在這篇文章最後，當時已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

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了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

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一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一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

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裡，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一場大冤案！

走筆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二十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打成反革命！" 令人想起滿清十大酷刑。

毛是冤案的製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