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高唱「道德經」

　近日，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發表「反腐」講話時，以罕見的高姿態向所有中共官員發出「重操守」之呼籲，引起海內外關注。胡錦濤稱，要「把加強官員作風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調官員「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講操守，重品行」。「中紀委」，這個當今中共黨內的最高廉政機構隨即提出，今後要把高官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細節納入反腐與公眾視野。

　　近年來，縱觀中國的反腐風暴，大約有重典懲治貪官以震懾腐敗，體制與司法改革以監督腐敗，高薪養廉或剝離官員裙帶關係以預防腐敗等等思潮與舉措，以求反腐之標本兼治。但是，如今天這般從官員私生活與道德操守切入，堪稱中共反腐的一個新的動向。對此，海外觀察家的看法，莫衷一是。我們認為，中國此時高唱「道德經」起碼有以下必要性。

　　首先，中國官員的私生活與其為官之道的關係，必須完成這一「否定之否定」的升級。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極左時期，所謂「作風問題」常常變成黨內以至全社會的整人工具，其巨大危害以為歷史證明，不必贅言。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市場經濟框架中，在法製程度越來越高的社會環境下，公、私逐漸分開，大勢所趨。看一個官是否合格主要看政績而不與其私生活混為一談，看一個官是清是貪只由法律來發言而不以「人情」來干擾，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共同選擇。

　　但是，環顧世界，我們會發現，任何社會制度下的任何國家，法律都有灰色地帶；在成文的法律之外，都有不成文的「契約」。而這些契約大多與道德相關。以法製程度最高的美國為例，我們會看到，美國人對「官」之道德底線的要求，顯然比「民」要高。因為對官員人格與道德水平的要求，同樣體現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柯林頓與萊溫斯基風波，也無法解釋因生活「醜聞」而辭職的議員們的原因。

　　　當今大陸盛行的「包二奶」，就是一個法律的灰色地帶。「包二奶」在當今大陸包括官員在內的各類「成功人士」中蔚成風氣，堪稱一個社會現象。人們驚奇地發現，每一個落馬貪官的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二奶」的身影。生活道德的墮落，成了經濟犯罪的導火索。對於一般民間富人的這筆風流帳，恐怕無論是法律還是輿論都難以去清算；但對於官員，尤其是身居要職的高官，受到黨與民的道德譴責，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因此，在道德的要求上，為官與為民不可能也不應該平等。任何國家，概莫能外。

　　可見，中共在新的形勢下，提出官員要潔身自好，並非道貌岸然的空洞說教，更非歷史重複，而是某種更高層次對反腐與吏治的認識。

　　再則，中國目前的思想界，回歸儒家已成潮流。西方法制堪稱完善之國家的思想家在思考世界性的腐敗頑症時，也共同將筆鋒對準了孔子。而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個人道德與修養的完善。中共領導人在這個當口提出官員操守問題，正是順應這一思想潮流的表現。

　　《孟子》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對於中國當今身居要職的「公僕」們而言，既須完成「兼濟天下」之使命，也必須在個人人格與道德上達標。「達」更須「獨善其身」。

法國《歐洲時報》

進了GCD這個糞坑，還裝什麼道德

國內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是，遵紀守法，老實勤奮工作的人總是吃虧上當受騙；那些投機取巧，鑽營打洞，說假話辦假事之徒倒是獲利累累，貪官污吏被抓住是因為點子低，後台不硬。錯誤信號早就發出幾十年，已經極大的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風氣和社會良知，很多地方是正不敵邪，好人受氣。既然要重操守，就應該把過去搞壞了的統統反過來，做得到嗎？積重難返。

前途是光明的, 我相信GCD

反腐不能靠說教啊，GCD說的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但做的呢，排在倒數前幾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