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這一標籤的來歷：《文藝座談會紀要》出籠始末 （二）

三、文藝座談會在上海召開

蕭華是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這位十二歲加入共青團，十四歲加入共產黨，十八歲任少共國際師政委的解放軍上將，是林彪的老部下，早在1930年，年方十五的蕭華被派往紅四軍任軍委青年委員，而當時的紅四軍軍長便是林彪。解放戰爭時期，蕭華任遼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政委，與林彪在黑土地上並肩戰鬥。「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開時，蕭華因肝病正在休養，由副主任劉志堅主持總政的工作。

接到林彪的指示，劉志堅不敢怠慢，當即向蕭華彙報。蕭華對江青的為人十分了解，今次林彪要他親自陪江青召開座談會，深知這是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搞不好得罪了那個女人，便會很難過。於是向劉志堅說道：「我事情多，身體又不好，文藝方面的情況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傳文化的，了解情況，還是你去吧！」

儘管有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林彪和蕭華都不想去陪伴江青，最後決定讓劉志堅出馬。毛澤東和江青能請到的「尊神」，只是第三流的角色。蕭華和劉志堅初步商定的名單有：總政文化部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總政宣傳部部長李曼村，另加兩名工作人員，即秘書劉景濤，以及熟悉三大戰役的《星火燎原》編輯部編輯黎明。由於不知道江青的本意是什麼，於是在臨走之前，蕭華又特意為劉志堅一行六人定下了三條紀律：

第一，   部隊文藝工作的方向是對頭的；

第二，   只帶耳朵聽，少發表意見；

第三，   對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爭，有什麼意見帶回來彙報、討論。

蕭華還說：「江青同志是個病人，她對部隊文藝工作有什麼批評，你們不要當面辯解」，「江青這個人疑心大，脾氣也大，對她的話，要多聽少說……對地方文藝工作情況，不要隨便表態。」他的主旨是：避凶趨吉。

1966年2月2日，劉志堅一行六人，乘坐一駕伊爾十四飛機，直飛上海。

劉志堅，湖南平江人，1928年參加平江起義，1931年加入中共，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是徐向前元帥的老部下。解放后，歷任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總政宣傳部部長，總政副主任，授中將軍銜。1967年二月逆流時，徐帥怒斥中央文革小組，劉志堅被打倒便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他寫過詩，發表過文章，算是半個文人。

雖然座談會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但劉志堅等人沒有資格入住這家專門接待中共高幹的飯店，只好落腳在延安飯店。這是一家部隊開設的，專門接待軍中往來人員的賓館。劉志堅一行入住不久，江青便派張春橋來接他們到江青的住處。

江青當時住在華山路上幽靜的丁香花園。這裡有寬闊的綠草地，成片的蔥鬱的樹林。在人煙稠密和樓房林立的上海，它像沙漠中的綠洲一樣可貴和可愛，是毛澤東經常入住的地方。張春橋不惜用最高的規格來款待這位第一夫人。

劉志堅剛進屋，江青便說道：「哦，終於把解放軍這座尊神請來了！我的處境很困難，所以我去蘇州求助於林總。現在，林總終於給了我支持！」她喜出望外之情溢於言表。

劉志堅雖然是半個文人，但畢竟是軍人，對蕭華下達的三條指示，他不敢違背。於是，閑話少說，打開公文包，將文件拿出來，逐字逐句地向江青傳達林彪的一份電報記錄：

「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於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很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方面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很顯然，林彪是向江青示好。可是他卻採取了一個曲折的形式：蘇州－北京－上海。林彪如果與江青十分熟絡，大可在蘇州－上海之間架起熱線，就像後來的毛家灣與釣魚台一樣。退一步講，林彪也可以寫一封親筆信，由劉志堅帶去轉交給江青，也顯得鄭重其事。現在，林彪採用這種方式，表現出他對這位第一夫人，既不滿又不敢得罪的矛盾心理，從整篇電話記錄來看，林彪的態度彬彬有禮，客氣而尊重，但完全是公事公辦的口氣。那兩句有名的話「她對於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很內行」，並未出格，與幾個月後的對江青的狂熱吹捧相比，顯得相當克制。

儘管如此，林彪這一番話，仍使困境中的江青感到十分高興。林彪不僅給了她很好的評價，而且要她「指導」部隊文藝工作，這就使得她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變得「名正言順」。《紀要》的題目後來被毛澤東改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這「委託」二字便是根源於此―――這兩個字對於江青來說，可是一字千金啊！

江青除了請劉志堅轉達她對林彪的謝意外，還對劉志堅恭維了一番。江青說：「志堅同志，聽主席說，你是劫法場出來的，我要很好地向你們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學習。聽說你過去寫過詩，寫過不少文章，在文藝方面也很內行。」

1975年，毛澤東在長沙曾對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即江青）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王海容問：「你呢？」毛澤東答：「不在她眼裡。」連毛澤東都不放在眼裡的江青，這時卻對一個總政副主任大送高帽，可謂「咄咄怪事」。她的一句話泄了底：「我的處境很困難」。有求於人的江青是在演戲。果然，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進入到了高潮，這位值得江青學習的老同志，就被江青大倒了。在被毛澤東稱為「閻王殿」的總政，劉志堅是最早倒下的一個。

如此客套一番后，江青說明開會的辦法：「請你來，不是開什麼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接著又宣布會議紀律：「不準記錄，不準外傳」，「特別是不準讓北京知道」，「嚴格保密」。江青還查問劉志堅一行六人有沒有帶竊聽器。真可謂做賊心虛！江青還說起會議印發的材料，其中有毛澤東1944年1月9日關於評劇《逼上梁山》的信：「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江青說：「儘管主席早在1944年就明確地指示，可是解放后，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有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

此時，劉志堅他們才明白，江青的座談會並不是「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林彪擺了個大烏龍。

當晚，在出席了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盡地主之誼」而設的宴會後，於錦江飯店小禮堂放了第一部影片《逆風千里》。這是珠江製片廠1962年的作品。不知江青是有意還是無意，這部影片的背景，竟然是林彪在東北戰場上指揮的「新開嶺戰役」。影片描述1946年秋，國民黨千里駒師在新開嶺被殲后，解放軍指導員宋志剛和一支小分隊奉命押送被俘的國民黨校級以上的軍官前往遠東軍區（蕭華曾任該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駐地。一路上，腹背受敵，「逆風千里」，終於完成任務。江青一邊看，一邊評述：「美化敵人，把敵人當作主人公來描寫，讓敵人佔領了我們的熒幕。」完全是江青一個人在那裡大發議論，劉志堅等人不敢插嘴，又不能記錄，只好「洗耳恭聽」，回去后趕緊迫記下來。

在以後的日子裡，一共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三場戲。看什麼片子，演什麼戲，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場看了十三次電影，張春橋有時也來看。「大理論家」陳伯達來到上海，也陪著看了幾部電影。江青一邊看，一邊即興式的評論，依然是她「獨唱」，眾人恭聽。江青還時常在午睡起床后，叫秘書打電話把劉志堅找來談話，江講，劉聽。據劉志堅回憶，這種「個別談話」共有八次，每次短則半小時，長則兩小時。而正經八百的全體座談會，只有四次，劉志堅六人全部出席。

會議期間，2月9日，江青說有事，座談會暫停數日。

江青所謂「有事」，是從上海去杭州會見毛澤東。原來，戰況有了新的變化。

北京的彭真，為了反擊姚文元等人的文章，於2月3日，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義，起草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彭真指出：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還指出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2月5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康生等人專程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后，沒有表示不同意見。2月12日，中共中央將《二月提綱》批發全黨。

聽取彭真的彙報后，2月9日，毛澤東立即從武漢趕到杭州，並將江青緊急召來會見，商討對策。如此急急忙忙地趕來會見江青，足見毛澤東對上海座談會的重視。毛澤東將全部的希望都放在這上面了。

2月16日，江青返回上海，座談會繼續進行。

2月19日，江青說：「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這個「一人談」的座談會，終於結束了。劉志堅等人將追記的筆記整理成一份三千多字的《彙報提綱》，於2月21日送一份給江青。2月22日，劉志堅等人離滬飛往濟南，向正在濟南的林彪彙報―――林彪為了避開江青的進一步糾纏，已從蘇州移步到此。林彪聽了彙報，表示滿意，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后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林彪如此表態，劉志堅以為這下子可以交差了。

2月23日上午，劉志堅懷著輕鬆的心情，跟其餘同志一道乘飛機返回北京。

不料，劉志堅一行剛到北京機場，上海來的長途電話已經在等著他了！電話是江青秘書打來的：「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認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沒有能夠反映她的意思，給她闖了大禍！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江青同志已把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另外，請劉志堅主任立即派人來上海，一起參加修改。」上海的電話如同一盆冷水澆到劉志堅的頭上。劉志堅馬上向蕭華報告。蕭華決定讓陳亞丁去上海參加修改。蕭華關照道：「江青要怎麼改，你就怎麼改。有什麼問題，回來再說。」陳亞丁在北京僅僅逗留了一夜，第二天便又趕回上海。

原來，江青認為那份《彙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份量也太輕了。毛澤東和江青要的是原子彈，而不是迫擊炮。所以要修改，寫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劉志堅等人的《彙報提綱》，是根據江青那些斷斷續續、瑣瑣碎碎的原話整理成的。劉志堅等人並沒有、也不敢做任何的加工、拔高，他們旨在交差、應付。這種做法與毛澤東、江青那種「給北京施加沉重打擊」的意圖，相去十萬八千里。心高氣傲的江青不滿意，毛澤東也不滿意。而林彪的心思與劉志堅是相同的，對毛澤東和江青的要求，也是抱著敷衍應付的態度，所以對《彙報提綱》稱讚了幾句明顯是在打官腔的評語。因此才出現江青認為「太簡單、太粗糙」，而林彪則認為是「是個重要成果」這種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