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紅軍最大冤案？

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記者在位於悉尼西區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Ｎ（黑鎮）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見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羅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這是漫長監獄生涯留下的印跡），你看不到任何苦難和掙扎的痕迹。然而，這個莫斯科出生的俄羅斯老婦人，卻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有著神秘而密切的關係。１９６７年，她與前中國國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夫人，同時關押進了中國最大的政治監獄－－北京秦城監獄，歷時八年，受盡折磨，其罪名是「蘇聯特務」。而她的所有「罪行」
中最致命的一項，是因為她身為某個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陳昌浩。對於所有不熟悉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們來說，陳昌浩無疑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對於經歷過紅軍長征的士兵來說，這卻是個一度聲名顯赫，令人敬仰的傳奇人物。

　　
１９３０年代，當紅軍長征抵達陝北時，它主要由兩支軍隊構成，其中一支是所謂　「中央紅軍」，即由毛澤東、周思來和朱德等率領的第一方面軍。計約八千人，另一支軍隊是由張國濤、陳昌浩和徐向前率領的「第四方面軍」約八萬人，是中央紅軍的十倍，武器精良，裝備整齊，其
「氣勢」令二方面軍「自慚形穢」。
　　
這支強大的軍隊，後來被先後改製為「左路軍」和「西路軍」，陳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揮（「總政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他的座下擁有一大批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國家主席李先念、元帥徐向前、紅軍傑出將領徐海東；５０年代中國幾個主要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如許世友、陳再道、程世才、洪學智、數百名將軍；以及鄧小平時代中國軍方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後者包括前國防部長秦基偉、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和劉華清等等，而這些當今執掌中國軍政大權的首腦人物，昔日只是陳昌浩部下的一些連排長而已。

　　
１９９２年，筆者在北京遇到過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
時，他老邁的雙眼裡突然灼灼發亮。「他是我們這些人的恩師和帶路人」，他沉重地呼吸著，彷彿再次回到半個世紀前戰火紛飛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帥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早在１９４０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台，長年「牧羊」蘇聯，在集體農莊里受盡折磨和苦難；他給中共中央發了大量電報，要求返回祖國參加革命，卻石沉大海、杳無音訊。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他攜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劉少奇和朱德的熱烈歡迎，但他拒絕了所有高官厚祿，選擇成為一個中共黨史的研究學者（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以及「俄華大辭典」的「主編」。六十年代，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裡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將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魔爪的無情追擊。

　　
１９６７年７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年以後，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兵對他進行了殘酷的
「批判鬥爭」和毒打。陳昌浩親眼目擊彭德懷、徐向前等元帥被戴高帽掛牌遊街的景象，又風聞李立三「自殺」及其他的俄國夫人格蘭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便在寓所
「紅霞公寓」
里吞服大量安眠藥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后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里，還只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統帥，竟死無葬身之地！
　　
中國紅軍史上的最大「冤獄」
　　
陳昌浩案，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史中的禁區，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以後，原紅四方面軍人員，在鄧小平提攜下成為中國軍方的主要指揮力量，在這些「老軍頭」的大力倡導和支持下，紅軍的這一段神秘而撲朔迷離的歷史才逐漸得到曝光。


１９３７年，紅軍西路軍主力約四萬人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紅軍最大和最精銳善戰的部隊，在短短四個月間被消滅殆盡。只有數千倖存者僥倖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鄧小平劉伯承指揮的「第一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濤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兩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
「軍政委員會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總指揮」），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而當時的「中央軍委」的核心成員，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因此，造成是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只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當時有四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姦殺和淪為乞丐。著名導演吳怡弓的前衛影片《姐姐》，敘述的就是這段悲情故事。中央軍委應對此當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共識。

　　
但儘管如此，在探究毛澤東為何要這樣「瞎指揮」方面，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分歧。
　　
一些學者堅持認為，毛澤東是「有意」讓西路軍覆滅的。這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央軍委的
「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謬的程度。在短短几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西路軍」
「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精英被屠殺殆盡。對於像毛澤東這樣的
「游擊戰」策略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
　　
一種更令人震驚的說法是，當「西路軍」還在西北浴血奮戰之際，也即距它「覆滅」時刻（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尚有數月之遙，毛澤東已在延安發表了他的著名講演「論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其中出現了「西路軍的失敗，證明了……」字樣。毛澤東如此斬釘截鐵地「預言」西路軍的失敗，在今人看來，恐怕是「早有預謀」。

　　
但也有反駁者撰文認為，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軍，恐怕也不會這樣堂而皇之，授人以柄。這豈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舉嗎？這段有關西路軍失敗的文字，怕是以後補加進去的。

　　
是耶，非耶，歷史之謎，悠悠難解。

謎中之謎的「密電事件」
　　
大陸黨史界之所以有毛澤東「有意讓西路軍覆滅」之說，究其原委，是因為陳昌浩捲入了毛澤東與張國濤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之故。

　　
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張國濤可以與毛澤東平起平坐，因為除毛之外，只有張是中共一大代表。張又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擁有紅四方面軍這支強大的軍隊，並且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會見過列寧的人。

　　
毛澤東要在中央穩固權力，必須先除掉張這個又臭又硬的絆腳石。反過來，張國濤亦雄心勃勃，急欲憑手中實力與毛澤東分庭抗禮，或取而代之。這場黨內鬥爭，以「共產國際」出面支持毛而告終，張國濤節節敗退，最後竟「叛逃」和「投靠」　國民黨，成為「喪家之犬」和「歷史罪人」。陳昌浩是張國濤手下最親信的大將，又擁有八萬精銳紅軍，毛澤東對他的忌憚與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一個富於眼量和極擅用人的政治領袖，他能夠收納「紅四方面軍」的許多將領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許世友等，並予以信任和重用，為什麼就不能原諒陳昌浩的「過失」
？一些黨史專家指出，這完全是由於那個著名的「密電事件」所致。
　　
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當時張國濤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正如火如荼。毛澤東要求張國濤所屬「左路軍」
「北上」，而張國濤則意欲「揮師南下」。是日，張國濤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　「殺機」，已呼之欲出。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濤部隊的一枚「釘子」。截獲此
「密電」后，他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澤東大驚失色，當夜即率「黨中央」及紅三軍等秘密「北上」，迅速逃離　「險境」，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痛恨陳昌浩的原因，恐怕蓋出於此。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后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私下對兒子陳祖莫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近年以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面軍」　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隨著目前　「紅四方面軍」人馬執掌大權，為「密電事件」翻案的呼聲正日趨高漲。

　　
另一方面，密電的主要見證人葉劍英元帥，生前一直堅持密電事件的真實性。毛澤東曾稱讚葉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命案」（由於葉救毛有功，毛畢生都對他寬大為懷，未加懲處）。而當年的西路軍電報室主任、毛澤東派在陳昌浩軍隊中的另一枚「釘子」，至今仍撰寫回憶錄，堅稱他當年曾親手譯出電文並將它交給了葉氏。正反雙方均言之鑿鑿，令事件真相撲溯迷離。

　　
但無論歷史將怎樣翻案，幾萬紅軍將士的鮮血早已流盡，帶著「密謀殺害毛主席」的罪名飲恨自盡的陳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縷輕煙。當年美麗純情的俄國少女格蘭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髮老嫗。在人們正忙於紀念長征六十周年之際，她正和唯一的兒子陳祖莫一起，隱居在澳洲的燦爛陽光里。歲月如流水，洗滌著記憶的創痛。而當她微笑的時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經無辜地為歷史背負過最沉重的罪軛。

　　「二十八個半」中的兩名成員
　　1927年9月，陳昌浩作為一名共青團員，被黨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當他進入「中大」時，張聞天經過兩年的刻苦學習，已經畢業留校任教。次年9月，張聞天又考入紅色教授學院，並參加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

張聞天比陳昌浩年長6歲，他的身世閱歷、淵博學識和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都為陳昌浩所羨慕和敬佩。兩人之間，與其說是同學關係，不如說是師生關係更為確切一些，而在中國革命的漫長歲月里，他們各自都把對方稱呼為「同志」。

　　1929年夏秋之季發生在中山大學的那一場派別鬥爭，使這一對「同學加師生」的友情更加密切了一步。當時，陳昌浩擔任團支部局書記。按組織原則，團支部局應受黨支部局領導，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鬥爭中，團支部局辦公室的負責人居然與黨支部局辦公室對著干。團的領導人中有人公開批評黨支部局，認為黨支部局執行了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換言之，黨支部局成員等於成了布哈林分子；而黨支部局領導人則認為他們執行了一條「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雙方的辯論鬥爭極其尖銳激烈。在此情況下，陳昌浩對團支部局的領導幾乎失去作用，但他卻堅定地站在黨支部局一邊，與黨支部局領導保持一致，維護了黨的組織原則。並與張聞天(洛甫)、秦邦憲(博古)、王稼祥、楊尚昆、沈澤民、張琴秋以及徐以新(時為共青團員，因其觀點比較動搖，所以被稱之為「半個」)等人結合在一起，成為紅極一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出國留學3年間，陳昌浩與張聞天兩人之間有了這樣一段難解難分的歷史之緣。

　　1930年10月，陳昌浩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於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后擔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1931年大年初一，張聞天、楊尚昆乘輪船由大連抵達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館。說來也巧，第三天，正苦於與組織聯繫不上的張、楊，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陳昌浩。

　　相逢之後，陳昌浩即將張、楊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轉告給中央機關。當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館，看望了張聞天和楊尚昆。

　　長征路上的分歧與爭吵

　　1931年4月，陳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與張國燾一起奔赴鄂豫皖蘇區工作。離開上海以後，他跟張聞天四五年不曾相見。直至長征中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二人才得以重逢。

　　這時，陳昌浩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已有4年之久。西征轉戰入川后，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增補他為候補中央委員，是僅次於張國燾的四方面軍中的第二號人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負總責」，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兩軍會師后，由於張國燾和黨中央在戰略行動上的意見分歧，陳昌浩與張聞天之間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隨著鬥爭形勢的愈演愈烈而更加嚴重。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放棄攻打松潘的作戰部署，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並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向北行動。但是，張國燾節外生枝，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

　　張國燾的所作所為激怒了政治局委員們，毛澤東叫張聞天起草個決議草案，對張國燾的錯誤作不點名的批評。張聞天也認為要壓一下張國燾的囂張氣焰，於是就決定在中央領導人駐地沙窩舉行會議。

　　這天傍晚，當張國燾、陳昌浩和10餘名騎兵衛士從毛爾蓋附近策馬趕來開會時，張聞天已親自在沙窩溝口待立迎候。這位成竹在胸的「總負責」，見到張國燾偕陳昌浩而來，便不由皺了下眉頭，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當地說：「今晚是中央政治局會議，非政治局委員不能出席!陳昌浩同志就不要參加了。」

　　讓陳昌浩隨同前來開會，本是張國燾心懷鬼胎自作主張，被「負總責」迎頭攔駕后，張國燾也顯得有些尷尬。他強詞奪理地解釋了幾句，說中央已決定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務委員、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即使不夠資格參加政治局會議，也完全可以列席會議嘛。

　　「列席也不行!」張聞天根本不予接納，「這是個組織原則問題，必須堅持!」

　　這樣一來，反倒把陳昌浩弄得滿臉通紅。在此時刻，他不得不服從「負總責」的裁決。這一晚，陳昌浩和那一班騎兵衛士，就在溝口的松樹林子露宿，輾轉反側折騰了一個通宵，心裡很不是滋味……

　　張國燾只帶著他的貼身衛士何福聖，隨張聞天步行進入山溝，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深夜三時左右散會後，我步出沙窩溝口，與陳昌浩會晤，並告以會議的經過。陳昌浩非常難過，很激動的問我：為什麼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面軍一般同志的意見?……翌日，陳昌浩便約見張聞天懇談，用意是想勸張聞天接納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見。」

　　這次「懇談」的地點是在毛爾蓋附近的四方面軍總部。陳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駐紮的幾位軍師級幹部，大家商定以後，便派人去請張聞天，說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張聞天來后，陳昌浩首先進行「勸說」，要求張聞天拿出「負總責」的權威來，讓毛澤東等人採納張國燾所提出的意見。在座的有一位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廣東人名叫何畏，原為紅九軍軍長，新任紅軍大學政治委員。此人怒氣沖沖地拍著桌子，向張聞天大聲吼道：「中央領導一錯再錯，到現在還不認錯，我這個黨員再也不信任黨中央了!」於是乎，其他軍、師幹部也都一哄而上，對「負總責」展開了圍攻。他們威脅說，中央對張國燾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不僅有很大的功績，而且深受全體官兵的擁戴，如果中央不肯聽取和採納張國燾的意見，將引起四方面軍8萬餘眾的極大反感……

張聞天被激怒了，指著陳昌浩說：「對今天發生的這個事件，你要負完全責任!」

　　陳昌浩也不示弱：「中央聽不進國燾同志的意見，那就聽聽四方面軍指揮員的意見吧。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這不過是黨員個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請不要介意!……」

　　「陳昌浩同志，這件事並不是孤立的，我會向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通報的。」說罷，張聞天氣沖沖地轉身離去。

　　西路軍失敗，陳昌浩檢討

　　1937年春，紅軍西路軍兩萬餘將士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作為西路軍政治委員兼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在脫離部隊將要返回陝北時，當著總指揮徐向前的面激動地說：「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說這話時，他憋著一股子不肯服輸認錯的「剛勁」。

　　他「要和中央鬥爭」什麼呢?無非是西路軍戰敗的責任問題。按照他當時的想法和認識，就是要把西路軍的失敗歸咎於中央軍委，說「軍委分散四方面軍全力」，所賦予的「任務不定」，變來變去，而又不派四軍、三十一軍過河增援，等等。但是，他的這些看法和意見，在當時的往來電報之中，就曾受到過批評、指責。中央書記處、軍委主席團在1937年2月17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種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陳昌浩對此遲遲沒敢表態。長征時期，他曾支持過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思想包袱沉重，中央一抓這個「政治錯誤」，陳昌浩更是膽顫心怯。西路軍慘遭失敗，再加上所犯的「政治錯誤」，他還敢於和中央鬥爭嗎?就連他曾一度支持過的張國燾，也曾出面拍電報強調：「軍委對西路軍的指示是一貫正確的」；「如果還有因過去認為中央路線不正確，而殘留著對領導的懷疑，是不應有的」；「應當在部隊中，特別在幹部中，提高黨中央和軍委的威信。」張國燾又在3月4日的來電中指出：「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有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制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就這兩點「錯誤」，陳昌浩吃不了也得兜著!

　　回歸延安途中，陳昌浩在洛川與徐向前不期而遇。他們在山丹大馬營分手后，徐向前經由隴東、西安先期回到延安，近日才來到洛川，等待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昌浩聽說中央在此召開重要會議，便跟「負總責」張聞天匆匆見了一面，即等於向中央報了到。張聞天與毛澤東等人商量后，告訴他：「你到延安去吧!有關西路軍的問題，你要向中央全面彙報情況，應當寫出書面報告!」

　　「是、是的，我寫、寫……」陳昌浩連聲應承，露出一抹痛苦的笑容。

　　陳昌浩回到延安時，自上而下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已經過去5個多月了。他已被列入「極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支持者」。陳昌浩於9月30日寫成《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共9章六七萬字。因篇幅太長，中央秘書處於10月5日「將重要的第一章大部分及第九章全部抄出，供大家研究」。研究結果是，陳昌浩於10月15日又寫出了《第二次報告書》。對於西路軍的失敗，陳昌浩的確十分痛心，有機會就作自我批評，大大小小的檢討多不勝數。

是年11月間，黨中央在抗日軍政大學召開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由陳昌浩檢討西路軍嚴重失敗的錯誤及其個人應負的責任，同時對部分學員進行反「國燾路線」教育的「補課」。為期一周的大會，由「負總責」張聞天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共同主持。張國燾、陳昌浩也參加了會議。陳昌浩作過檢討之後，張聞天極其嚴厲地批判了他一通。隨後，與會者毫不留情地揭發批鬥，火力之兇猛如雷霆萬鈞：

　　「陳昌浩!——你脫離部隊後為什麼好長時間不肯歸隊?你路過西安為什麼不找黨的辦事處?你轉回湖北老家去幹什麼?……」

　　陳昌浩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交待、檢查和說明。

　　毛澤東親自出席了會議，並做了一次長篇發言。他著重講了三點：一是張國燾在川西反對中央關於北上陝甘的正確決定；二是張國燾在草地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三是張國燾另立「中央」，與抵達陝北的黨中央進行對抗的問題。會場上，廖承志發了言，他憤怒地控訴了張國燾在川陝蘇區誣陷他為反革命，把他關押了好久，企圖置他於死地的經過。他說：「若不是黨中央到達川西，及時營救了我，我一定會死在你張國燾的屠刀之下!」這樣一來，與會者的矛頭，就指向了默不作聲的張國燾。張國燾回憶說：「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系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

　　在延安，對陳昌浩也只有批判鬥爭，而沒有給予處分，當然也不曾重用。1939年8月，經中共中央同意，陳昌浩領著他的小兒子陳祖濤(系原配妻子劉秀珍所生，由陳昌浩之弟陳昌浚1938年帶到延安)，跟隨周恩來、鄧穎超和孫維世等人一起去了蘇聯。

　　夕陽晚景，惺惺相惜

　　1952年春天，經黨中央和毛澤東批准，陳昌浩從蘇聯回到北京，實現了他「很想回國工作」的心愿。起初他在中央馬列學院擔任副教育長，后在中央編譯局任副局長，專門從事馬恩列斯著作的編譯工作。1962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已出版發行，陳昌浩獲得一次較長的離職休養假期，包括張聞天在內的不少同志，都勸他去湖北老家走走：人嘛，總不能斷了故鄉故土的根!

　　陳昌浩從1927年離別故居，至今已35個年頭，都不曾回過湖北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1937年他從河西走廊死裡逃生后，曾千里輾轉到了鄂豫皖根據地，因為國難當頭，來去都很緊迫，根本就顧不上回鄉探望。那時候，他曾動過思鄉之情，但卻沒能如願以償。

　　這天早晨，陳昌浩沿街長跑鍛煉時，忽然間靈機一動，拐進了景山公園。家住景山後街的張聞天，每天早晨都在公園裡鍛煉身體，陳昌浩很想與其聊聊休假的事。時過境遷之後，這一對人物之間的是非恩怨，已在歷史的長河裡煙消雲散。由於編譯工作方面的關係，兩人之間過從甚密，近兩年幾乎時常見面，懇切交談。

　　張聞天因在廬山會議上闖了「禍」，而被解除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職務，戴著「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兩頂帽子，其夫人劉英和兒子張虹生亦受到株連，政治生涯實際上已到了盡頭。可他卻不肯賦閑在家，幾經寫信申請，才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工作，成為孫冶方手下的「特約研究員」。連續三年飢荒過後，1962年早春的政治氣候，使這個經濟研究員又豁然開朗了許多，鑽研政治經濟學的勁頭更足。

　　「昌浩同志，你到底打算去哪休假?」張聞天開口問道。
　　陳昌浩說：「不少同志勸我到湖北去，我正猶豫不決呢。」
　　張聞天不禁搖了下頭：「你當年的那股子剛勁怎麼消失了?這幾年怎麼把脾氣都改了?這真想不到!」

　　「人總是可以改變的嘛!……」陳昌浩自我解嘲地笑著。他隨後才說，武漢地區有不少紅四方面軍老同志，他這犯過嚴重錯誤的人，很不好意思去見他們；即使回到了湖北，人家不好辦，他也難為情；再說，那些親朋故舊假若張羅起來，他受人厚愛，今後也無法回報……總而言之，思想顧慮重重，感到難以成行。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張聞天不以為然地說，「你有什麼可顧慮、可猶豫的?你陳昌浩還不是陳昌浩嘛!就像我張聞天，還不是張聞天嘛!把你昔日的剛勁拿出來，趁這大好春光，快去實現你的心愿……」

　　陳昌浩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昔日的戰友。張聞天這幾年所遭受的痛苦折磨，比起他在延安的景況更加慘重，可他卻沒有消極遁世，仍是那麼一副坦蕩胸懷。陳昌浩不無感慨地說：「洛甫同志，你真是宰相肚裡能撐船!」

　　是年5月，陳昌浩終於圓了回鄉探望之夢。他在武漢居住時，數以百計的原紅四方面軍老同志，接連不斷地前來看望。他與昔日的老戰友老部下、當今的軍旅將星和省市領導握手敘舊，並一再表示歉意。他說：「在四方面軍和西路軍工作中，我犯了不少錯誤，這是由於我處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弄得自己飄飄然，犯下不少錯誤，給黨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由於我的錯誤，也給不少同志帶來一些麻煩，或多或少受到牽連。我的錯誤是很大的，沒有黨和毛主席的寬宏大量，就沒有我陳昌浩的今天。我過去做了對不起毛主席的事，而毛主席還是寬大了我……」當事人言之懇切，耳聞者無不為之動容。有幾位含冤負屈、牢騷滿腹的老戰士，同樣被感動得熱淚長流，泣不成聲。

　　中共武漢市委書記、原西路軍總部第三局局長宋侃夫，特意派車把陳昌浩的結髮夫人劉秀珍接到翠柳賓館，讓這一對離散多年的夫妻見了一面。

　　面對劉秀珍，陳昌浩滿懷內疚而又不無感激地說：「我這次能在武漢跟你相會，多虧了張聞天同志，還有宋侃夫……」

細節長征之分歧　


1934年6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壞了共產黨在上海的電台，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與中國的聯繫。據了解，中央蘇區收到的最後一份電報是1934年9月16日發出的。電報說，毛澤東1月份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報告發表了。李德只好自行其是，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徵求莫斯科的意見了；同時也無法援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了。差不多兩年後這條聯絡線才得以恢復。當時大家只能各自為政。過了近四十年之後，李德還特別提到：當時的那種狀況，「對毛澤東是最有利不過了」。
　
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載，1934年10月，紅軍將要離開瑞金前，有人悄悄地讓毛澤東看了一份留守人員名單。其中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及其妻子賀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為她是毛夫人賀子珍的妹妹）；毛澤東的朋友、湖南同鄉、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現已被罷免的瞿秋白（據說他肺病嚴重，難於同行）；陳毅司令員；共產黨早期黨員、毛澤東的支持者賀昌；毛澤東的另一個擁護者、寧都起義部隊後來的領導人之一劉伯堅等等。毛澤東的建議似乎一個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請求帶上瞿秋白的意見也未被採納。與毛澤東的關係成了留在蘇區的特許證，而根據當時留下來的陳丕顯將軍的看法，留下來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倖存。
　
在決定撤離中央蘇區並執行這一決定的日子裡把毛澤東派往於都進行「調查研究」。當時擔任翻譯因而了解內情的伍修權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澤東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說，「去於都調查，這隻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借口罷了。」
　
1934年10月中旬，周恩來召毛澤東到梅坑總部談話，告訴他中央委員會準備撤離的決定。毛澤東對此事的反應如何，沒有記錄，但是毛澤東對當時的軍事形勢感到日益不安。他曾兩次提出建議，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絕。他的建議是紅軍放棄陣地防禦，迂迴穿插到國民黨封鎖線之後，越過碉堡群，襲擊敵人後方。
　
從1934年仲夏到10月，身患瘧疾的毛澤東時而卧床不起，時而勉強活動一下。他精力很差，情緒低沉。林彪與聶榮臻到於都毛澤東住處看望他。林、聶謙恭地坐在一條長凳上，小心地問他：「我們向何處去？」毛澤東答：「去命令你們去的地方。」林、聶仍想追問，毛澤東即站起建議林、聶去參觀一新開的圖書館。五十年後聶榮臻元帥回憶說，毛澤東表面上顯得很平靜，其實卻心急如焚。那天，他毫不留情地結束了談話，他不想讓人猜疑他和我們正在秘密策劃些什麼。
　
李德在長征前，與留在蘇區的項英進行了談話。項英警告李德要提防毛澤東。他說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應受他的迷惑。毛澤東在軍中支持者的協助下，一有機會就會重新攫取黨和軍隊的控制權。但幾天以後，當李德把此話轉告他的同事博古時，博古顯得比他們有信心，他認為不會出什麼問題。李德與項英談得很久，以至於直到第二天他才趕上中央縱隊。
　
李德和博古背地裡嘲諷毛澤東。如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他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山溝里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斷言：「在落後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
　
損失慘重的湘江戰鬥后，指揮員之間的爭論越來越激烈；毛澤東也越來越活躍了。他經常同王稼祥和洛甫商量問題；有些將領也悄悄地同毛澤東談問題。越來越多的下級指揮員表現出關切甚至驚恐。由於傷亡實在慘重，部隊減員太大，因此重新整編，勢在必行。
　
擔架變成討論政治的舞台，為毛澤東重新掌權、領導長征免遭覆滅鋪平道路。這些談話就在毛澤東和曾在舊金山當過編輯的洛甫，以及傷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關鍵的「布爾什維克」王稼祥之間進行。王稼祥在整個長征途中都由擔架抬著。長征初期，他與毛澤東形影不離，晚上一起宿營，談個沒完。
　
在擔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處，使毛澤東和王稼祥互相越來越了解，並有機會分析在江西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長征途中的情況。毛澤東談到戰術上的錯誤，特別是導致廣昌慘敗的錯誤。他的論點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王便倒向了毛的一邊。後來，毛澤東認為在擊敗李德和博古的鬥爭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李德知道毛澤東正在同別人談話，而且也知道這對於他的事業沒有好處。他曾勸解洛甫、王稼祥兩人說：「你們兩人都是從蘇聯回來的，你們必須齊心協力，中國革命需要你們齊心協力。」在回憶錄中，他抱怨毛澤東四處活動，一會兒找這個指揮員談，一會兒又找那個指揮員談，引來了對博古和他本人越來越多的批評。毛澤東、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稱為「核心小組」，或者用李德的話來說是「三人核心」。
　
湘江之戰中，三十四師師長周子昆衝出了敵人的包圍，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罵了一頓。他問周，你的部下都沒有了，你自己怎麼會逃出來?為什麼不執行我的命令?為什麼全師都消滅了，而你的妻子卻仍和你在一起?李德說，周子昆應當受到軍法審判並槍斃，並命令警衛人員把周子昆捆起來送往軍事法庭。當時警衛人員沒有行動，博古坐在那裡一聲不吭。當李德大發雷霆時，毛澤東走向前去，說：「讓我來處理這件事吧!」便把周子昆帶了出去。李德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開始削弱了。
　
李德在回憶錄里說，周恩來起草了撤離計劃，計劃要求從中央蘇區撤走大量的重型裝備，這些裝備使紅軍負擔過重，因而遲緩了前進的速度。李德把湘江戰鬥失敗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周恩來。　　　　　　　　

　
李德對每門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設在哪裡等具體部署都作指示，而這些細節連軍團指揮員也無須親自過問。聶榮臻元帥回憶說，每次見到李德，他就惱火，因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揮。
　
1934年12月1日，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全部渡過湘江。但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處布防的紅三軍團第四師還沒有接到上級的撤退命令。當時的政委黃克誠對師長張宗遜說，任務已經完成，可以撤離了。張說沒有接到命令，不能撤。黃說，現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將會被敵人吃掉的。當時紅軍部隊中，政治委員有最後的決定權。黃克誠後來對張宗遜說，你迅速指揮部隊撤離，去追趕主力，一切由我負全部責任。這樣，才勉強著讓張宗遜把部隊撤走，使第四師得以避免被殲滅的危險。
　
紅軍在回師遵義途中於1935年2月24日重新佔領了桐梓，一個連的地方軍在紅軍到來之前就望風而逃了。為了減少行軍的壓力，林彪建議緩慢地接近遵義的咽喉要地婁山關。據情報說，婁山關有敵人的重兵駐守，林彪力爭晚一天行動，給部隊以喘息的機會。彭德懷說，他們最好利用敵人的弱點，在第二天——2月26日——拂曉發起進攻。軍事委員會贊同彭的意見。長征期間，彭德懷與林彪多次發生爭執，彭的意見總佔上風，這是其中的一次。
　
紅三軍團進到西昌的時候，袁國平主任主持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總書記張聞天來作報告，批評黃克誠是老右傾機會主義，要求大家對黃展開批評。王平將軍在回憶錄里寫道：黃克誠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不光是我，恐怕對絕大多數領導來說都是個謎。我只是聽有人講，在行軍休息閑談的時候，有人問，「紅軍這樣走不知要走到哪裡去？」黃克誠說：「大概要走到喜馬拉雅山吧。」我想為這類事也不至於點名批判吧。當時許多同志都懷疑，黃克誠定是當了會理會議的替罪羊。後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知道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當時他們不好點彭德懷的名，就拿黃克誠開刀。
　
紅一、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6月會師，在慶祝會師盛會上，一切慶祝的表面排場都有了——旗幟、標語，大碗熱氣騰騰的雞和肉，大堆的飯和菜，大鍋的湯和大罐的酒，還有當地釀造的類似貴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但雙方都對對方部隊的人數提出了疑問。張國燾曾走到周恩來面前說：「你們有多少人？」周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張說：「我們有十萬。」周回答：「我們有三萬。」
　
毛澤東及其司令部人員站在雨里等候，而張國燾騎著馬像旋風一般地馳來。當時紅四方面軍的人稱張為「主席」，紅一方面軍的人聽來感到很刺耳。「主席」這一頭銜是一方面軍專留給毛澤東的。四方面軍的軍帽也比一方面軍的大，於是四方面軍的人被叫做「大腦袋」，一方面軍的人被叫做「小腦袋」。
　
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的宴會上，毛澤東三句不離吃辣子，他說，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異議，他堅持說，江西人中不乏偉大的革命者，而他們並不喜歡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強但笑呵呵地承認了這一點。張國燾聽后覺得很「無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無人有興趣請他講四方面軍的成就，也沒有人告訴他遵義會議的細節。而毛的人則聲稱，張國燾對紅一方面軍的經歷不感興趣。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宴會結束后，張國燾請朱德進行談話。兩人一直談到凌晨三點。他引用朱的話說，中央紅軍只剩下一副沒有肉的「骨頭架子」。他說朱估計一方面軍的人數為一萬，這與實際情況相差不大遠。所有的大炮都喪失了，機槍所剩無幾，每人只有五六顆子彈。
　
紅一方面軍一位紅軍戰士見到四方面軍的馬長得膘肥體壯，忍不住誇了幾句。毛澤東斥責道：「別羨慕那些馬！」
　
張國燾同紅一方面軍所有的政工和軍事領導幹部都談過話。他同朱德的關係比較和諧。儘管朱德的態度似乎有點模稜兩可，儘管他曾設法使張和毛觀點一致起來，但到了攤牌的時候，事實證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張的人。反過來也是一樣。毛的人也試圖爭取張，但也沒有成功。只有周恩來能夠使大家的意見趨於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無法這樣做了。
　
1935年6月27日張國燾請聶榮臻吃飯。席間，張一再說聶榮臻和其他人很疲勞，稱讚他們幹勁很大。張說他已決定撥兩個團給他們補充部隊。使聶遺憾的是，這兩個團實際不過相當於兩個營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聶回憶說，彭德懷當時也在場。當他們從張住處出來時，聶問彭：「張為什麼要請我們兩人吃飯？」彭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聶說，我要。聶榮臻說，有好多麻煩事。有些人向張提供的遵義會議情況有誤，結果加深了張對毛的疑慮。
　
1935年6月30日上午，毛澤東在周恩來可能還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發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夢筆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達五千六百多米。夢筆山比夾金山低八十餘米，爬起來也容易些。他們越過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線以下的牧場，沒有遇到大的危險。山路漫漫，他們不得不在山坡上紮營過夜。紅一方面軍沿著同一條路線走了過去。張國燾第二天才出發，情緒不太高。他回憶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軍待他很不好，對他進行了誹謗。他們故意欺騙他，他們走了，他反而感到高興。
　
《徐向前傳》記載：兩河口會議后，張國燾為取代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授意一些人給中央提出報告。如陳昌浩在行軍途中使致電中央，「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后，給軍委獨斷專行。」張國燾還在公開場合與私下談話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面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遵義會議是不合法的」、「軍事指揮不統一」等，進行挑撥和煽動。張國燾是老資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又是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他散布的話很容易迷惑和欺騙人。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十分珍視紅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強調都是黨領導的紅軍隊伍，大敵當前，沒有內部的團結一致，便無法戰勝敵人，實現既定的戰略方針，一切有損兩軍團結的言行都是錯誤的、危險的、有害的。毛澤東親口對一、三軍團的領導人說過：「會師了，要講團結，不要批評。」但是，有的教條主義者卻指責四方面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後」，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也給了張國燾以挑唆的借口。張國燾公開對下面講：他們是洋鬼子，修洋頭，穿西裝，戴眼鏡，提著菜盒子，看不起我們四方面軍這些「老土」，不想要我們！
　
張國燾一直對徐向前「用而不信」。徐與張國燾、陳昌浩雖共事好幾年，但在許多問題上合不來，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縣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陳昌浩談到兩軍會合后的前景時，就說：「我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軍幹不了。現在中央來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劉伯承同志來替我，他是軍事理論家，也有豐富的實戰經驗。」陳昌浩頗感突然，忙問：「那你準備幹什麼去？」徐向前誠懇地回答說：「我到中央去，隨便分配什麼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點具體工作吧！」陳昌浩不同意，說是先別考慮這件事。
　
紅軍剛剛進駐毛兒蓋，周恩來就草擬了攻打松潘的作戰計劃。他把計劃交給了張國燾，但張卻改變了計劃，他不是立即組織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軍前去佯攻，三十軍包圍了松潘，卻沒有發起攻擊。1943年國共合作期間，胡宗南在重慶的一次談話中曾透露：「當時我們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設在城裡的一座庭院里。我記得我曾想過如果紅軍包圍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該怎麼辦？」胡宗南還記得，他在黃埔軍校時周恩來當過他的老師，他想「他會照顧我的。」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幫忙。援兵一到，三十軍就撤走了。也許因為張不想北上。他認為國民黨太強，紅軍應該向西和向南走。
　
1935年9月3日，張國燾拒絕東進的行動。當時，擔任朱德警衛員的潘開文回憶，朱德為了弄清葛曲河漲水情況，曾親自來到河邊，並讓潘開文去探測河水深淺。潘開文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葛曲河離班佑河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與毛主席、黨中央會合。但是，張國燾卻借河水上漲，說部隊過不去，在葛曲河停滯不前。朱總司令在河邊看了看，便叫我去試一試河水的深淺，雖然當天下了一點雨，河水漲了一點，但是，我騎馬蹚過了河又返回來，最深的地方也不過齊馬肚子。隊伍是完全可能通過的。朱總司令看到這種情況，多次提出要部隊過河北上，可是，一天、二天、三天過去了，張國燾總是按兵不動。」
　
1935年9月10日凌晨，徐向前、陳昌浩才得知一方面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元帥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當時在紅軍大學的何畏疾跑來問陳昌浩，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答：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徐向前立即愣住了，坐在床板上，一時說不出話。徐後來回憶說，當時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
　
徐向前回憶說，1935年9月10日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鬨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中央派人送來指令，要我們率隊北進；陳昌浩寫了複信，並給張國燾寫了報告。」
　
1935年9月10日上午八點，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繼續前進的人向北進發。楊尚昆還記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處境。紅四方面軍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員、腳夫和後勤工作人員都帶走了。雖然給他留下了一隻飯碗，可是沒人給他做飯。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縱隊，同歷史學家徐夢秋和後來擔任宣傳部長的陸定一等人在同一個伙食單位吃飯。不到一小時，毛澤東也出發了。他沒有和別人走一條路，而是在警衛員及幾名親密戰友（周恩來和王稼祥躺在擔架上）的陪同下從喇嘛廟下山，通過一座木橋過了巴西河。那時橋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懸挂著一隻氂牛頭，保佑木橋免遭洪水、惡煞之害。過河之後，直上對面的大山——納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北上前，毛澤東決定對紅四方面軍派來的代表團和四方面軍留下的人講話。紅三軍團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進。會議在「查爾斯頓劇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開。年輕的紅大學員們舉著寫有「反對毛澤東逃跑」的字樣的標語旗在開會的喇嘛廟前示威。他們喊口號時就像和尚在念經。
毛澤東對他們說，想南下的，請便；願北上的，也請便，絕不強迫。然後，他請六七十名四方面軍的幹部來見他，其中也包括李特。這時，李德很警惕。他身高體壯，站在近處盯著李特，以防他拔槍向毛射擊。毛對幹部們說，南下是沒有出路的。他說，至於不願意和黨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們可以作為先頭部隊先走一步。」「我們先走，去開闢新的根據地，完成我們的任務。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隊伍。我相信，一年之後，你們會來的。」（毛說對了，幾乎一天也不差。）毛剛剛講完，李特跳了起來，大聲指責毛犯了「逃跑主義」和放棄江西蘇區等罪行。李德很擔心，以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掙扎了一下，但擺脫不了李德那鐵一般的手臂。
　
郭林祥至今還記得：「有一天約半夜兩點鐘，突然通知緊急集合，立即出發。隊伍走了有二十多里，在一個山腳下停下來了。這時突然有一個幹部站出來高喊一聲：『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不久，又有敵人飛機在上空盤旋。我當時在想：『今天是不是要出什麼大事情？』但究竟要出什麼事，我是不知道的。後來才知道張國燾一意孤行，堅持其南下的錯誤主張，暗中指使陳昌浩以武力要挾右路軍的紅一方面軍部隊南下，陰謀危害黨中央。
　
因為張國燾堅持南下的主張，為了免出意外，中央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先行北上。王平將軍在回憶錄中曾寫道：中央機關直屬隊天不亮就出發了。太陽出來時，毛澤東經過我們設在小山上的警戒陣地，把我和團長叫過去，問前面有沒有動靜，我回答說沒有什麼情況，只是警戒部隊曾經聽見一個人喊：「紅一方面軍的同志，你們不要走啊！」說明有人已經知道紅一方面軍出發了。我們問：「要是有人攔阻怎麼辦？」毛澤東說：「要做好宣傳工作，告訴他們，我們先走，你們隨後來。」「萬一他們開槍怎麼辦？」因為怕紅軍內部衝突起來不好辦，我問了好幾次。毛澤東反覆地說：「要做宣傳教育工作。」
　
王平將軍回憶：哈達鋪整編以後，原紅三軍團的一些幹部和部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編時，從中央和紅一軍團調了一部分幹部到第二縱隊擔任領導工作，這部分幹部對紅三軍團的幹部戰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軍團的同志。從哈達鋪到吳起鎮一千多里的急行軍中，二縱隊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敵人打仗，一方面還要不斷整頓部隊紀律，弄得幹部情緒不高，部隊苦不堪言。
　
在哈達鋪整編以後，從原紅一軍團調到第二縱隊的團幹部在各大隊擔任副職或政治處主任、總支書記等。紅十一團政委王平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此種安排是有用意的，是準備將來接替我們這些需要「重新武裝頭腦」的幹部的。十一大隊政治處主任，就是從一軍團來的，大隊的許多事情，他不向我報告就直接向縱隊彙報。連長阮亭的連里有兩個戰士開了小差，開批評會時縱隊副司令員親自來參加，他在會上點了阮亭拿老百姓雞蛋不給錢的事，並且說著就要把阮亭逮捕起來。我認為問題沒有那麼嚴重，但是副司令員堅持己見，帶著命令的口氣說：「你是政委，你來宣布。」我不客氣地說：「你是上級領導，你來決定。」他火了，讓人把阮亭逮捕起來押走。
　
紅軍從哈達鋪向陝北進軍途中，掉隊的人一路不斷。部隊政治保衛機關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叛變，便採取殘酷的懲罰措施。黃克誠當時任軍事裁判所所長，卻不忍心處理這些掉隊的同志。曾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被抓起來交付審判。黃克誠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認為情有可原，不應處死。恰遇政治部門的兩位領導，見此情景，狠訓黃克誠：「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連這點小事情都處理不了，真不中用！」並派人將那位管理科長押走。
　
黃克誠因反對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又不肯執行審判處理掉隊者的指令，一位領導同志就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溉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幹不了什麼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聽了這個評語，黃克誠便再不敢講什麼話了，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行軍，生怕掉隊而遭到處理。
　
張國燾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軍和四軍再次穿過草地同他在卓克基會合。侯國祥還記得，離開卓克基不久，部隊行軍的口號就改了。原來的口號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周、博古」現在改為「打到成都吃大米。」
　
任榮將軍回憶說，紅四方面軍到達卓克基后，紅大全校在喇嘛廟前的廣場集合，聽「中央」的傳達報告。傳達人說：「毛周張博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的錯誤，決定成立新的黨中央，中央主席是張國燾」。
　
許世友將軍回憶百丈之役說：滎經方向敵情嚴重，方面軍政委陳昌浩親自找我布置任務。我們商定在峽口一帶阻擊敵人，但對兵力使用問題發生了爭論。我提出：「敵來者不善，守峽口最好擺五個團，至少三個團。」陳昌浩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薛岳是穩紮穩打，碉堡政策，不會把主力一下子用上來，我們擺一個團就夠了。」
　
張國燾在南下后對朱德「不斷施加壓力」，康克清回憶：「張讓人宰了朱德的坐騎，撤了他的警衛。他還把我們隔離開來，使我們無法見面。」宰馬和撤警衛，都是在部隊準備離開阿壩時發生的。朱德沒有馬可騎了，他準備徒步行軍，但戰士們又給他找來了一匹馬。想到一個總司令竟像普通士兵一樣徒步行軍，他們都感到內疚。康克清當時的任務是收容掉隊的戰士。她本來分到了一匹騾子可以幫她的忙，但現在這匹騾子也被留了下來，康克清認為這是故意的。還有一次，一些傷員試圖奪走她的騾子。還有好多次，總司令由於沒有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總部的小灶吃飯。他必須自己籌措伙食。這在當時並非易事。
　
葉英禮曾是紅四方面軍總部的電話員。葉英禮認為，張國燾和朱德雖吃住、行軍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沒有實權。楊尚昆將軍記得朱德曾告訴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朱德說他在張國燾那裡同原一方面軍的人直至連一級的下級官兵都見過面，並同他們談過話。這使張國燾感到惴惴不安。
　
朱德、張國燾、劉伯承三人於長征中曾住一屋。某日晚，張國燾竟在朱德面前擺老資格，如老子訓兒子般與朱德講話。劉伯承越聽越刺耳，怒不可遏，與之辯論。而朱德仍不溫不火，說：「莫吵了，莫吵了，睡覺，睡覺。」
朱德總司令後來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說：「那段時間張國燾造反。我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但碰上困難有什麼辦法呢？堅持吧！」「他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邊有人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制止了。」「這時他又搞了個『中央』，我說：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們人少，但理直氣壯。我們的辦法是，他搞他的，我們做我們的工作。只要革命，總會到一塊的。」
　
楊尚昆認為，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從未考慮過要拯救朱德和劉伯承。楊曾向毛建議用四方面軍的一名高級指揮員交換劉伯承。毛不同意並斥責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來換，」毛說，「他（張）也許就會殺死劉伯承。在目前情況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夠活下去。」毛同留在四方面軍的原一方面軍指揮員之間沒有私人通信。
　
南下過草地某日，徐向前與三十軍政委李先念並肩坐於一個山包上休息，徐嘆道：「我也不懂，紅軍和紅軍鬧個什麼勁！」即「吧嗒吧嗒」地猛抽煙。
　
為了讓紅四方面軍得到一段時間的休整，部隊一直到1936年7月14日才開拔。8月，部隊已到達蘭州以南地區，正向寧夏和黃河挺進，這時又發生場爭論。張要過黃河北進寧夏，然後或北上到蒙古邊境，或西進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蘇聯的聯繫，但政委陳昌浩想在甘肅南部建立根據地，實際上，這將成為毛的陝北根據地的延伸。這是張和陳昌浩第一次發生重大爭執。最後，陳服從了張的決定，這一決定事實上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余秋里回憶1936年7月2日於甘孜參加慶祝紅二、四方面軍會師的聯歡會上見到朱德的印象：朱總司令在會上發表了講話，樸實、慈祥，像一位忠厚的長者。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說：「同志們，我祝賀你們戰勝了雪山，也歡迎你們來與四方面軍會師。但是這裡不是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
　
張國燾試圖說服其他部隊跟他一起走——包括二方面軍和一方面軍。一天下午，在乾涸的湖邊的一座小草房裡，美國醫生馬海德在張的身邊，他親眼看到房裡有不少攤開的地圖，張正企圖說服賀龍率二方面軍渡過黃河。賀龍拒絕了，他對張說：「去你媽的。」
　
余秋里回憶說，張國燾為了煽動紅二方面軍反對黨中央，給二、六軍團團以上幹部送來了《幹部必讀》等小冊子，我們翻了一下，大部分是張國燾的講話，惡毒攻擊黨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決策。但是，很快師里就派人把這些小冊子收回了。事後知道是關嚮應同志發現了這個問題，通知各師收回上交的。
　
1936年6月，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以「總部」名向二、六軍團派工作隊。某日，朱家勝收到工作隊送來的《幹部必讀》小冊子若干本，閱之大驚失色。書中有醒目通欄標題：「反對毛（毛澤東）、周（周恩來）、張（聞天）、博（博古）逃跑路線」等等。朱家勝回憶說：「一看內容，嚇得心裡直發毛，不敢不收，又不敢下發，只得把書藏在老鄉家的柴草堆里。」后，朱急向王震報告此事，王震態度鮮明，命令道：「統統燒掉，誰敢發一本，我就處分誰。」朱家勝時任紅二、六軍團五十一團總支書記。
　
廖漢生回憶說：長征中，我們師曾經收容了一些四方面軍的「小鬼」，他們都還是十來歲的娃娃，人小力薄，掉了隊。我師儘力照顧他們，帶著他們一起趕路。行軍中，有的「小鬼」不無稚氣地對我說：「以前我們啥也不知道，張主席教我們唱歌子，一唱歌子啥也知道了，毛周張博是機會主義逃跑。」
　

[ 本帖最後由 waterfallsz 於 2006-12-22 09:32 編輯 ]

岳健平現在在老家安度晚年


李文進回憶起往事時神情激動

◎紅軍分裂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中共中央於1935年6月26日晨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兩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但是，張國燾不同意中央的方針，反對北上，主張向川康邊界少數民族地區退卻。1935年8月6日，中央決定把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繼續北上。張國燾並不改正錯誤，反而在左路軍到達阿壩以後，打電報給中央反對北上，要右路軍全部南下，為中央所拒絕。

　　同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了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號召四方面軍全體忠於黨的同志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同張的錯誤作堅決鬥爭。而後紅軍攻克臘子口，於10月19日抵達陝北吳起鎮。——摘自《人民網·歷史上的今天》

　　老紅軍岳健平：

　　首長當面吵

　　紅軍鬧分裂

　　老紅軍岳健平親歷了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師，當時他是紅四方面軍第9軍25師75團的一個機槍手。2006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在老家接受採訪時說，在兩軍會師的日子，有兩件不和諧的事他記憶猶新。

　　一件事是兩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的士兵到紅一方面軍面前顯示士氣。當時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約幾千人，由於連續長途奔襲，人困馬乏，疲憊不堪。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約8萬人，且武器裝備整齊精良。岳健平所在的團隊領導要求他們著裝整齊、仰首挺胸地到紅一方面軍駐地走走，來回走了兩趟，「說是為了顯示顯示我們紅四的士氣」。

　　另外一件是紅9軍軍長何畏的離職，岳健平是從會議站崗的警衛那裡聽來的。岳健平老人講，陳海松曾對他們轉述張國燾質問毛澤東的話，「中央十幾萬紅軍被你帶到哪裡去了？」後來兩位領導人的分歧漸漸擴大，在毛兒蓋會議之後的一次會議上，何畏曾當面斥責張聞天，雙方發生較為激烈的爭執。後來毛澤東帶領中央紅軍北上，而岳健平所在的紅9軍跟隨張國燾南下。

　　岳健平老人更刻骨銘心的是在西征中親見紅9軍軍政委陳海松犧牲。1936年冬天，寒凝大地，北風刺骨，岳健平和戰友一道渡過黃河，踏上西征路。在古浪戰役中，岳健平福大命大，一顆子彈打來，險些要了他的命，幸運的是馱運糧食的騾子擋住了子彈。古浪失守，紅9軍損兵一半，剩下的部隊退回到了永昌。到永昌時，部隊幾乎彈盡糧絕，他只剩下了5發子彈。　　岳健平老人回憶到這裡時說：「沒成功，但成了仁，命是獻給國家的。」

　　當說到接下來的梨園口戰役時，岳健平老人嗚咽了。當時，疲憊不堪的西路軍要和敵人的騎兵拼時間，趕到梨園口，搶佔進入祁連山的要隘，紅9軍當時擔任西路軍後衛。快到梨園口村子時，他們遇到了敵人的騎兵，當時塵土飛揚，不計其數的騎兵蜂擁而至。

　　當時軍政委陳海松率領他們守在一個山包上。岳健平還沒爬上山，敵人的騎兵已將他們一連人馬同大部隊沖斷。陳海松身邊只剩下十來個警衛了，岳健平拚命向政委靠攏——1936年底在涉一條冰河時，他掉進了湍急的河裡，是陳海松伸手把他拉上來並給他披上了自己的大衣。

　　岳健平拚命想保護救命恩人，卻已晚了。他還沒來得及衝上山頭，就眼睜睜地看著陳海松被敵人的幾排子彈打死，岳健平則得到了趕來增援的紅30軍的救援。 本報記者 陳亮

　　岳健平現在在老家安度晚年。 本報記者 陳亮 攝

　　★岳健平　男，1914年出生，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洪山村四社人。1933年參加紅四方面軍，被編入紅9軍25師75團，在機槍連做機槍手。參加了長征，西征失利后被俘虜，差點被當成活靶子槍殺。遼瀋戰役後期又重歸解放軍。20世紀80年代開始享受紅軍老戰士待遇。

　　老紅軍李文進：

　　兩軍會師后

　　兵分南北走

　　「雖然說紅軍不允許打罵戰士」，老紅軍李文進老人壓低聲音說，「但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還是有這種現象的」。2006年7月13日，坐在昆明金牛小區家中的沙發上，93歲的李老講起話來仍很小心。對70年前的事情，他記憶憂新。

　　「幸虧沒跑回去，如果跟著去，小命都沒有了。」李文進回憶起這段經歷仍心有餘悸。他原所屬的紅四方面軍大會師后，渡過黃河去西征，在河西走廊被馬家軍打敗，幾乎全軍覆沒。

　　李文進是四川南充營山人。1933年9月加入紅四方面軍，在第30軍李先念部下當戰士。懋功會師后，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部分部隊進行了對調，他由紅四方面軍轉入紅一方面軍三軍團90師。

　　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地點，李老已有些記不清了，「那個時候還不曉得有個毛澤東」，他不掩飾自己的「孤陋寡聞」。直到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他才知有「朱毛」。他只知道一方面軍損失較大，就從四方面軍調部分戰士到一方面軍。

　　李文進調到一方面軍后，開始在90師270團的營部當通訊員，相當於排級幹部，後來又調到師政治部。李文進說在紅一方面軍享受到了不一樣的待遇。「有一天在山上找到一頭牛，把牛殺了，整了幾個菜，局長、科長們為我們開了個歡迎會，歡迎我來到一方面軍。以前只聽說過窮人請地主吃飯，士兵請長官吃飯，沒聽說過當官的請當兵的吃飯。這裡跟我們那裡(四方面軍)不一樣，這裡的幹部都很和氣，官兵一個樣」。

　　會師后不久，由於領導方向有所不同，兩路紅軍分開行動，紅一方面軍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但紅四方面軍跟著張國燾一路南下，準備向川康邊界少數民族地區退卻。剛開始兵分兩路后，李文進就慢慢感到兩軍關係有些不太融洽了。後來，同他一起從紅四方面軍轉到一方面軍的30多個老鄉都跑回原來的部隊，參加了西路軍，但由於對紅一方面軍留下了好印象，李文進留在了紅一方面軍。

　　「要是跑回去參加了西路軍，哪裡還有我，當年的(紅四)八萬多人最後還剩下幾個？」他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得意，說到西征軍的慘烈，他說深感惋惜。

　　本報記者 張國棟

　　★李文進　男，漢族，93歲，四川南充營山人。1933年9月加入紅四方面軍，在第30軍李先念部下當戰士。懋功會師後由紅四方面軍轉入紅一方面軍三軍團90師。抗日戰爭中曾任冀南軍區鋤奸保衛局鋤奸科長。1983年後從雲南省高院副院長任上離休。

　　

陳昌浩跟張國燾跟得太緊了，在一、四方面軍會師時手握重兵，甚至有過直接威脅到黨中央的安全的念頭；他本人原來贊同北上抗日的主張，但是服從於張國燾南下命令，與黨中央分道揚鑣……鑄成終生大錯。

「紅軍西路軍主力約四萬人在甘肅一帶被蔣介石軍隊圍殲，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有很多真相至今不明白。

黨內鬥爭太兇殘了

我們從很多的報道中知道了一個鐵的事實，那就是毛的歷史功績充滿了陰暗和無恥。國人不告別這樣的所謂偉人，那將是民族和國家的大不幸！

政治永遠都是骯髒的，gcd更不例外！！！！

歷史終會大白於天下，只是時間久遠問題，對歷史暫不做評論

歷史的迷霧啊！真相難現。

陳還是不錯的，張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