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 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

第一次見到黃克誠，是1948年3月在東北局平分土地運動的總結會上，那時我剛從熱河調來。

哈爾濱是後方，大家衣著都比較整潔不那麼土氣了，只有黃穿一身枯黃的舊軍裝，特別顯眼。至今留在記憶中的是他同凱豐的激烈爭論。高崗去了熱河半年，這段土改由凱豐主持，許多地方推行的政策「左」，「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侵犯了中農，殺人也過多。黃的純粹湘南土音，我是每句都聽得清楚的，有一句話記得最清楚，他最後站起來，聲色俱厲地說：「左」得跟江西差不多，這種嚴重錯誤，是被戰爭的勝利掩蓋了。

會開完后，黃即調到熱河任冀察熱遼分局書記，這是一個艱苦地區，我原在該區任報社社長。後來南下時，聽報社的同志說，黃一到熱河，處事雷厲風行，如幹部一律吃大灶，分局負責同志只有個別有腸胃病的例外。報社班子隨黃進天津，后又南下湖南。在湖南三年中，我先後主持報社和省委宣傳部的工作，省委的大小會議始終參加，還常去黃的家中，同他逐漸無話不談。在湖南，大家親切地叫他「黃老」，他時年不到五十，大概由於高度近視，人又顯得蒼老，這個稱號沿用已久。我入黨之後，經過抗戰前後地下黨時期，延安6年，熱河東北4年，以及在湖南這3年，上下級和工作關係中，熟識的老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不在少數，但敢於口沒遮攔，隨便交心，明明知道對方不會同意，也敢於表達、敢于堅持己見的，黃老是頭一個。大家知道，多年來風風雨雨，同頂頭上司建立這種信任，多麼不易!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不擺架子，平易近人，為人耿直等，這些優點，不少老同志都具備，但光有這些，還不一定能建立上述這種關係。同窗老友見了面，往往可以隨便交談，不怕「走火」，但上下級之間，總是戒心多一些。一同黃老接近，就使人從骨子裡感到，他是一點領導氣、官氣(俗話叫「首長架子」)都沒有的，是一個從思想作風到生活小節，在待人接物上非常隨便隨和，真正平等待人，也從不掩飾自己觀點的人。他身上既沒有農民習氣，也沒有知識分子習氣和軍隊幹部習氣，是一個什麼「氣」都沒有的人。在他面前百無禁忌，使你敢於直言，敢於頂撞。

湖南剛解放，是新區，報紙的作用大，天天有社論，社會重視，群眾關心，那時還有民主黨派的報紙。朝鮮戰爭爆發時，群眾關心國際形勢，疑問甚多，尤害怕三次世界大戰，對此，報紙不能緘默不言，尤其對同行還有個輿論導向問題。可是，按照慣例，地方報紙對國際形勢無發言權。鑒於廣大讀者的迫切需要，不及等待中央報紙的聲音，我接連發表了許多篇由自已執筆的社論和評論，這也同平時省委對我的信任和放手有關。但關於三次大戰等問題，我同省委領導也同黃老發生了很大爭論。於是，只好向中央請示。中央宣傳部隨即回電：同意報社的做法。記得黃老將回電給我看時，笑著向我說：李銳，你勝利了。還有一回，在他家裡，談起我軍剛到東北時的困難形勢。他率領35000人華中部隊，長途跋涉，歷時兩月，從出山海關到遼西時，部隊非常疲憊，還有減員，不休整無以作戰。關於當時東北的戰略方針，他認為必先建根據地，站穩腳跟，作長期準備，不能急於求成；沒有鞏固的後方，不能作戰。他將這些看法和當時困難情況，兩次電告中央，同當時林彪、高崗等人意見不謀而合，於是就議論到高崗其人。根據自己在熱河和哈爾濱時(住在高的家中)同高密切接觸中的印象，我談起高的嚴重缺點，其中一條是用人有親疏，有小圈子。黃雖不以為然，但也並不介意於我。剛到湖南時，省委內部人事關係有過個別不協調之事，由於黃老威信高，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在學生時代，我雖然讀工科，但對歷史一直有興趣。在延安經過整風搶救，很想多了解些黨內鬥爭的歷史情況。於是同黃老的談話中，常問及這方面的問題，如「AB團」到底怎麼回事。還問過這樣的問題：在江西反「圍剿」時毛主席威信高，為什麼王明路線一來，奪了他的權，中央高層中無人挺身支持他?黃談到黨內「左」的病根很深，大家慣於盲目服從，也談到毛的性格脾氣以及用人缺點，因此失掉一部分人心。關於用人缺點，《黃克誠回憶錄》(上)有一段這樣的記載：有一個原反對過毛的軍團幹部何篤才，下放到三軍團黃那個師當宣傳科長，何很稱讚毛的本事，認為沒有人能超過。「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麼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決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還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李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權力。結果，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李韶九可謂江西時期的康生，此人採用逼供信，大肆捕人，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因而激起富田事變，造成大打「AB團」的錯誤肅反。

  這種記不清次數的漫談中，黃老談過他自己一生中的重要經歷，說他被批判為「右傾」、「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受降職處分等，總不下十來次。這些情況在他的《回憶錄》中有較詳細的敘述。在過去漫長的戰爭年代，由於「左」傾盲動、立三路線尤其王明路線的長期干擾，同時黨有紀律約束，必須服從上級，使得人們慣於服從，不敢講真話。可是，不論教訓有過多少次，吃過多少虧，黃克誠始終是一個一貫敢於講真話的人。如果碰上一個不整人的上級，意見不一，他就會爭論不已，吵架不休。

早在大革命失敗后，黃離開唐生智部，輾轉回到家鄉湘南永興縣時，特別支部決定組織暴動，奪取縣城。他以為力量過於單薄，主張先發動群眾，準備條件，儘管事實上暴動沒能起來，他還是受到嚴厲批判。這是他第一次被說成右傾機會主義。那時湘南特委積極推行瞿秋白的「左」傾盲動路線，命令各縣大燒大殺，不僅要燒掉縣城和土豪劣紳的房屋，還要將沿衡陽至廣東樂昌間大路兩側村莊，統統燒掉。黃不顧縣委領導批他右傾機會主義，還是設法保住了永興縣城，沒有燒掉。他的哥哥是老實農民，很不贊成燒房子，說地主的房子為什麼不能分給窮人呢?他深知農民群眾對亂燒濫殺非常反感。從井岡山回來的人說毛澤東也是不贊成燒殺的，這使他對自己的看法更加堅定，於是將不許燒房子，規定為部隊的一條紀律。當時由於堅決反對亂殺無辜的作法，黃還一再同縣委領導唱反調。縣委開會批判他右傾，責令檢討，他拒不認錯，於是被撤銷縣委委員職務，不准他參加黨的會議，只讓他帶兵守城。

  朱毛在井岡山會師后，湘南五縣共有8000農民武裝撤退到井岡山，后因環境困難而倉促決定，將這8000子弟兵，編成四路游擊隊，仍分散回到敵強我弱的湘南各縣去打游擊，黃任第二路司令。領導無經驗，農民戀故土，這支初出茅廬的隊伍，除開保留少數幹部和人員外，很快就被敵人全部打垮了，並且遭致各縣的大屠殺，一片白色恐怖。黃克誠與一個同伴從永興孤身出走，浪跡四方，求食宿，找組織。從1928年10月到1930年春。他從武漢到上海到天津一帶，最後又回到上海。其間目睹大革命失敗后，大城市中黨組織慘遭破壞的情況，自己亦飽嘗流浪孤獨之苦。這一段生活，使他深深感到敵我力量的懸殊，沒有根據地作依託，不能發展武裝力量，革命很難前進，連個人的生存都成問題。最後，在上海接上組織關係后，中央軍委派他到紅三軍團工作。

  這時立三路線提出的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計劃，傳達到三軍團。黃克誠預感到情況不妙，認為拿現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無異以卵擊石。於是給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寫信，陳述自己的看法。三軍團打下平江之後，討論下一步的行動，黃再次提出反對攻打大城市的意見，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知道城市決不可能舉行暴動，根本不具備奪取武漢的條件。他也不贊成暴動奪取長沙的主張，以為只能相機智取。黃的這些意見受到嚴厲批評。認為他不宜擔任重要領導工作，撤銷了原要委他為縱隊政治委員的任命。

  1932年初，蘇區中央局決定紅一方面軍奪取贛州，黃時任三軍團一師政委，為主攻部隊。事前他極力反對打贛州。後來贛州久攻未克，傷亡重大，敵軍反攻，始被迫撤圍。戰役進行中，黃曾數次建議撤退，並批評彭德懷為「半立三路線」，敵人反攻時，未接命令，主動撤走，幸未追究。後來開會批判，被認為是對抗中央路線，還說他一貫右傾，如反對中央的土地政策，支持打「土圍子」擴大蘇區(這都是毛澤東的主張)等，黃很不服氣。部隊過贛江西岸之後，他一路行軍，一路挨批判，黃也就同批判他的軍政治委員賀昌爭吵了一路，拒不作檢討，並表示要同他們爭論20年。這次沒有受處分。這年10月，開了批判毛澤東的寧都會議之後，三軍團隨即在廣昌開會，貫徹寧都會議精神。因為黃支持毛的路線，就把他拉出來批判，會後撤銷了他第三師政治委員的職務。

長征途中，黃一直擔任三軍團先頭部隊第四師的政委，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斬關奪隘，浴血苦戰，先後兩位師長陣亡，一位師長重傷，他幾度遇險，千鈞一髮，幸免於難。在第二次佔領遵義后，他看到主力紅軍受到如此重大削弱，再也經不起消耗了，便向領導同志提出：當前保存革命力量為第一重要，應當盡量避免打硬仗。他還具體談到有幾次戰鬥，其實是不必打的。黃的這次談話，又一次被認為是右傾和缺乏信心的表現，又認為他已不宜於帶兵打仗，調離所在部隊，回軍團司令部賦閑。后經他懇求分配點工作，才被任命為司令部偵察科長。在會理會議之後，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時，黃雖已不擔任領導工作，由於是「老右傾」，又被當作靶子，被批判了一通。

  紅軍出了草地之後，從一軍團調了幾名領導幹部到三軍團。黃不改好提意見的秉性，依舊照常向新來的領導提意見，並堅持自己的看法。於是被認為「狂妄」，「目無組織」，甚至有這種說法：像黃克誠這樣的人，年紀大了(當時他不過30來歲)，又不中用，當個普通戰士都不夠格，還怕他掉隊，落人敵手以成後患。這說明他當時處在一種相當危險的境地。三軍團多年來在彭德懷言傳身教的影響下，不論環境如何變化，始終保持艱苦樸素本色，上下一致，衣食一律，無人搞特殊化。對新來的領導聚在一起改善伙食，幹部和戰士看不慣，難免講些怪話，加以個別戰士有違反紀律的行為，值此部隊極端疲憊和減員之時，新來的領導準備審查幹部、整頓紀律，要處理所謂問題嚴重的人。黃於是又找領導談：經過千辛萬苦，剛走出草地，有問題應以教育為主，不能再摘這等脫離群眾之事。軍團領導本來準備安排黃擔任縱隊組織部長之職，也因此而告吹了。

  在軍事行動方面，黃克誠「一貫右傾」；在肅反鬥爭方面，黃克誠也「一貫右傾」。中央蘇區開始打「AB團」的肅反運動時，黃時任三軍團四師政委。最初他也盲從過，雖然比較保守．但也「肅』』掉了百把人。上邊一號召，下邊一哄而起，就是搞逼供信。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對『AB團』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對『階級決戰』的口號和所謂『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內破壞革命，的事實，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遺憾終生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猶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細算歷史舊賬，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這一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我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搞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時，我就不肯盲從了。」黃克誠是一個真正不二過的人。

第三次反「圍剿」之前，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肅反打「AB團」運動。黃時任第三師政委，上邊命令抓捕所謂「AB團」分子，他就拒絕執行了。可是當時肅反委員會權力太大，三師中還是殺掉了一批幹部，其中有不少很優秀的幹部，如前面提到的何篤才便是。何是湖北人，師範學生，參加過南昌起義，對一軍團的情況很熟悉，黃同他相處中，無所不談。以後再要抓人，黃就硬著頭皮頂住，堅決不從，還對肅反委員會的人說：你們要抓的人中，並沒有一個地主、富農分子。後來實在頂不住了，就悄悄通知名單上的人上山躲藏起來，打仗時再下山參加戰鬥。但最後這些人還是被找到殺掉了。他為此無限痛心，悲憤地質問肅反委員會：為什麼濫殺無辜?同他們大吵了一通。因此黃也被懷疑是「AB團」、「托陳取消派」，決定將他抓起來「審查」。在三軍團，黃同彭德懷之間已建立了相互直言的關係，有時吵了架也相安無事。這時幸虧彭深深信任這位打仗和進言都勇敢的部下，進行了干預，他才得免於難，但仍然被戴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撤掉了他三師政委的職務，分配到軍團司令部當秘書。他對彭德懷的干預從來不知道，彭也從未跟他談過此事。後來廬山會議上受批判時，說他支持彭的《意見書》，是為了報救命之恩，他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原委。1959年廬山會議的8月1日常委會後，毛主席留我們旁聽的四個人吃飯時，就曾問過黃彭「父子關係」的說法。1931年12月，開始糾正肅反「擴大化」之後，黃才又被起用，任一師政委。一上任就趕上前面談到的打贛州。

1935年9月，長征的紅軍向陝北作最後的進軍。指戰員體力消耗很大，傷病員很多，行軍時掉隊的人仍一路不斷。保衛部門懷疑這些人情緒不振，會投敵叛變，決定嚴辦。當時黃已降職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對這些同志實在不忍處理，有一位受過重傷的管理科長，只因過草地時丟掉幾名傷兵，也要交付審判，他就去找上面求情，卻遭到了狠狠的訓斥，撤掉了他所長的職務。總結了這些沉痛的教訓，抗日戰爭中他在新四軍時，在華中局擴大會上作報告，談到審乾和鋤奸問題，提出了「寧可錯放，不可錯殺」的主張。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毛澤東、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華中新四軍的戰鬥歲月中，黃克誠的處境比過去內戰時期大不相同，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能，為蘇北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他的嚴格的實事求是精神，遇事多從困難處著眼等，在實踐中自有新的發展：他的好提意見並堅持己見的性格，自然也絲毫沒有改變。因此，也發生過同華中局領導意見相左之事。1940年，在同國民黨軍韓德勤部的反「磨擦」戰役中，取得黃橋勝利之後，12月的曹甸之戰，從政治到軍事，黃都是不同意打的，尤其在水網地區攻堅作戰，於我十分不利。後來在具體打法上，根據歷史上的作戰經驗，黃還作過具體建議，但未被採納。曹甸戰役終於沒有打好，他卻被認為右傾，撤了第五縱隊司令員職務，保留政治委員職務，司令員由陳毅兼。陳不能到任，實際上黃仍是一身二任。1941年夏，日軍大掃蕩，他又同華中局領導發生「保衛鹽城」之爭，又被認為不服從指揮，開幹部會對他進行批評。他不服，堅持自己戰前所提意見的正確，戰役未達預期目的，不是他不服從指揮，而是上級指揮不當。當時華中局和軍部都在鹽城，在日軍掃蕩開始時，他建議及早撤離，跳出敵包圍圈，分散游擊，伺機反擊。鹽城終於未能守住，我軍倉促撤退，造成損失。他聯繫上次打曹甸戰役，認為兩次都是上級處置錯誤。由於爭論相持不下，黃便電告中央，中央將電報轉回華中局，仍爭論不已。雖然意見未變，黃感到這樣下去極不利於團結對敵大局，於是委屈到底，服從組織決定，在華中局會議和幹部會議上作了檢討，還向毛主席發電作了自我批評。事後，他同陳毅交心，終於消除一些誤會。1942年陳毅總結曹甸戰役時，從政治到軍事，都承認有不當之處。這以後，黃率領的新四軍第三師在蘇北頻繁作戰，不斷利，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日本投降之後，他認為這是我軍進軍東北的大好時機，不顧饒漱石的阻撓，以自己的名義，向中央發了一份一千幾百字的長電，陳述對當時形勢的看法，建議在軍事上經略華北、山東，收縮華中，調5萬最好10萬主力出關爭取東北。後來中央的方針和實踐，證明了這份電報的起草者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我曾同黃老談過我在延安被「搶救」，關了一年多監牢的情況。他就談到他當年是如何抵制這一運動的。1943年四五月間，華中局奉中央令開展「搶救運動」時，黃就建議，要接受打「AB團」的教訓，不要執行，以免發生逼供信的錯誤。可是，華中局不能不執行。他沒有辦法，只好在自己所屬的第七旅親自去搞試點。有幾個人軟逼時即不正常，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不著邊際了。黃於是立即讓停止「搶救」，將被「搶救」的人統統釋放，做好善後工作；同時立即通知所屬部隊和管轄地區．一律不開展「搶救」運動，從而在蘇北和三師避免了這場災難。他的《回憶錄》中，還談到在華中局彙報審乾和「搶救」運動情況時，他如何及時解救了曾希聖(第七師政委、黃在衡陽第三師範的老同學)的被打成「特務」的愛人，從而發現「人證」所在的譚震林第二師，每個團都「搶救」了百把人。於是饒漱石同意黃的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

1952年春，得知即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就以在大學學工科為由，向省委堅決要求轉業到工業系統。自己在宣傳和新聞工作崗位十來年，深感坐而論道、眼高手低的空疏之病，應當去做點實際工作了。可是，我是本地人，省委認為我應留在湖南，黃老甚至認為我應向理論方面發展。後來他自己也奉命調中央，最後省委才同意我的請求。到北京后，同黃老仍保持來往，每年總要去看望他兩三次，同他漫談，獲得教益。在水電總局創業之初，為爭取部隊的轉業幹部，向他求過援。黃河規劃醞釀三門峽方案時，他曾表示過懷疑。1958年1月，參加中央南寧會議討論三峽問題后，回來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特去黃老家，告訴他我的意外遭遇(三峽問題採納了我的意見，毛主席命我當他的兼職秘書)，說自己非常不安，怕以後出事。記得調離湖南時，黃老曾告誡我：發言權不要太高。我還向他反映了胡喬木的一種看法：毛主席這時有一種類似抗戰初期的興奮心態。「大躍進」期間，忙得團團轉，同黃老很少接觸。

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我從西南各省轉到長沙時，同周小舟有過一次長談，交換對「大躍進」各種問題的看法。小舟告訴我，黃老三月間來過湖南，到邵陽等地看過小高爐煉鐵，認為這樣煉鐵，浪費資源，勞民傷財，太不划算了，這種不講經濟不講科學的蠢作法，是得不償失的。他肯定湖南沒有強迫推廣密植做得對，糧打得多一些，不像湖北、廣東，有些地方已經開始餓肚子。小舟還告訴我。北戴河會議時，通過了全國搞人民公社的決議后，黃老曾向他談過(在座有陶鑄、王任重等)，人民公社掛個牌子算了。黃老這次走了幾個省，深深感到，到下面了解真實情況已很困難。3月2日，他在邵陽對陪同他的地委正副書記和軍分區政委講了這樣一段話：「近年來，在我們黨內，在我們幹部中，有一種反常現象，不敢說真話；說真話的受壓制打擊，看風說假話的反被提拔重用。有些假話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瞎指揮，下面怕戴『右傾』帽子，就大放『衛星』，講糧食畝產幾萬斤，一個縣講生產鋼鐵多少萬噸。」他最後說：「我見什麼問題，喜歡一吐為快，敢講真 話，實事求是。正面的意見、反面的意見我都聽，不主觀武斷，不無理壓服別人。」

1959年廬山會議，黃老是7月17日上山的。這時彭德懷的《意見書》已經印發。18日一早，周小舟、周惠和我去看望他。我們都談到，在小組會上還有不能多談缺點的壓力。黃說，在書記處的會議上他也講過，我黃克誠總還算一個敢講點真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好講了。談到彭總的信，黃說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按照實際情況，缺點還可以說得更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說。他明明知道會議對「大躍進」的看法還有分歧；他尤其清楚毛彭之間存在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有些老疙瘩一直沒有解開；他也知道這時要他上山來，自有特殊原因，但他還是在19日的小組會上講了真話，以支持彭的意見。他大談「大躍進」中的缺點，說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當時河南最早放煉鐵「衛星」，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長高楊去調查，向中央報告了真實情況，河南省委大為上火。他說，這就是報喜高興，報憂就不愉快。他用這樣一句話結束他的發言：毛主席講過開動腦筋，放下包袱；缺點不講，總是個包袱。

關於廬山會議的情況，其中彭黃張周和我這個「追隨者」的詳情，我已如實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交代。這裡只重提兩件事。一是7月23日毛主席批彭講話后，當天晚上，我思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談，這已是很不應當的了。不幸的是，周小舟硬要再去找黃老一談，我說了這樣擔心的話：「人家會說我們還有小組織活動」，也未能阻止住，黃老也只好同意我們去。黃一直勸導我們，有意見可以再去找毛主席談清楚。小舟和我仍激動，小舟說了「斯大林晚年」的比喻。此事最後被捅開，當然更是火上加油，定案成「反黨集團」。弄成這個局面，23日夜之事有很大關係，至今仍感到內疚無已。二是，我們三個人(我與二周)幾次作檢討寫交代，關於黃老，我們都無一字一句貶語，都是實事求是地講他為人處事的長處，尤其民主作風好，對幹部寬厚，以及我們對他的敬重和師事。這是至今感到的一種寬慰。廬山會議最後階段，迫於形勢，必須維護黨的總路線，維護黨的團結一致，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威信，彭德懷、黃克誠和張聞天只能「繳械投降」，「要什麼給什麼」，把一切都兜攬起來。他們做這種違心之事，當然痛苦萬分。那又有什麼法子呢，這是歷史鑄成。黃老後來對他的兒女說過，廬山會議後期，他還是違心地認了賬，雖說這是萬不得已，出於服從決定、服從上級的慣性，但總覺得自己講了不實事求是的話，心中一直耿耿。正由於這個教訓，在「文化大革命」中寫檢討交代時，他就變得更加「頑固不化」了。這裡我想附帶說一下黃老的家風，他是怎樣教育四個兒女的。他的「家訓」有：「你們要靠自己的努力奮鬥成才，不要靠我的什麼『關係』、『後門』，我黃克誠是沒有什麼後門可走的。『你們要學革命，不要學世故。千萬不可不學革命，卻把世故學會了。」這四個兒女我都認識，且小有往來，他們作風樸實，都是「尋常百姓」，都有「乃父之風」。

1979年初回到北京恢復工作后，仍然同50年代一樣，每年總要去看望黃老幾次，回憶舊事，評論人物，更多的是議論形勢，關心國家大局。有時仍然免不了爭論，乃至相持不下。1980年尾討論《歷史決議》前後，我們也談過毛主席的功過評價問題，對我教益很大。他的《回憶錄》關於這個問題有一篇附條，從歷史上許多重大關節之處，來闡述毛澤東無可替代的功勛；說明沒有毛澤東的領導，就不可能誕生一個新中國。他也實事求是地談到毛晚年的錯誤，但反對以輕薄的態度，感情用事的態度來評價。最後從古往今來的歷史出發，得出結論：必須捍衛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的精神武器。這篇文章發表后，對全黨和全國人民正確地認識毛澤東的一生及其功過，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6年黃老病重時，我幾次去醫院看望。最後病危時，他反對再進行搶救，認為毫無意義，要拔掉身上那些管子，經過醫護人員保護才止住。1979年回到北京第一次去看他時，他就談到彭老總去世前的種種慘狀，這時他不免又想起彭老總來．說自己也不料能活到84歲。病危時我去過醫院兩次，已只能隔窗探視，病床周圍架滿各種醫療器械，不得近前。醫生說：獨心臟堅強，尚能搏動。隔約半月，12月28日正午，電話中得知噩耗，趕到醫院，入病室，始見瘦削麵容，在遺體前久久停立，不禁悲從中來：近四十年來可以交心的人，從茲永訣!

  這天晚上，久久不能人睡，吟得八句，以寄哀思，並在《人民日報》刊出：
  可以交心人永訣，難於握管我傷情。
  忘年交誼兼師友，憶昔狂潮共醉醒。
  九畹貞風當世仰，一身正氣有公評。
  更聆教誨今無及，時下何堪失直聲。

幾年來，一直想寫篇文章懷念黃老，來稍稍說明詩中的意思。今年是黃老九十歲誕辰，不能再拖了。上面所寫的這些瑣瑣碎碎．也只是主要從講真話這個側面，來介紹黃克誠這個不是鳳毛麟角，也是難於遇見的真正共產黨人、真正的人。不講真話，聽不到真話，我們曾經付出過多麼巨大的代價；大家都知道，其原因主要在我們一直缺乏應有的民主生活。如果今後能夠做到，大家都願意、都能夠講真話了，相信我們的黃老定會含笑於九泉。

關於廬山會議的情況，其中彭黃張周和我這個「追隨者」的詳情，我已如實在《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交代。這裡只重提兩件事。一是7月23日毛主席批彭講話后，當天晚上，我思想不通去找周小舟、周惠交談，這已是很不應當的了。不幸的是，周小舟硬要再去找黃老一談，我說了這樣擔心的話：「人家會說我們還有小組織活動」，也未能阻止住，黃老也只好同意我們去。黃一直勸導我們，有意見可以再去找毛主席談清楚。小舟和我仍激動，小舟說了「斯大林晚年」的比喻。此事最後被捅開，當然更是火上加油，定案成「反黨集團」。弄成這個局面，23日夜之事有很大關係，至今仍感到內疚無已。二是，我們三個人(我與二周)幾次作檢討寫交代，關於黃老，我們都無一字一句貶語，都是實事求是地講他為人處事的長處，尤其民主作風好，對幹部寬厚，以及我們對他的敬重和師事。這是至今感到的一種寬慰。

上面所寫的這些瑣瑣碎碎．也只是主要從講真話這個側面，來介紹黃克誠這個不是鳳毛麟角，也是難於遇見的真正共產黨人、真正的人。

黃和林彪的關係很好,解放后黃是去看林次數最多的之一,文革中,還是黃克誠寫信給林彪,林彪保了他,這在黃克誠自述中寫得很明確,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中還是黃克誠發了話,關於林彪的條文才肯定林在解放前的功績,粉碎四人幫后,當時對於林彪評價,黨內軍內分歧很大,一些人說林不會打仗,原來四野的高級將領像韓先楚等非常不滿,最後還是原來東北局的陳雲對於林彪的評價定了調子....

黃克誠不錯, 正人君子. 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