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在強權之下呻吟——李森科事件

科學在強權之下呻吟——李森科事件





      美國國家科學院為表彰在基因學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而頒發的金柏獎獎章。獎章上銘刻的四位生物學家分別為達爾文、孟德爾、貝特森和摩爾根。在李森科看來，他們都是「蘇維埃人民的敵人」。  


　　李森科曾經是蘇聯科學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他的所作所為，將蘇聯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引向了一個不見底的黑暗深淵，無數的優秀科學家在李森科的「科學獨裁」下遭到迫害，腥風血雨瀰漫在整個蘇聯科學界，並且，這種噩夢整整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它是所有人心中的一塊傷疤，時至今日，它的影響仍然難以磨滅。

　　科學新貴

　　李森科1898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曾經先後在兩個園藝學校就讀。1925年，27歲的李森科從基輔農學院畢業，隨後到了育種站工作。在當時的烏克蘭，農作物常常會由於霜凍的緣故而大幅度減產，從而造成嚴重的糧食短缺。當時的蘇聯政府對此一直感到相當苦惱和憂慮，但是又苦無對策，只能被迫維持現狀。一次偶然的機會，李森科的父親把在雪地里過冬的烏克蘭冬小麥的種子在春天播種，結果，當年的收成出奇地好。這件事情引起了當時還是育種員的李森科的注意，於是，他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這種方法實際上是一種育種方法，即在種植之前令種子濕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

    不可否認，李森科的這項工作對於農業生產有一定的實際價值，但是，他並不滿足於此。頗具政治頭腦的李森科開始了他政治投機的第一步。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無限誇大，聲稱找到了解決霜凍威脅的靈丹妙藥。當時的政府正在因為糧食短缺發愁，而李森科卻「恰巧」在這種時候提出了他的「偉大」的研究成果，於是，事情的發展就向著他所希望的方向進行了。他的舉動首先引起了烏克蘭農業部的重視，他們在敖德薩植物育種遺傳研究所里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指定由李森科負責。

　　雖然李森科基本上沒有讀過生物學名著，並且還特別蔑視對生物遺傳學的研究，但是，由於李森科並不是一個一心想搞科研的學究型人物，他有著自己的一套圓滑的處世哲學，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賞識。蘇聯農業科學院的院長瓦維洛夫是當時蘇聯最有名的遺傳學家，在國內外都有很高的名聲。瓦維洛夫就很喜歡這個有著一股子幹勁和激情的年輕人，並且一手扶植他。1934年，作為老師的瓦維洛夫，熱情地向科學院生物學部介紹了李森科的春化試驗，並推薦李森科入選科學院通訊院士和擔任敖德薩研究所所長。

　　李森科的這種所謂「技術成果」，在研究開展的初期，並未受到其他科學家們的懷疑，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項科研項目只是李森科藉以達成自己政治理想的跳板，甚至有人還對這種方法所能獲得的結果期望甚高。但假的東西總是站不住腳的，不久之後，他就受到了正直科學家們的批評。

　　當時，蘇聯科學界已經受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干擾，一些自然科學的觀點和科學家紛紛被扣上「唯心主義」、「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並由此引發了清查「資產階級科學理論」的急風暴雨。李森科用他靈敏的嗅覺，發現了這一政治動向，於是他處心積慮，把自己打扮成蘇聯著名科學家米丘林的繼承人，他宣稱，只有細胞才是遺傳的單位，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在李森科看來，由孟德爾和摩爾根等人建立的西方遺傳學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因此應該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西方的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

　　第一個對李森科提出異議的是美國遺傳學家穆勒，他堅持經典遺傳學是正確的。穆勒是國際著名的遺傳學家，曾經因為發現誘發突變而榮獲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和李森科的老師瓦維洛夫私交很深，1932年衝破了重重阻隔，受瓦維洛夫的邀請來到蘇聯，在辦聯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工作，組建了蘇聯的第一個人工誘變實驗室，推動了蘇聯遺傳學的發展。由於穆勒提出了反對觀點，瓦維洛夫也靜下心來，重新審視李森科的理論。經過謹慎和縝密的研究后，瓦維洛夫堅決地站在了穆勒一邊，並且成了李森科的頭號對手。

　　狐假虎威

　　就在李森科的「畫皮」即將被剝去之時，一場會議挽救了他。1935年2月14日，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召開，最高統帥斯大林親自出席。李森科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這篇發言可謂是李森科處心積慮的成果，他極力迎合政治領袖的思想，在發言中將學術紛爭升級到政治高度，聲稱「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一樣，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做鬥爭」，他將他的反對者們做了這樣的政治劃分：「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

　　李森科的這篇發言，名為學術總結，實則是對學術界的知識分子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他的做法得到了最高領袖斯大林的認可。在這種情形下，已經沒有人會去關注春化處理對小麥增產並無作用的事實了。三個月後，不學無術的李森科成為蘇聯科學院院士。

　　最高領導人的支持，助長了李森科的氣焰，使得他對一班反對者的迫害更加肆無忌憚。他倚仗斯大林的「寵幸」，開始以其「理論」——即所謂的「李森科主義」——對現代遺傳學進行全面進攻，並逐漸將惡劣影響波及整個蘇聯科學界。

　　首先遭殃的是穆勒，當初他是第一個對李森科所持遺傳學觀點提出異議的人，如今，槍打出頭鳥，也是預料得到的。不過穆勒為人比較機警，又因為是美國公民，所以，經歷了重重波折，他終於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回到了美國。

　　但是，瓦維洛夫就沒有穆勒那麼幸運了。雖然李森科曾經受過他的提拔，並由他一手扶植坐到了敖德薩研究所所長的交椅上，可惜，李森科不是那種知恩圖報的人，在他的頭腦中，似乎只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一種信條——典型的政治家才會具有的思想。1935年後，瓦維洛夫與李森科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在此期間，李森科的勢力不斷擴大，旗下鷹犬眾多，都是些投機取巧、見風使舵之徒，他們不斷地利用政治手腕將一些莫須有的帽子扣在瓦維洛夫頭上，將他指責為「摩爾根-孟德爾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等。

　　1937年5月8日，在全蘇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出現了蘇聯科學史上一次青紅不分、指鹿為馬的鬧劇。本來手握真理的瓦維洛夫派遭到了李森科派的圍攻，而圍攻的主要內容已經不再是學術的爭論，完全變成了政治辯論。這真的不能不說是整個科學史中最為醜陋的一幕：科學與真理在骯髒的政治手腕面前，被迫低下高遺的頭。

　　逆我者亡

　　到了1940年，瓦維洛夫在李森科一伙人的政治高壓摧殘下，已經疲憊不堪，健康狀況極差。他的研究也幾次被迫中止。7月23日，瓦維洛夫因為一位女科學家被停止研究工作一事，再次同李森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結果，他遭到了李森科的瘋狂報復。

　　1940年8月6日，幾個秘密警察來到了瓦維洛夫的家中，以「積极參与了反蘇破壞組織的活動，是一名外國間諜」的罪名，將瓦維洛夫強行帶走。瓦維洛夫的案件被定為特大間諜專案，編號為』NO1500」。然而李森科的報復心並未因為瓦維洛夫的入獄而得到滿足，他一心想要藉此機會排除所有異己。於是，猶如中國古代的株連政策，瓦維洛夫的很多同事也因此被逮捕。

　　在獄中，瓦維洛夫受盡折磨，每天都要被提審，每次提審時間超過十小時，甚至日夜無休地對他進行人身迫害。於是，一個文弱的學者，終於被屈打成招了。最後，這位對蘇聯科學界有著卓越貢獻的科學家，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處死刑，並沒收他的全部財產。幸而後來由於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加里寧的干預，其死刑才沒有立即執行。

　　但1942年1月的一天，幾個穿著警服的人把他從薩拉托夫獄關押重要政治犯的3號牢房裡叫了出來，對他說，要送他去醫院。此時的瓦維洛夫由於受到了長期的非人折磨，加上極度的營養不良，已經形容枯槁，他穿著一件很舊的黑色大衣，就這樣被帶走了。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一代科學英才，就這樣了無聲息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叱吒一時

　　競爭對手一個個被打垮，有的被槍斃，有的被流放，有的還在牢獄之中。李森科周圍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弱。而在這期間，李森科又在做什麼呢？借著強硬易態度和鐵血手腕，李森科在蘇聯科學界可謂風生水起，不可一世。他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和九次列寧勳章的獲得者，他是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三科院士，他也是斯大林的親密戰友，曾經蒙受斯大林親自為他改稿的殊榮。可是，這一切的光環背後，隱藏的是李森科卑微的理想和卑鄙的人格。

　　在1946～1947年中，蘇聯科學界的這種荒唐現狀開始出現些許轉機，開始有人對李森科主義進行明確的批判，並且得到了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日丹諾夫的支持。日丹諾夫是斯大林的女婿，同時也是斯大林的主要助手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所以，他的支持，對當時肆意橫行的李森科等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可是，正當人人都覺得曙光初現之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一場更大的暴風雨即將到來。

　　在李森科主義搖搖欲墜之時，李森科的政治手腕再一次發揮了功效。李森科在危急關頭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1948年8月召開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即著名的「八月會議」）上，李森科宣讀了經斯大林親自審查修改並由蘇共中央批准的大會報告《論生物科學現狀》。他豪氣衝天地宣稱，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對蘇聯遺傳學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是整個蘇聯科學界永遠無法彌補的一個巨大傷口。無數的實驗室被迫關閉，很多極具影響力的研究被迫中止。

　　煙消雲散

　　1952年底，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植物學雜誌》出版了，它再次對李森科主義提出質疑。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更加加速了李森科之流的毀滅進程。1955年底，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當局，要求撤消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這個請求被接受了。1956年初，李森科被迫辭職。

　　可是，歷史再次重演。此時的蘇聯政府牢牢地控制在赫魯曉夫的手中，他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學術研究無奈再次地屈服於政治權威之下。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不過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依靠政治手段獲得學術地位的李森科既然失去了政治靠山，那麼，他那憑藉政治手腕築構起來的學術權威也就在瞬間土崩瓦解了。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了蘇聯科學院遺傳研究所所長職務。這就宣布了李森科維持了多年的「科學」生命到此終結。

　　（摘自《假象：震驚世界的20大科學欺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