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塵子《論語說解·憲問第十四》

雲塵子《論語說解·憲問第十四》

原文：
14.1.1憲問恥（１）。子曰∶「邦有道（２），谷（３）；邦無道，谷，恥也。」
註釋：
（１）憲：姓原，名憲，字子思，孔子弟子。恥：對恥辱的看法。（２）邦：諸侯國。有道：治理符合天地之道。（３）谷：為拿國家俸祿而做官，只吃飯不做事。
譯文：
孔子弟子原憲問對「恥辱」的看法。孔子說：「國家的治理符合天地之道，只知做官吃俸祿；國家的治理不符合天地之道，只知道做官吃俸祿，都是一種恥辱。」
說解：
只要是從政做官，也就擔負起了「以道事君」、「仁民愛物」的責任。如果君王的言行政令符合天地之道，正是君子大有作為之時，應當使仁政普及於天下，不能只管拿俸祿而不思進取。如果君王的言行政令不符合天地之道，既然身為官員，也就有匡正君王、拯救天下的責任，也不能只管拿俸祿而不盡責任。所以，無論國家是否符合天地之道，君子都應該有所作為，否則便應當引以為恥。朱子《論語集注》中說：「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谷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谷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君子，無論是否從政，都不會放棄仁義和責任，因此，對於君子來說，只是保住肉體生命的存在而不行任盡責，便是一種恥辱。正如張岱《四書遇》所引葛屺瞻(qi3 zhan1)說的那樣：「有道則當建白，無道則當拯救。即未仕，而其具亦當預辦。那一時沒有事做？單言谷者，絕不做事，即俗雲吃飯過日子相似。不但食君祿，即家食亦是。『谷』字，不可解作『祿』字。」

原文：
14.1.2「克、伐、怨、欲（１），不行焉（２），可以為仁矣（３）？」子曰∶「可以為難矣（４），仁則吾不知也（５）。」
註釋：
（１）克：爭強好勝。伐：自誇炫耀。怨：怨天尤人。欲：貪圖私慾。（２）不行：不做。（３）為(wei2)：算做。仁：仁德的人。（４）難：難能可貴，難得。（５）則：卻。不知：無法確定。
譯文：
（原憲又問：）「爭強好勝、自誇炫耀、怨天尤人、貪圖私慾，這四個方面不讓它出現在行動之中，可以算做仁德的人了嗎？」孔子說：「可以算做難能可貴，但是，（這隻能不損人而不能有益於人，仁德的人還要能有益於人），這樣的人是否能算做仁德的人，就無法知道了。」 此章對孔子的答話，採用阮元的解說。
說解：
國家要和諧安寧，不從道德禮樂入手，卻從行政以及刑罰入手，不是不能使國家保持一時的穩定，但是，不是長久之計。一個人要健康快樂，不從健全自己的身心入手，卻只知道防病、治病，也許能保持一時之間身體不生病，但是，無法達到強身健體、心安理得的目的。一個人的道德修養也是這樣，不從擴充自己本來的善良本性出發，卻從克制自己的慾望出發，也許可以達到不違背道德、不違反法律的程度，但是，卻不可能達到聖賢君子的境界。
不讓爭強好勝、自誇炫耀、怨天尤人、貪圖私慾表現出來，如果真能做到，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就像本來有病卻除去病根，而只管把病鎮壓下去一樣，需要的是強制手段。善良的本性不能確立，不能使之成為主導者，恐怕終有一天會鎮壓不住而發作起來的。這就好比用霸道治理國一樣，靠武力制服百姓，最終也會被百姓用武力推翻。仁德必須從本心去做，仁政必須從自正去做。

原文：
14.2子曰∶「士而懷居（１），不足以為士矣（２）！」
註釋：
（１）士：讀書而有志做官的人。懷居：只想悠閑安逸。（２）為（wei2）：成為。
譯文：
孔子說：「要讀書做官的人卻只想著悠閑安逸，就不夠資格作為一個讀書做官的人了！」
說解：
如果悠閑安逸是來自內心的端正、平和、寧靜，那麼，就是非常高妙的境界，但是，如果內心並不端正、平和、寧靜，卻追求生活得悠閑安逸，便不會施仁於人，不回盡到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讀書而有志做官的人，應當是以天下為己任、以仁為己任的人，所以，貪圖個人的悠閑安逸、追求個體家庭的舒適享樂的人，絕對不會符合君子之道。張岱《四書遇》中說：「管登之曰：懷居即懷土。謂私其身於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耿楚侗曰：俗情濃艷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閑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為學問真得力處。」

原文：
14.3子曰∶「邦有道（１），危言危行（２）；邦無道，危行言孫（３）。」
註釋：
（１）邦：諸侯國。有道：符合天地之道。（２）危言：說話正直。危行：行為正直。（３）孫(xun4)：音「訊」，通「遜」，小心謹慎。
譯文：
孔子說：「國家治理符合天地之道，要說話和做事都正直；國家治理不符合天地之道，做事要正直但說話要謙虛謹慎。」
說解：
《詩經》中有一句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果對自己的修養和能力的認識不夠，或者對外部環境和條件的認識不夠，都不能算是明；如果應該做的事情卻不去做，或者不應該的事情強行去做，都不能算是哲。不明，不足以保身；不哲，不足以成事。國家到底是「有道」還是「無道」？這是首先要辨別清楚的，在自己心中誇大了國家中好的一面，或者誇大了壞的一面，都不能算是明哲；本來自己只能挑起五十斤的擔子去硬要挑百斤的擔子，或者本來能挑百斤的擔子卻只去挑那五十斤的，也都不能算是明哲。
不管國家是否有道，以端正的心態去做自己該做而且能做的事，這是符合仁義的做法。也許在國家無道的時候，我們所做的事所取得的效果並不好，但是，如果我們能使自己身邊的人受益也好，能使更多的人受益則更好。君子從來不把天下無道作為自己不守正道的理由，作為隨波逐流的理由。在國家有道或無道的時候，在言辭方面有區別。不符合道義的話，無論國家有道還是無道都不應該說，合乎道義的話，在國家有道的時候應該說出來，在國家無道的時候則要更加小心謹慎地說，或者乾脆不說。小心謹慎地說和不說，不是不去做，而且還要盡心儘力地去做。
張岱《四書遇》引李卓吾的話說：「『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危言危行』，『危』字在『言』字之上；『危行言孫』，『孫』字在『言』字之下。多少斟酌！多少變化！不可不知。」國家有道的時候，說了話能起作用，因此要該說的就說，同時還要去做好自己的事，所以言在行前；國家無道的時候，說了話可能不僅不起作用，反而可能會招致禍患，在這種情況下多去做事更重要，所以行在言前。朱子《論語集注》引尹氏的話說：「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國家無道而且使百官、百姓不敢說話的時候，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原文：
14.4子曰∶「有德者，必有言（１）；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註釋：
（１）必：一定。言：言辭。
譯文：
孔子說：「有品德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辭；有好言辭的人，不一定有品德。仁德的人，一定有勇氣；有勇氣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說解：
有品德的人，靠的是內在的修養，無論什麼時候都憑著善良的本性去說出不違背道義的話，所以說「君子之人，其言藹如也」；但是，說話好聽的人，講話不違背道義的人，卻不一定必然是有品德的人。無德之人，經常會假借道德的名義來美化自己，卻去做出傷天害理之事。有仁德的人，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不僅能敢作敢當，而且在危急的情況下敢於為了成就仁德而獻出自己的一切，因此必然能夠有勇氣；只有勇氣卻沒有道德修養的人，說話做事的出發點不一定正確，做事的方法不一定符合道義，即使做得很成功，即使給大家帶來了利益，能算有仁德的人嗎？如果不是出於仁心，也不值得稱讚。心性邪惡的人，本來想傷害正人君子，結果卻不僅沒有傷害正人君子，反而成就了正人君子，我們會因此而感謝他嗎？有勇氣的人，可以敢於做正義的事，也可以敢於做邪惡的事，因此，也就無法肯定地說他必然有仁德。品德修養是言辭的基礎，仁德之心是勇氣的前提。

原文：
14.5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１）∶「羿善射（２），奡蕩舟（３），俱不得其死然（４）。禹稷躬稼而有天下（５）。」夫子不答（６）。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７）！尚德哉若人（８）！」
註釋：
（１）南宮适（kuo4）：姓南宮，名適（kuo4），又名縚（tao1），字子容，謚敬叔，孔子弟子。於：向。（２）羿(yi4)：夏朝有窮國國君，善於射箭，最後被臣下寒浞（zhuo2）所害。（３）奡(ao4)：又作「澆」，寒浞的兒子，後來被夏后少康所殺。蕩舟：把船翻過來，或者說能在陸地上拖著船走，表示力大超人。（４）俱(ju4)：都。其死：正常的死亡。然：相當於「焉」，語氣詞。（５）禹(yu3)：帝舜的大臣，曾成功治理洪水，後來成為帝王，他的兒子夏啟建立的夏朝。稷(ji4)：周族的祖先，帝舜和帝禹時的農官，曾教民播種莊稼。躬稼（jia4）：親自（為民治水）、教民播種莊稼。（６）夫子：指孔子。（７）君子哉若人：此人真是君子啊，「若人」即「此人」。（８）尚德：崇尚道德。
譯文：
孔子弟子南宮适向孔子問（如何評價這樣的事）：「羿擅長射箭，奡能夠把船反過來，但是都不得正死。大禹（親自為民治水），后稷能夠親自種莊稼（教給百姓），（他們本人或後代）卻能得到天下。」先生沒有回答。南宮适退出去以後，孔子說：「這個人真是君子啊！這個人真是崇尚道德！」
說解：
擅長一種技能，擁有超人的力量，當然都是好事，但是，沒有道德修養作為前提，那麼，這種技能或力量可能只會用來自己謀生或者謀利，難以用來為民造福、利益群生，所以，不僅難以得到大家的擁戴，卻反而會因此而受害，也就很難保證有得以善終。如果有心為民造福，便能夠擅長某一方面的技能以利益群生，當他們全心全意地施行仁道的時候，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百姓的擁戴，所以，才能建功立業，萬世流芳。我們的心中是否有為民造福、利益群生的仁義道德呢？
崇尚道德的人，會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把自己與他人對立起來；崇尚武力的人，難免逞強好勝，常常想要勝過別人，在心理上容易視角他人為敵人。與人為敵，不能善終的人不會少；誠敬待人，無愧於天地良心。來可泓《論語直解》中說：「南容向孔子提了兩個問題：崇尚武力者，俱不得善終；崇尚德行者，俱有天下。在問題中就包含著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的思想，所以孔子無須回答。知道南容已認識到了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問題，因而受到孔子的讚揚。」
張岱《四書遇》中說：「南宮适之言是惠吉逆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實事實理，既斬世人僥倖念頭，且掃我輩感慨意氣。何復子曰：欲超世者，不可無此一段志趣；欲維世者，不可無此一段議論。」想一想我們自己是否有那種憑藉技能或武力而獲得名利的僥倖心理？我們自己是否知道這樣的事實以後空發感慨卻仍然「尚力」而不「尚德」？我們是否有「尚德」的志趣？我們是否盡了為民造福、利益群生的君子之責？

原文：
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２）！」
註釋：
（１）君子：有道德修養的人。不仁者：在一般人看來不符合仁德的事。夫：語氣詞。（２）小人：道德修養不夠以及缺乏道德修養的人。
譯文：
孔子說：「君子可能會有不符合仁德的事吧？沒有見過小人卻能符合仁德的！」
說解：
沒有仁德，即使有道德修養也就根基不正，不能說是真有道德修養，因此，根本就不能算是君子，否則便是偽君子，或者對對君子之詞的濫用。君子必須有仁德，但是，可能因為修養還不算高，所以，不一定會完全沒有不符合仁德的事，卻絕不應該是知道不符合仁德卻明知故犯，而且既然是君子就應該是知錯就改的人。同時，君子做事，只是根據道義去做該做的事，所做的事有時是他人一時之間難以理解的，甚至會被誤解的事，因為一時難以理解或者被誤解，所以才被認為是不符合仁德，但是，君子只管做事是否符合道義，而不能也不可能求得所有人都能馬上理解、完全理解。
如果有仁德的修養，也就符合了君子之道，沒有仁德修養的人，當然也就是小人。君子之心，必須是以仁德為依據的；君子之行，應該是發自仁德之心的。小人之心，不以仁德為依據，或者依據個人的感情好惡，或者依據名利得失；小人之行，常常被個人情感所左右，常常被名利得失所左右。小人不是沒有利人之行，但是，這種利人的目的是為了利己，而不是先有利人之心；在有名利可得的時候，在個人名利受到威脅或者失去的時候，因為沒有仁德作為依據，便可能會無所不為了。因此，既然是小人，就不可能有符合仁德之事。
君子不保持仁德之心，便必然淪為小人；小人能修養仁德之心，便能夠升為君子。不是說，我們生來必然就是君子，或者生來必然就是小人。能否成為君子，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事；有君子之修養之後，世人是否認可，那是世人的事，不是君子的事。張岱《四書遇》中說：「君子有日月之食，明見其不仁，故其仁自在；小人未嘗不假借名理，自附於仁，然正所以濟其不仁也。『未有』二字是決詞，是決不開小人以依傍之門，使小人有所遮飾也。」

原文：
14.7子曰∶「愛之（１），能勿勞乎（２）？忠焉（３），能勿誨乎（４）？」
註釋：
（１）之：指某個人。（２）勿勞：不使他幹活勞動。（３）忠：發自內心的忠誠。焉：同「之」。（４）誨(hui4)：教導和勸諫。
譯文：
孔子說：「愛一個人，能叫他不幹活受勞苦嗎？發自內心地忠誠於一個人，能不對他有所教導勸諫嗎？」
說解：
蔡清《四書蒙引》中說：「愛不但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愛友，君愛臣民，師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為人某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
「愛之，能勿勞乎」，說的是上對下的關係。父輩、兄長、君王（領導）、教師，都屬於「上」的範圍；子女、弟妹、臣民（下屬）、學生，都屬於「下」的範圍。上對下，首先要有慈愛之心，這是前提。但是，愛得過分，或者愛得不及，都不好。從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來說，如果父母把一切事都替子女做了，不讓子女受累，似乎是子女非常愛的，實際上卻是對子女非常不利的，容易使子女形成依賴性甚至好吃懶做的習慣，具有了依賴性便會減弱個人能力的培養，形成了好吃懶做的習慣會失去道德修養。應該由子女做的事，就不應該由父母代替；應該由父母做的事，就不應該交給子女去做。越俎代庖，絕不是愛的表現；沒有愛作為前提，只使人勞苦，更是不符合仁道的。
「忠焉，能勿誨乎」，所的是下對上的關係。子女、弟妹、臣民（下屬）、學生，對父輩、兄長、君王（領導）、教師都應該具有「忠」的心態，這是前提。所謂「忠」，是說發自內心，然後言行合乎分寸。有了這個前提之後，才能去談「誨」，否則便不符合禮義。用真誠之心對待父輩、兄長、君王（領導）、教師，就不是為了討好他們，也不是要有意侮辱他們，那麼，當他們的言行符合道義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服從；當他們的言行不符合道義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加以指出，這裡給他們指出不符合道義的地方，也就是「誨」的表現。合乎分寸，就是要注意表達不同意見的態度、方法、程度，教誨不是替人拿主意、替人做決定，更不是替人辦事情，而是提出建議以供參考。發現他們不符合道義的時候，不能不加以指出，也不能把我們的意見強加於他們，指出錯誤的時候需要建設性的心態，而不是旁觀、破壞的態度。

原文：
14.8子曰∶「為命（１），裨諶草創之（２），世叔討論之（３），行人子羽修飾之（４），東裡子產潤色之（５）。」
註釋：
（１）為（wei2）命：擬寫外交辭令。（２）裨諶(bi4 chen2)：鄭國大夫。草創：起草創作。（３）世叔：名游吉，鄭國大夫。討論：研究並提出修改意見。（３）行人：外交官。子羽：姓公孫，名揮，鄭國大夫。修飾：對文字加以增刪。（４）東裡子：居住在東里的子產，鄭國大夫。
譯文：
孔子說：「（鄭國）在擬寫外交辭令的時候，由大夫裨諶起草創作，再由大夫世叔研究而提出修改意見，由外交官子羽對辭句加以增刪，還要由大夫東裡子（子產）再加以潤色。」這是說擬寫外交辭令非常慎重。
說解：
一個國家的政令，包括外交辭令在內，都是直接影響到國家興亡、百姓命運的大事，所以，盡量避免任何細微的偏頗與不足，不能不非常詳審周密，不能不非常鄭重其事。這需要有專門的人來負責，又要經過幾位賢明之臣的分工合作，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像鄭國的政令、外交辭令，要由子產負責，同時，有起草的人，有提出意見的人，有進行修改和增刪的的人，最後還要經過子產的潤色。朱子《論語集注》中說：「鄭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張岱《四書遇》引王元美的話說：「鄭國是子產執政。按《左傳》，裨諶三人皆子產所薦。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可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不得概作四平。」

原文：
14.9或問「子產」（１），子曰∶「惠人也（２）。」問「子西」（３），曰∶「彼哉彼哉（４）！」問「管仲」（５）。曰∶「人也（６）。奪伯氏駢邑三百（７），飯疏食（８），沒齒無怨言（９）。」
註釋：
（１）或：有人。子產：鄭國大夫。（２）惠人：給民眾好處的人。（３）子西：此指鄭國的大夫公孫夏，字子西，是子產的同宗兄弟。（春秋時代的子西有三人，其中有一位是鄭國的，另兩位都是楚國的，朱子認為指楚國子西，錢穆先生《論語新解》認為指鄭國子西，此處採用錢先生之說。）（４）彼哉：如此而已，就是那麼一個人。（５）管仲：齊國大臣。（６）人也：比較合格的人。（７）奪：剝奪，減少。伯氏：齊國大夫。駢邑(pian2 yi4)：地名，伯氏的封地。三百：指三百戶人家。（８）飯：吃。疏食（si4）：粗疏的食物。（９）沒（mo4）齒：至死。
譯文：
有人問如何評價鄭國大夫子產。孔子說：「他是個能給民眾好處的人。」問如何評價（在子產之前治理鄭國的大夫）子西，孔子說：「如此而已。」問如何評價齊國的大臣管仲，孔子說：「是一個比較合格的人。他剝奪了伯氏在駢城的三百戶采邑（君王所封的土地，封地里民眾所繳納的租稅供他使用），使伯氏只能吃粗茶淡飯，卻至死沒有怨恨他的言辭。」
說解：
評判人物，無法得知其心中所想，因此，他的所作所為所產生的效果就是最為主要的依據了。鄭國的子產能夠使百姓得到好處，可以說做到了愛民。孔安國《論語集解》中說：「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朱子《論語集注》說：「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能「愛人」的人是不是就是「仁人」呢？只能說非常接近「仁人」了，這已經是難能可貴的。為什麼說能「愛人」還不能等同於「仁」呢？因為「愛人」是達到「仁」的途徑，卻還不是說已經達到了「仁」這個目標。《孔叢子·雜訓》中記載：「縣（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對能夠惠及一方百姓的官員，應該是予以肯定的。
鄭國的大夫子西，孔子沒有明確地評價，但是，不評價也是一種評價。一般的解釋都是說「無足稱」，也就是說，不足以稱道，但也不足以貶低，只是普通人物而已。天下官員眾多，子產這一類官員能夠給百姓帶來好處的官員是值得稱道的，子西這一類的官員無大善也無大惡，管仲這一類的官員則有大善同時又有不可取之處。
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是「人也」，也就是說是一個比較合格的「人」。《論語》中曾經說過「仁者，人也」，這是說「仁」是「人」所應當有的品德，但是，卻不能說「人者，仁也」，因為並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算做「仁人」，所以，孔子曾經評價管仲是「如其仁」——劉寶楠《論語正義》引王引之《經傳釋詞》中的說法：「『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為仁，而言如其仁，明專據功業言之。《谷粱傳》所云仁其仁者也。」又引俞樾《諸子平議》的說法：「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揚子《法言》之意，其與《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這裡，我們依據《春秋公羊傳》中對管仲「實與文不與」的態度來解釋，結合俞樾的說法：管仲是一個可以肯定的「人」，在事功方面確實表現了仁德的一面，但是，還不能算是完美的「仁人」。
為什麼管仲還不能算是完美的「仁人」？首先，《論語》３．２２章中，孔子沒有肯定管仲的「儉」、「知禮」；１４．１６章和１４．１７章中，孔子所肯定的都是管仲的事功效果，而沒有肯定他是「仁人」。其次，《孟子·公孫丑上》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說，曾西在有人把他與管仲相比較的時候，「艴然不悅」說：「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以此表示「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因為管仲所行的是霸，結果是「管仲以其君霸」，在有條件而且有機會實行「王道」、「仁政」的齊國當時，管仲所行的卻是霸道。其三，管仲剝奪了伯氏在駢城的三百戶采邑（君王所封的土地，封地里民眾所繳納的租稅供他使用），使伯氏只能吃粗茶淡飯，卻至死沒有怨恨他的言辭，這是「執法公允」，當然應該肯定，但是，「執法公允」也不能就此斷定管仲就是「仁人」。最後，是不是「仁人」需要從內心所想和現實效果兩方面來說，任何人都無法得知管仲的內心所想是否符合仁德，因此，也無法直接說他是「仁人」。

原文：
14.10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１），易。」
註釋：
（１）驕：驕橫（heng4）。
譯文：
孔子說：「貧賤卻沒有怨恨，很難做到；富貴卻不驕橫，容易做到。」
說解：
沒有人會喜歡貧窮，所以，在貧窮的時候很容易產生怨恨，這是人的本能，是人的常情。本能與本性不同，本能需要外在的力量去發動起來，一旦發動起來，也就容易偏離本性。君子的修養，所需要的就是這種節制這種本能的發動，使它不至於偏離本性。如果沒有這種修養，就只能服從於本能，從而使我們被得失左右，被情感左右，被名利左右，內心中那種與生俱來的善良本性便可能完全被遮蔽了。如果修養不夠，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定力，從而使自己在貧富貴賤的波濤之中上下浮沉，在人生的大海中漂浮不定。修養使我們能夠在貧賤之時，可以心安地生活做事，心安才能使自己不至於頹廢，做事才能使自己有希望。修養使我們能夠在富貴之時，可以不驕不躁，善於節制自己，不驕不躁才能使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態，善於節制自己才能防患於未然。
在貧窮的時候，在不得志的時候，能夠不怨恨，確實很難，但是，君子的修養，就是勉為其難。產生怨恨之情很容易，也很可以理解，但是，怨恨無用、無益，反而有害。然而，天下之人雖多，能夠完全符合君子修養的人畢竟不會太多，所以，執政者首先需要的是儘力避免使百姓陷入貧窮卑賤之中，要使百姓衣食無憂，這是執政者的責任，也是君子的義務。只顧使百姓富裕起來，並不是目的就達到了，因為富裕不一定使人心安，反而有可能因此而驕橫傲慢、懈怠奢侈，富貴之後如果不知道節制，要害人更容易，自我的墮落也更容易，所以，通過禮義教化來提高百姓的修養，增加君子的數量，才是根本性的解決方法。今日的貧賤，不一定明日仍然貧賤；今日的富貴，不一定明日仍然保持。貧賤的時候不怨恨，也就有未來的希望；富貴的時候不驕橫，也就可以避免未來的墮落。

原文：
14.11子曰∶「孟公綽（１），為趙魏老則優（２），不可以為滕薛大夫（３）。」
註釋：
（１）孟公綽（chuo4）：魯國大夫。（２）為(wei2)：擔任。趙魏：晉國大夫中的兩家。老：指家臣。則：就。（３）滕薛：兩個較小的國家。
譯文：
孔子說：「魯國大夫孟公綽，擔任晉國大夫趙氏或魏氏的家臣可以是一個優秀的人才，但不能擔任滕國或薛國的大夫。」
說解：
對一個魯國的大夫，孔子卻說，如果讓他擔任作為大國的晉國中兩家大夫的家臣會比較好，而擔任作為小國的滕國或者薛國的大夫卻不合適，是要說明什麼問題呢？要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呢？
首先，一個人應該選擇適合自己才能的位置。孟公綽是一個性情恬淡的人，這樣的人不是想要有大作為的人，所以，擔任大國的大夫家的家臣比較清閑，不僅適合自己的性情，而且也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但是，如果要擔任小國的大夫，就有些不合適，因為小國的大夫需要處理很多煩瑣的事情，不僅不適合自己的性情，也難以做到最好。如果僅僅是不適合自己的性情，問題還不算太大，但是，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甚至難以把事情做好，就會影響國家百姓的命運，這就是大問題了。
其次，朝廷選用人才也要量才而用。朝廷選拔人才，既要考慮人才的性情，又要考慮到才能。任命一個性情恬淡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可能會耽誤大事，不僅會對所任命的人是一種傷害，而且會對國家百姓不利。既對人才不利，又對國家不利，怎能不引起執政者的注意呢？朱子《論語集注》中引胡氏的話說：「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