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中的台灣教授和醫生

[SIZE="3"][COLOR="Navy"]  2006年09月20日

  中國大陸的急速崛起、台灣的自我封閉加上不懂尊重知識價值的執政者，共同促成了正在發生的「高階人才外流」現象；它的弦外之音正是：從量變到質變，台灣正在向大陸傾斜，台灣的競爭力也在喪失中。

文 □ 特約撰稿員 蘇惠昭（發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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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第971期《商業周刊》報導了一則台灣學術界地震的消息：6月底，台大國企系教授巫和懋、台大經濟系教授朱家祥、政大金融系教授霍德明，這3位學術生命正值巔峰的知名財經教授將離開台灣，共赴北京大學任教，新的辦公地點在林毅夫主持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消息一出，島內學界一片嘩然。

[B]台灣專家外流[/B]

巫和懋畢業於台大經濟系，美國史丹佛大學博士，曾任教美國杜蘭、范德堡、羅格斯等大學，他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肯尼斯亞羅(Kenneth Arrow)的學生，台灣賽局理論（註：一種關於「策略性思考」的系統知識，可以廣泛運用在人生、社會、經濟、政治上）第一人，也是12年前台大拼了命挖回來的學者；他在台大管理學院EMBA班開的《管理經濟學》課座無虛席。

朱家祥同樣是台大經濟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博士，專研計量經濟及時間序列分析；霍德明也是台大經濟系畢業，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貨幣金融、宏觀經濟、經濟成長。

他們何以離開台灣？簡單來說，一是「台灣沒有未來」的推力，二是「中國大陸崛起」的吸引力：崛起的大陸富有願景，充滿了希望，並且給得起一流的待遇；如果能夠像早來大陸的林毅夫一樣有機會影響中國的經濟政策，這更是所有經濟學者的大夢。

不只財經學者，清華大學也出現了3位來自於台灣的教授，其中一位程曜，是同步輻射專家，曾經研究出全世界最深的3毫米X射線深刻術。而擔任過台灣教育部長的海洋專家吳京也被浙江大學聘去籌建一級海洋中心。

《十年後，孩子，誰來教？》，《商業周刊》封面故事以一個驚聳的標題來包裝這一「教授西進」議題。台灣有4萬多名教授，走了3個不過四萬分之三，但台大會計系教授劉順仁在接受採訪時卻拋出了一段警語：「他們3個人走，絕對是台灣高等教育人才流失的關鍵性指針」；媒體則以「大陸重金挖角，台灣高教土石鬆動」來涵括現狀。
   
一個多月後，台灣另外一本指標性財經雜誌《今周刊》，報道大陸首座台資醫院開院秘辛。到大陸開醫院，這是「經營之神」王永慶至今仍未達成的志業，搶在他之前啟動的竟然是另一家台資企業旺旺集團。旺旺集團在湖南長沙開立的旺旺醫院，有八大台灣名醫陳維昭（外科）、李源德（心臟內科）、呂鴻基（小兒心臟內科）、張揚全（神經醫學）、李威傑（消化道外科）、陳清淵（心臟內科）、鄭和煙（腎臟科）、楊弘仁（敏盛醫院醫控執行長）輪流派駐。台灣醫療團隊輸出以人員訓練及醫療流程管理經驗為主，李源德並期勉台灣醫界新人能看到中國大陸的醫療發展，勇於接受挑戰。

[B]從候鳥式往返到「舉家遷移」[/B]

每年有四百萬人次的台灣人到大陸去，有一百萬人在大陸工作，然後像候鳥似的往返大陸台灣，但巫和懋要賣掉台北的房子，朱家祥、霍德明則是「連根拔起」、「舉家遷移」。先是隨著傳統產業外移外派的台籍幹部，再有服務於高科技公司和跨國企業的經理人，產業外流、資金外流、學生外流，現在到了教授醫生外流，而從大陸「外流」到台灣的則是大陸新娘，這對台灣意味著什麼？

國民黨籍立委，同時也是財經學者的李紀珠以「知識經濟時代的人才爭奪」來看待這一現象。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認為，當知識逐漸成為能否擁有國際經濟優勢的關鍵因素，國家就必須開始面對「人才外流」問題。人才泛指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所認為的「知識」，以及「知識經濟」、「知識工作」所指涉的「知識」，二者意涵不同，前者等同於書本上的字句，後者說的知識必須「能運用到某件東西上」，也就是具有生產力。

人才是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的資產，而人才的培育、爭奪與流動也是必然的。李紀珠比較新加坡和台灣：為招攬中國人才，新加坡政府推出了《落地永久居民批准信》，獲得此信的中國境內35歲優秀青年若在一年內赴新加坡，即可自動轉為永久居民，並享有各種福利；台灣則全面禁止大陸人士來台就業，政府並希望能制定《台灣地區高科技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任職許可辦法》來防堵高科技人才流向大陸。「一個不懂尊重知識價值的執政者怎麼可能塑造出知識經濟的發展空間？」李紀珠問。

[B]一個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問題[/B]

中國大陸的急速崛起、台灣的自我封閉加上不懂尊重知識價值的執政者，促成了正在發生的「高階人才外流」現象；它的弦外之音正是：從量變到質變，台灣正在向大陸傾斜，台灣的競爭力也在喪失中。

但，《iThome電腦報》總主筆王盈勛卻有不一樣的看法。其一，《十年後，孩子，誰來教？》，他認為這不過是雜誌的營銷策略，包裝手法。一般來說，台灣教授的薪水雖然不高，月俸十萬台幣到頂，但比起大陸平均的年薪兩萬人民幣，仍然高出許多，加上言論自由的限制，「沒有人會把中國大陸當成是一片樂土」。反之台灣當局如果大膽開放大陸學術人才來台任教，「我敢保證，人數必然千百倍於台灣學者遠赴大陸任教者」；更進一步，台灣如果能提供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薪資水平和生活環境，「也就不必太在意部分台灣學者前進大陸了」。

其二，一直以來，台灣人才都處於外流狀態，特別是早年留美的理工人才，這對台灣的發展造成了傷害嗎？王盈勛引述美國經濟學者Anna Lee Saxenian在研究台灣科技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所做出的結論：就因為台灣有大量人才留在美國矽谷工作，當中有人後來回到台灣創業，而沒有回來的人也與台灣科技產業有密集的交流和互動。這種矽谷與台灣科學園區的知識鏈接，正是台灣科技業崛起的必要條件之一。

其三，王盈勛認為，台灣應該學習把大陸當作是一個「一般國家」，台灣的傑出學術人才到美國、歐洲任教如果是「台灣的驕傲」，那麼到大陸何以就成了「人才的流失」、「競爭力的威脅」？

說到底，這是一個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問題。一個中國，立場不同、視角不同、顏色不同、知識不同、懷抱不同，面對的態度就大不相同。《天下》雜誌為創刊25周年製作的特刊，一個是《珍惜台灣》，一個就是《面對中國》。「如何面對中國？其實人民看得很清楚，方向也很明白——政黨要停止惡鬥，政府應提升效能，大家暫時不談統獨，首要加強培訓人才及研發能力」，《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說。

教授西進的主角巫和懋在他「寫給大眾」的《賽局理論》一書中也說了這樣一段話：「21世紀初的台灣正面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向外面對著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向內又面對政黨輪替和產業轉型，往下去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可能從此繁華不再，有時想努力又有無力感，有時想共同打拚又遇協調困境。」「而常盤旋在我們心頭的是：如此精英的一代，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政治上又邁入民主制度，無人能再予掣肘，是否有辦法可以跳脫這些經濟、政治的困境？」

問題是，當政府無能亦無心面對台灣政治、經濟困境的時候，人民也只有做出自己的選擇，或者無從選擇了。

來源：鳳凰周刊2006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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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保有財產的權利。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