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黃色」新聞產業

2006/06/14   張愈編譯報道/現今中國新聞界仍處於困境。一年以前，四川省的一個地方報紙誘使一名年輕女性捐獻她的肝臟，從而可以獲得一個催人淚下的關於自我犧牲的獨家報道,其發行量一夜之間飆升。

2005年7月，記者王德印(Wang Deyin)通過電子郵件將一則聳人聽聞的新聞發給一家私人公司，要求他們支付1萬美元的「封口費」。這家公司將他告上法庭，目前王正在服刑。

中國媒體為何會墮落到如此地步？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將責任歸咎於亞當斯密：市場競爭導致媒體間的惡性競爭。「中國媒體一方面被政府有形的手所控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來自市場無形的手的壓制」，他在一個採訪中稱不負責的媒體是對中國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

遠東經濟評論6月號發表文章指出，雖然社會各界對媒體商業化的譴責不斷，但是必須記住，中國的新聞媒體並不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運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在沒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所進行的媒體商業化，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權錢綜合體。

當今，道德或者說新聞的淪喪，以及其對言論自由的影響，是中國其把偏執狂式政治控制與無止境媒體商業化融於一爐政府政策直接導致的結果。這不是中國領導人可以通過「八榮八恥」這樣空洞的口號可以解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開始允許政治改革，為對抗媒體貪污以及毫無根據的誇大作風創造條件。

在過去的27年中，中國媒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鄧小平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時，「媒體改革」意味著媒體將逐步擺脫文化大革命時期官方喉舌的角色。這個時代已經上升至一個更具社會責任感的層面。

由記者欽本立在1980年創立的《世界經濟導報》大膽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概念。由中國共青團主辦的《中國青年日報》開始刊登批評性的新聞以及評論。到1987年，包括最高領導人都表示，中國民眾應該被允許對國家大事知情，並進行討論。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門事件事發，所有改變突然中止。趙紫陽被批評煽風點火，鼓勵黨喉舌媒體機構採取更為開放和自由的報道風格，促進新聞自由。繼任者江澤民對媒體進行嚴格控制，而公眾的知情權則被認為是對重工政權的威脅。「對公共輿論進行指導」成為新聞宣傳的重點。

1992年，當媒體改革重新開始，此時中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浮躁氛圍中。這時的政策主旨是將媒體從黨輿論的工具變成有利可圖的媒體產業。中國政府開始從地方喉舌新聞機構撤資，同時保持對人民日報、新華社以及中國電視?這些中央級媒體的控制。1990年代，以盈利為導向的媒體以驚人地速度發展，都市報則是最有說服力的代表。

然而，在商業上自給自足的同時，媒體事實上並非是獨立的。他們受制於黨的控制，媒體行業的資源配置仍然完全處於政府大權掌控下。通過其審核系統，政府有效地控制著市場上新媒體的種類和數量。

舉例而言，政府下令《生活周刊》生雜誌不能就任何政治話題進行報道，而《財經》雜誌則被限制只能做純粹經濟類報道。通過這種形式，政府保證真正的競爭是受到限制的。

對外，中國在其媒體行業的大門口設置了打手，但在黨內部其實正在發生變化，主因是商業化。2002年，胡錦濤推出所謂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媒體政策。這一政策認為媒體應該最終由人們是否喜歡來評斷。這一政策稱，中國應該對媒體行業大力進行資產重組，並且以及改善資源配置、加強文化領域對社會的影響力。

這一思想的目的在於打造由國家控制的中國媒體航空母艦，能夠在媒體領域與像新聞集團等的境外媒體巨頭進行競爭。

商業化憑藉其以錢為導向的機會主義腐蝕了媒體，而中國領導人明確地指出，新聞媒體的存在不是為了公眾利益。他們敦促新聞媒體應該走商業上成功，政治上安全的路線，而關於無私捐獻器官的故事以及香港明星的娛樂八卦則是其典型?例。

「我們曾稱中國媒體是大眾媒體，事實上這非常準確」，《中國新聞周刊》的執行主編靳麗萍說。她表示，因為記者不能通過職業精神在市場以及社會獲得相應的尊重，從業人員傾向於將記者這一職業當作個人收入的工具。商業上的壓力以及低工資導致媒體將政治力量金錢化。許多中國記者通過閉嘴來獲得額外的獎金和好處，過上令人羨慕的生活。一些內部人士表示，沒有這些交易，這個產業很難吸引到人才。

在中國新的大眾媒體世界中，利益動機將專制統治與新聞統一起來，被稱作「二度封建化」。在中國媒體專業人士中已成為共識的是，在許多媒體機構中，高層的編輯以及行政職位可以半公開或者公開的方式來出售，以換取媒體內較高的平均工資水平，這一手法可以回溯到中國清朝的賣官鬻爵。

通過新聞扭曲加上後門交易換取的權力明顯有非常吸引人的前景。這些新聞從業人員正在通過在編輯以及商業角色中轉換來大發其財，藉此官員獲得成為富人的通行證。

的確，有一些中國媒體人士正在為公眾利益工作。儘管受到政治上的限制，黨「看門狗新聞」為調查新聞形式提供了許多空間。一些記者在繞開政府審查在他們的理想、政黨意識形態以及商業利益找到一個的中間地帶上已經非常有技巧。但是，這些新聞人卻越來越跟不上中國主流新聞文化的步伐。

對中國「黃色」新聞以及新聞自由命運的答案並不在於市場或者道德。這是關於政治以及法律改革的問題，以及媒體在這個大圖景中扮演的角色。這意味著與從商業化中奪回媒體改革的傳統，以及給予服務於公眾利益的媒體機構一個能夠平衡市場力量的獨立性。

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墮落、道德地下、不可被信任。必須置於大眾的監督和法制的管理之下。

了不得了，以道德評判者自居的自我感覺超好的「文明人士」又給我們上「新聞自由」道德課來了；難得其對中國的有關部門情況保持如此高度的關心和興趣，多謝了；只是慣用雙重標準，何以服人？

"道德地下"問題出自共b主x教育。人輿人的關係不再由人性、而由A級性Q定。

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