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不能害怕美國 人民幣升值百害無一利

　匯率政策和國家利益

　　――對話向松祚

　　沈文Z 《管理學家》雜誌執行副主編

　　向松祚 華友世紀創始董事長

　　人民幣升值為什麼會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管理學家：為什麼人民幣升值為什麼會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後果？

　　向松祚：人民幣大幅升值最主要的災難性後果，是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和通貨緊縮，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到6%以下，這對中國就是最大的災難。最明顯的就是大量失業，大量社會問題更加突出，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管理學家：什麼樣的幅度，可以稱作大幅？

　　向松祚：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一直眾所紛紜，沒有什麼統一意見。有人認為要升值10%左右，比如北京大學的宋國青教授，有人認為要升值到25%以上，比如美國國會和好些海外投資銀行的分析師。美國國會某些議員曾經聲稱，如果人民幣升值不到25%,他們就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關稅。還有人說要升值到5人民幣兌1美元，甚至要升值到2人民幣兌1美元才對，比如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黃有光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人民幣匯率應該是2。2元人民幣兌1美元。

　　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眾多主張人民幣升值的言論在理論邏輯上大有問題，根本靠不住。好些升值言論是無稽之談。所謂購買力平價理論，現實經濟根本不存在成立的條件。我不知道像黃有光教授和IMF的購買力平價計算用的是哪些商品價格。我可以用另外一些商品價格，輕而易舉地證明人民幣匯率應該是10人民幣兌1美元。購買力平價理論有很大問題，根本不能用來計算什麼均衡匯率。奇怪的是那麼多經濟學家連常識也忘記了。他們的理論根本經不起嚴格批評。

　　我的觀點是：依照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升值5%就是大幅升值。

　　管理學家：匯率大幅升值導致經濟增速急劇下降的邏輯是什麼？

　　向松祚：人民幣一旦大幅升值，無論升值后匯率繼續固定還是乾脆讓它浮動，匯率走勢會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人民幣繼續維持升值預期或直接繼續升值，第二種可能是人民幣匯率趨勢逆轉，掉頭向下，出現大幅貶值預期或直接開始貶值。無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是災難性的。

　　先說第一種可能。人民幣升值后，如果外界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仍然存在，特別是如果美國繼續對人民幣匯率說三道四，熱錢繼續跟隨美國的壓力進入中國，升值的預期就會揮之不去，甚至可能出現人民幣長期升值的預期，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類似日本最近十幾年出現的病症，即陷入「流動性陷進」之中而不能自拔。一旦人民幣形成長期升值預期，國內居民和企業會大量持有流動性貨幣，如銀行存款大量增加，手頭現金大量增加，目的是等著人民幣進一步升值來賺錢。居民和企業選擇大量持有流動性貨幣資產，實際消費和實質投資將大幅下降，國內總需求將大幅下降，中國經濟將出現通貨緊縮、經濟增速急劇下降、利率水平大幅下降。

　　一旦人民幣形成長期升值預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沒有力量來刺激經濟增長，因為國內居民和企業寧可選擇大量持有流動性貨幣資產，也不去進行實際消費和實質投資。即使國內利率非常低，消費和投資也照樣一蹶不振。就像日本，其國內名義利率水平很長時間已經接近為0，日本政府還大搞赤字財政，發行了天文數字的國債。但日本經濟增長速度很少超過3%，有時甚至接近零增長。日本「流動性陷進」剛開始出現時，好些經濟學者建議日本中央銀行搞通漲政策，結果毫無結果。經濟學者為了解釋日本宏觀經濟困境，提出許多理論，均與事實不符。只有「流動性陷進」理論成功解釋了日本病。

　　邏輯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1985年廣場協議美國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后，美國一直維持著對日本貿易制裁的壓力，經常要求日元繼續升值，否則就要貿易制裁，所以市場總是預期日元還會繼續升值。國際學術界目前有一個專用詞來描述美國對日本的壓力，叫做「鞭打日本」(Japan-Bashing)。如果人民幣升值之後，美國的壓力仍然不減，中國經濟就有可能步入日本後塵，墜入「流動性陷進」。

　　管理學家：日元升值的幅度是多少？

　　向松祚：1971年之前，日元長期維持與美元的固定匯率360日元兌1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台、浮動匯率時代開始后，到1985年，日元升值到250日元兌1美元左右。廣場協議后，日元從250日元兌1美元，最高升到79日元兌1美元(1995年)。

　　管理學家：人民幣繼續維持升值預期是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是轉而大幅貶值？

　　向松祚：對。有這種可能性。人民幣大幅升值之後，經濟增速急劇下降，熱錢賺錢之後紛紛撤出，出口下降，中國國際收支開始急劇惡化，人民幣必然開始貶值，或出現大幅貶值預期。

　　大幅貶值或貶值預期的形成，照樣會給中國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中國經濟將經歷十分痛苦的調節過程。升值之後形成貶值預期，外商直接投資(FDI)勢必大幅下降。與此同時，國內企業海外融資能力和償債能力下降，中國政府的償債能力下降或外債負擔加重。一旦貶值預期形成，國內居民和企業紛紛將本幣資產兌換成美元，將進一步削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經濟增速放緩乃至大幅下降是必然結果。只有等到人民幣真的大幅貶值之後，各種經濟行為和決策才會在新的匯率水平上逐漸調整，經濟增長才有可能逐漸恢復。那將是一個十分痛苦而長期的調節過程。中間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和難以管理的重大變化。

　　管理學家：哪種情況可能性更大？

　　向松祚：如果一次升值15%以上，我預料貶值預期會很快形成，因為其實沒有多少人會真的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可以維持在7人民幣兌1美元之上。去問問國內投資者和企業家吧，包括那些天天期待人民幣升值的外國投資銀行和投機者，他們相信人民幣可以長期維持7人民幣兌1美元之上？甚至5人民幣兌1美元或2人民幣兌1美元？一旦大幅升值，投機者賺錢之後，他們會立馬反過來賭人民幣貶值的。

　　如果我們老是迎合美國和投機者的壓力，像某些官員和學者那樣，動不動就要談論什麼市場力量決定匯率，那麼即使人民幣再升值2-3%， 長期升值的預期還是驅之不去。只有真的大幅升值之後，升值預期才會終止，但貶值預期又會立刻形成。

　　人民銀行去年7月21日的匯率改革弄巧成拙。人民幣升值2%，升值預期不減反升，12月改變匯率中間價的形成方式，進一步增加了浮動的區間，升值預期卻越來越大。投機者不賺到20-30%，是不會輕易放手的。一旦他們賺足了，他們又會反過來賭人民幣貶值。歷史經驗一再重複，我們必須記取。

　　人民幣升值有百害而無一利

　　管理學家：難道人民幣升值一點兒好處也沒有？

　　向松祚：人民幣升值有百害而無一利。非常奇怪，縱觀最近幾年來有關人民幣升值的諸多言論，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或利益，竟然沒有任何言之成理的理論！多數論點無非說人民幣應該升值，到底升值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好處，卻語焉不詳。好些學者用什麼購買力平價來論證人民幣現在價值低估多少，然後就說應該升值多少，都是沒有根據的。

　　我研究了支持人民幣升值的論點，只有兩個觀點值得討論一下。

　　第一種觀點以宋國青和易剛為代表，他們認為自1997年以來，中國的貿易條件一直在惡化，人民幣匯率升值可以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

　　第二種觀點認為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國內通脹壓力。最近的熱門觀點是：目前中國國內利率比美國利率水平低1個百分點還多，正是人民幣升值的好機會，升值一方面可以緩解國內通漲壓力，另一方面由於存在利差，熱錢不會再進來，進一步升值的預期可以消除。

　　匯率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的觀點看似比較深入，其實錯得很淺。

　　貿易條件的定義是國內出口商品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之比。要計算貿易條件的變化，首先一個問題是怎樣選擇樣本商品。是將全部出口商品和全部進口商品都算進去嗎？還是選擇某幾種商品？這和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均衡匯率是一樣的困難。選擇不同的樣本商品，可以得出不同的貿易條件狀況，正如選擇不同的商品籃子，可以計算出差別巨大的匯率水平一樣。我不知道宋國青和易剛的貿易條件是用哪些樣本商品計算出來的。他們得出貿易條件惡化的結論，但選用另外的商品，完全可以得出貿易條件改善的結論。由於有這樣的困難，經濟學者其實很少用這個概念來評估貿易狀況，因為莫衷一是，得不出一致同意的結論。

　　有學者建議採取要素價格來衡量貿易條件，比如中國一個工人，工作8小時生產一單位出口商品，能換回多少單位外國人生產的商品？進一步簡化，則可以用貿易雙方的勞工工資相對水平來代替貿易條件。均衡條件是同樣的勞力獲得同樣的工資，即要素價格均等。計量的困難依然存在，暫且不論。如果接受要素價格的貿易條件，那麼，中國貿易條件顯然一直在改善，因為中國最近10多年的勞動生產力和工資水平一直在上升，比我們的貿易夥伴美國、日本上升速度都要快。

　　無論如何，中國貿易條件自1997年以來一直在惡化並不是一個靠得住的結論，實際情況其實正好相反。

　　管理學家：撇開貿易條件的計算問題，你為什麼認為匯率升值不能改善貿易條件呢？

　　向松祚：即使不管貿易條件如何計算，匯率升值可以改善貿易條件是非常荒謬的論點。可不是嗎？貿易條件是出口商品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之比。出口商品和進口商品價格是國際市場的競爭條件決定的，跟匯率本身沒有直接關係。比如現在匯率是8元人民幣兌1美元，假設出口商品價格為1美元，有人以為如果將匯率升值到7元人民幣對1美元，出口商品價格就會相應上升10%多，從而改善貿易條件。有這樣奇怪的事情嗎？出口商如果能夠將價格提高，他們早就這樣做了，哪有有錢不賺、能提價而不提價的生意人？不能任意提價或被迫降價或維持現在價格不變，如此等等，都是競爭條件所決定的。你把匯率升值到7元人民幣對1美元，出口商並不能相應提價，他們還是只能賣1美元，要提價就會丟掉訂單。1美元拿回國內，只能結匯7元人民幣，可能付不出工資和材料價格，出口商就只好關門大吉了。再說一遍，出口商如能提價，早就提了，將匯率升值並不能強迫出口商提價來改善貿易條件。

　　有人還有一個怪論，說人民幣匯率本來應該是7元人民幣對1美元，現在還維持在8元多，本來出口商賣出1美元出口貨只能結匯7元錢，現在卻能結匯8元多，這就相當於中央銀行拿錢補貼出口商，縱容出口商低價出售，讓外國人白白得了好處。再沒有比這更荒謬的理論了。前面已經說了，出口商如能抬高價格賺錢，不提價才是傻瓜呢。再說，誰都知道，中國出口行業早就是競爭行業了，不僅國內出口商相互之間要競爭，更要面對外國對手的競爭。如果做出口，先收美元再換匯，能夠獲得比國內同行更高的利潤，其他同行豈有不群起而競相出口賺美元的道理？那是說，只要是競爭產業，出口企業不可能獲得什麼補貼、平白無故地賺取高額利潤。假若出口行業是完全壟斷，匯率低估變相補貼出口是可能的。然而，即使是當年(1994年)匯率並軌改革時，存在匯率低估變相補貼出口企業的可能性，但今天的匯率已經持續了10多年時間，所有要素和產品價格早就完成了相應的調節過程，出口行業競爭異常激烈，所謂匯率低估變相補貼的說法完全站不住。

　　管理學家：這種觀點的潛在邏輯是想用匯率政策來影響進出口商品相對價格？

　　向松祚：對，他們認為：依照現在的匯率水平，賣出1美元的商品，可以結匯8元多人民幣，將人民幣升值到7元或更高之後，出口企業要想同樣出口量還能結匯與之前相等的人民幣，就只好將出口價格提高到1.2美元左右了，這樣中國出口相對進口的價格不就上升了嗎？貿易條件不就改善了嗎？我們的經濟學者真會異想天開，天下怎會有這樣便宜、這樣簡單的事！再說，如果你改變匯率能改善貿易條件，佔到便宜，難道其他國家是傻瓜一個，不會也來操縱匯率？出口商若能提價，早就提了，賺錢的事，還要你用匯率升值來強迫出口商提價？請我們的經濟學者，去問問隨便哪個做過生意的人吧！

　　結論是：用匯率升值來改善貿易條件是根本說不通的。

　　管理學家：你怎麼看待人民幣升值會減輕通脹壓力的觀點？

　　向松祚：這個觀點有兩個層面：一是認為如果人民幣升值之後，就會消除升值預期，熱錢就不會再進來，購買外匯、放出人民幣的壓力就減少了；二是以為，人民幣升值之後，原本100美元進來，央行要放出去800多人民幣，升值后，100美元進來，放出去的人民幣會相應減少，貨幣供應量就相應減少了。

　　對於預期的問題，我們剛才說了，人民幣升值之後，是否會消除升值預期，還是一個問題。關於國際收支與貨幣供應量的關係，因為我們採用固定匯率制度，貨幣發行量的多少就要服從固定匯率下的自動調節機制。只要固定匯率有足夠的公信力，沒有匯率大幅波動的預期，長期而言，中國的通漲水平、利率水平、經濟周期將與美國同步。只要美國物價水平相對穩定，中國就不會出現大規模通漲和通縮。

　　目前中國究竟有多大通漲壓力，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我的判斷是：通漲並不嚴重。我們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外國直接投資年年上升，通漲率即使到5%或更高一點兒不是什麼大問題。熱錢是匯率升值預期所引起的，根源在美國和日本。只要處理得當，堅定自己10多年來的做法，升值預期會消失。想當年。亞洲金融危機之時，亞洲那麼多國家匯率劇烈貶值，投機者天天預期人民幣要大幅貶值，中國政府堅決頂住，貶值預期很快銷聲匿跡。那時投機者公開叫板，直接動用大量資金攻擊港幣，特區政府果斷應對，還是擊退了投機者的攻擊。

　　匯率浮動不是中國貨幣政策的選項

　　管理學家：有人認為，人民幣匯率與美元固定，讓中國的貨幣政策失去自主權，很被動，所以他們主張人民幣不僅要升值，還應該浮動。你怎麼看？

　　向松祚：教科書上的老生常談是將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相比較。說固定匯率最大的缺點是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權，貨幣供應量被動地隨著國際收支狀況自動調節，還要輸入通漲通縮，等等。浮動匯率的優點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浮動匯率讓貨幣政策有自主權和獨立性。主張人民幣浮動的論點也是這個老生常談。

　　其實，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是沒有可比性的。任何國家的貨幣政策，其根本目的完全一致：那就是維持貨幣穩定。用什麼貨幣準則來衡量貨幣穩定呢？原則上只有兩個準則：一是將本國貨幣與某個外國貨幣或貴金屬(黃金、白銀)固定，一是確定某個通漲指標，以這個指標為依據來調節貨幣供應量。顯然，浮動匯率完全不是什麼貨幣準則。浮動匯率下，可以通漲、通縮，也可以貨幣穩定。在這個意義上，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是不可比的。

　　固定匯率是一個貨幣準則，是維護國內貨幣穩定的錨。人民幣和美元固定，人民銀行的職責就是維護這個固定匯率。如果說中國有貨幣政策，那麼其目標就是要維護這個固定匯率。相應的，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利率水平、物價水平都要服從固定匯率條件下的自動調節機制。

　　也就是說，匯率固定后，一個國家的貨幣供應量就和它的國際收支水平掛鉤。貿易順差或國際收支順差，

　　相應增加貨幣供應量；貿易逆差或國際收支逆差，貨幣供應量自動縮減。固定匯率制度下，中國的利率水平、物價水平和美國同周期。只要美國經濟穩定，就可以確保中國的貨幣和物價穩定。這是固定匯率的基本特徵。

　　如果把固定匯率拋棄，採取浮動匯率，似乎人民銀行有完全自主權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央行的職責是穩定貨幣，通過穩定貨幣來促進經濟穩定發展。那我們就要問，拋棄固定匯率，採取浮動匯率，央行以什麼標準來穩定貨幣？全球的經驗是：拋棄固定匯率后，一般選擇的貨幣政策指標是通脹指標。比如，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大體如是。

　　選擇通脹率作為控制貨幣的指標，原則上沒有問題。但它需要相當複雜的管理機制和高超的管理能力。首先，選擇什麼樣的物價指標？其次，通脹指標定在什麼水平？這都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牽涉到許多政治上的博弈和利益集團的問題。不像採取固定匯率準則那樣明確和簡單。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證明，發展中國家選擇用通脹指標作為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準則，基本上是失敗的。其中有許多複雜的原因，無法在此細說。

　　管理學家：為什麼美國，歐洲，日本可以呢？

　　向松祚：美元以前與黃金固定，1971年與黃金脫鉤。美國聯儲從來沒有明說是採取通脹指標來控制貨幣供應量，但實際上是，儘管其貨幣政策操作變數是聯邦基金利率。美聯儲經過很多年的探索才達到今天的管理水平。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制度下，美國別無選擇，它無法將美元與任何其他貨幣固定，只能採取別的貨幣準則來管理貨幣供應量。歐洲央行繼承的是德國央行傳統，以控制通漲率為己任，但人們經常批評它的貨幣政策過於緊縮。

　　日本雖然採取通脹為指標，但由於日元一直處於升值預期中，實際上日本的貨幣政策對於管理宏觀經濟幾乎完全無能為力。

　　管理學家：你是質疑中國沒有能力選擇通貨膨脹率作為指標來保持貨幣穩定嗎？

　　向松祚：貨幣穩定準則一般有兩種選擇：1，將本國貨幣盯住某個大國貨幣；2，以通脹為指標自主控制貨幣。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有中國自主的貨幣政策，人民幣盯住美元，似乎讓中國很被動。這種說法看起來有一定道理。問題的關鍵在於：固定匯率和通漲指標，哪一個更好？哪一個更有利於確保中國貨幣穩定，哪一個更有利於增強國內和國際社會對於中國貨幣穩定和人民幣的信心？人民銀行是否具備了以通脹為指標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的管理能力？政策選擇是一門高超的藝術，兩害相全取其輕。看不準的事情最好不要輕易去試。

　　更重要的是：1994年以來的經驗表明，盯住美元，中國貨幣環境非常穩定。亞洲金融危機時刻，人民幣也沒有貶值，為區域貨幣穩定做出很大貢獻，贏得世界尊重，人民幣成為國際上特別周邊地區人們信賴的貨幣，這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不容易取得的成就。當年日本經濟勢力達到世界第二位的時候，它何嘗不希望日元成為世界第二大貨幣。但日元長期動蕩，日元國際化的夢想付之東流。今天東京國際金融上的地位不能與倫敦相比，而且地位還在不斷下降，基本原因是日元不是一個具有國際地位的穩定貨幣。

　　所以，兩相比較、權衡利害，人民幣繼續維持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應該是最佳選擇。美元是當今世界最穩定的貨幣，是全球公認的貿易計價單位和交易貨幣、是國際價值儲備貨幣，美元區是最大的貨幣區。當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加，一旦中國經濟規模達到世界第三、第二甚至第一時，人民幣再與美元固定，就可能不現實。但我們離那一天還很遠。

　　管理學家：你認為貨幣政策準則的選擇，取決於一個國家經濟實力在世界的地位？

　　向松祚：當然，取決於國家的經濟實力，金融實力，以及其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央行的管理能力。縱觀世界，小國貨幣基本上都是與某個大國貨幣固定或掛鉤。美國現在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很多國家跟美元掛鉤，美元區在世界上的範圍相當大。經過沃爾克和格林斯潘兩個時代，國際上對於美元穩定很有信心。只要美元穩定，相比其他貨幣準則，盯住美元就是最好的選擇。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是否需要改變緊盯美元的政策，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話題。現在國際上對於人民幣的信心還不夠強，人民幣最多也只是一個區域性的貨幣。一旦人民幣和美元脫鉤，周邊國家還願不願意用人民幣作為貿易往來的計價工具，作為價值儲存的手段？無論如何，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對中國和周邊國家都是極端重要的。

　　現在歐元雖然獲得很大成功，歐元區和美元區的經濟規模相差不大，但人們對於美元的信心還是高於歐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對於歐洲央行管理的信心不及對美聯儲的信心。

　　所以，我個人認為至少未來十年裡，人民幣繼續維持和美元固定，應該是最佳選擇。根據目前中國的國情，寧可選擇一個簡潔、透明、容易操作的貨幣政策準則，而不是選擇一個不確定性很高的貨幣政策準則。

　　美國如何把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

　　管理學家：前面我們主要討論國內支持人民幣升值的觀點，現在請你談談對於美國用貿易逆差說事兒、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觀點？

　　向松祚：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最近看美國總統提交國會的經濟報告，依然是老調重彈：

　　第一，美國認為人民幣價值低估造成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第二，美國說中國操縱匯率，損害國際經濟體系的平衡，或者說，製造了國際經濟體系的不平衡。

　　第一個論點，是很長時期以來的美國觀點。一些議員甚至提出，如果人民幣不升值25%，就要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關稅。這是非常荒謬的說法。從理論到歷史，找不到任何證據支持這樣的觀點。

　　首先，從歷史經驗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對日本就開始出現巨額的貿易逆差，對德國也是，對其他很多國家都是。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有所謂「三高」之病，其中之一就是高貿易逆差。當時美國認為：只要日元相對美元大幅升值，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就會消除，至少會緩解。但二十年的歷史，完全反駁了這種觀點。前面已經說過，日元自70年代起一路大幅升值，然而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一直攀升。日本累積的美元外匯儲備達到天文數字。其中一部分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部分是日本中央銀行從外匯市場購買美元以防止日元升值的結果。

　　美國和其他國家(比如歐洲各國)的貿易收支情況基本類似。

　　管理學家：從理論上講，認為改變匯率可以改變貿易收支的理論有什麼問題？

　　向松祚：調整匯率可以影響貿易收支的理論，國際經濟學上稱為「貿易收支的彈性方法」。這個理論最根本的缺陷之一，是分析貿易收支的變動時，只單獨考慮價格因素，而且是短期價格因素對於進出口需求的影響。根據這個理論，人們就認為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就會相對貴，外國貨的進口價格就會相對便宜。因此，出口就會相對減少，進口就會相對增多。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卻是一個非常片面的、不正確的邏輯。這個理論忘記了，影響進出口需求的因素並不僅僅是價格。還有財富、收入、支出能力，等等。分析匯率改變是否影響出口需求和進口需求，一定要把財富效應和支出效應考慮進來。當我們考慮到財富、支出效應后，匯率升值就不一定改變貿易收支了。

　　基本原因是：人民幣升值后，國內居民和企業持有的美元資產，以本幣計價就會貶值，財富下降，支出自然下降。他們對國內商品的需求就會下降。對於進口的需求也會下降。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后，美國人對於中國產品的需求是否會減少？不一定。因為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基本上是美國自己早就不生產的產品。中國出口有可能下降，但那是需求的轉移，美國人不從中國進口了，轉向其他國家進口。所以，人民幣升值是否會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並不是想當然那麼簡單。只要我們全面地考慮對於進出口需求的影響因素，就不會簡單地得出人民幣升值就一定能改變貿易收支的結論。

　　管理學家：那為什麼美國還能如此強硬地用這個論點來給中國施加壓力？就像曾經給日本施加壓力那樣？

　　向松祚：匯率升值有助於削減貿易順差、匯率貶值有利於改善貿易逆差，是經濟學家們的老生常談。美國用貿易逆差、貿易不平衡來說事兒，好些經濟學者覺得言之成理，跟著起鬨。更有好些機構和經濟學者煞有介事、興師動眾來計算，人民幣升值多少，中美貿易順差可以減少多少，等等，很有點兒自欺欺人的味道。

　　除了上面說的原因外，美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或一般而言的國際收支逆差，乃是當今國際金融制度的必然結果，可以說是必然要求。那就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甚至是所有國家，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維持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或國際收支順差。這是今天的國際金融制度所決定的。

　　非常不幸的是：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和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忽視了這個極端重要的事實，依然迷惑於貿易收支和國際收支的「價格彈性或匯率彈性方法」。這是令人十分震驚的現象。

　　管理學家：為什麼？

　　向松祚：當今世界金融制度最重大的事實是：美元是全世界的儲備貨幣，所有國家都需要美元作為最後的清算手段。美元是全球經濟交易的計價貨幣。各國儲備貨幣，美元的比例高達80%還多。「金本位」時代或「銀本位制」時代，全球的儲備貨幣是黃金或白銀，現在是美元。每個國家都需要儲備貨幣，用於國際清算、國際支付和干預外匯市場，等等。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問題，意味著每一個國家都要儲備美元，儲備美元就意味著多賣少買或貿易順差，要不就是向美國或他國借儲備貨幣，但最終還得靠貿易順差來償還。將美國作為一方，世界其他國家作為另一方，美國必定是貿易收支逆差或國際收支逆差。這是一個簡單的國際經濟制度問題，卻被眾多學者忽視了。

　　因此，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逆差，是國際經濟制度的問題，是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必然結果，而美國是最大的受益者。隨著世界經濟增長，世界各國每年對美元鈔票有著巨大需求量。每年，美國只要開動印鈔機，印幾千億的鈔票，就可以拿到全世界去買商品。這是多麼大的好處！當年美國打韓戰、越戰、美國全球到處駐軍，其軍費開支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赤字財政、轉過來靠發行貨幣來籌集的。其他國家行嗎？美國是當今國際金融制度最大的受益者，卻反過來用貿易逆差說事兒，向其他國家施壓，正應了中國老話：得了便宜還賣乖。這是非常不仗義的。

　　管理學家：但這個觀點似乎並不常見。

　　向松祚：在所有的國際經濟學家中，我所知道的，明確說出這種觀點來的似乎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蒙代爾教授，一個是斯坦福的麥金龍教授。討論國際經濟問題，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國際經濟的制度結構，如果離開國際經濟的制度安排來討論問題，那是非常錯誤的。所有經濟問題，首先是一個制度安排問題。匯率問題決不例外。

　　其實，美國很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即使改變人民幣匯率，也不會改變美國的貿易逆差。

　　管理學家：為什麼？

　　向松祚：第一，中美貿易收支份額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占的份額只在10%左右。格林斯潘多次表示人民幣升值無助於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新接任的伯南克有自己的理論，認為美國的貿易赤字主要是源於美國的儲蓄率非常低，整體國民儲蓄為負，而亞洲尤其是日本和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從國民收入恆等式來講，伯南克的理論是對的，儘管比較表面。這個問題當然還有深層次的理論原因，這裡我們先不深究。從他自己的理論出發，伯南克也認為改變人民幣匯率無助於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

　　斯坦福的麥金龍教授最近十年作了很深入的研究，發表了許多文章，他的基本結論支持蒙代爾教授的核心觀點：即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國際經濟金融的制度安排所決定的。關於蒙代爾的理論，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讀我翻譯的《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四卷。

　　蒙代爾在1968年就斷言：如果搞浮動匯率，全球對美元的需求會急劇上漲。當時，他和弗里德曼有一場著名爭論。弗利德曼認為：只要搞浮動匯率，世界各國就不需要外匯儲備。

　　蒙代爾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忍受匯率天天象過山車一樣，動蕩不安。每個國家都需要有大量的儲備貨幣，準備隨時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的基本穩定。因此匯率越是動蕩不寧，手中用來干預的儲備貨幣就越多。日本又是典型的例子。

　　幾十年的歷史事實證明，蒙代爾是正確的。

　　管理學家：那就是說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也無益於解決中美的貿易順差。

　　向松祚：對。貿易順差是美元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決定的，是國際經濟制度安排決定的，美國是世界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即使人民幣高估到1美元兌1人民幣，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或國際收支順差仍然會存在，因為我們還得儲備美元，我們別無選擇，除非美國願意大量借錢給中國。當然，我們可以轉而儲備歐元，儲備黃金，但從現在情況來看，並不現實，因為全球的貿易計價和金融計價主要都是美元。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完全不要美元儲備。這是無法迴避的。

　　從某個角度來講，美國之所以要給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並不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管理學家：為什麼？

　　我個人認為匯率問題不過是美國找的借口，用來遏制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引起中國的金融動蕩，削弱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同時，美國國會有些議員為了贏得選票，也拿這個說事兒。動不動就說中國勞動者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美國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這一點，認為一些人把人民幣匯率問題泛政治化。比如前總統柯林頓就反對美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

　　我希望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官員，學者，媒體能夠重視這個問題，全面地認識這個問題，通過大量的研究，來解釋真相。

　　管理學家：維持人民幣穩定，我們該怎麼做？

　　向松祚：對於中國來講，最主要的選擇是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不變。

　　首先不能害怕美國的壓力，不要美國那邊有人發言，我們這邊就回應，而且是模糊不清的回應，比如「有序地推進匯率制度的改革」，什麼叫「有序」？或者，說我們要「逐漸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形成機制」，這些模糊不清的回應，會引起市場上的各種謠言。

　　第二，應該把金融外交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我們應該做工作，不應該讓美國天天給我們施加壓力。2002年開始的人民幣升值的輿論，最早是日本財長提出來的，隨後美國官員就不斷施壓。美國官員一發話，熱錢就進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增大。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於是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第三，中國的資本項目，是不可以自由兌換的。中國的經常項目，雖然可以自由兌換，但是外匯進出口畢竟還有嚴格的管理。國際金融市場上，人民幣買賣的量並不大，人民銀行也有能力在有限的市場上維持穩定的匯率。在這種條件下，單方面維持固定匯率，中國是可以做到的。

　　第四，在做到前面這三點的前提下，中國應該向世界宣布明確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

　　可以給出一個期限，比如三年，或者五年，對人民幣的價值進行一次性重估。決定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變動。但每次變動，都不能是劇烈的或大幅的。

　　管理學家：為什麼不能是大幅的？

　　向松祚：因為任何大幅的變動，會引起財富的重新分配，給經濟金融帶來震蕩。

　　匯率政策事關國家最高利益

　　管理學家：我注意到你認為匯率問題事關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什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向松祚：中國最高的利益在於：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生產力持續穩定增長，我們的財富和國力要不斷積累和增強，我們的貧窮人口要擺脫貧窮，我們的人民幣要不斷穩定上升成為區域性的國際貨幣甚至是主要的國際貨幣。

　　要實現這個最高利益，最根本的是我們要有穩定的經濟環境，穩定的政治環境，穩定的金融環境，穩定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從這個角度看，匯率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

　　匯率弄得不好，會影響國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影響到出口，進一步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影響到失業率和企業生產能力等等。

　　因此，我要強調兩點：第一，匯率不是簡單的兩個貨幣價格之比，而是國際經濟金融制度的一個安排。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讓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匯率從來都是一個政治決定。我們哪裡見過弗里德曼式的、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再強調一下：匯率政策安排歷來是一個政治決定。

　　第二，匯率的變化不僅改變進出口產業的產業結構，還會改變財富分配，支出水平，總需求水平，改變資源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分配等等。匯率變化會影響各種商品和資產的價格，會影響到所有人。

　　第三，歷史經驗證明，匯率的劇烈變化給經濟帶來的損害是非常巨大的。歐盟為什麼要創造歐元？根本原因之一是要避免匯率波動的影響，歐元誕生實際上就是取消了歐洲各國之間的匯率。

　　管理學家：那些歷史經驗？

　　向松祚：上個世紀70年代全球的金融動蕩，八十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如果一個國家的匯率問題處理不好，會嚴重傷害經濟增長和發展，嚴重傷害國家的最高利益。

　　管理學家：這裡主要是講匯率對於國內經濟環境的重要影響，那麼一個國家的匯率對於國際經濟環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向松祚：匯率是國際金融競爭的一個反映，誰能夠控制國際金融的主導權，誰就會取得巨大的利益。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力逐步增強，如果將來中國經濟規模達到了世界第三，第二，甚至第一的水平，中國必然在國際金融領域發揮自己的作用。除了實力，對於貨幣的有效管理，以及貨幣在世界上的公信力或信心，都是取得國際金融主導權的重要砝碼。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的貨幣是穩定的，可信的。這樣其他國家才會願意用人民幣來計價，或者拿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

　　匯率問題事關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權問題，當然是國家的最高利益。

　　管理學家：請談談日本為什麼要強迫中國人民幣升值？

　　向松祚：日本是美國當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受害者，他們做了大量研究，探討日本宏觀經濟病症的原因，非常清楚癥結何在。按我們儒家的說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什麼他們還要迫使人民幣升值呢？

　　當然他們的理由和美國的不同，他們認為：人民幣價值低估，中國在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這是非常荒謬的，中國的出口在世界範圍內計算，是很低的份額。中國向日本輸出「通縮」，就更沒有道理，因為日本是自主的貨幣政策，日本搞浮動匯率，通縮和通脹都控制在自己手裡。

　　他們的動機就是要中國重蹈日本覆轍。根本目的就是不要遏制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際競爭力。

　　管理學家：這是你的推測嗎？

　　向松祚：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像麥金龍教授所說：「日本尤其對中國驚人的出口競爭力感到極度不安。」

　　管理學家：那麼美國呢？

　　向松祚：美國的國家戰略十分清晰，那就是在整個國際領域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它不希望誰來跟它叫板。但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如此穩定的高增長，中國就有可能在未來真正成為它的競爭對手。美國是十分嚴肅地對待「中國威脅論」的。

　　我認為，匯率政策是美國找到的一個遏制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辦法。因為美國並不希望也不太可能用過激的手段引起中國混亂。而操縱中國的匯率政策，看起來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並不會引起多大注意，而且在中國國內也能夠找到很多支持者，他們能夠列舉出升值的一些好處。

　　打一個比方，通過迫使人民幣升值來遏制中國經濟增長，就是美國給中國下的「慢性毒藥」。看起來沒有那麼大傷害，似乎還有好處，其實是危害極大。人民幣匯率的任何不謹慎變動，都將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

　　因此，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用正確的理論和嚴格的事實來研究匯率問題，研究匯率政策與國家利益的關係，研究匯率政策和國際金融體系演變的歷史經驗。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嚴重不足的。唯有嚴肅、真誠、理性的研究，才能獲得正確的結論。鄧小平曾經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國際金融更是如此。我們似乎重視得遠遠不夠。

　　當然，我更希望政策抉擇者三思後行，以國家最高利益為重，謹慎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