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博士該去哪裡生孩子

作者: 王宏維

  年終歲尾，一年一度畢業生找工作的浪潮又掀起來了。
頂著凜冽寒風的求職長隊伍里，頻頻傳出女大學生、女研究生找工作難上加難的消息。據說，有單位甚至打出了「女生免問」的字牌。而且，連高學歷的女博士求職遭到公然拒絕的也不在少數，其理由是：光大學就讀了10年，再加上12年中小學，女博士們最小也該有二十八九了吧，肯定一來上班就很快要生孩子，還是讓她們去別處生孩子吧。

如果中國的用人單位都這樣考慮問題的話，它們必須首先回答的是:「別處」是何處？中國女博士們該去哪裡工作？又該去哪裡生孩子？

以女博士可能很快要生孩子為「理由」排斥她們就業，實在是於情於理於法都說不過去的。而且，以女性性別和所擔負的生育職責作為歧視、排斥女性就業的「理由」，就已是屬公然違背我國現行法律的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2005年經全國人大修訂通過的新《婦女權益保障法》，對此都有十分明確的規定。

然而，現實情況為什麼不但反其道而行之，甚至還有愈演愈烈之勢呢？

原因之一，在傳統觀念影響下，由女性承擔的人口生產的職責往往錯誤地被認為僅僅是家庭的、或者是女性個人的私事。針對這點，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確提出了「兩種生產」的思想，即「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而「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馬克思、恩格斯還把物質生產稱之為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把人口生產稱之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並認為這兩者之間是互為條件、相互滲透的有機關係。而在社會經濟活動和生產方式的構成中，勞動力無疑都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若缺少了這一要素，一切都將失去意義。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是從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的高度來看待女性生育勞動的，特別指出不應將生育僅僅看成只是一種「消費」，而必須看成是一種具有增值作用的「生產」。在此意義上完全可以說，生育對於人類社會是一件最大的「公事」。而將女性承擔的生育職責簡單歸結為是家庭或者個人的私事，不僅在認識上是十分錯誤的，也是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直接相抵觸的。

原因之二，在市場體制的局限下，因生育勞動及其價值還沒有與其他勞動的價值得到等同的、公正的計算，在總體上也還沒有納入到國家與地方GDP的統計之中。所以，當某一個單位僅僅只考慮它自身的局部效益時，就有可能無視甚至踐踏女性公平就業的原則，千方百計地將女性因生育勞動可能造成的成本提升推脫掉、轉嫁掉。經濟學有關於理性「經濟人」的設想，即指在市場背景下人(單位)都是自私自利的，出於利己心而必定會選擇那些可能產生最大效益的方面，且迴避低效益和無效益的方面。女性因為擔負生育勞動的職責，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對工作的投入有所減少，也就成為只考慮眼前利益的「經濟人」所認定的「理由」了。這一情況再次說明，社會公正的貫徹必定與效益原則會發生衝突，因而絕不能對市場抱盲目樂觀、全盤肯定的態度。若以為僅僅依靠市場體制的建立健全，就可自動帶來社會的公正與平等，是毫無根據的幻想。實際上，結果可能恰恰相反。所以將一切推向市場、或者按照市場的方式處理一切事務，不僅是一種對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極不負責任的態度，還將危及大眾對正義、法律及政府的信任，且直接致使社會公正遭到扭曲與損害。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市場往往注重的只是當下的、一時的效益，並不可能對一個人(女博士)的長期的價值進行全方位的、整體性的評估，甚至極有可能因為狹隘與短視，而否定、扼殺掉人的全部價值。所以，這種「經濟人」的所謂「理由」，不僅是對「以人為本」根本宗旨的違背，對於用人單位本身的發展來說，也將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

原因之三，在父權制還有相當大影響的情況下，男女勞動分工上的不平等仍在繼續，並呈現由私人形式的父權制向公共形式的父權制「轉換」的趨勢。對此頗有研究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家查爾頓、埃弗里特和斯托特均認為，即使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相對健全的福利國家，這一情況也是同樣存在的。在歐洲，勞動就業中仍然大範圍存在著高度的「性別隔離」。例如在男女平等程度相當高的瑞典，兩性間的工資差距仍在不斷拉大，原因是婦女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公共事業、社會福利事業、關懷行業里供職。而公共服務體系的資金不足，大多數是非盈利性質的，這不僅影響了公共服務的質量，也致使這些行業的工資低且長期停滯不前；而多數男人則受雇於私營企業，不僅工資高且持續上升。

當法律和政策被無視與踐踏，產生了中國女博士該去哪裡工作、該去哪裡生孩子的問題時，難道不應看作是性別衝突加劇的社會信號嗎？(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博導、博士) （南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