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特別的新年祝願：肅清郎咸平謬誤之流毒

作者 鍾凱 作者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2005年的中國經濟界和學術界，郎咸平堪稱一個炙手可熱、叱吒風雲的人物。郎咸平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人物，裡面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郎顧之爭」初期，主張停止國企產權改革的郎咸平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稍後雖有部分經濟學家聯名支持，但依然蓋不過主張通過產權改革建立市場經濟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聲音。可就在此時，顧雛軍出事了。本來，顧之被拘並不能必然或全面印證郎的正確，這本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只要曉之以理，郎就不會有太大市場。「巧合」的是，此時媒體又抖出了部分主流經濟學家智力參股的「醜聞」。這一下，「運氣」的天平完全傾向郎這邊，對經濟學、法學並不理解的網民開始大舉鼓噪，一些傳統媒體更是推波助瀾。就這樣，郎成了大眾利益的代言人，國有資產的守護神，一個敢於說真話的英雄。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則被冠以「集團利益的代言人」而顯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尚未取得最終成功，但20多年來堅持的方向還是正確的，那就是，改變產權以建立市場經濟。當然，完善的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而法治是以限制權力為核心的，國有資產流失等等問題的出現，從根本上說是人治作祟、法治不彰造成的，也就是說，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改革沒跟上。國內一些有見識的經濟學家一直呼籲政治體制改革要同步進行，無奈他們不是決策者。

　　正是由於權力無法有效制約，官商由此勾結，部分經濟學家也自甘墮落，引發了社會公眾對此極大的憤慨。郎咸平看到的問題是存在的，甚至是嚴重的，但郎以這些問題為「把柄」，否定通過產權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好像這些問題全是因為產權改革本身造成的，並把自身打扮成良心的代言人，利用民眾的情緒來推銷自己的不成熟的乃至錯誤的觀點，這就造成了極大混亂。中國社會所蘊藏的社會矛盾造就了知識狹礙而片面的郎咸平。郎咸平對於「國退民進」的抨擊以及中國國有企業缺乏信託責任的指責應者雲集，在理性屏蔽的激情下以及保守主義的趁機附合下，MBO受到一邊倒的批評，這一切均導致了中國喪失了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時機。

　　郎的若干核心觀點，如西方的精髓是信託、信託能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以香港上市的國有企業為例）、中國現階段不適合民主、民主是強盛的結果不是強盛的原因、中國股市治理最根本的是需要嚴刑峻法、中國的強大需要極端威權主義、全民紀律（以香港、新加坡為例，並以東南亞各國為反面教材）等等，這些無不反映其「財會專家」的狹礙眼光。以下我將一一詳細闡述。

　　到底應該「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

　　首先，有一個大事大非的問題需要定位，那就是對於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論（這也是郎咸平多次間接和直接提到的）。這裡借用秋風先生的表述：實際上，對於一位民營企業家來說，現實是痛苦的。最有利可圖的市場是高度封閉的，要進入市場，就需要打通權力關節；最重要的要素，如土地、信貸資金由政府控制，要獲得這些資源，就需要尋求官員的照顧；政府也制定了種種監管規章，建立了種種監管機構，其監管傾向本能地偏向於國有企業而不利於民營企業。因而，民營企業家必須支付監管租金，換來監管機構的「豁免」，減少各個政府部門的「騷擾」。我說這些不是要為某些民營企業家洗脫清白，而是想指出造成這種局面的真正原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需為人們所關注。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過，國有企業的效率的高低不是問題的關鍵。於競爭領域，在一切條件都平等的條件下，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是必然的，這是因為國有企業的代理鏈條過長。從理論上說，國有企業真正的出資人是人民，政府作為權利行使代表者，又可進一步授權於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作為權利代理人，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又進一步以信託的方式將國有資產交給職業經理人代為經營。朗咸平認為，只要信託責任能激活，國有企業的效率就不成問題。遺憾的是，信託只能解決資產運作中的部分問題，而如果出資環節出了問題，如出資人責任不到位，那麼所謂信託也只是無源之水。這些問題表現有兩方面，一是政府權力濫用，二是政府瀆職不作為，這種對權力的監管恰恰是法治和憲政的任務。

　　實際上，國有企業問題不是中國獨有，北歐一些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郎的主張是克隆新加坡的威權主義監管模式予以解決。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技術問題可以克隆，而法治環境是無法克隆的，威權主義看似很有效率，但這個「威權」又由誰來監管？誰來保證權力不會尋租？代理鏈條越長，權利界限明晰的程度就越弱，要強化權利界限明晰程度，付出的監督成本也就越高，按照科斯第二定理，權利界限明晰程度與資源配置效率是成正比的。最要命的是，在現有體制下，「全民」要想對自己所有的資產行使真正的支配力，並對財產權利代表者、管理者、經營者形成有效的監督還不大可能。而國企領導永遠是國家幹部，國企永遠沒有最後的負責者，因此即使加入信託責任，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要麼造成經理的恣意妄為，要麼讓他們成為政府的婢女。

　　問題的另一方面，現實中有不少國有企業表現似乎非常搶眼，效率奇高，年年利潤、稅收雙豐收。但其實，這種「效率」是通過政府直接或間接的保駕護航達到的。例如前面所說的行政壟斷，又如在信貸方面的優惠政策，準確地說，這是國有企業在吸收全社會的血液來謀求自己的發展，效率焉會不高？而這樣的代價也是慘烈的。這一方面會誘發金融風險，一方面又導致經濟體制的畸形，甚至產生直接盤剝普通老百姓的惡果。石油、電信的壟斷利潤中有多少是從老百姓的口袋裡掏出來的？長此下去，經濟看似高速增長，其實暗藏「后發劣勢」效應，會有崩盤的危險。已故著名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曾多次批判了這種「國家機會主義傾向」，如果說國家曾經運用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基礎，那麼在追求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今天，國有企業不能再次以犧牲其他群體（如農民、普通市民）為代價來充當經濟發動機的角色。

　　真正的解決之道，還是回到產權改革。當然，「國退民進」不是將國有資產一賣了之，而是保障交易在一個公開、公平的環境下進行，既然賣的是全民的財產，就要讓老百姓有知情權，讓老百姓知道這筆交易到底是賺了還是賠了，是賣了還是送了，以及賣了以後回收的資金將用於何處，是用來投資基礎設施，還是用於福利教育，又或者是再次投資別的企業。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適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讓法治、民主的力量斬斷官商勾結的黑手。國有企業變賣，國有資產應退出與民爭利的競爭領域，至少將國有企業的股權分散，改變一股獨大的狀況，國家將回收的資金投入到非競爭性的、卻關係國計民生的基礎性行業，積極開展海外競爭。說白了，就是讓國有企業去賺外國人的錢，不是回過頭來賺國內老百姓的錢。

　　因此，現在不是要否定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而是需要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而郎咸平卻指向了錯誤的方向。至於某些左派同志呼籲對已經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進行清算，則更是一種危險的政治訴求。作為一名學者，或者說，作為「一名偉大的思想家」（郎咸平語），絕對不應該為了推銷自己的觀點，妄言「我的失敗就是國家的失敗」，更加不應在宣傳策略中採用政客的伎倆，這種激化民眾情緒並使之演變成社會衝突的做法，不僅無益於任何人，而且這本身也是卑劣的一種表現。

　　什麼是法治？

　　正如我在不同場合所指出的那樣，朗咸平對於法治的理解近乎膚淺。「嚴刑峻法」與「全民紀律」涵蓋了郎氏對這個問題的全部理解。

　　這裡首先需要辨明一個關鍵問題：什麼是法治。作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其實更多是一種緊緊圍繞公民與國家主體關係、權利與權力互動關係的理念。其核心含義有三：其一，法治的主體只能是人民，有法必依之「法」，必定是民主制定之法，是具有大眾道德基礎的良法；其二，法治的客體是「國」，它首先是國家機器意義上的國，換言之，法治首要治理對象是掌握國家權力的官員，然後才是「民」，法治的精髓在於治權；其三，權利、自由保障制度的確立和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公民的權利意味著國家的義務，公民自由則表徵國家行動的禁區；公民僅在法定的、正常定量的範圍內負擔義務，非明確的、模糊的義務不得強加於公民頭上。法治的核心理念（當然這並不能窮盡法治的一切含義）可以濃縮成以下幾個特徵：善法之治、權力制衡、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原則。

　　財務學出身的郎氏不理解其中真正含義倒也不足為奇。他以一個外行人的眼光發現了西方的「全民紀律」現象，由此誤以為只有依靠嚴刑峻法方能保障人的良心，並使之與威權主義天然結合，共同構成了他的思想基礎。西方的法治史，其實是一部制衡權力的發展史。從古希臘的城邦與國王的分權，到古羅馬的市民社會，到中世紀的教會與世俗國王、分封諸侯、新興資產階級之間的權力博弈，最終催生出人類歷史上首部約束王權的〈權利大憲章〉。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少數弱中央時期，人民的言論自由和民間思想得以一定程度的存在和流傳，例如春秋戰國、盛唐時期，但中央長期集權的歷史最終沒有培育出可供法治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市民社會。

　　西方的法治發展還與宗教有密切的關係。在宗教的影響下，國王必須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使得西方民眾對法律有一種近乎狂熱的信仰。民眾信仰法律，法律的作用是治權，民眾的權利得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又進一步促進了人們的法律信仰。儘管歷史上有自然法與實證法之爭論，但是依法辦事是西方人的不言自明的行為準則。在中國，法律向來被視作實現某種目的的一種工具，特別是統治者進行統治的工具。在這樣的語境下，嚴刑峻法與全民紀律與其說是法律信仰，不如說是權力信仰，與西方不同的是，紀律不是公民出於「社會契約」的自我權利讓渡，而是出於臣服於強權的結果。

　　中國究竟需不需要民主和法治？

　　首先應當釐清法治與民主的關係。民主與法治通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法治的核心是治權，專制政治與法治是對立的，因此法治必然是民主政治。權力是傲慢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民主才能為法的真正運行提供製度保障。同時，法治又通過權力制衡、程序規制等方式保障民主的實現。當然，民主與法治之間也存在矛盾關係，民主本身是用來支持法治的，但是，多數人的意志也有可能無惡不為。在戰後德國，由於對因民主而帶來的法西斯的恐懼，法治的力量得到加強，民主的力量反而被削弱。為了使民意及其代表機關限制於憲法框架內，違憲審查機制應運而生，使之對民主運作產生一定程度的約束，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法治與民主形成良性互動的社會。

　　朗咸平一直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強盛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他以東南亞一些國家走向「民主化」后所產生的亂像作為佐證。他更進一步認為，西方法治的核心是全民紀律，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起步階段，威權主義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又以卑斯麥時期下的德國、60年代的香港以及新加坡在「威權主義」下的成功為範例。

　　應當承認，威權主義並不是一個貶義詞，實際上，在一定條件下，的確只有威權主義才能夠挽救一個國家。就以德國為例，不僅僅卑斯麥時期採取鐵血政策獲得了成功，在希特勒時期也同樣獲得了成功，二戰前的德國，是第一個走出經濟大蕭條陰影的歐洲國家。蘇聯在計劃經濟集權體制下也獲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功，而衛國戰爭也是在這樣的體制保障下取得勝利的。台灣在經濟起飛階段，也是類似的體制。這讓我們總結出了一條經驗：后發國家或地區要想在短期內獲得跳躍性發展，威權體制是不可或缺的。這其實很容易理解，任何一種體制都自己的制度慣性，形成所謂的「路徑依賴」，如果說原來的體制不適合國家的發展，就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統籌權力去扭轉發展方向。顯然，中國改革開放也是在類似的背景下啟動的。

　　如前所述，后發國家的發展經驗似乎表明，法治、憲政不是經濟發展的原因，而是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果。確切的說，法治的進步可能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附帶現象」（epiphenomenon）。鼓吹這一觀點的，郎咸平絕對不是第一人，Kanishka Jayasuriya氏早在1998年出版的《亞洲法律、資本主義與權力：法治與法律制度》一書已經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與此相反，另一項研究（Katharina Pristor and Philip A.Wellons《法律和法律制度在亞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960―1995年>，牛津大學1999出版》卻否定了此種觀點。研究首先肯定了一些國家（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中國台灣等）強權政府在一開始對經濟秩序發揮的作用。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其中一些國家都開始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尤其在經濟不斷增長並變得愈加複雜后，新出現的利益集團產生了依靠法律治理私人交易的壓力。它的結論是：法治與經濟的鏈條是雙向，法律影響經濟發展，經濟也影響法律發展。

　　許多人把東亞發展模式歸結為「非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種思路和結論無疑是簡單的和武斷的。為了發現社會內在規律，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就必須區分政治制度對於市場經濟的短期後果和長期後果。以下熊彼特的一段名言可能能夠揭示其中的奧妙：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內能夠充分地利用其可能性實現最佳效果的制度（任何制度，無論是經濟制度還是其他制度）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仍可能劣於一種任何特定的時間內都做不到這一點的制度，因為後者不能夠這樣做可能正是它長遠表現的程度或速度的條件。」

　　由於民主政治總是伴隨著平等協商、集體投票、共同決策等複雜的政治程序，因此用民主政治解決公共事務的方法，就短期效應的實現而言，速度可能較慢。但是相對於非民主政治，民主制度能為經濟發展和公共決策提供平穩、安定的平台，使社會矛盾能在緩和的程序和正常的利益表達中得到緩解，避免社會動蕩和矛盾激化。在專制政治下，十年甚至幾十年的良好經濟業績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尤其是對於一個龐大而落後的國家，「必須幾十年接著幾十年地成功，並不間斷地保持良好的經濟運行，才能成為發達國家」。托克維爾對此也談到：「不錯，在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地區，集權可能把國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結起來，但將損害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能迎來戰爭的凱旋，但會縮短政權的壽命。因此，它可能對一個人的轉瞬即逝的偉大頗有幫助，但卻無補於一個民族的持久繁榮。」正由於集權政治具有短期的明顯優勢，對於缺乏審慎、遠見的人的迷惑性相當大。

　　實際上，東亞國家的經濟奇迹有其複雜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非民主或集權政治的效應。兩種現象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並不能等同於因果關係。其中一個因素，應當歸功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扶持、戰爭經濟的影響、地緣優勢、歷史時機（如中國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一段歷史）等等。而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集權體制下，仍然保持著政府的高效、廉潔也與集權本身沒有多少關聯。這恐怕要歸功於西方發達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的滲透。

　　以香港為例，當年經濟起飛階段由於缺乏完善的法治化環境，腐敗現象一度嚴重，差點斷送了其經濟前途。以成立廉政公署為契機，香港七十年代颳起了猛烈的廉政風暴，之後腐敗問題得到遏制，政府愈趨廉潔。但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香港當時是一個殖民地，所謂的反腐風暴實際是英國人所掀起，而掌管香港的總督由英國政府任命，英國政府卻是受到民主和法治約束的。所以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影響，只有在有民主和法治發揮作用的地方，腐敗現象才有望得到遏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集權無疑是腐敗的根源。

　　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對法律的需求會逐漸突顯出來，要消除權力凌駕於法律的現象，從而讓法律真正發揮調控作用，就必須有相應的民主和憲政體制。事實上，亞洲一些國家在順利實現經濟起飛后，都逐漸實現自己的政治轉型。當然，這些國家的民主進程出現了一些問題，或者過於激進，或者不夠徹底。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和法治只是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要條件。經濟的發展還取決於其他許多複雜的因素。如中國台灣近年來的經濟處於低迷狀態，這與他們自身的特殊因素有關，最明顯的莫過於台灣現當局同大陸的執意對抗，企圖以「意識形態」對付經濟規律，造成這種消極效果與民主、法治本身沒有必然聯繫。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目前的經濟發展也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原始積累已經基本完成，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現象日漸嚴重，在市場化大潮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大前提下，我們是逐步走向民主和法治還是繼續原來的僵化體制，對於大陸經濟的未來走向將產生決定性影響。

　　民主與共和

　　只要是做媒體的人都知道，要想獲得民眾的支持，最簡易的辦法便是搬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這兩大法寶。朗咸平擺弄的恰恰便是後者。

　　郎稱：「判斷一個事情一個政策是否正確，必須考慮到民眾的意見。」這似乎是一種民主思想。其實這裡反映了郎氏的矛盾之處，一方面說中國不需要民主（至少是目前），一方面又以民眾意見作為真理的指南，那麼他所說的「民主」到底是指一種實然制度還是指一種分析問題的方法，亦或他在以此為煙幕不斷地偷換概念、轉換語境？其實這已經無關重要。且看他的對此的進一步論證解釋：「（考慮民意）是英美法系判斷的一個準則，而且是唯一的準則。當然，他們的意見是由代表他們的陪審團來表達的。」

　　然而，只要對英美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民意對於司法來說是相當遠離的。以美國為例，法官只服從法律，民意對法官不具備法律上的約束力，制度上的保障使美國法官不必因為作出了一個不受大眾歡迎的判決而付出個人代價，實際上，一些敏感案件中，美國法官作出的判決常常遭到民眾的強烈抗議，但這樣的判決仍然是有效的。例如，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儘管當時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辛普森殺害了他的棋子，但美國聯邦法院楞是作出了其無罪釋放的判決。陪審團固然是民意的代表，但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成為陪審團成員，其仍然設置了較高的准入條件。另外，陪審團只負責認定事實問題，對於法律問題仍然由法官「獨家」斷定，而且在實踐中，法官又常常會傾向於把事實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從而限制陪審團的作用。

　　法律必須反映民意，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對於什麼是「民意」卻可以仔細考究，至少它可以在兩種不同意義上使用。一種是制度化的民意，主要體現為代議機關代表的民意，廣義上還包括根據一定程序和規則體現出來的民意，如陪審團參與司法權行使等。一種是非制度化的民意，這種「民意」的特點是具有可變性、可導向性。制度化的民意（如立法）是國家權力運行的指南，而非制度化的民意有時候可能對政治施加一定的影響，但卻不是權力運行的唯一準則，更不是判斷性權力（如司法）的上司和指南。

　　非制度化民意的特點是，容易為一些人利用民眾對其的多數支持，製造自己的強勢話語權，並以此企圖在肉體或精神上消滅「少數派」的利益與言論，而將自己的價值觀作為一種標準理念絕對化，令民眾喪失多元化的選擇可能性。民主顯然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更不是奉「多數人」為真理。真理有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少數人也有轉變為多數人的可能。為了保障這一點，我們就要講共和，就必須限政，即不允許任何人、任何機構獨自坐大或者一統天下。這同時也是憲政的要義，少數服從多數要有最後的底線，絕對不允許以多數人名義對少數人實施「暴政」，也不允許有人通過憲法以外的手段解決糾紛。

　　沒有憲政安排下的民主和共和，最後的結果不是革命就是暴政，整個社會是不會有長久安定的。人們今天可能被多數人的「專政」踐踏在鐵蹄下，明天則可能被新的力量打破安定的秩序，亞洲一些國家出現的軍人政變，儘管其中可能有民意基礎，但是打破了憲政的框架和共和的底線，對於經濟發展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國家儘管看似有民主體制，經濟卻一直停滯不前。

　　「多數人的暴政」就是民粹主義，它往往偽裝成民主。是狼，就不可能永遠偽裝，總有一天會露出兇殘的面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德國，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走上台之前對工人、農民、商人、失業者許下了種種諾言，獲得了多數德國民眾支持。希特勒一上台，立即建立法西斯專政。

　　凡此種種都在提醒善良的人們，當有人信誓旦旦地說：「我的意見是以廣大人民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只有我才考慮了公眾的意見，因此我是正確的，他們是錯誤的。」你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你要謹記一點，人性是有弱點的。一個人言行的動機大約可分為三類：一是受到自己價值偏好的強烈驅動；一是可能獲得的聲望、名譽等的追求；一是對現實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的追求。從古至今，我們沒有發現一個全知全能的人，能準確的知道每個人想要什麼，能準備的為每個人提供他/她想要的東西，因此沒有人有這樣的能力可以未卜先知地理解人民的利益。與其相信個人，不如相信制度，相信權力只有在法律的約束下才能馴服，相信只有適當的制度安排才最符合人們的根本利益。

　　事先從人格上、道德上否定辯論對手的做法，其動機最值得懷疑，郎咸平說：「如果我不能成為國家的主流，那將是國家的悲哀。」難道我們不應該問一句「他究竟要幹什麼」嗎？

　　比手臂更長的筷子

　　有人形象地說：「經濟學主要是考慮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法學則主要是考慮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這種觀點雖然未必完全準確，但起碼說明一個道理：這個社會是依靠專業分工來運行的。在中國社會在過去二十多年發生的可取變化中，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這種貢獻首先體現為，通過傳播市場、競爭觀念，讓中國走出計劃體制，走上市場之路，從而推動了經濟的增長。

　　但是，經濟學不可能包打天下，隨著民主需求的增加、經濟轉型的壓力、腐敗的大量滋生、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等等問題，需要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哲學等不同學科的支持和加入。也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觀念的滋長，一大批不甘寂寞的經濟學者頻繁地越出專業領域的界限，試圖用經濟學理論去解釋其他許多社會問題。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甚至還一本正經地對某些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社會事務指手畫腳、出謀劃策，這是相當有害的。

　　郎咸平不斷地詬病主流經濟學家缺乏關注社會公正的「良知」，我想，這倒不如善意地奉勸他們規規矩矩地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不要把手伸得太長，甚至手臂不夠用，再加上一根比手臂還長的筷子。顯然，這裡面也包括郎教授本人，無論他出於何種動機。當然，若真如他自己所自命的那樣（偉大的思想家），或者至少具備了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兩棲」才華，那倒也罷。但是起碼從我上文所論證的情況看，情況並不容樂觀。

　　祝願

　　在2006年新年來臨之際，我以一個以微薄收入養活自己但還有點法學、經濟學專業背景的普通百姓身份，許下一個與眾不同但與眾有關的心愿：願中國改革派挺直腰板，聯手肅清郎咸平散播的謬誤觀點，幫助普羅大眾走出情緒誤區，使中國改革堅守住正確方向。希望真理的聲音最終掩蓋「攪局人」的跋扈之音，願清風吹散籠罩在中國改革頭上的烏雲。

精品文章。
也許郎咸平是無意，他激情的跨出其專業領域以外，涉足到了更為複雜的政治領域，並成為希望否定改革一派的棋子，更多的因他論點而受惠的人正在背後捂嘴竊喜。
然而，繼續往前走的話，改革真快到一個雷區了。如果把握很准，掃雷工作做的好，且「工兵」沒有被外力在背後推一把而觸雷的話，道路還是能[出來的。實際上，歷史上每一步進步又何嘗不是在爭議之中前進，怕的就是一種被煽動的情緒成為將工兵推向地雷的外力之一！！

收藏！

lz的話是為誰說的呢？lz的良知又何在？！
在當今中國腐敗叢生的環境下，過快的國退民進，廣大老百姓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國有資產全落到腐敗的掌權者手中！
在國退民進前，是不是先要制訂遊戲規則，把那些惡意侵吞國有資產的人震懾住？
lz是不是也想在國退民進中混水摸魚呢？
現今的權威主意其實權威的是法律，不是個人或某些群體的獨裁！香港人還在為他們的民主奮鬥！
在減少腐敗和減慢發展速度之間，廣大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情願選擇前者。因為發展在腐敗清除之後會加快！而腐敗之上的高速發展其實是飲鳩止渴。而且，國有資產只能分配一次，能不慎重嗎？
朗咸平代表的是廣大渴望清除腐敗的老百姓的聲音，所以大家擁護！而某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只是和腐敗的官僚資本家相勾結而已，他們背後的利益只能是醜惡的經濟利益。
唯一沒有得到經濟利益的恰恰就是朗咸平！
朗咸平們實在是太少了，廣大老百姓呼喚更多的朗咸平！
廣大老百姓把清除腐敗的厚望寄託朗咸平們了！
lz，見鬼去吧！

其實問題的核心就是：不管腐敗先發展還是先清除腐敗再發展？
根正才能葉茂！
內心腐敗，發展再快又有何用？

公眾對腐敗，醜陋的憤怒和無奈，只有依託郎咸平們來伸張！
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只是抱著富人的大腿，必然遭到民眾唾棄！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是因為我們的那些負責人的經濟學家成了某些團體的工具，才會成為今天這個沒有人相信的局面。其實這些都不重要，大家應該靜下心來好好的工作，經常去火車站，農村看看，而不是經常去某某飯店，某某酒樓。坐在辦公室，看別人給你呈上來的東西你是看不出問題的，做不出學問的。想想GDP都能修正！！

當人民的利益被破壞，國家的資產被侵吞的時候，這些所謂的學者何在？？當有人站起來大聲疾呼的時候，這些學者卻置疑這種聲音！！道德何在良心何在？？

郎咸平提出國企民營化學英國和新加坡，讓利於民。
股市學習美國強力監管，操縱股市舉證責任倒置。
難道沒有建設性嗎？
一定要mbo,把國企送給老總才算建設性嗎？
作者是不是欺負我們沒有看過「財經郎閑評」，還是胡說八道？

[QUOTE=68east97]當人民的利益被破壞，國家的資產被侵吞的時候，這些所謂的學者何在？？當有人站起來大聲疾呼的時候，這些學者卻置疑這種聲音！！道德何在良心何在？？[/QUOTE]
agree.

樓上所言差已，試想回到一窮二白的建國初期，是沒貪污的，少腐敗的--但人民的生活就好了嗎？餓死多少人？---至少現在餓死人數（如果有的話）要比過去少得多了，而且君不見中國的國際地位在節節攀升，鬼子們沒那麼好心關心你的老百姓死活，他們看中的是你的經濟地位，國家的實力，你不發展的話，照樣欺負你；朝鮮就是個好例子，根正苗紅，結果怎樣呢？--人民高興嗎？~~

嘩眾取寵

該貼為轉貼，希望不要將LZ當成作者。文章的核心問題不是講郎咸平揭露國企改革的詬病的做法是錯誤，而是認為郎跨出其領域以外，否定了國企改革的做法是不妥的。
都知道國企問題重重，不改只有等死，改的話就應該兼顧公平的問題。而郎開出的藥方是不是合適倒是值得爭議

[QUOTE=flyingbird13]樓上所言差已，試想回到一窮二白的建國初期，是沒貪污的，少腐敗的--但人民的生活就好了嗎？餓死多少人？---至少現在餓死人數（如果有的話）要比過去少得多了，而且君不見中國的國際地位在節節攀升，鬼子們沒那麼好心關心你的老百姓死活，他們看中的是你的經濟地位，國家的實力，你不發展的話，照樣欺負你；朝鮮就是個好例子，根正苗紅，結果怎樣呢？--人民高興嗎？~~[/QUOTE]

你恐怕連郎的話都沒看過就發議論吧？

[QUOTE=joytrip]文章的核心問題不是講郎咸平揭露國企改革的詬病的做法是錯誤，而是認為郎跨出其領域以外，否定了國企改革的做法是不妥的。
都知道國企問題重重，不改只有等死，改的話就應該兼顧公平的問題。而郎開出的藥方是不是合適倒是值得爭議[/QUOTE]
如果做的不對為什麼不能批評！根本上講，郎不過是傷害了某些人的不能拿到陽光下的個人私利而已。
我倒覺得國企改革之所以問題大大，恰恰是因為經濟之外的領域：政治！國家政治缺少監督機製造成的，沒有民主法制的緣故。我不是學政治或者法律的，難道就不許發表自己的看法嗎？

沒錯，贊同樓上應該批評的觀點。
現在的問題是，MBO的弊病甚至國有企業的問題診斷比較明白的情況下（弄清病情后），下一步如何治療的問題，郎的藥方是不是合適的問題。呵呵，可能偶前面的帖子表達的不太清楚
究竟是因為郎的藥方難以接受而否定郎的診斷，還是因為郎的診斷很好就可以完全接受他的藥方？還是其他的選擇。

[QUOTE=joytrip]都知道國企問題重重，不改只有等死，改的話就應該兼顧公平的問題。而郎開出的藥方是不是合適倒是值得爭議[/QUOTE]


朗咸平能夠診斷已經不容易，非要診斷的人一定給出治療方案嗎？
朗的藥方你看過沒有？也有合理之處！只是GCD有沒有勇氣採納呢？

[QUOTE=joytrip]
現在的問題是，MBO的弊病甚至國有企業的問題診斷比較明白的情況下（弄清病情后），下一步如何治療的問題，郎的藥方是不是合適的問題。呵呵，可能偶前面的帖子表達的不太清楚究竟是因為郎的藥方難以接受而否定郎的診斷，還是因為郎的診斷很好就可以完全接受他的藥方？還是其他的選擇。[/QUOTE]
是啊，其實很多時候的辯論偏離了真正的目的，而且有時候再好的方法也可能走偏，尤其在沒有一套好的監督機制下，不過是空話。這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所以郎希望放慢這方面的進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他也不是反對改革的，那只是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們以之作為反擊的片面理解或歪曲引用而已，這才是我瞧不起他們的地方，就好像從前朝廷內的黨爭，無益於我們的改革。大家不是為辯論而辯論，而是要解決問題，就像你說的，我們關注的是藥方，這才是他們經濟學家要深入考慮的，更別說那些從MBO中牟利的所謂研究經濟的人了。
但問題的是，如果連發現病症直言問題都要受到打擊的話，如果我們連問題都不願正視，更何談尋找藥方呢？這是我為什麼站在保護郎的立場上：）我們太需要敢於直言問題的人了。不論他的說話方式如何，只要存在問題就應該正視，而不是一味為辯論或為面子或為不能放在陽光下的私利而亂扣什麼「反對改革」的帽子，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二十幾年的今天，在取得了顯著成果又存在諸多嚴重問題的情況下，更需要務實認真地精神，不能醺醺然，自以為已經崛起了，這時候更需要敢於直言問題的人！我們離真正繁榮富強還遠的很，在缺乏一個好的保障監督機制下的如此脆弱的經濟，是如此的岌岌可危，我希望自己是杞人憂天。
二十幾年的積累，我們已經有基礎進一步進行體制上的改革，以保證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否則，今天像所謂MBO這樣的改革進行的越快，問題的積累也越快。我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最好，但黨內必須有嚴厲的大的動作，由內至外建立真正的監督機制，否則我們只有等總爆發的那一天了。
新年伊始，我們希望的不是再爭論是否肅清郎的言論，而是更多敢於直言的人，更多的人敢於面對實際問題，更希望看見我們的國家在監督體制方面能有小小的進步，看見我們的經濟學家們能踏踏實實地研究千瘡百孔的經濟上的問題，提出符合國家人民利益的分析，而不是天天思慮如何提高自己的名望，如何把錢掏到自己的兜里。
今天是周總理逝世三十年祭，我們無法期望各級幹部像總理那樣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更無法指望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但必須建立起切實的監督制度，才能保證這個龐大國家的健康發展。

[QUOTE=joytrip]沒錯，贊同樓上應該批評的觀點。
現在的問題是，MBO的弊病甚至國有企業的問題診斷比較明白的情況下（弄清病情后），下一步如何治療的問題，郎的藥方是不是合適的問題。呵呵，可能偶前面的帖子表達的不太清楚
究竟是因為郎的藥方難以接受而否定郎的診斷，還是因為郎的診斷很好就可以完全接受他的藥方？還是其他的選擇。
－－－－－－－－－－－－－－－－－－－－－－－－－－－－－－－－－－－－－－－－
朗咸平能夠診斷已經不容易，非要診斷的人一定給出治療方案嗎？
朗的藥方你看過沒有？也有合理之處！只是GCD有沒有勇氣採納呢？ [/QUOTE]

爭議即討論

令人無限敬仰、充滿激情的郎教授，是我們這個黎明時代最偉大的鬥士。
他的貢獻不在於是否讓當局改進，而是喚起大眾的覺醒，而覺醒是反抗的前提。
當今的問題，已經是系統問題，不是解決局部問題就可以的，所以，朗教授註定會帶著悲情退出歷史的舞台，但他是時代的先行者，一定會被歷史銘記。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哪裡有反抗，哪裡就會有壓迫! 如果說國企的MBO是行政當局維護自己權益和社會壓力的結果，那朗教授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如果朗教授的刺刀影響了社會了"穩定「，增加不」和諧「的因素，那他將受到打壓是不可避免的。
奴性是我們民族的特徵，只要能活著，就不會反抗，所以，朗教授在這個環境里必定是孤獨的，那是因為他永遠的勇氣和激情。從他最近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的勇氣和激情已經觸及到」和諧「的底線。偉大的鬥士是無所畏懼的，不像我們這些苟活的平庸之輩，如果以我們的想法去評價朗教授，那是對時代先行者的褻瀆。
我們能做的，只有祝福他一路走好。
如果一年後，他還能有展示他激情和正義的舞台，那真是我們時代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