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論毛林關係

作者：潘國良　回復日期：2006-1-5　0:12:03　   
　　潘太史論毛林關係的前因後果
　　眾所周知，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首先是武裝鬥爭的勝利，作為人民解放軍最高統帥的毛澤東同志、最強大的方面軍指揮官林彪同志，無疑作出了最為突出的貢獻。因此，他們二人的關係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個人恩怨的因素，其對中共黨史及共和國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則是毋庸質疑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也許是出於為尊者諱的原因，對毛林關係的研究卻始終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好在潘太史是中國歷史上惟一不以「史學」來騙飯吃的太史，而在《毛澤東本紀》的寫作中又實在無法迴避，所以只好勉為其難地承擔起這份歷史責任。
　　毛林關係的分水嶺無疑是建國前後，二人自從1928年相識到1949年，可以說是一種上下級之間的師承關係；而1950-1971年期間，在很大程度上應該說是君臣關係，而且前後正好都是21年，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天意吧。

　　一，林彪同志自從朱毛會師以後，很快就從殘酷的戰爭實踐中認識到了毛主席的偉大，堅定地站在了正確路線的一邊，並且本著知無不言的精神，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以及對革命現狀的擔憂。毛澤東同志則根據自己豐富的學識對林彪同志加以教育和開導，解除了他的疑慮，幫助他樹立了正確的信念，同時對紅四軍的發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從而為三破圍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久之後，毛主席被迫離開了指揮崗位，林彪同志率領紅一軍團打跨了中央軍主力，為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作出了決定性貢獻。從後來的結果看，長征能夠延緩一年，對於紅一方面軍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遵義會議以後，毛主席重新指揮紅軍，但最初的效果並不理想。林彪同志仍然勇於直言，甚至提出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前線指揮由彭德懷負責這樣尖銳的主張。在抗戰初期、解放戰爭時期，毛林對不少問題也存在分歧，但是將帥之間同心協力，取長補短，從而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歷史上看，黨內優秀的軍事家不乏其人，但是他們卻不象林彪同志這樣幸運，能夠直接接受毛主席的領導。例如二方面軍中的段德昌同志、四方面軍中的曾鍾生同志，他們沒有犧牲在戰場，而是被上級殺害了；粟裕同志的指揮藝術雖然也十分出色，但由於資歷不夠，進入主席視線太晚，從而多少影響了能力的發揮。林彪同志後來也深有感觸，在九大上，他發自肺腑地說，如果沒有主席的英明領導，落到了張國燾、賀龍的手下，肯定也會遭遇不測。
　　由此可見，毛林二人在建國以前都能做到開誠布公；主席對林彪同志有知遇之恩，而林彪同志也沒有辜負主席對他的期望，並且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做到了活學活用。但是，毛澤東思想本身是在殘酷的鬥爭實踐中所產生的，其實用性堪稱曠古絕今，這件至剛至強的武器先後為二人所掌握，在共同對敵的時候自然橫行天下。但是在強敵既去之後，即使相互之間發生輕微的碰撞，其後果也必將是災難性的。這種微妙的關係，也許只有藉助金庸小說中的屠龍刀與倚天劍才能說得清。
　　
　　二，建國以後，毛主席事實上無疑成為了君主，與原先那些下屬的關係也就不可避免地轉化成了君臣關係，當然這中間也是有個過程的，而林彪同志在這一點上無疑是個先知先覺者，這首先在朝鮮戰爭的問題上表現了出來。關於出兵與否的問題，出現任何分歧都無可厚非；但是在挂帥的問題上，林彪同志無疑是動了腦筋的。當主席徵詢意見的時候，他推說身體不好拒絕挂帥，恐怕另有深層次的原因；至於後來說他是害怕美國、怯戰云云，完全是無稽之談。據聶榮臻同志說，林彪同志在紅軍時期總是對自己的戰績十分在意，有功必錄。在全國勝利以後，林彪同志的軍功最大，這一點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林彪同志作為已然是軍功第一的高級將領，拒絕出征的理由只能這樣來解釋，即「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這與當年太子四客堅持阻止太子出征是一個道理。毛主席固然博覽群書，而林彪同志的勤奮好學也是有目共睹的。據說當時林彪同志有去貴州當省長的打算，他從史書中得知，唐玄宗曾說：「西漢功臣，因權貴不終；南陽故人，以悠閑得保」。當然，林彪同志是一名軍人，如果主席下令，讓他力疾而起的話，林彪同志也決不會再行推委，實際上他也做好了出征的準備，積極地配備邊防軍的領導班子，以鄧華取代黃永勝就是明證。他之所以要推脫，最低限度是不想給主席留下一種捨我其誰的感覺。
　　
　　三，建國初期，在七大當選的五大書記中，任弼時同志很快就病故了；朱德同志也因為年事已高，並無實權，實際上形成了以主席為首、劉少奇、周總理為輔的三巨頭體制，也可以說是三個主要幫派。其中劉派掌控了黨務大權，成員包括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主要是他在擔任北方局書記時建立的班底，基本上都是文官，屬於後起之秀，其中絕大多數還是七大中靠鼓吹毛澤東思想起家的爆發戶。他們與軍隊的關係比較疏遠，雖然劉少奇曾經擔任過新四軍政委，軍委副主席等職務，但他在軍中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影響力。相對而言，這個派系在黨內處於弱勢地位，所以他們也就特別抱團，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幫派。總理雖然黨內排名在少奇之下，但實際影響力卻遠遠過之。不僅在軍方樹大根深，後來的十大元帥中的大多數都曾經是他的部下；而且擔任政府首腦，掌握行政大權。只是由於他在長征以後長期戰鬥在國統區，流動性較大，所以並沒有形成什麼明顯的派系，但其實力之強是不容否認的。這也正是主席在七大上扶劉抑周的主要原因。而扶弱抑強、以枝代干，則是毛澤東思想的一條重要策略，建國以來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主席長期以來一直負責軍事工作，其主要勢力也集中在軍隊。而建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定都北京，政府及總參謀部主要是以原華北局、華北野戰軍為基礎組建的。地方政權則普遍採取了軍政委員會體制，轄區廣大，手握實權。中央與地方的格局很不協調，可以說內輕外重的情況相當嚴重。根據劉少奇的提議，主席在1952年將各大區的書記調進中央，各大行政區不久之後也被廢除，加強了中央集權，可以說達到了一箭雙鵰的目的。
　　主席的下一個戰略目標就是理順中央內部的黨政關係，通過對財政部長薄一波的嚴厲批判而打開了突破口，隨後改組了政務院，總理的直轄部門只有他兼任外長的外交部；緊接著又撤消了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解除了總理的幹事會書記職務。同時，由高崗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規格與政務院平級，並管轄其下屬的八個經濟部門。總理的職權遭到了嚴重削弱，而高崗的勢力卻出現了極度膨脹，這就使他產生了覬覦之心，很想更上一層樓。而劉少奇當時的處境恐怕更加不妙，主席對他建國以來的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例如確定新民主主義秩序、確保私人財產等等；並且鄭重其事地告戒他，凡是以中央名義所發的文件，必須呈報主席審閱。
　　正在這時，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所擬定的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落到了高崗手裡，其中與劉少奇有關的人員佔了很大的比例，可以說是結黨營私的鐵證。就連一直追隨少奇的饒漱石也感到大事不好，劉一旦垮台，他作為中組部部長自然會首當其衝；所以他毅然決定改換門庭，站在了高崗一邊，而且為了表現出自己並非少奇的死黨，不顧劉的反對，對安子文進行了無情的攻擊。應該說，高崗的進攻取得了一定成效，既通過對薄一波的批判，達到了影射劉少奇的目的；又策反了饒漱石，挖了對方的牆角。但是他太想畢其功於一役了，急於要在將要設置的中央第一副主席、總書記之中獵取一個職位，甚至還想取代總理，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劉、周，從而招致了二人的聯合反擊。
　　高崗的支持者除了東北以外，主要集中在軍方，高政委與林總、彭總都有交情，而二位大帥也對高政委表示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其原因在於，毛主席馬上打天下卻不在馬上治天下，功臣們在建國以後並未得到應有的榮譽和地位，在黨和政府之中沒有什麼名分，自然也對國家事務不享有發言權。高政委的軍黨論符合他們的胃口，事實上成了他們的代言人。既然高崗樂於衝鋒在前，二位大帥進有所得、退無所失，無本萬利的買賣，斷然沒有不做的道理。
　　但是，高崗顯然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主席似乎是有利用高崗來牽制劉、周的打算，但也不是非要換馬不可。而且高崗當時的地位已經很高，如果真的贊同軍黨論而提拔高崗，那麼對站在他身後大帥們（決不僅限於彭、林）又該如何安置呢？雖然高崗對劉的指責許多還是符合實際的，但政治局畢竟不能淪為督軍團，所以主席的最終抉擇是保劉、周而棄高、饒。不過當初誰也沒有料到，劉少奇的反擊是如此殘酷，竟然導致了高崗的自殺與饒漱石的除名。因此，主席在隨後召開的七屆五中上增補林彪、小平二位同志擔任政治局委員，既安撫了軍方，同時對急劇膨脹的劉少奇也是一個限制。不久之後，對黨政關係又作出明文規定，政府不得對地方黨委發號施令；國務院下達各地黨委的文件，要與中共中央聯署。
　　
　　
　　
　　2006-1-2[/FONT]undefined[/COLOR]

轉發一貼，雖然未必同意所有觀點，也算一家之言吧，如果諸位能由此多有一個心眼看問題，足矣

四，在安排中央布局的同時，主席對軍隊也進行了調整。以粟裕同志取代聶榮臻同志擔任總長，起因似乎簡單但卻非常能體現毛主席的用人之道，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件事情涉及的範圍不廣而長期以來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由於歷史原因，我軍始終各自為戰，山頭林立，直到1949年2月才統一了全軍番號，彭賀、劉鄧、陳粟、林羅分別統領四大野戰軍；而聶徐麾下的華北野戰軍由於擔負拱衛中央的重任，其下屬的三個兵團直隸於解放軍總部。因此，由原華野的領導出任總部首長應該是順理成章。在解放戰爭的進程中，徐向前同志的軍事才能有目共睹，他雖然只是聶榮臻同志的副手，卻率領少量兵力而完成了巨大的戰略任務。而榮臻同志在華北戰場卻吃過幾次敗仗，加之向前同志曾經擔任過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出於加強黨內團結的目的，主席任命向前同志擔任總長，榮臻同志只得屈居其次。但是由於向前同志在太原戰役期間身患重病，其總長職務後來一直由榮臻同志代理。當時制度草創，大軍征戰未休，主席對此恐怕也無暇細慮，或者別無選擇。而在全國局勢穩定之後，情況卻出現了本質變化。
　　首先，自1952年7月起，從朝鮮載譽歸來的彭德懷取代總理主持軍委工作，他無疑是個極不好相處的人，在掌控軍權之後，便肆無忌憚地提拔親信，對重返軍界的黃克誠（副總長）同志百般拉攏，讓他擔任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由於彭、聶二人在軍界都屬於樹大根深的人物，彼此能否精誠合作就是一個問題。其次，京畿駐軍多為華野舊部，榮臻同志在客觀上的確有權兼中外之嫌，總長易人勢在必行。主席在批評總參的時候，當時擔任副總長的粟裕同志認為自己也有責任，與榮臻同志共同檢討。主席恰好找到了借題發揮的機會，乘機厚此薄彼。使榮臻同志感覺是粟裕搬弄是非而不是主席負己，從而達到了一策兩全的目的。
　　林彪同志當時置身事外，冷眼旁觀，對主席縱橫捭閡之術有了更深的體會。這從他後來主持軍委工作后的人事布局就可以看出些端倪。首先，林彪同志始終沒有染指過北京軍區，文革初期取代楊勇同志擔任司令的是原四方面軍的鄭維山同志；三十八軍換防保定是毛主席和代總長楊成武商定的，林彪同志事前並不知道。其次，林彪同志在撤換鄧華之後，推薦炮兵司令陳錫聯同志出任瀋陽軍區司令，而不是順理成章地從將星如雲的四野點將就更能說明問題了。因為主席對京畿駐軍一直很在意，對於權兼中外的事情是非常敏感的。據說，北京軍區師長以上的任命都要報主席批准。華野出身的楊成武後來一直折騰到垮台也沒能把總長前的那個代字去掉，也是由於犯了這個大忌。而更加可悲的是，聶帥直到晚年仍不醒悟，還在為華北山頭主義而耿耿於懷。
　　1955-1956年期間，通過授銜和召開八大，對開國元勛進行了論功行賞，十大元帥中前七位都進了政治局，從而形成了文革以前的基本格局。八大的常委格局變化不大，陳雲同志由於在建國后的經濟建設中頗有建樹而入選；小平同志歷史上屬於毛派，主席利用他掌控的書記處對其他常委進行制約；周、陳雖然在經濟方面觀點比較接近，但還算不上是一派；朱德同志因為年事已高，基本上是個榮譽職務而已，他在歷史上雖然一度與主席齊名，但卻存在隔閡，相對而言，倒是與總理關係比較密切；劉少奇的黨內排名僅次於主席，實際上處於接班人的地位。對於這樣一個稍微有利於文官的的格局，大多數人恐怕也還是樂於接受的，但軍方的實際領袖、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無疑是個例外。他對自己未能進入常委，地位降至與其他元帥平級而感到不快，因此在軍中胡作非為，發泄不滿，同時也是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以便將來見機而作。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在1958年發起了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運動，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德高望重的劉伯承元帥和戰功卓著的粟裕總長。為了掩人耳目，他派總政組織部長劉其人中將帶著材料去找林彪同志，托他轉呈給主席。也許是彭德懷覺得林彪同志是個局外人，由他出面比較客觀的原因吧。而主席當時也在關注著軍隊，前不久赫魯曉夫與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的不愉快對主席不可能沒有影響。主席接到林彪同志轉來的材料，因為對彭德懷是有成見的，所以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用心。當年在會理會議期間，林彪同志提出變更中央指揮權的要求，主席就認定彭德懷是主謀而林彪只是受人利用而已，何況這次的確是彭德懷主謀的呢！
　　但是，主席卻因勢利導，對他採取了縱容的態度，其中的原因有些複雜，很有進行梳理的必要。劉帥當年在中央蘇區的確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這筆舊帳一直沒有算，而且劉帥在建國後主動交出兵權，自告奮勇去開辦軍校，主席很難出面再說什麼。粟老總歷史上與主席並沒有什麼淵源，讓他出任總長本有不次推恩的意思，但是粟總長卻並沒有表現出受寵若驚的樣子，主席一旦需要有人幫助的時候，他未必是最好的人選。而對彭德懷的處理則更加複雜，他在朝鮮戰場上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影響。本來，毛岸英同志的犧牲，他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主席不計前嫌，讓他擔任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既是為了加強黨內團結，同時也是希望將心比心，得到他的鼎立支持。但是客觀上卻並未如願，彭德懷非但不感恩，還總是抱怨功大賞薄。對他進行處理雖然簡單，但是難免會給人留下一種公報私仇的感覺，不到眾人皆曰可殺的地步，最好不要動。但是為了防患於未然，在軍委擴大會議召開的前夕，主席毅然決定讓林彪同志擔任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因為在軍中，恐怕也只有林副主席才能與彭德懷相抗衡。這無疑是給了權欲熏心的彭德懷當頭一棒。在軍委擴大會議開幕之後，又讓總書記小平同志時常預會，以便隨時了解會議的進程。彭德懷在會議過程中果然上躥下跳，對劉帥、粟總百般羅織罪名，瘋狂進行誣陷和迫害，並且牽連到葉劍英、周世第、宋時輪等同志，肖克、李達等人甚至被趕出了軍隊。這樣一來，彭德懷的險惡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而且元帥、大將、上將一勺燴的做法顯然引起了公憤。當時，小平同志公開為劉帥講話，同情粟總的人就更多了。主席再乘機為劉帥、粟總說上幾句公道話，既安撫了軍心，也為彭樹立了強敵。彭雖然達到了排斥異己的目的，但也為自己的垮台種下了禍根。
　　五，林彪同志在高饒事件中親身見證了政治鬥爭的殘酷，在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風浪中更是體會到了主席的政治智慧，他在政治鬥爭中學習政治，很快就完成了軍事家到政治家的轉變。政治鬥爭當然講求路線，但更重要的則是實力，而林彪同志在這方面的天賦的確很高。他對主席是信服的，但對保存實力看得比什麼都重。當年長徵到達陝北以後，主席要他調出些部隊增援紅十五軍團，他死活不幹。以至於主席一怒之下，撤了他的職，改任紅軍大學校長。在四平戰役中，他置主席嚴令死守於不顧，多次如實彙報不可死守的理由，在廖耀湘突破了外圍陣地，部隊面臨危險的時候，林彪同志一邊上報，一邊從容指揮部隊撤退，從而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部隊實力，為不久以後的勝利反攻奠定了基礎。最後主席也對此予以了認同，在戰爭期間甚至連批評都沒有。與此相反，當年西路軍的負責人陳昌浩同志由於背上了路線錯誤的沉重包袱，處處服從命令聽指揮，結果卻斷送了整個西路軍。主席後來也對他有所安排，但充其量就是個馬列編譯局的局長。所以在政治上，關鍵的問題還是實力，單純強調忠誠是毫無用處的。
　　林彪同志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以後，由主席點將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經歷了十年的政治洗禮，林副主席無疑是參透了毛澤東思想。主席的施政方針是扶弱抑強，保持平衡，以便隨時為自己保留最後仲裁之權。高、饒、彭等人都是因為意欲進取而招致大禍，而自己卻通過韜光養晦反倒加官晉爵，所以在主席面前時刻保持弱勢才是重中之重。但是，由於林副主席進入了決策中樞，也就再一次進入了主席的視野，許多事情容不得他一相情願。主席在請他出山的時候，林彪同志表示推辭，還是借口身體不好，結果立即就遭到了主席的嚴厲批評，並且點出了問題的實質，說林彪同志就是不願承擔責任。當然，林副主席身體的確不太好，雖然沒有身患絕症，但戰爭期間遺留的創傷卻使這位元帥無法承擔煩瑣的日常工作。為此，主席還特地配備了一個強大的軍委領導班子，規定林帥、賀龍、聶帥分別擔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以羅瑞卿取代黃克誠同志擔任總長、軍委秘書長。並且還進一步明確了分工，林在家林主持，林生病則賀主持；聶帥負責軍工及科研。賀龍、羅瑞卿之所以能夠重返軍界，表面上是得力於廬山會議有功，而更加深層次的原因仍然是維持軍內派系平衡的考慮。其中，羅瑞卿雖然是華野出身，但並沒有什麼軍功可言，只是一個政委的角色而已，他的優勢在於長期負責保衛和公安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信任。
　　鑒於這種彼此牽制的格局，林副主席雖然在軍委中處於強勢地位，但根據主席一貫扶弱懲強的既定方針，便處處以弱勢的姿態出現。除了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之外，就是強調主席一貫倡導的政治建軍的原則，發揮精神原子彈的作用，而對日常性事務則並不過問。「三八作風」、「四個第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相繼出台，學習「老三篇」蔚然成風，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普及起到了無法替代的作用。事實證明，林副主席的這一整套治軍方針不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不愧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典範。例如1962年，我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積極發揮精神原子彈的作用，在對印度的作戰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林副主席主席軍委工作期間，我軍的戰鬥力空前提高，軍民關係也最為融洽，是我軍歷史上的黃金時期。不僅如此，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也逐漸從軍隊走向了全國，對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起到了極大的振奮作用，極大地凈化了社會環境。文革初期之所以在急劇的動蕩中社會的基本秩序仍然保持了穩定，林副主席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實際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林副主席從不發表意見，只是到了主席的確需要幫助的時候才會挺身而出，尤其是在1962年 的七千人大會上；此後不久，他又主動提出養病，軍委日常工作則交由賀龍處理。可以說在文革爆發以前，主席對林副主席是非常滿意的，對他的工作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六，從1964年開始，主席與劉少奇之間爆發了嚴重的衝突，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小平同志立場不穩，有與劉少奇政治結盟的嫌疑；陳雲同志由於對經濟形勢過於悲觀，早已受到了冷落；朱德同志則因年事已高，已經逐漸淡出政壇；總理的政治經驗最為豐富，而且深悟中庸之道，凡事不到萬分穩妥他是不會做的。由此可見，主席在常委之中並不佔絕對優勢。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劉少奇長期把持黨務當權，在中央及地方都有不少追隨者，這些黨棍、政客們經過多年的修鍊，大多老奸巨滑，把中央的命令加以合乎自己利益的過濾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在反右、大躍進，以及四清運動中他們就是憑藉這個手段，完全瓦解了主席的部署，把對他們的整風完全轉嫁到了群眾身上。因此，如果主席亮明觀點，在中央全會上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很可能會是一場「慘勝」，要麼是劉派大員堅決抵抗，哪怕他們佔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客觀上也是黨的一次嚴重分裂；要麼他們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最後只是以罷免幾個人就草草收場的話，無疑會遺禍於將來。當時的許多地方諸侯鑒於高饒事件的教訓，在原則問題上搞首鼠兩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同志在這方面的表現就很典型。
　　劉少奇當時也很清楚自己處境不妙，他也採取了不少對策來保護自己，現在的宣傳總把他說得非常被動與無奈，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他知道自己的弱項是在軍隊方面，因此對賀龍、羅瑞卿百般籠絡，並且頗見成效；以致於賀龍在巡視部隊的時候，總是拿少奇來壓人，並且聲稱根據憲法，劉少奇是國家元首、軍隊統帥。他對羅瑞卿也是封官許願，並含沙射影地說國防部長非常重要，不應長期由一個病人把持；還許諾說，將來的國防部長非羅瑞卿莫屬。但軍隊畢竟是主席大大本營，劉少奇的這些小動作自然無法保密；於是主席決定在大舉進攻之前，首先鞏固陣地，清除內部隱患。第一個目標理所當然就是要解決羅瑞卿的問題，目前的流行說法是羅瑞卿之所以下台是主席聽信了林副主席的誣陷。從後來掌握的材料看，這種說法非但不符合事實真相，而且還是赤裸裸的捏造。
　　倒羅的部署始於1965年，應該與《海瑞罷官》的醞釀同時或稍後。由於羅瑞卿自恃主席、林副主席的信任，身兼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總長、副總理等十餘要職，黨政軍幾乎沒有他不參與的事。他黨內排名在聶帥之前，軍內的排名在葉帥之前，這就助長了他飛揚跋扈、目中無人的惡劣作風。本來，葉帥為戰備問題下了很大工夫，理應在會議上做總結，不料羅瑞卿卻以會議主持人的名義做了總結髮言。令葉帥的一片心血付諸東流，在盛怒之下，便聯合聶帥、總政主任肖華、副總長楊成武等人向主席以及林副主席告狀；主席便順勢讓他們搜集羅瑞卿的材料，並對林副主席的過度放權提出了批評。因此，林副主席當即命令總參，不得以個人名義做什麼總結。羅瑞卿這才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連夜求見並做檢討；林副主席雖然已經知道他犯了眾怒，引起了諸多老帥甚至是主席的不滿，還是以幫助的態度讓他加強通氣，為了引起他的足夠重視，還宣讀了黨章和毛主席的有關指示。出於對羅瑞卿進行挽救的目的，林副主席又命令總參，暫時不要傳達他的指示。關於這一點，當事人楊成武後來做了說明，可惜羅瑞卿仍然執迷不悟。到了十一月，隨著姚文元文章的出籠，兩軍決戰之日越來越近，羅瑞卿的問題也就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他在問候江清同志時得知，主席對各地（尤其是北京市委）拒絕轉載姚文非常震怒；於是連夜就向劉派大將，也是他在書記處的同黨彭真告密。結果《北京日報》竟然與軍報同日轉載《評海瑞罷官》，從而引起了主席的極大警覺，當即就把葉群同志叫到了杭州併當場攤牌，指責羅瑞卿既非軍委主席，又不是副主席，在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有什麼資格做總結；還說那麼多元帥、大將都無事可干，而羅瑞卿卻黨政軍都要插手。由於羅瑞卿重返軍界是林副主席的建議（黃老的情況也一樣），而且平時林羅兩家的來往比較密切，所以葉群當時被嚇得半死，連忙順桿爬，說羅瑞卿對林彪也非常不敬。主席原來對林彪總是稱病雖然不滿但也沒辦法，這次發現了葉群的機敏正好能夠加以利用，於是便令她呈文匯報，並且規定林彪同志如果身體不好，可由葉群代替出席會議。但是令林副主席始料不及的是，在十二月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以反對林彪的名義打倒了羅瑞卿，並解除了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同時命令林彪再次出山，並讓葉帥擔任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反羅最力的楊成武出任代總長。林副主席在這場風波中又一次領教了毛澤東思想的無比威力，所以在次年江清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時候就再也不上當了。當主席親筆在「江清同志主持的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託」幾個字的時候，林副主席在向軍委常委批轉這份文件的用語簡直精妙無比，他是這樣說的：「送上江清同志的信和她召開的座談會紀要」。實踐證明，林副主席的確對毛澤東思想領悟最深，不愧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林彪同志曾就主席的這種作法總結如下：「他先給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再來修改你的意見，無中生有，完全捏造，今後當小心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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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966年，主席為了爭取軍方的全力支持，將所有能用上的老帥都封為軍委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如既往，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並且說出了「一句頂萬句」的名言。但是林副主席對為臣之道卻始終恪守不渝，決不在今君與儲君之間搬弄是非，尤其是對儲君的廢立問題上更是置身事外，畢竟高崗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因此，對主席具體的倒劉部署，林副主席都沒有參與，象首都工作組的設立，都是總理牽頭，由葉帥、成武以及公安部長謝富治等人在具體操辦。直到五一六通知下達以後，在總理的多次請求之下，林副主席才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這就是著名的五一八講話，其要點如下：
　　1，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無產階級有了政權，百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要靠奪取政權來鞏固和發展，否則是經濟主義，是乞求恩賜。
　　2，政權是什麼？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3，我們的社會還是在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我們沒收了剝削階級的物質，但是不能沒收他們頭腦中的反動思想。
　　4，思想是人的最大特點之一，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農村有自留地，一筐糞，是先送自留地還是送集體的地，都是有鬥爭的。
　　5，毛主席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幾個月來就是做這個文章。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
　　6，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
　　
　　這雖然是一篇即興講話，但卻一語道破了毛澤東思想的終極真理。毛主席是一名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政治家，他深知「陽儒陰法」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成功經驗，因此總是強調路線第一，其實主席最為關注的並非是什麼空洞的路線問題，而恰恰是權力。主席在第三次反圍剿以後到遵義會議之前的三年裡，儘管路線正確但卻因為不掌握實權，結果非但一事無成，還險些成為瞿秋白第二，性命不保。所謂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云云，還不是看掌權者的導向嗎！毛主席在看到這份滿分的答卷以後，對自己的得意門生提前出師，其心情是複雜的，在給江清的信中表示不安，從而對林副主席產生了不必要的疑慮，那個當年被自己訓斥為「你懂什麼」的娃娃，現在已經完全弄懂了師傅的心思，非但如此，他還掌握著軍隊的大權，是個萬萬不可等閑視之的人物，這或許就是毛林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也許是看到講話整理稿之後，林副主席也意識到有些問題說得太直白了，不夠含蓄，便又躲到大連養病去了。直到是年八月，在主席發表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向劉少奇正式宣戰以後，才在主席電令和總理的親自勸說下回到北京勤王。
　　主席對他這種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態度無疑是不太滿意的，但大敵當前卻又無可奈何，於是便只好採取加官晉爵的辦法，把接班人的桂冠轉戴在了他的頭上。本來，儲君的廢立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至少也要履行一個手續，但在當時的條件下，立即就召開黨代會顯然時機未到。於是總理就主動提議，今後只允許林彪同志繼續以副主席名義見報，而其他人則只稱常委，總算勉強解決了這個技術上的難題。但是，林副主席對主席公開號召造反顯然有不同意見。當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因為在反羅鬥爭中出力但未討好，便鼓動作戰部長王尚榮中將一起炮轟總參黨委的時候，林副主席在徵詢了總理的意見以後，立即就做出了組織處理，從而保證了軍內尤其是各總部的穩定。是年國慶，陶鑄同志的女兒陶斯亮在天安門上向主席反映軍校的文革運動死氣沉沉，鎮壓群眾，當即就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林副主席只好下令軍校要向地方學習，但同時卻命令軍隊不準介入地方文革。主席對此當然不滿意，所以後來想方設法也要把軍隊拖下水。
　　由於張春橋急於爭功，對安亭事件予以了肯定，承認了上海工總司的合法地位，直接造成了上海市委及華東局的嚴重混亂。雖然主席在此之前就有把文革引入廠礦的打算，但既然主攻的方向是劉少奇，而華東諸侯由於陳毅、譚震林以及柯慶施的淵源，大多數都不是那條線上的人，例如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就直接在主席領導下工作過。所以使得文革偏離了既定方向，雖然亂了敵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亂了自己，結果劉少奇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中央文革顧問陶鑄、副組長王任重卻先垮了台。雖然他們也有自身的問題，錯把文革當成了又一次反右，但打擊面驟然擴大終歸不是什麼好事情，從而使不少人對劉少奇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產生了共鳴。林副主席曾經保過陶鑄，告訴他要被動被動再被動，但那一輩人對權力實在太痴迷了，要他們主動休息比什麼都難受，所以也不能都怨別人。同樣，賀龍對總理類似的勸告也是無動於衷的。
　　
　　八，在陶鑄等人垮台之後，軍隊也受到了衝擊，江清、陳伯達在軍委碰頭會上指責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肖華以及北京軍區司令楊勇都遭到了抄家。林副主席為此特地召見了江清，對她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也是諸將帥大鬧京西賓館的心理基礎，並且在在徐帥的要求下，口述了軍委八條命令，嚴禁衝擊軍事機關。主席面臨二帥「逼宮」，當即照準；但幾乎就在同時，鑒於安徽造反派要求駐軍保護會場，主席又批轉林副主席馬上執行，派兵支持左派。並且鄭重地說：「軍隊不介入是假的，應該支持左派，以前命令一律作廢。」不久之後，又頒布了《軍委十條》，主要內容是則是強調一律不準開槍，不得隨意捕人。總之，軍隊還是按照主席預先的設想，捲入了地方的文革，並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三支兩軍運動，但這是林副主席無法抗拒的，雖然他也參與了十條的制定。當然，主席為了對軍方進行安撫，對江清同志也不疼不癢地批評了幾句，這是導致「二月逆流」的誘因之一。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等人相繼死於非命，林副主席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於是毅然決定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軍隊的幹部，總後勤部長丘會作中將就是第一個受益者。
　　在林副主席以外的老帥之中，陳老總的政治水平最高，葉帥當時還不是太行。他已經感到了文革的可怕，在劉鄧陶之後，恐怕還有更多的人會受到衝擊，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劉鄧的錯誤再嚴重，也比不上他當年利用民主的方式把主席趕下了台並取代了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吧。所以陳老總迫切希望對文革降溫，並且提出對劉少奇的問題要在黨內解決，家醜不可外揚。與他看法相同的不乏其人，譚震林同志由於曾經在華東主政，對老部下陳丕顯等人挨整早就心懷不滿，便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怒斥罪魁禍首張春橋，但他充其量還只是個急先鋒而已。陳老總聯繫延安整風，提到「昨日功臣，今朝禍首」才點出了問題的本質，揭了主席慣於拉一派、打一派的老底，並且也應看作是對文革新貴們的規勸。陳老總畢竟革命多年，對毛澤東思想的掌握雖然趕不上林副主席、周總理，但與其他人相比還是很有水平的。震林同志當晚還給林副主席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之所以敢出頭，是由於在井岡山時期就堅定站在主席一邊，所以就處處以老資格自居，總覺得主席不至於為了個把張春橋這樣的筆杆子就不要自己。殊不知這正犯了主席的大忌。是年四月，江清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得明白，要為人民立新功。可見主席對吃老本的行為是何等地厭惡。
　　結果主席在聽到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彙報之後，立刻就發了雷霆之怒，並放出了重上井岡山的狠話，事情全然沒有迴轉的餘地。在總理的斡旋之下，幾位老帥、副總理被迫檢討。而在江清奉命向林副主席傳達主席指示，並要他小心自己地位也不穩的時候；林彪同志除了把譚震林的信件轉交主席，並輕描淡寫地說震林近日思想糊塗墮落之外，就沒有了下文。文革開始以來，林彪同志無疑是在思索，既然文革的目標劉少奇等人已經靠邊站了，為什麼還要繼續革命，並且越演越烈，許多老革命都相繼垮台了呢？
　　林副主席畢竟對毛澤東思想領悟最深，終於在幾個月後找到了正確答案，那就是文革恰恰就是要革革過了的命的命。由於主席年事漸高，已經失去了繼續打持久戰的耐心，況且建國以後，對那些當權的幹部們也不知道教導了多少次，可他們就是不肯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而總是熱中於當官做老爺，總不能年年上大學但永遠也不想畢業吧。根據老人家一貫扶弱抑強的思維軌跡，這次運動大概要搞得徹底一些，並不只限於黨內高層範圍，而是要推廣到整個社會，甚至是改變國家的體制。其實，這種事情對政治家可能說來複雜，但在文學家的筆下卻敘述得異常清楚。老舍在三十年代寫了一部中篇小說《貓城記》，其中有著精彩的描述：貓國的階級對立相當嚴重，全國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級，即有褲子階級與沒褲子階級。沒褲子階級認為社會不公而發動革命，剝了有褲子階級的褲子穿在了自己的身上，但那些沒剝到褲子和被剝了褲子的人又以同樣的理由把剛穿上褲子的人打倒。主席出身平民，對敲骨吸髓的強勢集團歷來就極為痛恨，為了與他們斗，就必須把大量分散的弱小勢力加以統和，才能化弱為強，戰而勝之。幸運的是，歷史給了主席充足的時間，讓他完成了對弱小力量的整和並最終戰勝了強大的對手。但是不久就發現，跟著自己鬧革命的泥腿子剛進城就學會了地主老爺的派頭，在勸說無效之後，就必須再革他們的命，為了隨時革掉別人的命，自己就要永遠保持最強的狀態。但是主席偏偏就是最痛恨強者，總是站在弱勢的一方，按照這種邏輯推論下去，主席有一天會自己討厭自己，進而革自己的命，也不知道與托洛茨基鼓吹的不斷革命論有什麼必然聯繫？但這不是走火入魔又是什麼呢！是年三月，林副主席顯然處于思索中，本著一貫緊跟的作法，他只能空洞地表示支持，說什麼文革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
　　
　　九，主席很快也覺察到軍隊大亂會對自己造成不利，便通過對五一三事件的處理，讓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等人重新出來主持工作，先穩定各總部然後再及各大軍區。不久，他們有幸成為了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後來與黃永勝、丘會作一道，並稱為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剛，但在九一三事件以後也一同受到了牽連。但實際卻並非如此。
　　軍委辦事組的設立的確是在林副主席提議下成立的，那是因為楊成武陪同主席南巡，日常工作需要有人處理，最初的成員有組長楊成武、副總長吳法憲、葉群、丘會作，還有其他幾個人，黃李二人則是在次年三月楊成武垮台以後才入選的；而且當時軍委常委仍然辦公，辦事組的權力並不是很大，但他們卻清一色都是紅一軍團出身，正是主席親手創建的老班底。其中，黃永勝同志參加過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他原名敘錢，由於主席平生討厭「錢」字，賜名勇勝；在上將中還有一人享有如此殊榮，他就是許世友同志。黃永勝在紅軍時期的資歷雖然還說得過去，但肯定比不了楊成武和楊得志。到了四野以後他也並不是十分受寵，反正最初的四個兵團司令里並沒有他，他的地位其實一直與韓先楚等人不相上下。建國以後，由於他長期擔任廣州軍區司令，而那時許多高幹冬天都去廣州避寒，林彪也常去，接觸自然多些，但非要說成是同黨就顯得十分勉強。丘會作在紅軍時期還是個紅小鬼，是總理把他從保衛局的槍口下救了出來，在長征中總理險些不治，是他和陳賡等四人用擔架抬了總理四十天，那可是過命的交情。而在東北他只是一個縱隊政委，和林彪恐怕說不上幾句話。林副主席在1959年提名他取代洪學智上將擔任總後勤部長恐怕還是沖著總理的面子，他在文革初期實際上起到了林、周之間聯絡員的作用。李作鵬在紅軍時期只是個搞機要的，直到遼瀋戰役後期由於堵住了廖耀湘才榮升縱隊司令；吳法憲是個政工出身，在四野里也只是個縱隊政委，他能受到林副主席的賞識，主要還是沾了原空軍司令劉亞樓的光，那才是林副主席的心腹愛將呢！讓他們掌管軍隊，後來進入政治局都是毛主席的主張，而在九大以後發覺軍隊的權力太重而逐漸對他們產生了疑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不應把什麼事情都推到林副主席一邊。
　　主席在武漢的七二0事件中非常狼狽，在總理的保駕下倉皇轉移，雖然主席很清楚軍隊的命並不那麼好革，但事到臨頭即使再不甘心也必須忍耐，不得不終止一度想武裝左派的念頭，並不失時機地拋出了王、關、戚這三隻替罪羊來安撫總理和軍方。文革初期的動蕩局面終於有所改觀，停止了大規模的上訪、串聯，學校也開始相繼複課，但社會生活仍然很不正常。長期的動蕩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思索，歷史進入1968年以後，各種思潮相繼湧現，其理論水平要遠遠高於一年多以前遇羅克的《出身論》。左派代表楊曦光認為中國革命本身就極不徹底，要發動一場巴黎公社那樣的徹底革命。而右派代表姜明亮等人已經敢於把矛頭指向林副主席和江清同志，並且對主席也不乏微詞。但他的見解中確有合理成分，例如：地方上對於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各取所需，名曰一句頂萬句，實則屁用也不頂。右派分子中要數廣西的劉振武最為大膽，他把毛、林說成是自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分裂出來的「派性中央」，其中的許多觀點非常尖銳。例如：既然黨內混入了那麼多的黑幫、走資派，其最高領袖何以就是完人？所謂兩條路線之爭，不過是中央內部的內訌而已。他還說，派性中央高喊要立新功，實則天天賣舊貨。總之，對文革的不滿情緒正在日益滋長。
　　主席對文革陷入膠著狀態深感不安，在推出三結合新體制的同時，還掀起了規模空前的上山下鄉運動，將紅衛兵驅逐了事。鑒於武漢事件的教訓，他首先從軍隊系統著手，打倒了楊成武並任命黃永勝同志擔任總長，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很多人都覺得不可司思議。其實，楊成武垮台主要原因還是他的個人素質問題。首先，他忽視了「臣失密則亡身」的古訓，主席曾對他私下評價過幾個老帥，不料楊成武回到北京之後就把這話傳了出去，藉以向老帥們討好賣乖。當他聽主席對林彪同志略有微詞的時候，就主動開始疏遠林副主席，而且他順竿爬的願望實在太強，對於資歷相當的同志沒少在暗中施展手段。為了打倒肖華，他不辭辛苦，搜集證據，並送交到主席手裡。最為關鍵的是，他的虛榮心實在太強，據說承蒙主席或江清召見以後，逢人便說，沾沾自喜。久而久之，便引起了大家的不滿。林副主席對他的忘恩負義也有所覺察，明確指出，人一失去了感情，說什麼都沒有用了。導致他下台的直接原因可能與他力保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同志而得罪了江清有關，在對老部下與其他同僚之間，態度判若兩人，山頭主義的傾向過於明顯。因此，主席和江清連續開了四次小會，決定將他打倒，卻讓林副主席主持大會宣布命令。林副主席對楊成武並未絕情，明確告訴他可以偕家眷離京，並且仍然是副總長。隨後，軍委辦事組也進行了調整，黃吳李丘從此掌握了軍隊的實權，但這在當時完全是主席的意圖。由於軍委辦事組的清一色，致使不少人對林副主席產生了不滿；聶帥曾就楊成武的「後台」問題請示過主席，主席對他進行了安撫，於是聶帥豪氣頓生，當即就向林副主席興師問罪。林副主席由於政非己出，當然說不清楚，但這又是主席的決定，不便明說。便示意楊總是不到他這裡來，實際上是說他的問題與自己無關；不料聶帥卻更加深了誤會，繼羅瑞卿的問題之後，林副主席再次背了黑鍋。因此，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江清將劉少奇的材料送交常委審閱的時候，把劉說成是叛徒、工賊、內奸，五毒俱全。林副主席便在報告上作出了如下批示：「向卓越指導專案工作的江清同志致敬」。既點明了事情真相，同時也為挂名擔任專案組長的總理解了圍。由於政局多變，林副主席比過去更加謹慎，在不建言、不干擾、不吭聲，主席畫圈我畫圈以外，對凡是涉及讚揚他的宣傳一律予以制止，歷史上的權臣該忌諱的東西他都格外小心，而惟一的目的僅僅是保全首領於亂世而已。
　　
　　

十，1969年初的珍寶島事件使中蘇之間劍拔弩張，國際局勢異常尖銳複雜。主席在九大召開前夕毅然決定在珍寶島主動出擊，是想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既要遏制了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又想在備戰的緊張氣氛下統一全黨的思想。主席在備戰的同時，又讓陳、徐、聶、葉四帥研究問題，以便集思廣益。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則由陳伯達牽頭，張春橋、姚文元也奉命參與其中，共同向林彪同志彙報。但是陳與張姚的觀點截然相反，陳認為文革的主要目的均已達到，所以發展生產是當務之急，他所擬定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陳是文革的受益者，而且自知地位已經到頂，無望再進，所以希望保持既定格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林彪同志之所以支持他恐怕也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張、姚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當然還要繼續革命，而且他們也比較了解主席的想法，三結合的班子中真正的造反派並不多，由於兩派鬥爭激烈，結果被後來奉命三軍兩支的軍方白撿了便宜，從而嚴重地偏離的既定的目標，於是他們便指責陳的報告是惟生產力論。陳畢竟熟讀馬列，再加上有副統帥的支持，便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譏，一針見血地指出張、姚是伯恩斯坦似的機會主義，一味運動而沒有目的。但是主席認為張、姚的稿子合乎自己的想法，便親自加以修改並予以採用，而對陳則根本不屑一顧。林副主席深知箇中滋味，繼續革命說不定真的要革了自己的命，所以他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而已，事前竟然根本就不屑過目。目前的史書中對陳、張之爭總是一帶而過，只說他們鬧矛盾，而林彪支持陳。其實，只要將陳伯達所擬定的題目公布出來，其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
　　由於當時處於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各自為戰，我國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左右逢源，而最糟糕的選擇無疑是兩面受敵。但遺憾的是我國自從六十年代以來就長期處於這種尷尬的境地，這與主席在赫魯曉夫身上的失策有很大關係，雖然赫魯曉夫最多只是個二流政治家，但他卻是蘇聯這個強國的領導人；主席雖然傲視群雄，但中國的國力卻遠遠落後。所以當時發展生產增強國力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但主席卻出於意識形態上的考慮，與蘇聯鬧翻，並承擔了過於繁重的國際任務，應該說是典型的慕虛名而遭實禍。九大對國際形勢做了異常嚴峻的估計，主席明確發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而四位老帥的分析報告則是在10月以後才出台，陳老總關於利用中蘇矛盾打開中美僵局的天才設想無疑對主席產生了影響，但那些都還是后話。
　　八月中旬，蘇軍在新疆裕民地區對我實行報復性襲擊，我軍巡邏分隊三十餘人全體陣亡，此前還有消息說蘇聯正準備對我實施核打擊，形勢欲發危急。雖然主席通過連續進行核試驗然後秘而不宣的辦法，對蘇聯產生了強大的震懾作用，但不容否認，一旦開戰，我方仍然處於明顯劣勢。九月中旬，中蘇兩國達成協議，確定於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舉行副部長級談判。林副主席鑒於近代戰爭的經驗，擔心蘇軍利用節假日對我實行偷襲，於是在國慶前夕召見軍委辦事組成員及總參負責作戰的副總長閻仲川同志，對北京周圍的機場防禦作了緊急部署；並且明確指示，雖然八成打不起來，但要做好八成要開戰的準備。隨後，又親自乘坐飛機，視察三北防線。當時，根據主席的指示，軍委辦事組成員掌握軍隊實權，黃、吳等人都榮任政治局委員；劉、陳、徐、聶、葉五位老帥雖然都擔任軍委副主席，而實際上卻被剝奪了參與軍機的權力。辦事組中數黃總長的軍事素質高，但他在上將之中不過位居中流而已，只不過比某些丘八略勝一籌。林副主席身兼國防部長，只得親自出馬，如果此時還考慮什麼韜光養晦，那可真是對黨和人民的嚴重犯罪了。
　　十月中旬，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為了防患於未然，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律緊急疏散。主席十五日離開北京去武漢，林彪同志隨後轉移到了蘇州。大約是在十七或十八日，林副主席擔心蘇軍利用和談之機，其副部長的座機進入北京上空的時候突然對我指揮機關實施核打擊，也就是所謂的斬首行動，隨後大軍跟進突襲。便緊急指示留守北京的黃總長要加強戰備，防止偷襲，建立精幹的指揮班子並立即進入戰鬥崗位等等，總參值班的閻仲川同志在向部隊傳達的時候，也不知為什麼突然心血來潮，將這幾條指示合稱為林副主席第一號戰鬥號令，也許是為了賣弄文采或拍馬屁吧。主席是在林彪向黃總長下達命令的次日才接到了彙報，這在特殊時期本來也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由於當時的通信手段還不是很發達，如果事前請示的話很可能會因為耽誤了時間而造成嚴重的後果，事實上林彪同志與主席之間在戰爭年代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但是主席這次卻以為自己的統帥權威受到了挑戰而異常震怒，雖然當時沒有挑明，但對林副主席的猜忌之心無疑更加嚴重了。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中央某些要員的疏散與「林副主席一號令」本來沒什麼關係，但有人總是胡說林副主席別有用心，想乘機迫害老幹部。
　　1970年以後，毛林之間的關係異常微妙，林副主席逐漸淪為主席關注的重心，他的舉動完全落入了主席的視線，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與林副主席的談話記錄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覺。他們之間的談話其實並不複雜，武元甲在向林副主席請教對美軍作戰方略的時候，林副主席所談內容的中心就是一個「熬」字，也就是說要堅持持久戰，長期維持南北對峙的局面。應該說這對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是極為出色的戰略，也是「兩寇並存使其鬥」的傳統謀略。因為越南歷史上最擔心的就是來自北方的威脅，他們在內戰中當然要依靠我們，而一旦完成統一，便會對我不利。後來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主席、總理尚在的時候，越南的黎筍一夥就開始倒向蘇聯，力圖對我實行牽制。所以林副主席要他們與美國及南越對「熬」，無論如何也是老成謀國之術，但是大智與大奸有時的確難以區分。《資治通鑒》中曾有這樣的記載，皇甫惟明曾對唐玄宗講：「邊境有事，則將吏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勛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主席在對林副主席產生懷疑的情況下，難免會往最壞的方面去推測，從此便不把林副主席視為純臣了。這件事情對毛林關係的影響非常重大，主席對此一直耿耿於懷，後來對越南人說，有人（指林彪）勸你們把美國人抓住不放，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擊戰，不要打大仗。而我卻勸你們要集中兵力打大仗。關於這樁公案，1979年的中越之戰已經判明了是非，證明了林副主席的先見之明和毛主席在外交上的重大失誤。那麼，林副主席當年的真實動機究竟如何呢？據說當年的新疆軍區司令尤書金同志對時局深感不安，除了邊境的緊張局勢以外，中央還規定凡事都要向北京的外交部請示，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小規模的衝突也有可能引發中蘇大戰，所以軍區司令的許可權十分有限，這也是造成裕民事件的根本原因。尤司令為此曾向林副主席當面請示過，林副主席安慰這位老部下說，邊境的緊張局勢並非都是壞事，也能夠提高軍區在中央的分量。毛林二位的政治智慧當時都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但中蘇之間的緊張局勢並不是林副主席造成的，他作為軍事方面的負責人，理應為國分憂。之所以不避嫌疑挺身而出，潘太史認為是忠心可鑒。但遺憾的是主席當時卻另有考慮，認為林副主席是居心叵測，意欲藉助外敵之勢以求擁兵自重，最終釀成了無可挽回的大錯。
　　
　　十一，第二次廬山會議無疑是毛林失和的關鍵所在。從表面上看，是否繼續設立國家主席是問題的焦點，實則不然。主席事先的確說過在憲法中不設國家主席，他自己也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意見。但是在九大上，毛主席曾當眾說要推薦林彪同志擔任主席，搞得林副主席誠惶誠恐，連忙起立擁戴。由此可見，所謂退位決非主席的本意。所以林副主席提出設立國家主席並要求毛主席出任，完全是一種擁戴行為，而且主席最初對林副主席的建議也並無異議，他讓秘書傳話說問候林彪同志好。有人說主席從來不走回頭路，他對曾經擔任過的國家主席職務斷然不會有什麼興趣。不過國家的名器並非兒戲，毛主席書當然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但他自從1959年以後，只保留了黨內職務，在國家機關中並未任職，客觀上的確有些名不副實，對於主席深感不便的接見外賓等問題，完全可以採取授權他人的方式加以解決。主席雖然後來又明確地表示自己不當國家主席的想法，但很可能是由於勸進工作還不到家的緣故，歷史上不也有三讓而進的典故嗎？
　　有人認為林副主席勸進是假，自己想當國家主席才是真，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市場但卻禁不起推敲。第一，國家主席歷來是個虛位，並無實權。劉少奇由於並無實力，當國家主席是有利的，他可以藉助這個虛名為自己張勢。但是林副主席要是當了國家主席，其效果正好相反。因為林彪同志當時已經掌握了軍隊大權，是名副其實的實力派。一旦成為國家主席，還想繼續擔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恐怕絕無可能吧，毛主席完全可以推出一名老帥來取代他主持軍隊工作，分明是在慕虛名而遭實禍。歷史上有許多皇帝為了解除大將的兵權，都採用過這種虛崇其位而實收其柄的做法。再說，毛主席完全可以讓國家主席承擔許多外交禮儀，如果林彪同志稱病，正好可以把他掛起來。1976年年初，葉帥明明身體沒什麼大病毛主席不要向全黨公布他身體不適、需要養病並讓陳錫聯代為主持軍委工作嗎？如果林彪同志硬撐的話，則可以讓他出訪阿爾巴尼亞等國，然後在國內從容布置豈不更好？所以是否設立國家主席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擁護林副主席這一提議的人太多，顯示了強大的號召力，如果放任下去，一旦林副主席帶頭髮難，局面就會不可收拾，因此主席才會不顧一切地加以反擊。
　　張春橋無疑是廬山會議上的風雲人物，他即使未獲主席的授意，至少在事前也與主席有所交流並猜出了主席的意圖。主席那段時間出於防範林副主席的目的，極力想削弱他的影響力，便對林彪同志很多特有的做法和語言表示了反感。在八一建軍節的社論中，陳、張之間又對一處語法修辭產生了分歧，陳主張將原稿中「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毛主席和」四個字去掉，而張則堅持不改，最後總理交由主席裁決。主席雖然讓人圈掉了那四個字，其實卻非常不滿，他認為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其實，從語法修辭的角度看，陳的主張比較有道理，「領導」就包含了指揮的意思，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則是將二人的關係並列了；如果改成「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協助指揮的」，雖然更加突出了主次關係，但與史實恐怕略有差距。因為解放戰爭期間協助主席指揮的應該是總理，抗戰期間主席身邊根本就沒有戰事，林副主席也因為受傷而脫離了戰場。所以說為了突出毛林，而又以毛為主的話，陳的用詞並無不妥。但主席對這樣的提法也心生疑慮，恐怕多少有些杯弓蛇影之虞。張春橋既與常委陳伯達結怨於先，又因為《憲法草案》與吳法憲同志發生了爭執。他主張去掉草案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等明顯帶有林彪印記的語言，這雖然是主席的意思，但他卻故意不說，也許是出於賣弄或矜持吧。結果不但令吳拍案而起，也引起了一致公憤，就連主席身邊的汪東興也加入了聲討的行列，陳老總自然不會放過出口惡氣的機會，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這三員上將分別寫信給林副主席，要求對張春橋這個烏龜王八蛋予以懲戒。許多與張有過結的同志則四處串聯，一時群情激奮，要求揪人，聲勢十分浩大，其中陳伯達為了報爭寵失利之仇，表現得不遺餘力，但這也是人之常情。主席後來形容說「大有炸平廬山，使地球運轉之勢」，並沒有說錯，但可悲的是，主席卻認為眾人在跟著林彪起鬨，雖然名義上在指責張春橋，而實際上卻把矛頭對準了自己。
　　
　　十二，主席在九大會場上看到全場紅寶書與綠軍裝，不可能沒有感觸，再加上外電有關軍閥官僚執政的報道，更是憂心沖沖。於是要林副主席也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並提到了張春橋。但是，對張春橋這樣一個沒有任何軍功、只會耍筆杆子的文人，林副主席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歷史上雖然有君為臣綱的說法，但是君主也要信守為君之道，皇帝當然有廢立太子的權力，但他也必須在諸位皇子至少也要在皇族中選擇，而絕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傳位給寵臣。林副主席早就說過自己不配當這個接班人，願意隨時把這個位子讓給更加合適的同志。如果主席明言或暗示將來要樹立毛遠新同志，林副主席非但不會有什麼異議，而且還會竭誠擁護，因為這樣才更能成全他千古忠臣的美名。但是張春橋是個什麼貨色呢？他在理論上的確很有水平，但在歷史問題上多少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最為要緊的人，此公心胸狹隘，在九大期間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竟然指使華東組的黨羽對德高望重的陳老總百般攻擊。按照主席的一貫作法，如果林副主席對此不明確反對，肯定又會把樹立張春橋說成是林副主席的意思。這樣一來，林副主席不但在那些曾是他師長的老帥面前名聲掃地，在老部下那裡也是無法交代的。但令人遺憾的卻是，主席當時把張春橋視作惟一可以繼承自己理論衣缽的傳人而百般呵護，所以當發現有人要揪張春橋的時候便動了雷霆之怒，其程度甚至比在「二月逆流」的時候還要嚴重，不僅提出了嚴正警告，還說要辭去中央主席。後人常說主席發動文革，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其實這句話用在第二次廬山會議上才比較貼切，主席利用個人權威而壓倒了全黨一致的意見也只有這一次。至於大受非議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從組織原則上講並沒有違法，雖然有很多中央委員未能出席，但畢竟還是達到了法定人數。主席當然不會對大家明說，張春橋就是我的代言人，反對他就是反對我。於是便以設立國家主席和陳伯達稱頌天才為突破口，並把久違了的馬列主義也抬了出來。拿陳伯達開刀是因為他雖然廁身常委卻是個文人，沒有什麼實力，如此先弱后強，各個擊破，正是毛澤東思想精華之所在。伯達老兄當了替罪羊，廬山上第一號倒霉蛋自然非他莫屬。陳老總也因為力主要揪出反對毛主席的人而遭到了責難，主席甚至把他們說成是「二陳合流」。陳老總歷來堅持獨立思考，對主席也從不迷信，結果卻在文革開始以後屢遭批判，本以為這次可以藉助擁護主席的名義狠狠地回敬一下張春橋這個惡棍，不料卻又「犯了錯誤」。這對他的精神造成了嚴重打擊，結果不到兩年便鬱鬱而終。
　　
　　

十三，隨後，主席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林副主席，讓軍委辦事組的同志們檢討。本來，黃總長上廬山是在主席開始反擊之後，按理說他連作案時間都沒有，應該不會犯什麼「錯誤」的。所以主席對他一開始是寄予了厚望，但黃總長卻毫不掩飾對張春橋的反感，這使主席對軍隊更加不放心了，於是加緊了倒林的部署。下山以後，主席不但對吳法憲、葉群等同志的檢討不予通過，而且還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批陳整風」運動，由於文革初期陳伯達作為文革小組組長在北京軍區轉過幾個地方，於是這時就被主席晉封為北京地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並明令黃總長及李作鵬副總長參加北京軍區的會議，實際上就想通過抽騾子驚馬的辦法迫使他們就範。不過這幾位軍頭畢竟才經歷了一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當然清楚劉少奇做檢討的下場就是他們的前車之鑒，按照主席凡事肯定做到底的習慣，即使他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也未必過得了關，還必須牽扯到林副主席才能算是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而且還要編造得有聲有色才行，主席對他們的嚴厲批評不過是圍城打援而已。
　　在主席的一再指責下，黃總長等人不得不在1971年2月召開各總部及軍兵種會議並做「自我批評」，隨後又遞交了書面檢討。但是主席並沒有絲毫的鬆懈，他在河北省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李雪峰的檢討上更是做了異常嚴厲的批示，說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由於林副主席深知主席對北京軍區歷來非常重視，所以他從來就不插手，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同志原先是紅四方面軍的將領，後來隸屬華野，跟他八竿子打不著，但是主席仍然不放心，結果把軍區司令和政委都打成了反革命。但是林副主席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對主席有過任何非議，而且平時深居簡出，要抓把柄還真不容易。所以主席只好採取迂迴戰術，說我黨多年不讀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其實，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實際影響非常有限，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在洋人面前屢戰屢敗而喪失了自信心崇洋媚外表現，而馬列主義就好象是為了打狗而順手抄起的棍子，但很多人就把這個洋菩薩捧上了天，就連一貫以「忠臣」自詡的羅瑞卿也不例外。而正是林副主席高度地評價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將其從馬列主義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但主席目前卻在以林彪作為潛在的或現實的敵人，根據「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一貫原則，對林彪同志的一整套做法進行了全面的否定。並且親口否定自己是天才，為了逞一時之快竟不惜自毀長城！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更是對自己發生了動搖，從而嚴重地削弱了毛澤東思想，不能不說是個天大的悲劇。
　　
　　十四，林副主席畢竟對毛澤東思想悉心研究多年，其水平不在主席之下，他深知主席這樣做的目的是在打草驚蛇，從而再次祭出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法寶，千方百計地引他先出手，以便師出有名。由於林副主席一貫以擁護主席的姿態出現，而一旦反目則難免為世人所疑，正面交鋒決無勝算，於是高掛免戰牌，既能夠爭取時間以待主席清醒，又能夠以哀兵的姿態出現，博取同情。如果和解當然最好，即使要打最多也只能是等到時機成熟，聯絡諸侯，實行「清君側」。
　　主席的外圍戰顯然不太成功，於是便在3月下旬請總理出馬，率領軍委辦事組一干人前往北戴河向林副主席傳達指示，希望林副主席能夠參加批陳整風彙報會，並現身說法地暗示林副主席應該做檢討。林副主席仍然十分從容，堅持擁護主席的一貫方針，支持吳法憲、葉群按照主席的要求重寫檢討，但對主席要他出面的要求卻不予理睬，因為他對主席以群眾運動之名運動群眾的本領是一清二楚的。主席在接到總理彙報之後非常不滿，又對黃吳李丘四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說他們已經到了懸崖邊緣，能否回頭全靠自己；但同時也看出從他們的檢討之中再也榨不出什麼油水，也就只好作罷了。
　　
　　十五，毛林二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五一節的天安門城樓上，據說林副主席身體不適，原本不打算出席，是總理再三勸駕才勉強趕來的。他坐在了主席的對面，但主席卻旁若無人地與別人談話，林副主席就在幾分鐘后不辭而別。由於攝影師來不及為二人拍攝合影而受到了總理嚴厲的斥責，這在為人謙和的總理身上實屬少見。有人據此便說林副主席是在公開場合發泄對主席的不滿，這實在有些牽強附會。毛主席倒是在1966年國慶節主動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劉少奇攀談了十多分鐘，結果又如何呢？也許是林副主席也下定了決心，打一場局部戰爭，如果把問題限制在與張春橋的爭執上，民心或許會站在自己一邊，而象劉少奇那樣裝熊的話只會自取其辱。
　　雖然主席通過改組軍委辦事組、改組北京軍區、批陳整風等手段發動了強大攻勢，也就是所謂的摻沙子、挖牆角、搬石頭，但林副主席仍然不為所動，陣腳未亂。主席為了打破僵局，再次離京南下，到處找當地的軍政大員談話，公布與林副主席之間的分歧，並不斷上綱上線，顯然還是為了敲山震虎。果然，林副主席在各地的老部下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將消息送到北戴河，林副主席久經沙場，當然明白兵法講究虛實的道理，仍然從容應對，以不變應萬變。但是葉群和林立果畢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以為馬上就要大禍臨頭而匆忙採取行動，結果導致了純屬意外的九一三事件。
　　主席在江南發現了某些「異常」現象而決定採取提前回京的斷然措施，目前看來他的擔憂純屬小題大做。當地方諸侯親耳聽到了主席帶有明顯傾向性的訓話以後，為了表明立場，說一些對林副主席不利的話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這種惡性循環卻十分可怕，勢必會造成三人成虎的假象，嚴重影響了毛主席對形勢的判斷。目前的史書中說林副主席在9月初下達了武裝政變的手令，林立果不但預謀在南線暗殺主席，還要在北線對總理、諸帥以及江清、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下手。把林副主席父子完全說成了窮凶極惡之徒，可惜這種說法本身的漏洞實在太多，根本不合情理。
　　
　　十六，我們可以用反證法的方式進行推論：第一，為了落實政變計劃，必須確保在南北兩線同時動手並一舉成功，時機很難掌握。再說，即使拋開江清等人不談，總理和各位老帥平時並不在一起，目標太多，決非林立果指揮幾個「教導隊」就能完成的。況且當時老帥們並不得志，他們為什麼都上了名單而某些掌握實權的人卻不在其中呢？這倒很有事後為林副主席樹敵的嫌疑。第二，黃吳李丘等人根本就沒有任何異常反應，林副主席要搞政變，即使突襲得手也要掌控總參以及廣播電台等要害部門，怎麼會不考慮他們呢（要麼拉攏，要麼除掉）。就算象某些人說的那樣要劫持他們去廣州另立中央，為什麼不提前打發他們當中的1-2人先去呢？這大概不會引起什麼人的懷疑吧。第三，搞政變不能只靠空軍中的幾個人就能完成吧？林副主席究竟動員了哪幾個軍區司令、軍長、師長呢？如果好幾年都查無實據，那就只能認定那場政變完全是子虛烏有。第四，林副主席既然要搞政變，首先自己要確保暫時的安全，他至少應該到一個可靠的軍部去，而不應該繼續留在北戴河。第五，即使政變成功，林副主席怎麼對部下解釋他的弒君行為，總不能說主席、總理以及諸老帥同時都出了意外吧？反對毛主席者全黨共諸之可是他的名言啊！
　　有人在林副主席身上找不出原因，便喜歡在林立果身上做文章，但他的問題充其量也就是紙上談兵。很可能是他年輕氣盛，說了一些大不敬的話，生怕主席回京之後會治他的罪而已。至於那天晚上飛機到了蒙古墜毀，由於當時中國與蘇聯、蒙古並不是交戰國，《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尚在有效期內，所以不能給林副主席定叛國的罪名。人要活命無可厚非，尤其是考慮到要為家族留下根，況且林副主席當時對飛機的航向也未必知情，據林立衡同志說他是在服用安眠藥不久受了葉群及林立果的挾持。也許他們事先曾經考慮過萬不得已的情況應該怎麼辦？但是葉群卻沒有掌握好時機，飛機並未做好充足準備就強行起飛。另外還有一個說法也很荒唐，有人說林副主席一家死於暗殺。其實，這種事情很難絕對保密。即使主席真動了殺機，但他也指揮不動部隊把槍口對準林副主席，因為執行人當然要考慮後果。同樣，林副主席如果要對主席動粗的話，也指揮不動一兵一卒。況且，毛林都是偉大的軍事家，他們一生經歷陣仗無數，但從未用過暗殺手段。有人還把責任歸咎總理，其實毛林交惡對他有利，他對劉少奇那樣的落水狗都不願再打，何況是軍界巨頭林副主席呢。所以這件事情用意外來解釋最為妥當，但其後果卻對中國歷史的進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首先，使毛主席的威望一落千丈，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與實踐的破產，並極大地破壞了毛澤東思想完整性，嚴重動搖了中國人民的信念。其次，使主席失去了對政局的絕對制約力量，並嚴重地打擊了主席的自信，削弱了毛澤東思想的群眾基礎，致使教條主義打著馬列主義的旗號得以死灰復燃。
　　
　　十七，事實證明，主席在九一三事件後方寸大亂，直到一年以後才開始公開批判林彪，為了給群眾一個合理的解釋，便將也許與林立果有關的「五七一工程」公諸於眾，但這份「罪狀」的許多條款卻引發了許多人的共鳴，例如知青下鄉等於變相勞改，黨內鬥爭如同絞肉機等等。總之，正面批判林彪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事實上在挖主席的牆角，親痛仇快。當然，也有一些人的確對林彪破口大罵，其中有的是不明真相，而更多的恐怕是在指桑罵槐，幸災樂禍。所以當人民日報的王若水根據總理的意圖，把林彪定性為極左的時候，主席意識到了危險，便讓張、姚等人出面予以制止，並說林彪是極右，但是這樣一來由於與事實相距太遠而難以服眾。於是主席決定發揮自己在史學方面的優勢，把林彪與孔子聯繫在一起，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將林彪這樣一位武人與孔聖人相提並論，不知究竟是褒還是貶，難怪有人把這場運動說成是「批零批空」。後來，江清又根據政治鬥爭的需要，將這場運動轉化成了批周公，把矛頭對準了總理而引發了公憤。事實上，當時的所有非主流力量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希望寄於總理了而對主席已經是離心離德了。主席對軍隊也不再指揮自如了，只能通過「移鎮」的方式加以制約，也就是大軍區司令對調。當他想樹立王洪文的時候，就連許世友這樣的老粗也認為不妥。所以主席生前就已經意識到了身後的結局，所以才會對華國鋒、張春橋等人感慨萬千地說，將來你們幾個的命運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問題會搞得血雨腥風。而很多老幹部確實也在積極準備，等主席一咽氣就大顯身手。主席讓小平同志復出實屬無奈，為了對聲望如日中天的總理進行制約也只得如此。小平同志起初也想緊跟主席，對總理的批判也相當嚴厲，說別人是可望而不可及，只有總理是既可望又可及。但不久以後，由於廣泛地接觸了社會各界，他認識到力量的對比正在向總理及老帥的一方傾斜，而主席一方的惟一優勢就是主席本人尚在而已，所以這個實用主義者便再次與主席分道揚鑣了。主席雖然看出了小平將來必然會見機而作，但如果懲處得太重的話對自己將更為不利，因為當時人民群眾的覺悟水平根本意識不到他以後會帶來的危害，所以只好以罷官了事。
　　
　　十八，主席晚年的心情無疑是異常凄涼的，但又苦於無人訴說，便只好在古籍中尋求安慰。據說主席對庾信的作品最為欣賞，《枯樹賦》辭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桂何事而消亡，桐何為而半死？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滄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當年由於侯景作亂，庾信滯留北朝，傷痛欲絕。其《哀江南賦》曰：「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林副主席就好象是主席的影子，多年來一直追隨左右，隨著主席年事漸高，而影子卻在夕陽下顯得又長又大，主席心有疑懼，奮力一搏，極力擺脫之。但是當他終於再也看不見那可怕的影子的時候，也終於意識到太陽已經落山了。
　　華國鋒委以重任是主席生前所布的最後一個局，目的是想最大限度的團結中間力量，加強左派的實力。但是就連華國鋒這樣的蹩腳政客也識破了主席的用心，知道主席的真實目的是以他作為過渡，以便讓江清等人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接班。所以他非但不報恩，反而乘主席屍骨未寒而將主席的親屬幾乎一網打盡。如果九一三事件是另一種情況，即林彪在蘇聯安全著陸並真的反對主席，恐怕紅色高棉波爾布特的命運就是主席的最終結局。
　　總之，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是戰勝強敵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林彪同志的問題卻在客觀上成了毛澤東思想的死結，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造成了嚴重的障礙。因此，只有為九一三意外事件平反，恢復林彪同志的應有榮譽，才能開闢毛澤東思想的金光大道。要想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就不能不讀毛主席的書，就不能不聽毛主席的話，就不能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目前有許多自稱左派的人，總是叫囂奪權，但卻從來不好好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學習主席的權謀藝術，不理解主席加強中央集權的雄才大略。事實證明，中國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毛澤東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式的道路並不足取。只有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才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現代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