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是如何過的關

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是如何過的關

[史海鉤沉]

    政治領導人歷史應該有透明度，讓廣大群眾都知道。但在「對毛主席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年代里，只要傳出偉大領袖一個聲音，就能改變事實真相，平息一場爭論，決定人的政治命運。

老貧農趙懷禮講大寨村史

    １９６４年春夏間，毛澤東雖然還未正式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但在黨內領導層已經聽到毛澤東「農業要靠大寨精神」的講話，因此新華總社國內部農村組和山西分社領導，就派我到大寨蹲點採訪。

    來大寨不久，就和一位名叫趙懷禮的貧農相識。他是陳永貴兒媳花妮的伯父。當時大寨還沒有招待所，外來客人都擠在幾間平房裡，為找個安靜地方寫稿，我就住到他家裡。

    趙懷禮對來人談話也無顧忌。平時，他不上地勞動，也不參加隊里活動，也不會迎合幹部。閑下就躺在鋪著毛氈的炕頭上聊起天來。我是從他口中才知道１９４５年昔陽剛解放的歷史。

    聽了趙懷禮對大寨和陳永貴歷史的講述，聯想到陳在《黨員登記表》填的參加過「興亞會」，知道他的經歷很不一般。沒想到後來他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竟由此引發出一連串政治事件。

劉格平把張懷英證明信轉給「中央文 革」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在陽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員李觀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檔案中，發現李在１９５５年鎮壓反革命時交代他曾參加了昔陽縣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並擔任情報員。該情報組中還有陽泉市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寫的材料，也承認自己參加過日偽組織「興亞會」，內中還有「領導人是陳永貴」的字樣。

    當時六十九軍在陽泉市的支左部隊負責人將此情況向黨委作了彙報，軍黨委派人審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閱了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一二九師鋤奸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就有陳永貴的名字，並註明是偽村長，情報員身份。日本關押時的審訊材料，上面寫的是「歸順釋放」。陳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每周兩次去昔陽城給敵憲兵隊送情報，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繫。支左部隊負責人說，當時群眾稱他是「陳二鬼子」。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說法是「與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凡是在國民黨、日本統治時期被捕過的都是重點審查對象，而且一開始都是當敵我矛盾，交給造反派審查、批鬥，從劉少奇到基層的當權派，都逃不過此關。

    這是關係陳永貴政治命運的問題，與他一起「造反」掌了權的「戰友」都捏著一把汗，因為他們的政治命運和陳永貴聯繫在一起。

    「文革」初期，和陳永貴同時進到省核心小組、並擔任辦公室主任的張懷英對陳永貴說，你的歷史問題我清楚，我在一區工作５年，縣裡工作１０年，對當地的社會情況比較了解，我寫份材料，讓劉格平（當時的山西省革委主任）轉給中央文革。１９６６年７月，張懷英在大寨對我說：１９４８年６月考察陳永貴入黨問題時，就調查過他的歷史問題。當時規定，吸收黨員要有兩人介紹，區委書記簽字。我當時是大寨所在區的區委書記，對待這個問題特別慎重。大寨所在的一區是在縣城周圍，被迫參加偽組織的較多，一區肅反時，凡是「興亞會」、「自衛團」的一律不登記，不填表，一筆勾銷，使這些人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當時的區長張立棟說，陳永貴的偽代表問題搞不清，而我對陳永貴搞「老少組」印象好，於是親自調查，知道「興亞會」原來是特 務組織，後來成了群眾組織。

    張懷英按這個口徑向中央文革寫了材料，劉格平又把向上反映的情況告訴了陳永貴，陳永貴心情平靜了些。

我地下工作者談「興亞會」社會背景

    昔陽縣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１９３８年，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到這裡，一邊和日軍打仗，一邊宣傳，播下了革命種籽，在皋落等遠離縣城的邊遠山區建立起抗日根據地。

    日軍佔領昔陽縣，經常到鄉村掃蕩，所到之處，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當時的秦基偉、賴際發支隊參謀，和打入當時日偽憲兵隊的我地下工作者、昔陽籍老幹部劉增玉他們都向我講過，在昔陽縣城只有１００多個日本兵，憑藉著有洋槍洋炮和「武士道」精神，鬧得１０多萬人民雞犬不寧，老百姓深惡痛絕的 「棒棒隊」就是一夥無惡不作的漢 奸走 狗。日本人又通過「新民會」這些外圍群眾團體控制「良民」。日本的大本營叫紅部，譯成中文叫本部，漢奸特務的大本營叫 「憲兵隊」，其情報組織就是「興亞會」。這裡的監獄叫留置場，為首的日本兵叫清水，是個上士，他控制著「興亞會」情報網，偽代表搜集的情報都送到他這裡。抓來的八路軍和有「八路」嫌疑的無辜百姓都在憲兵隊審訊、處刑，一般都是「活著進來，死著出去」。打人、殺人，也很費力氣，為了省勁，索性在西河灘挖出一丈多深的大坑，將人活活埋掉。

    這個僅有十多萬人口的小縣，日軍佔領期間竟有５０００餘名青壯年被殘殺，２．９萬餘頭牲畜被掠殺，２１００萬斤糧食被搶走或燒毀。

陳永貴大難不死

    １９４０年，日本侵略軍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２７名青壯年被活埋葬身。在兵荒馬亂、饑寒交迫中，先後有３５人死於非命。

    陳永貴６歲隨父到大寨，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不久，父親因貧困潦倒，賣妻拋子，走投無路，上吊身亡。無依無靠的陳永貴就寄居在一寡婦家，為地主放牛，扛長工。他本是窮光蛋，又是從外村來的，社會地位更為低下，而他又不安分守己，因而受過種種屈辱。他為改變地位，奮力抗爭。

    陳永貴膽子大，又能說善辯，受到當時村長、地主賈泰元的賞識。１９４２年當了維持會代表，那年陳永貴２７歲，他給日本辦事，還與八路軍幹部保持著聯繫，說明他很會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糧出了問題，憲兵隊以通匪罪將他逮捕，關入留置場。

    怎樣出獄的？陳永貴自己說是八路軍幹部把他營救出來的，還有材料說是他妻子李虎妮託人保出來的，從敵偽檔案中查出是「歸順釋放」，后以「興亞會負責人」身份繼續向「憲兵隊」大隊長清水送情報。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一周后，昔陽縣城從日軍潰退中解放。而盤踞在五六十華裡外的平定、陽泉的閻錫山部隊隨時準備佔領昔陽。閻方要攻，我方要守，昔陽縣城經常處於「堅壁清野」的戰備狀態。軍民警惕性特高，只要從陽泉、平定來的都懷疑為間諜；往陽泉、平定去的被懷疑是逃亡漢 奸、地主。

    為保衛解放區，昔陽縣領導根據《太行區１９４６年工作方針》批示，在全縣範圍內開展反奸反霸，訴苦清算運動。接著就搞土地改革。

陳永貴是大寨貧僱農中的一員，卻列為「反奸」對象而被批鬥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中共建黨紀念的那天，昔陽縣委舉行了盛大的集會，會場就設在「萬人坑」的西河灘。縣委領導宣布開會後，有一項議程就是處決一名漢奸。將這個漢奸吊到樹上，脫去衣服，赤條條的，民兵又用刺刀從漢 奸的大腿上割一塊肉，塞到他嘴裡。以這種方式紀念黨的生日，足見對漢奸仇恨之深。在這種政治氣候下，曾被群眾稱為「二鬼子」、當作漢 奸嫌疑鬥爭的陳永貴，引起群眾的激憤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寇刺刀尖逃生、解放后又在反奸除特鬥爭中險些喪命的陳永貴，經過了各種痛苦和磨難，真可說是大難不死。據說當時主持鬥爭會的還是當初慫恿、支持他當偽代表的賈泰元。陳永貴認為受了這些有權有勢人的愚弄，激發起他對這些人無比憤恨和從鬥爭中求生存的決心。

土改中，陳永貴挺起了腰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昔陽的土改是在「急風驟雨」中進行。離縣城十幾里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淚史。大寨村只有６４戶，１９３口人。按當時劃分的階級成分：貧下中農４４戶、富裕中農１６戶，地主富農４戶。全村土地７００多畝，４０多戶貧下中農只有１４４畝劣等山地，就是說，６０％的耕地歸地主富農所有。領導大寨土改的賈進財、賈承福，他們按照黨的政策，通過民主討論，把土地、浮財分給了貧下中農。

    陳永貴以一個「赤貧」的「無產者」身份積極參加土地改革，和貧僱農一樣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政治上抬起了頭，他響應黨的各項號召，主動報名參加民工支援前線。新舊社會對比，激發起他對地主富農的仇恨，對窮哥兒們的同情。他說：「現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寧死在馬前，不死在馬後」。他認為地主、富農本性難移，「狼就是狼，變不成羊」。他的極「左」情緒開始暴露。一戶富裕中農是軍屬，也分到一份浮財，他質問賈進財：「土改是給窮人的，為什麼分給富裕中農」賈進財只好收回這份浮財。

我要向毛主席請罪！

    雖然陳永貴成了高舉「三面紅旗」的旗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鋒，但他對歷史問題心裡很虛，到關鍵時刻就慌了神。

    黨的「九大」召開前，中央責成山西「支左」部隊黨委審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謝振華當時是第六十九軍軍長，後為省委第一書記是審查小組負責人。陳永貴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決定后，主動找謝振華交待他這段歷史問題。

    《謝振華回憶文集》寫道：「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里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著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１９４２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後來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麼人聯繫？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直接聯繫，規定每周去送兩次情報。 』」

    《謝振華回憶文集》又寫了向上反映的經過和自己的看法：「陳永貴的歷史問題被發現以後，於１９６８年９月，我即派當時出席『軍工會議』的李金時（六十九軍副軍長）將陳永貴的問題呈報周總理。周總理當即指示：『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影印件可報中央。』遵照周總理指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六十九軍黨委名義正式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
   
「周總理陪外賓參觀大寨時，我又當面向他作了請示。總理說：『要維護大寨紅旗，作為歷史問題，仍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批極「左」和「黑材料事件」

    六十九軍按組織程序把陳永貴的歷史問題材料呈報北京軍區黨委，軍區黨委上報到黨中央、毛澤東。這個問題沒有影響到陳永貴１９６９年在「九大」當上中央委員，也沒有妨礙陳永貴１９７３年在「十大」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幫」整謝振華時冒出一個「整陳永貴黑材料」事件。

    批林批孔，實際是借題發揮。一天，江青穿著軍裝到山西赴京的《三上桃峰》劇演出處，「炮轟」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說這個劇是為劉少奇翻案的（此劇與劉少奇毫無關係，謝與此劇也無關係）。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日，周恩來總理在一次外貿、外事和宣傳會議上指出：「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他強調，「運動與業務不能對立」，政治掛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

    山西省根據周恩來講話精神，在全省範圍內開展了對極「左」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同時對各個行業進行整頓。工廠反對停工，保證正常生產，農村則抵制學大寨運動中搞「窮過渡」、取消自留地，實行「政治工分」等一系列「左」的作法。

    山西省委批極「左」時，陳永貴卻在昔陽縣「反右傾」。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前後的兩個月里，昔陽縣連續召開縣社幹部會議。陳永貴在會上說，批極「左」給我們出了個難題。他要求全縣幹部充分認識「文革」的目的，要充分思考「每當鬥爭激烈的時候，毛主席要求我們幹什麼」他針對一些幹部怕抽調專業隊上大工程會違反政策的顧慮，大批「保守」、「右傾」，以增加專業隊人數，組織大兵團搞「大會戰」。

    王洪文、紀登奎、倪志福、陳永貴接見山西代表時，陳永貴說：「到現在還搞我的歷史背景。」王洪文說：「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問題……誰搞的，關起來。」在這種高壓下，如實向上反映陳永貴「歷史問題」的幹部招來橫禍。

    １９７４年５月，陳永貴到昔陽縣白洋峪公社等地抓典型，向幹部們說「批林批孔是全國性的，我們拿不出經驗是不行的」。「什麼復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給予迎頭痛擊」。

    不批極「左」批右傾，陳永貴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符合了毛澤東意圖，受到「四人幫」的讚賞。接著，四人幫」又批謝振華、曹中南（省委第二書記）「抵制和干擾農業學大寨運動」。

    江青說：「大寨在山西，你們應當感到是很光榮的事」；「學大寨要學它抓階級鬥爭，堅持社會主義，不復辟，不倒退。」王洪文說：「你不學大寨的路線，學什麼？」當場責令謝、曹回山西接受造反派批鬥。　當時的中央要陳永貴主持批鬥大會，集中批謝、曹「錯誤」，還要他們交代整陳永貴「黑材料」問題。

    因謝振華在擔任六十九軍軍長期間通過北京軍區黨委向中央報告過陳永貴的歷史問題，北京軍區黨委又把駐山西的六十九軍領導集中到軍區，要他們同「謝振華劃清界線」，對反映陳永貴歷史問題作出交代。新調來的六十九軍政委戴秉孚是個正派老實人，他認定向中央如實反映問題是軍黨委的職責，沒有錯。

    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討論時，也發生了爭議。有人說，這是按組織程序層層上報的材料，不能說是黑材料，於是修改稿把「黑」字抹掉，只說是「整大寨材料」。又有人提出異議：在自己職責範圍內，通過部隊黨委向上反映問題，為什麼當錯誤檢查？ 正在爭執不下，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

    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是「文革」中能直接聽到毛澤東指示的軍政要員，他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但也不說反映問題的六十九軍和北京軍區黨委有過錯，他向六十九軍領導傳達毛澤東聲音：陳永貴歷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這在當時如同傳下了「聖旨」，誰都不吭氣了。

    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知道了這位４２歲才掃盲的陳永貴會講「邏輯」，過７１歲生日時特地請他吃飯，稱他是「莊稼專家」，對這位「文革」中「步步緊跟」、堅持集體化道路的英雄人物關愛有加，把他領導的大寨當作農業發展的方向，一個理想的模式，中國農業過關，就靠舉這面旗幟。據說，毛澤東認為陳是受壓迫的窮苦人，所以對陳永貴的歷史問題不予追究，保護過關。

    陳錫聯抗戰早期是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旅長，是有名的戰將。他代表中央作解釋工作，說他抗戰初期就在昔陽這一帶打仗，那時玉米長得只有膝蓋那麼高；現在長得一人多高，語重心長地說：「農業還得靠大寨！」

    陳永貴又是一次有驚無險！不僅未追究歷史問題，反而平步青雲。繼１９６９年「九大」當上中央委員、１９７３年「十大」當上政治局委員，１９７５年１月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上陳永貴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當作絕對保密只在少數有關的高級軍政領導中傳達，因此議論只在這個範圍內平息下來，而參與過陳永貴歷史問題調查和爭論的人不知道毛澤東對陳永貴歷史問題的態度，只看到他地位越來越高，聲望越來越大，還以為陳永貴真的是被別有用心的人無端攻擊，因此，對調查陳永貴歷史的人都還當作「整中央領導黑材料」，更理直氣壯地「保衛中央領導」。直到１９７７年初，揭批「四人幫」中，陽泉市還有人提出「整陳永貴黑材料」事件，有關人員被列為清查重點。山西日報駐陽泉記者寫的《內參》中說，對王敏等２９人非法審查，住進「土監獄」的６人，進清查學習班的１７人，勒令「講清楚」的３人。看管小分隊三班輪番逼、供、信，市公安局副局長王貴玉被整得終身致殘。直到１９８０年９月還未糾正「清查擴大化」造成的嚴重後果。

    陳永貴也以勝利者姿態出現。他向張懷英說：「謝振華整我的黑材料，說我是叛徒，他沒資格。」他以為，只要有毛澤東保駕，他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沒想到，１９７６年毛澤東逝世，緊接著粉粹了「四人幫」，又批判「兩個凡是」，陳永貴領導的大寨被作為極「左」典型而受到批判。

    陳永貴於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在北京病逝。按說已經蓋棺論定，但他的歷史問題仍被人議論。１９９２年出版的《謝振華回憶文集》中寫到陳永貴歷史問題時說： 「很清楚，有人證、物證和本人也承認，他確實自首叛變，又當了特務情報員。但事隔幾年，陳永貴搖身一變，在主持省委擴大會議期間，竟逼著我承認整他的黑材料，企圖置我於死地，殺人滅口，以隱瞞他的罪惡歷史。」 政治領導人物的歷史應該有透明度，讓廣大群眾都知道。如果陳永貴的歷史問題一旦發現，就告訴廣大群眾，也讓他本人向公眾說個明白，要群眾理解他，他不至於背這麼多年的歷史包袱，也不至於身後有人再寫文章數落他。更重要的是不要因「黑材料事件」讓「保」他的幹部群眾與「揭」他的幹部群眾斗得死去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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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貴談華國鋒江青張春橋鄧小平胡耀邦

[史海鉤沉]

    我在1989年5月，再次見到陳永貴。我請他給我介紹一下他到中央以後的情況，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總是註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會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步，你想一個大老粗容易嗎？

    你說：毛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毛澤東和張春橋究竟是怎麼往來的？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付採訪的架子，陳永貴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歷史，怎麼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錄音機后，才認真地說：我現在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這個人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員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數的人物，因為毛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1970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議上的矛頭是對著張春橋的，實際上是對著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林彪、陳伯達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只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伯達強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籌。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天才，也要楸什麼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永遠也忘記不了。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以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研究過江青的問題嗎？哪裡來得及呢！陳永貴說：毛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華國鋒就給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對我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了。人家手裡拿著尚方寶劍，想怎麼就怎麼。我可怎麼辦？我說：你是黨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誰能不聽你的呢？他說：那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這樣和我講過。這時，我估計他在考慮著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青好象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她表面上很輕鬆，實際上很緊張。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交代，要他們請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后，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就恢復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見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她雖然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錶。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乎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經判刑了，我主張恢復歷史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同樣有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比如，她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這樣對我說：老陳，我們都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了解，她不但是對我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他和張春橋、姚文員、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見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付錢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三百多塊錢，交給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江青是喜歡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機和膠捲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不多佔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連話都說不出來。比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他家，他當著我的面，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為難的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些人，他的動機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也不是為了給老幹部平反申冤，而是為了他自己當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是怎麼看的？你參加和討論抓江青這些人的會議嗎？陳永貴說：我哪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啊！其實並沒有召開什麼會議，完全是華國鋒和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后，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四人幫是順從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但周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們面前過一下，並不是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之前，絕大多數都是江青她們研究好了后，拿到會議上通過。這個情況我是向毛主席作過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江青說：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經警告過你多次，不要總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講話嘛！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當著江青、張春橋的面講過：江青同志，我永遠聽你的，當你的忠實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象小孩子講話一樣。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特別是我們下台以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了。其實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后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問。

    「我調到中央后本著一條原則，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辦。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以後，就能經常見到他老人家。誰知到了中央也很難見到他，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江青道是經常見面，我每次問主席的身體狀態怎樣，她都回答：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幾天，她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誰知二三天後，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後來我還為此問過江青。她對我說：黨內走資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體狀態做文章，要是讓他們知道主席的身體狀態，他們會挺而走險呀！我望著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麼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麼工作崗位，可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過去革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命，現在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嗎？」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領導，一定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毛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

我問他：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麼樣？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麼不對的，我在粉碎她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按中央定的調子來說的。江青對她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不錯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對我說：「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面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要砍掉的首先就是這面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你說資本主義復辟了你們怎麼辦？」我說鬥爭吧。

    談到華國鋒。陳永貴笑著搖了搖頭說：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松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乾二淨。我早就對他說：華主席你千萬不要把鄧小平給放出來，他要解放出來，人家要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能把你放在眼裡嗎？他還給我做工作說：「毛主席給了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於我給他一條生命嘛！」你看看他多麼傻瓜！後來也就在華國鋒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寫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嘛！他脫口而出：「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以前我還相信他，看來他也是個鬼。

    提到胡耀邦的時候，陳永貴非常生氣地說：「他是一個胡日鬼，好多鬼點子都是他提出來的。我過去不知道他和鄧小平那些人怎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文革沒有半點感情，開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還要壞。我曾經當著他的面問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來的江山？還是你打出來的江山？」他對我說：「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打出來的江山。」這話哄鬼，千千萬萬的先烈和你們有什麼關係。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在哪兒。我和他在中央開會的時候還公開吵過架。我說：「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會失敗。」他對我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不是從抽象的定義和條條出發。」唉！現在想起，我真是糊塗，人家是要全盤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呢。我還悶在鼓裡和他爭論什麼定義。在處理我和吳德等人的時候，胡耀邦和鄧小平就一再對我們說：「你們作為一名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象當年我們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著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那就是要按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比如對四人幫的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方法來處理，而是用刑法來處理。」應該說這話對我們是有威懾作用的，華國鋒幻想在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當任黨的主席，我給他打幾次電話，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說他在搞小動作，有意和我們拉開距離。吳德就對我說：壞了！我們都讓英明領袖給出賣了，這個人可是個極端自私的人。我還不相信，說：「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是有辦法對待和處理這個事情的。」吳德說：「屁，他有什麼經驗。這兩年儘是胡耀邦、鄧小平牽著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丟盡了，他還要再說什麼？」我當時也問過汪東興，他說：「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華主席應該心中有數。」但是，沒幾天汪東興也沉不住氣了。他也對我說：「看來華國鋒這個人靠不住，他把我們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華國鋒對我說：你去問問鄧小平，看他還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有一次，在國務院開會完畢后，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里，我問了他那幾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對我說：

    你以為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象三歲小孩那樣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一聽這話我就頭髮脹了！我對他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時你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面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應該走什麼路線的問題。鄧小平不等我說完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這個地步，我簡直是沒有辦法了。

    就在他生命脆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復了他一個農民的本來面目。我和一些山西老鄉去看他。他幾次對我們說：「我夢見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個地方和他一起干。想一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戰爭年代，他獻出了六位親人。在建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他又獻出了幾位親人。」

群眾稱他是「陳二鬼子」的陳永貴，「寧死在馬前，不死在馬後」。他認為「狼就是狼，變不成羊」......一個農民，給日本辦事，還與八路軍幹部保持著聯繫，在任何社會下都會風雨無阻的人，說明他很會周旋。一個農民不假，但不是一個大老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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