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經濟能力

不少右翼人士是自稱「懂經濟」的。不過，很不幸，我本人就是搞經濟實務的，因此對於經濟話題特別敏感，一見到認為不對的東西總是要提出來。於是，在與右翼人士的對話中，我往往覺得跟他們講話真費勁。例如，我說1976年的中國外匯存底如果拿來跟2003年作比較，就必須根據價格指數和匯率變動情況進行調整，不然不具備可比性。於是就有一個諾貝爾獎金出來說：「1976年的外匯存底跟價格有什麼關係，胡說？」




　　呵呵，我除了苦笑之外，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如果要說，則是三五天都說不清的。所以，還是由他去吧。

　　這還只是一件小事，還有更讓人傷神的。在強國論壇，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不少人士指出，毛澤東時代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於是馬上有右翼人士跳出來說：「增長了什麼？人民生活還不是那麼窮！」


　　是的，毛澤東時代的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得並不神速。但這是不是能夠反證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是假的呢？

　　當然，小右們會立即迫不及待地答道：那當然，人民都吃不飽，哪裡來的發展呢？

　　不過很抱歉，對於一切作出這樣回答的小右，我都不得不遺憾地通知他們：你們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經濟盲，對於經濟是一竅不通；你們試圖用生活中的直覺來理解國民經濟，但最終得到的只是肚皮經濟學，而不是國民經濟學。


　　肚皮經濟學與國民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在於理解「消費」與「積累」。

　　眾所周知，一國的產值是絕對不可能完全用於國民消費的。而國民產值的兩大基本用途，就是消費和積累。其中，私人消費部分就是人民的生活資金，這是國民產值最基本的支出；但是，光有消費還不夠，西方現代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在於積累，積累率的高低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的發展前景。在新古典發展模型看來，除非儲蓄率高於必須的資本更新率，否則經濟就不會成長，這就是所謂「發展陷阱」的基本出發點。許多國家之所以不發展，問題就出在積累率過低；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長率為何高於美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有著更高的積累率。


　　如何實現高積累？計劃經濟特別便於解決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是大致這樣做的：先是壓低農產品價格，從而以較低的價格向城市和工業提供生活（以及部分生產）原料；由於基本生活資料價格便宜，國有企業就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向工人支付工資，這樣就撐大了利潤空間；這時中國實行的是利稅合流，國家直接參與企業利潤分配，因此可以儘可能地拿走企業的收入，然後將這些收入用於投資新增項目，如基礎設施和工廠。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居民儲蓄而增加投資，從而提高積累率。


　　根據劍橋中國史，1953年至1957年，中國物質產品凈值的積累率為24.2%。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這個比例逐步提高，1971年至1975年達到33%。這種高積累水平，在世界上並不多見。按照小右們的觀點，這種積累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沒有變成居民的即時支出。不過，很遺憾，這偏偏是經濟成功國家的共同特徵，例如二戰後的日本以及亞洲四小虎，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以「勤儉」而著稱，而積累正是通過儲蓄來實現的。


　　因此，毛澤東時代經濟的特徵，就是在「吃飯」與「建設」之間的艱難權衡；對此，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中闡述過，從這本小冊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兩難困境：如果保持高積累，就勢必使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如果增加消費基金，則勢必導致發展受到影響。當然，其最終的決策是犧牲消費，增加投資。這一決定也影響到了產業結構：就是輕重工業畸重畸輕的問題。因為重工業生產工農業裝備，輕工業則生產消費品。


　　這裡，我們來看一看西方經濟學家眼中的毛澤東時代經濟成長。為了避免右翼人士攻擊我使用不準確的數據，我採用了麥迪森先生《世界千年經濟史》的有關數字，他沒有原文使用聯合國或者世行的數據，而是從全球比較的角度，以美元為基礎，在考慮到價格指數、匯率等因素后綜合形成的「1990年國際元」。按照他的計算，中國的GDP從1950年2399億元增長1976年的7930億元，同期印度從2222億元增長到5514億元；中國的人均GDP從1950年的439元增長到1976年的852元，同期印度從619元增長到889元。


　　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國地位，那麼，按照經合會的排序，1970年的世界頭十位經濟大國是：1、美國，10255億美元；2、日本，2068億美元3、德國，2037億美元；4、法國，1470億美元；5、英國，1236億美元；6、義大利，1077億美元；7、加拿大851億美元；8、中國，847億美元；9、澳大利亞，429億美元。


　　注意，這只是1970年數字。有人或許會嚷嚷：你把蘇聯弄到哪裡去了？呵呵，你問經合會去吧。他們也許會告訴你：蘇聯由於解體，經濟重組，不具有可比性；一般來說，單個國家不與一個小聯合國比。


　　在這些數字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和質量的變化。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努力，中國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企業，如攀枝花鋼鐵公司、六盤水工業基地、大慶油田等等，農業產值從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這就意味著中國已經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重要轉變，中國開始能夠自主生產包括汽車、輪船、飛機等重型設備，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道特殊風景。此外，毛澤東時代興建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包括交通、能源和農田水利設施等，如成渝、寶成、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鐵路幹線，使得西部成為坦途。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術也取得長足進步，有了原子彈、氫彈、大型電子計算機、雜交稻以及至今令中國人驕傲的航天和導彈產業等等。右翼的朋友倒是可以很輕鬆地否定這些成就，他們不願意接受現實，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只是要提醒他們：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就絕對不會有改革開放的成就。因為我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調，重視了機場、高速公路建設，但忽視了鐵路、航運、普通公路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而正是後者支撐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半邊天。如果沒有這些成就，這意味著什麼？我想答案是明白的：要麼繼續奉行高積累政策，以籌措建設資金；要麼讓中西部基礎設施落後的地方無法進行改革開放。


　　換言之，正是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壓制消費政策，才使得今天中國的高消費政策成為可能。在「吃飯」與「建設」的天平決定性地倒向前者后，一些幼稚的中國人試圖簡單地抹煞毛澤東時代的成就，這種做法也許能夠騙他們，但騙不了客觀的分析。毛澤東時代的積累政策也許是很不近人情的，他似乎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壓低到了極度低的程度，然後把節衣縮食得來的資金用於建設，把人們的食品和衣著變成了公路、鐵路和工廠。但是，正是這種不近人情才為中國的建設籌集了其他任何手段都無法獲得的巨額資金，從而使得中國後來的發展變得容易了。這其實是一種「前人吃苦，後人享福」的治國之道。


　　沒有當年的「吃不飽」，就沒有今天的「吃不了」。

　　當然，以重工業為取向的工業化道路在效率上是很難與出口替代型發展相比美的。這就是為什麼亞洲四小龍經濟成長率高於中國的原因。這裡要說明的是，中國奉行閉關政策並非自願，而是外國封鎖的結果。當年毛澤東宣布「一邊倒」並不是宣布與西方斷交，相反，所謂「一邊倒」只是一種親蘇的全方位外交而已，他並沒有關閉與美國和西方的交往之門。但朝鮮戰爭改變了這一格局，西方主動把中國視為敵人，這其實並不是毛澤東的「一邊倒」的錯誤。


　　還有一個問題不能忽視，就是中國與四小龍的發展起點是根本不同的。按照《世界經經濟千年史》的平衡數據，1950年台灣人口僅為788萬人，人均GDP高達936元，是中國大陸的一倍多，在亞洲僅次於日本（1926元）和處於虛火狀態的菲律賓（1070元），不要說這只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台灣的人力資源水平和人均資本數遠遠高於中國大陸，這正是它後來發展的基礎。毛澤東建國后，面臨著將近6億人口，其中有高達80%多的文盲率和幾乎相同的貧困率，在這樣一個凄慘的攤子上，有誰能實現經濟的瘋速成長呢？對此，即使是萬能的上帝，恐怕也只有搖頭嘆氣的份。因此，拿台灣跟大陸作粗放型的對比是嚴重違反統計學常識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貧困是原來就存在的，而不是毛澤東帶來的，――但既使是這麼一個普通的常識，右翼人士們也試圖百般予以否認，從而把1840年以來的全部災禍都歸罪於毛澤東。


　　但這公平嗎？當然，一些右翼人士可能跟共產黨存在血仇，但是我希望在評價歷史時，各位能夠擺脫私仇，以更寬闊的眼界來看問題。只有冷靜地面對事實本身，才能作一些有益於自己和他人的思考。閉著眼睛否定毛澤東時代，――這種自欺欺人的態度是無益於事的。

正是由於毛澤東時代的壓制消費政策，才使得今天中國的高消費政策成為可能。

說的好啊.

有的人就只抓了發展中的失誤看問題, 所以他們是白痴! 我也很少和他們對話.

有的人就只抓住了毛澤東的失誤看問題，所以他們是弱智！我幾乎不和他們對話。

哈哈 說的好啊. 頂!

毛主席注重的是國力，鄧小平注重的是實用。前者以其勇氣和意志使一個國家實現了獨立與自強，後者使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實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