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日》直擊歷史課

夏欣

我到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文藝22組聽討論純屬偶然。那是名作家、名導演、名演員薈萃的小組，不少發言圍繞電影《紫日》痛加發揮。我聽了糊塗，於是便趁會間休息，去約訪也在這個組的政協委員、《紫日》導演馮小寧。不想馮導聽后頓時顏色大變，拍桌子，冒粗話，金剛怒目。一位欲正向馮導討簽名的工作人員直問：「誰惹馮導生這麼大氣啊？」
　 聽得出來，馮導有關《紫日》話題的火氣不是一時一晌來的，被我這一問惹了個正著。末了馮導在我的採訪本上寫下他的手機號碼。
　 我如約來到馮導在北影宿舍區的家。陽面的那間屋零零亂亂，書和資料堆得屋滿案盈，找個坐的地方都不太容易。屋子和傢具是舊的，使得靠牆金燦燦的一長溜獎盃極盡光華。
　 「最佳影片獎」是美國觀眾從170多部參評片中投票選出來的
　 我沒做過「娛記」，所以事先搜集馮小寧的資料。
　 他是在形形色色的「電影人」里卓爾不群的一個領軍人物。他的正宗學門是北京電影學院七八級美術系，卻從第五代導演里冒出來，以兼能在導演、攝影、編劇、製片人、美術設計多個領域施展拳腳稱雄，並且幾乎把這幾個領域的全國獎項拿遍了。
　 他是一個常年研究「戰爭與和平」這個嚴肅的命題並潛心創作的電影導演。從1991年拍《戰爭子午線》開始，馮小寧在10年內連續拍攝了《北洋水師》、《大空戰》、《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6部影片，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戰爭系列」；他又是一個常在電影界「鬧出動靜」的導演，比如善於用極低的成本製作出通常用高成本才能營造的大片效果；比如讓人說成「拚命三郎」―――常做影片中的高危替身，像把自己裝進麻袋，再潑上油燒什麼的。
　 作為電影《紫日》的編劇、導演、攝影、製片，他有特別高興的時候―――2001年11月，《紫日》在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的角逐中勝出，獲最佳影片獎，而且這個獎是美國觀眾從170多部參評片中投票選出來的。
　 一番交談后我還得知，他仍是一個在電影這塊陣地牢牢死守的導演。他對於我等只是從電視上看他拍的電影而不是在電影院看，有一種毫不掩飾的不滿、無奈以至憤怒，「那些只有電影院才能表現的音色、層次、氣氛等等能給人以震撼的特殊元素，在電視里放全被糟踏了，電視怎麼看？孩子邊看邊嚷嚷吃飯，母親端著魚進來了。我就像是那種糧食的，在電視上看我的電影等於拿人辛辛苦苦種的糧食沒嘗兩口就扔了……」他嚷嚷完，氣呼呼把一盤《紫日》 V CD擱我面前。
　 學生們竟不可思議地笑了
　 《紫日》是一部講述抗戰結束前夕，三個不同國籍的人在日本法西斯滅亡前的求生經歷，是一部被評論界說成「絢麗多姿，悲壯昂揚，奇詭壯觀，震撼人心」的影片。
　 去年5月份，正是日本首相嚷嚷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紫日》的首映活動可謂正當其時，因為在馮小寧看來，這部影片首先就是告訴人們什麼是法西斯，日本法西斯到底是什麼。
　 那段時間，馮小寧一行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當地電影公司有時也組織一些中小學生觀看。可是，在天津的學生場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當銀幕上出現日本鬼子拿一個農婦當靶子綁在樹上練刺殺，他的兒子被捆在柱子上，眼看自己的母親被一刀刀殺死而凄厲咆哮的時候，坐在場子前面的小學生們竟出聲地笑了，歡快地笑了！
　 在場的成人驚出一身汗。馮小寧一行人聽說這事後都愣住了。
　 然而這樣的匪夷所思的笑場事件並沒有就此打住。次日在上海某電影院，再次出現笑場。「發生這樣的笑場事件你怎麼想？」後來的見面會常有記者問。
　 這一問每每都讓愛激動的馮小寧言辭激烈，其中有句話特別狠：「類似的笑場當年魯迅在電影院也見到過，他就是因為周圍那些同胞的麻木而棄醫從文的！」
　 如果對小學生笑場可以拿年齡說事，一些青年人的曖昧反應就讓人無話可說了。一位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說：「我女兒已經上高中了，也說不太理解片中的描寫，認為日本兵有可能這樣做嗎？」
　 在一些大學，常會遇到這樣的提問：「馮導，你現在拍這種血腥的戰爭片子有什麼意義？」
　 有一次馮小寧被邀請參加一個電視談話節目，在場的絕大部分是研究生。現場有人提問說現在都入世了，還老拍戰爭的電影，會不會太傷害日本的感情，影響雙邊關係？馮小寧又壓不住火了：「50多年前就有過這樣的聲音，汪精衛也是這個觀點。」一個名牌大學組織觀看《黃河絕戀》。在緊接著的見面會上，掌聲熱烈，發言踴躍。這時有一個女生站起來發言：「我們不知道現在拍這種血腥的東西還有什麼意義？」她的話頓時被一片噓聲淹沒。這時搶先站起來的也是一個女生，她激憤地說：「我認為日本法西斯這些暴行，不是表露得過分了，而是遠遠不夠，還應該繼續地不斷地說下去，永遠不能讓歷史上的這些罪行在我們這一代身上滑去！」然而這位女生還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是一個韓國人！」
　 在強烈的感動之餘，馮小寧嘆道：同樣有過給日本人當亡國奴的歷史，為什麼如此強烈的激情聲音是出自韓國人而不是我們？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困惑是，類似的事件通常都有各級娛樂媒體在場，可多數「娛記」的興奮點不在這兒，對此類事只偶有報道。
　 「我們的孩子在歷史知識和認識上處於無知和不設防的地步！」
　 儘管報道不多，笑場事件還是在知情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在一次有關的座談會上，北師大一位71歲的老教授拿過話筒，話未出口便哽咽得發不出聲：「在我的家鄉附近原有一個人丁興旺的村莊，後來被日本鬼子殺得絕了戶。現在的孩子卻不知道那場戰爭給人類帶來怎樣的苦難。」
　 一位叫劉傑的觀眾給某報記者寫信：「在3500萬條生命的代價之後，小觀眾面對血腥的屠殺竟發出了哈哈的笑聲。這難道就是我們說的代溝嗎？讓人不可思議。」
　 顧曉鳴在解放日報上撰文疾呼，「我們的歷史教學怎麼了？在日本右翼肆意篡改『歷史教學』的時候，我們的孩子在知識和認識上處於無知和不設防的地步！」
　 今年「兩會」期間，住在21世紀飯店的政協委員觀看了《紫日》，他們對片中的那些場面的反應是驚心動魄。影片結束，大家長時間鼓掌。老藝術家李默然相當沉重：「我聽了學生的反應心裡『咯噔』一下，我們的學生怎麼了？梅蘭芳、程硯秋也沒進過大學，甚至中學，怎麼就有那樣的民族氣節呢？」作家鄧友梅說：「有些年輕運動員面對採訪鏡頭竟反問記者：『你認為盧溝橋事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嗎？』這種無知可不光是丟他自己的人的問題。」
　 被媒體追問最多的自然是馮小寧。他說，他對「笑場」事件的痛心與擔憂，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父親、一個中國公民對後代的擔憂：「儘管這些孩子還未成年，但日本侵華戰爭是一個歷史常識問題，是和知道誰是自己的爸爸、爺爺一樣的問題。」
　 一個上午，我都在聽馮小寧講他思考已久的問題。
　 馮小寧談話實錄一：孩子們不知道活生生的歷史事實
　 首先我要說孩子們無罪，因為現在的中國孩子很少能得到關於那場戰爭的真實印象。《紫日》去年首映式后正好我的兒子準備高考，歷史成績老上不去。我說有這麼難嗎？我對歷史這麼熟悉不也沒專門學過嗎？把書拿過來一看，發現我也看不下去，完全是為了應試，累積各種各樣的條款，還有為這些條款定性的詞句，都要背得一字不差。枯燥、教條、乾巴巴，這能引起孩子的興趣嗎？沒有必要把這種普通的教材弄得面面俱到，讓所有低齡孩子學成歷史專科。可為什麼學來學去，連我兒子這樣的高中生都逆反？高中生、大學生的問題也是從小學來的。這樣枯燥乏味的講法，孩子肯定不願意接受，他煩。
　 不信你可以在中小學生中做個調查，悄悄去找學生聊天，問問他們為什麼不愛學？他們對歷史看法模糊，這個模糊怎麼來的？歷史是很形象的，可我們卻把教科書弄得還不如縣誌生動，讓他似乎知道抗日戰爭，但又沒有直觀的、真正進到他血液里去的東西，等他們把考分給熬下來以後，誰還管什麼歷史？「我們還可以就地做個試驗」（說著他站起來讓我從他案頭任拿一本書），「來吧，任翻一頁」。（我照做，小標題是《日本血洗南焦村》，他接過去開讀。）「1938年7月27日，駐灤縣偽軍小隊長帶幾個士兵與日軍駐石門部隊，來到村子里……一連用刺刀捅死8個人，……把老百姓全部集中到一個水井旁邊，架起機槍，抽出洋刀，把村民程雙春拉到井邊，一刀砍進井裡，一位老大娘突然衝出去叫，『還我的兒子！』日軍把她拉過來砍頭，扔到井裡，然後第三個第四個……第26個是個17歲的小青年和他的弟弟，他喊弟弟快跳井，日軍一刀砍死他弟弟，這時井裡已經有了27個無辜村民的屍體……」
　 這種試驗我做過多次，就在這個屋子，就在你坐的位置，來過三個年輕「娛記」，哼哼嘰嘰說：「我們都喜歡看言情片，你拍這種電影還有意義嗎？」「娛記」最起碼大學畢業吧？我也讓他們翻書，我念。念完我再反問他們有什麼意義。這3位坐在那兒眼淚汪汪的。說明什麼？說明這一代孩子不知道事實。孩子都是人，都是有良知的，你只要告訴他事實就夠了，用不著背那麼多條款，我們的問題出在這兒！
　 孩子們懂什麼叫蘇聯出兵東北？懂什麼叫中國勞工？懂什麼叫集中營？懂得日軍是怎麼屠殺掉一個村子所有老百姓的？他們知道侵略者怎樣把孕婦的肚子里的孩子挑到刺刀上玩嗎？知道日本人怎麼把活人刀劈兩半，把所有老百姓集合好，拿日本軍刀一個一個砍頭，然後比誰讓血噴得高？……這些血腥事件，難到我們不讓孩子知道，就因為它「血腥」？
　 猶太人永遠讓一代代的孩子們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麼屠殺那些先輩的；俄國永遠讓他們的孩子知道希特勒匪徒是怎樣打進他們家園、屠殺他們的。而我們的孩子們不清楚日軍侵華的歷史，所以看到這場戲，看到屠殺，真把中國人捆到那兒，讓新兵練刺殺的時候，他們不懂了。他們不知道，這是日軍的一個習慣，不是這一件事，是一萬件事啊！
　 同樣是小學生，當年我們這代人看《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時，看日軍屠殺中國人、張嘎的奶奶被日軍殺害的時候，我們掉眼淚。而那時候電影營造氣氛遠沒有現在這麼逼真恐怖。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對這段歷史還有了解，那種民族感情還有。這也反證了這一代孩子對這段歷史的模糊，那種應有的感情的喪失。
　 同樣是小學生、低年級，可北京的學生場一個笑的孩子也沒有。有的孩子看得淚流滿面。說明同樣的年齡，同樣的孩子，在不同的學校中得到不同的教育。
　 我們可以站到那些笑的孩子心裡去想，他看到這裡的時候，到底是什麼心態？他平時對乾巴巴的教材沒興趣，對什麼東西感興趣呢？遊戲機。這一代孩子很少有沒玩過遊戲機的。他們玩得最多最常見的是充滿殺人樂趣的遊戲。他們在電子遊戲中太多地看到和感受到了殺人的愉快，到處都有那種超人式的壯漢，拿兩把電子槍之類的玩藝殺人玩兒。孩子們對戰爭的理解有些就是從那兒來的，殺人狂往往就是他們眼裡的英雄。他們在遊戲中不斷殺自己的對手，而且是自己操作，在不斷的「殺人」中取得快感。因此當他們在看到銀幕上一個人在殺另一個人的時候，這種快感便自然產生，於是他們笑了，就像他在遊戲機前打贏了一盤遊戲。
　 談話實錄二：不要總給孩子們吃甜棗，要給他們種牛痘
　 日本人修改教科書是存心不讓他的後代知道這段歷史，而我們用的是自己的教科書，我們的孩子也不知道這段歷史，這就滑稽了。最起碼我們愧對三千多萬被屠殺的中國老百姓，愧對我們的長輩。這個不忠不孝是最大的罪過，因為是對民族不忠、對祖先不孝啊！《紫日》的演員用了一個18歲的日本姑娘，她媽媽從日本國內寄來大量的抗日戰爭的真實史料輔導她，可見日本多數人民是尊重歷史的，也願意讓他們的孩子接觸這段歷史，《紫日》在美國放映時，日本觀眾也哭了，而我們的孩子怎麼了？
　 要解決小學的問題，首先是怎麼讓枯燥的歷史課本變成生動故事的問題，我也理解編教材取捨的為難之處。但是總不能看著我們的孩子往洋奴那兒變吧？你總要把歷史真實告訴他，不妨給他一段日本侵華暴行實錄，然後讓他寫感受， O K，這孩子一輩子都恨日本鬼子。我們沒有說叫他恨日本人民，這根本是兩回事。我們教孩子愛，同時要教他恨，恨「惡」的東西，他才能珍惜「美」的東西。不要怕血腥和暴行，不要只給孩子吃甜棗，因為這對孩子來說就是種牛痘，牛痘這東西嚴格說就是病毒，是變異過的病毒，多可怕，但一針下去，解決一輩子的問題。
　 這樣的事在歷史上也出現過，就是希特勒培養的那些少年童子軍，其中還有很多可愛的小女孩，會去做把人毆打至死的事，一樣是從小缺乏愛惜生命、尊重別人這些最至高無上的觀念。當我們在其他方面都在逐漸成熟的時候，人文教育、人權教育卻沒有得到重視。人是有尊嚴的，生命是有尊嚴的，自古我們就講「士可殺不可辱」。文革的發生有各式各樣的因素，有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但關鍵是有這樣的一個不良基礎。如果民眾有自己的思考，有文明水準的話，情況還會是那樣嗎？
　 「亡國者，必先亡其史」
　 儘管馮小寧的談話激情澎湃、有點不由分說，但立論深刻，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想法，就是首先不能容忍對那段歷史的淡漠。記住那場使數千萬中國人成為日本軍刀下的冤魂的戰爭，記住這些歷史的「負面遺產」，不是狹隘的民族情仇，而是出於公民對自己國家的責任，對人類發展的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童石軍多次提醒，讓中國下一代人淡漠那段歷史，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希望的事，我們決不可掉以輕心，要經常對照歷史這面鏡子。
　 中科院院士、著名地球物理與海洋地質學家劉光鼎說：「我們這一代人對日本鬼子的恨是從家破人亡的經歷中來的，一輩子都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報國思想，上中學時就給自己立了規矩，每天睡7小時，現在一些孩子們似乎在不在中國、要不要中國無所謂。」
　 在採訪中，著名史學家、哲學家任繼愈先生是這樣思考的：歷史知識不足，對祖國就難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就愛不起來。「歷史課應該是愛國教育的一個切入點。清末有人提出『亡國者，必先亡其史』，這個道理可反證。日本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以後，馬上重編歷史書；在英國統治香港的一百多年，教材上對鴉片戰爭歷來輕描淡寫，幾乎不講；日本教科書中對他們的侵華歷史只說『進入』就是不說『侵略』，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他也認為歷史不需要講多少大道理，有故事，有人物，是最能夠生動起來的課程。但現在學校里不知怎麼把學生教得很煩，他的孫子小學時就知道個四大發明，而且只能按標答說「畢發明了印刷術，不能說「印刷術是畢發明的」。「歷史課的重要性在於它有關青年人的立志。和我們祖先歷史文化的地位和分量比起來，這門課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歷史學家的批評引人深思。
　 學生們說：「我們喜歡歷史，不喜歡歷史課」
　 再來聽聽歷史教育的受眾―――孩子們怎麼說。
　 首師大教科院王海燕最近正在與北京一所中學進行科研方面的合作。本學期期中考試前，她就歷史課問題訪談了10名初一學生，他們當中有喜歡歷史的，但幾乎沒有喜歡歷史課的。
　 學生說，其實他們是了解一些歷史知識的，但主要是通過電視、小說、與家人聊天獲得的，原本以為歷史課挺有意思的，但學了不到兩個學期的中國歷史課多少讓他們感到失望。因為老師不了解他們對歷史課的興趣和需要，不生動，不鮮活，他們對歷史知識的儲備也沒有被理會，就是老師講，他們聽，然後就到下課時間了，課上課下都沒有發揮的空間和時間，也感覺不到歷史除了考試有什麼用。
　 夏楓荻是北京市西城區高一學生中為數不多的歷史愛好者，很善於在作文中旁徵博引，他在牆頭貼的、計算機下載的儘是歷史人物的照片。問他「初中歷史課學完抗日戰爭記住了什麼」，他說也就是玄武門兵變、陳橋兵變、平型關戰役、台兒庄戰役什麼的。「記住『兵變』、『戰役』純屬我喜歡軍事，別的同學早忘了。」他補充說，初中歷史課上講的東西比起他買的歷史書來太沒意思了，光講一些需要死記的條條，不過癮。他認為自己買的課外書才叫歷史。
　 另一位叫臧悅的北京市海淀區高二學生是成吉思汗迷、凱撒迷，見了有關的書就買，但他說這和歷史課兩碼事，興趣是從課外書上來的。問他對上學期學過的抗戰部分的印象，他說反正全是講課本上的，平鋪直敘，好像什麼都講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講，幾乎沒有什麼事件留給了他特別的印象，包括南京大屠殺，點到為止。
　 吳爭從小到大都是標準優等生，現就讀於一所名校的高二。她對高中、初中歷史課的感覺明顯不同。在另一所中學讀初中時，歷史基本等於白學。印象里一位老教師在黑板上寫，寫完他們就抄，因為都是考試用得著的。抄完，老師再講什麼就與他們關係不大了，學生基本「想幹什麼幹什麼」。「高中感覺不同了，主要是老師的課教得棒極了，他本人學識淵博，每節課準備得特別充分，善於跳出教材馳騁發揮，還是那本教材，讓他教得別開生面，加上多媒體、幻燈片，真讓我們覺得是特想上的一門課。還有隨著年齡成熟，我們對民族對國家的感情慢慢建立起來了，中國在近代的軟弱遭人欺讓我們普遍感到窩氣。」
　 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遇上這樣教歷史的老師。
　 看起來，在目前難以擺脫的應試背景下，歷史課基本上是被學生當做考試集中突擊能奏效的課程來學的，而不是作為一門影響人生觀、價值觀、培養人文素養的課程來學的。因此，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歷史課程，反思它在基礎教育中不被重視的小學科地位，尤其要反思中國歷史「與它在世界史上的分量不相稱的地位」。
　 教材的問題比較複雜，新一輪的課程改革剛剛起步，姑且先不去討論。但乾乾巴巴的性質、意義、結論，和過於追求完整全面的體系結構，是非改不可的。其次是教學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師的問題。怎樣充分調動學生原有的知識和經驗，讓歷史課真正走到學生中去，走進學生心裡去，讓它生動起來，故事化、立體化、活動化，成為學生入腦入心的功課，是教育也是每個公民需要關心和面對的問題。
　 「我們在人文教育方面留下的缺失太多」
　 「孩子們不懂歷史，讓我想起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十年後說的話『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小平同志講的決不是給教育投多少錢、蓋多少樓的事，而是提醒我們改革開放后抓經濟科技多，忽視了思想和人文教育的問題。就是包括人的品行、操行、良知那些最基本的東西的教育，在孩子們受的教育中沒有多少『生命是最寶貴的』那種意識。」馮小寧的這個分析也是筆者近來集中在知識界的採訪中聽到最多的聲音。
　 年逾八旬的著名導演謝晉就對社會人文環境的現狀十分憂慮。他認為這不是靠法制能夠解決的問題，必須從教育入手，從低齡孩子的培養入手。
　 畫家李燕的觀點是：「一個文明人應具備方方面面的精神『元素』，如缺失過多，就成為『人文殘疾人』，這種不利或危害的潛伏期較長，爆發點無常，後遺症危害很大。」
　 他還批評說，「道德法規教育往往流於空洞而古板的照本宣科，成了年輕聽眾『強耐而心不在焉』的科目。學校、社會過於偏重學生學習成績的量化標準，使學生拚命存儲越來越單調的專業知識技能，脫離社會實際與民眾，從而造成情感失控，心理變態，行為失常，有知識沒文化，有智商沒人性，受教育沒教養。這一切預示著社會潛伏著的巨大人文危機」。
　 這不是聳人聽聞。科學告訴人類世界是什麼，技術告訴人類能夠做什麼，人文告訴人類應該做什麼。失去了神聖、高尚、誠信這些人文的感覺和定位，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就會在淡漠中傾斜，這也是發生在一些年輕人身上的「軍旗事件」、「傷熊事件」、「殺母事件」的深層原因。
　 「如果我的電影能成為歷史的釘子，我將知足」
　 影視文化往往是最強大的社會教育，特別對於孩子來說。著名劇作家魏明倫對青少年盲目的偶像崇拜十分擔心：「很多孩子國歌可能不會唱，但會唱《還珠格格》中的『有一個姑娘……』把小燕子當偶像去模仿，可小燕子是什麼？是沒文化、以無知為無畏的那種叛逆，不光撒小謊，搞點小惡作劇，還迎合了一種浮躁的痞子心理，向上鑽營，攀龍附鳳，我看這個偶像會把孩子們帶壞！而我們的東鄰大和民族用電視劇引導日本兒童學習英雄少年：阿童木的勇敢，一休的智慧，排球女將的拚搏，阿信的創業……」
　 作家陳祖芬說她在日本看了一部叫《千和千尋》的卡通片，它告訴人們人必須勞動，不勞動就會變成動物，艱苦奮鬥是永遠的，不能玩世不恭。這部片子在日本家喻戶曉，一出來就有很高的票房。而我們為什麼就沒有這種灌輸最基本的勞動觀點的影視作品？
　 傑克

《紫日》人物訪談--前田知惠

　　

　　1人物介紹

　　前田知惠――飾秋葉子(女主角之一)

　　前田知惠，19歲，出生在日本東京的一個工人家庭，系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一年級的留學生。

　　當導演馮小寧第一次在電影學院見到前田知惠時，毫不猶豫地確定：《紫日》影片中的秋葉子就是她。力薦清純女孩的電影學院陳漚淌詼苑氳冀財鵯疤鎦蕕囊歡穩な攏核偶蟮娜惹楹橢醋諾木褚蟛渭穎硌菹檔目際裕蛭暇故且桓齦嶄昭Щ嶠嶠嵐桶橢泄暗娜氈九綰蚊娑孕磯嘟諛康謀嗯龐胙莩瞿兀空庾勻皇箍脊倜怯淘ゲ瘓觥５緣纈暗娜勸脛醋潘搗說纈把г旱睦鮮γ恰５鋇彌丫宦既∈保谷壞背》派罌奩鵠礎７胄∧秸飧魷附謚螅醯謎饈塹貝昵崛酥蟹淺４康暮⒆櫻庵執拷嚶終恰蹲先鍘酚捌興枰奶氐恪＜疤鎦蕕娜碩薊崬鈾撬宄旱拇笱劬χ懈惺艿健按拷唷綳礁鱟幀

　　前田知惠雖身為日本人，但她曾對許多人說：「我非常熱愛中國，因為中國這個民族很偉大」。當她得知被選中《紫日》的女主角之一時，立刻激動地將這個消息告訴了遠在日本的媽媽，媽媽也為她激動，並寄來許多有關那個時期的資料。前田知惠表示：願意作日中兩國世代友好的和平使者。

　　2演員隨感拍攝《紫日》的過程當中，我對表演的認識，對自我的認識，包括對和平的認識都學到了很多。我和中國人、俄羅斯人在一起合作，雖然有語言方面的困難，但是通過拍戲、交流我明白了語言並不重要，心靈溝通是最重要的。我來中國的目的是為日中友好、為藝術交流起橋樑作用。就像這部電影一樣。過去日本人和中國人有很多矛盾，日本人對中國人做了很多壞事。傷害了中國，所以我們要從現在開始為日中友好做貢獻。我扮演的秋葉子有善良的本質。她活在戰爭的年代，失去了親人、朋友和自己的靈魂。她的敵人並不是中國人，也不是蘇聯人，她的敵人就是戰爭。我認為我和秋葉子的性格和想法是同一的，不同的僅僅是時代和環境。不管哪個國家的人都被戰爭傷害了。戰爭傷害的是人的靈魂，和平才能拯救人的靈魂，所以我想呼籲和平。我希望觀眾看完這部電影，對和平思考一下，為了自己，為了別人能幹些什麼？我們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為了這部電影我拚命地去努力了，使勁了所有的力量。戲里有很多鏡頭是真的去體驗戰爭的感覺，我真的感到害怕、恐怖、難過，我認為我演得雖不完美，但秋葉子和我一起克服了戲里戲外的各種困難。我非常感謝導演、演員和所有工作人員，包括支持我的親人、朋友。我非常高興參與這樣的一部電影。

　　3獨家專訪

　　※ 經過這一段的拍攝，看到很多日本兵殘害屠殺中國平民的鏡頭，你有沒有覺得很難過？為什麼？

　　不是難過，是羞恥。因為我看過很多資料，知道那些都是真的。那個時候，日本人很瘋狂，完全失去了理智。

　　※ 拍片之餘，富大龍對待你好不好？如果影片有機會在日本上映，日本的女孩子會不會喜歡富大龍？

　　他對我非常好，實際上我、他、安娜平時就是好朋友，在一起很高興的。如果這個片子在日本上映，日本女孩肯定會喜歡富大龍，因為他長的很帥！

　　※ 關於日本侵略中國、屠殺平民這段歷史你和大多數的日本學生都了解得非常少，但隨著拍攝的深入，對於這段歷史能夠談談哪些是你能夠相信的，哪些是難於相信的嗎？

　　我了解到，那個時候日本人對中國人確實是法西斯，見到中國人必殺(前田用右手在眼前做了一個電影里見過的日軍那種殺頭的手勢，讓人看了不寒而慄)，我還看了記錄片，中國人跪著，日本人砍頭，我相信存在「9

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十年後說的話『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