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漢語言和佛教淵源的雜說[ZT]

有人認為，漢語言中諸如「不知所云」、「牛頭不對馬嘴」、「胡說八道」這類由多字組成的詞語，其不可動搖的詞性，牢不可破的構造，一般是極難被外來文化所撼動的！這其中有漢語固定的語言程式之規範約束，也有文字自身的約定俗成之般般使然。當然，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應該有其自身的特色和穩定的構架的，但這並非說語言文化總是固若金湯，刀槍不入。事實上，多種文化的交叉影響，常能刺激文化的推陳出新，並延伸和產生更為豐富的文化內容。人類廣泛的文化交流，也是人類發展的基本動力。

在中國許多古往今來的外來文化現象中，在中國被傳承光大的外來宗教思想中，唯數在神州大地深深植根的佛教，以其深厚的宗教文化內涵，對漢語言文字以強烈的滲透和擴張，可謂是最為讓學界矚目的現象之一！佛教文化對漢語言的生成、演變所生之影響堪稱尤甚！佛教似乎總與中國文字有難解難分之淵源！即使是多字組成的漢語片語，在經年之佛教文化的影響下，也被佛教叢林中讓人眼花繚亂之許多宗教語言所定義，說佛教昂首闊步的大舉進入了漢語言辭彙範疇，毫不誇張！諸如「心花怒放」、「井底撈月」、「五體投地」、「六根清凈」這類源自佛學文化的漢語片語，其均展現了令人眩目的佛教經典。而伊斯蘭教或是基督教，其對中國文字之些微影響，比之佛教不知可否說是九牛一毛？這是否也可稱是一種頗有意味的文化現象？

塵世間的凡人，無論如何也難把「天女散花」的佛經故事與「天花亂墜」之後世衍義聯繫在一起，幾近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又都確確鑿鑿源於佛經！也更難得把「心花怒放」與佛學中之「雜念」、「蓮花」和「一塵不染」聯繫起來。中國文字中的這種謂之「詞義之感情色彩的演變」，總是讓人耿耿於懷，但你還是得「人云我雲」的把「天花亂墜」接受下來，而且還要把「天花亂墜」的經文念下去，至少要聽下去。畢竟博大精深之佛教在中國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

稍加留意，源於佛教經文中的詞語，有不少都有類似於「天女散花」到「天花亂墜」那般的演變。例如佛學教義中用來比喻不受塵世絲毫牽累的說法是「寸絲不掛」，而今人所說的「一絲不掛」就是從「寸絲不掛」而來，只是「一絲不掛」之當今含義謂赤身裸體，這已然與「寸絲不掛」之本來意義沾不上邊兒了。黃庭堅有詩云：「一絲不掛魚脫淵，萬古同歸蟻旋磨。」其中之「一絲不掛」當然是指赤身裸體的意思。看得出，諸如「天花亂墜」和「一絲不掛」這般詞義的變化，已完完全全不曾見到其廬山之真面目了！

比如像「實際（與佛學中之法性、真知、實相諸概念基本通，指唯一絕對，常駐不變之本體）」、「婆心（源出佛門中『老婆心』之略說，意為誨人不倦，絮絮叨叨）」、「當頭棒喝（禪師針對學人於學法中之迷執，或用棒或用喝，或棒喝交馳，所成之一特別施教方式）」、「醒醐灌頂（醒醐來自反覆提煉之牛乳，被佛家視為有較高之藥用價值， 認為是世間第一上味，進而引申為無上法味，即最高教義）」、「一塵不染（塵者，或指極微小的物質，或指境、境界等，即感官認識的對象）」、「不可思議（指思維和言語都不能達到一種境界）」、「單刀直入（指佛法學習時，認定目標勇猛前進）」以及「不即不離」、「心心相印」、「盲人摸象」等等具有佛源的詞語，在日常使用中，一般人，都是幾乎難以察出其中宗教概念之蛛絲馬跡的。就如每日與人類形影不離的那「世界」一說，在佛經中之原意為以「須彌山（非寧夏之須彌山）」為中心之日月照臨的範圍，也含地獄、天上等領域。「世」指流遷，即過去、未來、現在。「界」喻方位，即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讓今人讀「世界」，要悟出其中之宗教要義是何等之難？

但也有一些出自佛語或經文的說法，其詞性或詞義則不曾脫胎換骨，仍存留其最初之含義。就像「三生有幸」（三生者，指前生、今生、來生）、「無事不登三寶殿（三寶殿指佛、法、僧的活動場所）」以及「衣缽」、「一彈指」、「因果 報應」、「迴光返照」、「現身說法」等等，也都是出自佛門用語，如今引用之時，也都基本上保留了其宗教喻意。對佛門外之讀書人來說，從字面窺出其宗教含義，雖不十分直觀，一目了然，但也能識其端倪之一二。比如「野狐禪」者，針對佛門中那些「學道而流入邪僻者或未悟而妄稱開悟者」，禪家一概斥之為「野狐禪」之流。《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即有諷喻：「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作出什麼來，都是野狐禪。」今人多稱「野狐禪」者為邪門歪道之類。綜上說法，佛典演變成漢語言無外乎兩種情形：或基本保留原形原意，或看去面目全非。

佛教對漢語的突出影響，大抵還是體現在佛教由印度引入中國之後。一大批與佛教相關聯的詞語，在佛教的傳播和經文的翻譯中，不斷的引申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使得專門之佛教用語變成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就說「佛」那字，是為「佛陀」之簡稱，意為「知者、悟者」，當然不能簡單的視為普通的或說是學問高深的佛門中人。「佛」是要極度修行的！當初的「佛祖」，在歷經數年磨難，修行無果而苦惱之時，坐於菩提樹下，靜思七晝夜才悟出了「真理」而終於立地成了「佛祖」。「佛陀」的境界當然是至高無上的！而佛在苦海中的爬涉，也時時提醒世人，要從苦難叢生的深淵中自拔，你就要靜心修養，閉門思過。雖「人無完人，金無赤足」，但修身養性，無論於做人或是做事，總是尤為重要的。

為天下佛門弟子敬奉之佛果「菩薩」, 梵文音譯為「菩提薩」，其於佛教中之顯彰地位，使之成為僅次於佛的得道者。「菩薩」其義有二：一、專指成佛前的悉達多太子，即於樹下得第一禪者。二、指具備自利、利他之大願，追求無上覺悟境界，並且已證得性空之理的眾生。菩薩所覺悟的境界在佛之下，而在「羅漢」之上。說到菩薩，你就要想到「神」；想到「天堂」；也可能想到「頂禮膜拜」；甚至想到「萬歲、萬萬歲」那樣一些詞兒。嚴格說，覲見菩薩，虔誠是第一，那一刻，你是要「五體投地」的！常見的菩薩有行大慈大悲之「觀世音菩薩」；展大智大慧之文殊菩薩；作大行大定之普賢菩薩；還有供養比丘僧眾，並施藥救人，濟世蒼生之藥王、葯上兄弟菩薩等等。菩薩總是或慈眉善眼，或眉清目秀，一個「善」字，當為天下菩薩表現之終極。就凡間看來，持戒行善，諸惡莫做，其社會意義也絕非是「迷信」二字所能詆毀的！

現在中文裡「羅漢」那詞，是梵文的譯音，全稱應該是「阿羅漢」。其意譯為「殺賊」。在早期的佛教中，阿羅漢似與佛果無別。「賊」在佛教中意為妨礙修行的東西。只要你走進放置「羅漢」的禪宗寺院，那形態各異的「羅漢」總是讓人遐想紛飛。為了捍衛宗教的聖潔，羅漢們兢兢業業，各司其職。這一點，你只要來到武漢的漢陽歸元寺中，即可以身臨其境的領悟到那或八面威風，或尊嚴十分的羅漢譜。羅漢本是凡人做，「漢陽歸元寺羅漢堂」洋洋五百羅漢層層疊疊，盡演繹千姿百態，其坐卧起立，栩栩如生。據說進羅漢堂之始，男邁左腳按順時針方向擇路而行，而女人則反行之，均按自己年庚幾何，依次數點羅漢而止，最終測知自己之榮華富貴或是其他，這倒是只能視作一種「迷信」罷。

佛教中之「十八羅漢」法力廣大無邊。降妖除魔，護衛眾生的「阿羅漢」，從來就為廣大民眾所崇敬、所津津樂道。自大乘佛教興起后，將「阿羅漢」貶低，視為小乘的最高果位而已，其上還有佛陀及菩薩的果位。羅漢比較人性化，並不定形，可以隨心塑造，創造性亦較強。但他們亦同時擺脫生死輪 回的苦難，進入「諸漏已盡，萬行圓成，所作已作，應辯已辯」的境界。中國較古典的羅漢像，是「十六羅漢」，而非一般謂之的「十八羅漢」。十六羅漢的形象始於唐代或唐代之前，唐三藏曾翻譯了一本《法住記》，指出釋迦牟尼曾囑十六羅漢常住人間，隨時顯化以普度眾生。隨著時間的流逝，到唐末至宋初由十六尊羅漢發展成十八尊羅漢，併流行於中國內地及西藏等地。引入羅漢像后，受到善信們廣泛的祟拜，後來他們還成為佛教藝術重要的創作體裁。

來自佛教中的有些音譯詞，如今確實難得意識到它們出自佛門，如「三昧」即屬梵文之譯音，有沉思、冥想之意，指佛教中「一心專致而不亂」之修行方法，如今引申為「妙處、訣竅」之意。又如今語「在劫難逃」和「歷經劫難」中之「劫」，蓋出於音譯梵文之「劫波」。「劫波」謂佛教中之一個宏觀的時間概念，指用一件輕柔無比的天衣，擦拭一塊方圓數十里的磐石，直至石盡，則其所耗時間為一個「小劫」，而八十「小劫」為一「大劫」。如此想來，那一個「劫」字喻意著何等的寂寞、忍耐和磨難？

除音譯外，大量的意譯詞也產生於翻譯經文的活動中，並被社會廣泛的應用。如「方便」、「因果」、「莊嚴」、「眼界」、「圓滿」、「宿命」等等。音譯一般是不容易「跑調」的，但意譯總是或多或少帶有翻譯者的主觀，因而，意譯比之音譯，更容易產生意義「走形」的情況，特別是漢文字本身在歷史的演變中，也有不能忽略的變異，因而最初的「意譯」，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字的異化，出現意義上的改變就難得避免了。比如「方便」本來的含義是：「因人施教，導人入佛門之法」，而今人所說所解之「方便」，幾乎看不到原始「方便」的蹤影兒了。

漢語之諸多特性中，首當其衝者是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在表達上的極大懸殊，特別於古代，字面語體和口頭語體的差別尤甚。自從魏晉到唐，隨佛教傳播的愈來愈廣泛，傳播形式也多種多樣而漸趨豐富多彩起來。其中之一便是所謂的「變文」出現。「變文」其實就是僧侶們，面對凡世中的普通人等，以說唱形式傳播、宣講佛學教義的一種「文體」。其內容多是佛經中之神變故事。「變文」所採用的語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其幾與傳統的文言文背道而馳而很接近口語。比如有「變文」道：「太子曰，王是我之父，我是王之兒，...願得王之飲食,濟接飢人；願得王之珠金，布施貧士。使織婦不勞於機杼，耕夫罷役於犁牛，漁翁斷釣於江河，獵士解生於林野。屠宰，放豬羊之命，不接冤讎；采捕，舍燕雀之生，斷除驚怕（引自《佛報恩經講經文》）。」從這兒的「變文」，既看得出佛家與人為善、普渡眾生的胸襟，也讀得出「變文」之平實淺顯和易懂、易聽的特徵。

當然，這兒的「變文」語言還算不上是通常的口語，但其於事理較直白之平民化的表述，對宋和宋以後的「話本」文體有很大之影響，「變文」是宋之「話本」語言之前奏，在「變文」的基礎下誕生的「話本」，進一步貼近了口頭語。事實上，「話本」作為說書藝人的書面底本，其文字必須具大眾化的要求，也要盡量適應市井百姓、三教九流於文字的理解能力，一般後世稱「話本」為「白話文」。「白話」體畢竟還是一種書面語言，金元兩代之散曲雜劇以及明清兩朝之長篇小說，幾乎都使用了「白話」體裁，如傳世之作的名著《紅樓夢》、《金瓶梅》、《西遊記》、《水滸》等等，無一不是「白話」文的典範。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白話」文以其摧枯拉朽之勢，徹底動搖了文言文在中國幾千年作為書面語言的統治地位，其中魯迅先生髮表於1918年5月《新青年》雜誌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以及胡適先生於1920年3月出版的我國最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都堪稱中國現代白話文寫作的「先聲」，並更進一步影響和推動了白話文寫作的蓬勃興起。繼那以後，「白話」也就成為了漢語言事實上的標準書面語。雖現在的書面語言尚不能與傳統意義上的「白話」語言同日而語，但本質上當為一致。

「變文」之於「白話」的深刻影響，於這篇小文中似難以深入論及。在佛教差不多淡出了當今社會之時態下，今人多是無法想象佛學於神州大地曾經輝煌燦爛的日子，也當然就無法理解佛教作為一種警醒「蒼生」、認識「世界」的文化地位！這當然與社會意識形態的巨大變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愈是走進歷史的深處，對曾發生過的文化現象愈是不能忽略，而佛學對中國文化和漢語言的豐富與發展，其功莫大焉！

也看得到，除佛教外的其它本土宗教文化，如土生土長的道教文化，炎黃故土的俗神文化等等，也對中國漢語言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或輕或重、但仍是不可磨滅的貢獻！只是道教的中心是修鍊長生之方術或求不死之仙丹，這也許是其對中國文化之影響比之佛教有限的主要原因。而民間奉祀之諸天地俗神，大隻可視作一種民間信奉的「人物」，或曰是一種精神的「榜樣」而已。其實，如今人們知道的行列祖師，如魯班、杜康、陸羽、華佗等等之流，他們充其量是在行列的師徒傳承中，形成的一種崇拜對象，而不是真正的「神」！至於這些「祖師」何以被糊裡糊塗的拉入「神」的範疇，也在中國歷史中呼風喚雨，我是斷斷回答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