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余華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先鋒探索是以一種圖解方式來解構主流話語系統，那麼先鋒代表余華的《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九十年代的橫空出世，代表了精英作家們「回歸民間」的徹底成功。從五四以來從上而下的啟蒙就成為中華精英們永遠的夢，可當那滿腔熱血的大學生們在勞動人民面前慷慨陳辭時，有史載「工人咋舌，東西奔走，不知所云」。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標誌著又一次走向民間的嘗試，可惜趙樹理的小說依然是附著於主流意識形態一種延異。

　　轉過八十年代，尋根文學復出水面的時候，余華這些先鋒們正在用自己的理想結構解剖著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骯髒與醜惡。用余華的話說，他一直是與現實「處在緊張狀態」的。《現實一種》，《古典愛情》《世事如煙》里我們看到的是倫理的混亂，暴力與死亡的橫溢，人性的惡毒……而敘事方式也相應的採取了濃墨重彩的層層鋪敘與重複。余華此期的作品便宛如一個玩劣的兒童殘忍在國人靈魂向度里進行殘酷的解剖。

　　九十年代以後，這個頑童長大了。因為心態體驗上不再是對世界的敵對與對自身的拋離，而進入了「若欲知會其道，平常心是道」的禪境，余華自謂「平息了內心的憤怒，那種對現實的緊張關係，開始展示一種高尚，即對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的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

　　心態的改變讓余華換了角度觀察世界，美學傾向從審丑變成審美，小說母題從「死亡」轉化成「活著」。讓人感到欣慰的是余華作為主體轉變的同時，在「面對人類生存境界的叩問」（這是成為一個真正作家必備立場）哲學向度上，他也贏得了真正的從上而下的「民間回歸」。

　　自從八十年代風波與主流意識形態崩盤后，中國思想界各門派在重重包圍下殺出了一條血路，以張承志劉小楓為代表的理想派用宗教作為自己的生命本體之路，王曉波依然堅持啟蒙立場終於在西方自由精神體系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精神家園」，而更多如余華者則拋棄精英與主流立場轉向孕育深厚的民間來尋找自己精神歸宿。

　　當余華開啟民間話語系統，進行傳統但又不侑於傳統的「敘述」時，一個時代結束了。

> 　　《活著》的文風比余華前期的作品乾淨了許多。通篇是以福貴這個老農民的口吻敘述了歷史變遷下一個個體生命的承受歷程。相對於大寫歷史的主流意識形態下政治變遷，福貴的敘述尤其顯的彌足珍貴，在這個真正民間百姓眼裡，所謂「革命」所謂「政治」所謂「偉大」都是與真實生活格格不入的「入侵者」。事實變遷不過是一種「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荒謬遊戲，與家珍的死，與一雙兒女的離去，與土地與茅屋，與鍋碗瓢盆，與吃喝拉撒相比，這是命運重新賦予的荒謬。――「城裡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鬧越凶，滿街都是大字報，貼大字報的人都是些懶漢，新的貼上去時也不把舊的撕掉，越貼越厚，那牆上像是有很多口袋似的鼓了出來。連鳳霞、二喜他們屋門上都貼了標語，屋裡臉盆什麼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鳳霞他們的枕巾上印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床單上的字是：在大風大浪中前進。二喜和鳳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話上面」……

　　於這種大寫歷史的無情，虛偽與殘酷相比，民間史的小寫讓人潸然淚下，在《許三觀賣血記》里，當許三觀得知一樂不是自己親生兒子時，依然為了治他的病而賣血幾乎近於死，當薄情寡義的何曉勇奄奄一息時，許三觀依然讓一樂去幫忙，他對一樂說「咱不能不仁義」……　　

　　沒有什麼崇高壯烈，在離棄政治權利與金錢貪慾之外，甚至在離棄親情，愛情之外，人類仍然要保持「第三種尊嚴」――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由此，在居心叵測地命運面前生命向度獲得了最高尊嚴……――這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忍受各種歷史折磨的中國老百姓……　　

　　如果說從前的余華在高山上俯視芸芸眾生的醜惡，那麼現在的余華走下山來，坐在那片黝黑的土地上，悠悠看著這個古老的中華民間，天高雲闊里，他找到真正屬於他的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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