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中將憶文革中抵制江青： 橫豎被打倒 豁出去

　　開國中將憶文革中抵制江青： 橫豎被打倒 豁出去

　　1967年我的父親蘇靜將軍被中央軍委任命為鐵道部軍管會主任。毛主席當時關於軍隊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才有所謂「支左」一說。當時領導幹部被批鬥，工作靠邊站，群眾派性對立，生產無法正常運行。父親對於鐵道部的業務工作是一竅不通，參加軍管的絕大多數同志也都不懂業務工作。

　　父親認為，派他到鐵道部去軍管，並沒有要他支持哪一派的任務，也沒有要他打倒哪一個領導幹部的任務。相反，為了使鐵道部的工作正常運行，必須緊緊地依靠鐵道部的領導幹部，努力做兩派的說服工作，消除群眾的派性對立。

　　按照這一思路，父親到鐵道部后，不管群眾怎麼批鬥打倒呂正操同志，他都不表態支持。最後呂正操同志受迫害是中央專案辦直接插手，將呂正操同志抓走的。對於兩派群眾，父親堅持認為不能支一派壓一派，如果支了一派，就會使已經對立的兩派更加對立。那時兩派對立，矛盾激化發展到武鬥是很平常的事，有些地方武鬥甚至連槍炮都用上了。如果鐵道部的兩派對立也發展到這一步，其結果必然是全國的鐵路運輸完全癱瘓，全國的經濟也跟著會癱瘓。這正是江青一夥所希望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以此為借口，打倒周總理和其他國務院的領導同志，達到他們奪權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江青一夥暗中支持鐵道部的一派群眾組織。父親當時心裡也很明白他們支持的是哪一派，可就是堅決不表態，因此軍管會遇到的困難和壓力就特別大，軍管會經常被圍得進不去、出不來。父親也經常是吃不上飯、睡不了覺。特別是在1967年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同志被誣陷打倒后，揪斗軍隊走資派的風聲很大，提出要反「帶槍的劉、鄧路線」，軍隊的高級幹部一批批被揪斗、被打倒，軍管會受到的壓力就更大了。軍管會內部也分成了兩派。為了統一軍管會內部的思想，父親把軍管會全體同志拉出去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在學習期間，父親強調的中心議題就是不能支一派，要作兩派的和解工作。

　　由於父親的這種態度和作法，江青一夥要搞亂鐵道部的目的始終未能達到，只好親自插手，於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帶了謝富治和文革小組的人，並且邀了一些其他國務院的領導同志陪同到鐵道部召開群眾大會。大會一開始，就由謝富治出面將他們認為是革命的那一派的頭頭叫上了主席台，而對另一派卻置之不理，明顯冷落。這實際上是公開明確地表明了中央文革的態度。

　　父親後來回憶說：「當時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那麼大的膽子，謝富治把這派的頭頭叫上主席台後，我就把另一派的頭頭也叫上了主席台，頓時會場大亂，會開不下去了。陳伯達很生氣，帶著所有來的人一起下了主席台，把我一個人留在台上。我沒辦法，只好也到台下來，陳伯達見無法開會，又讓我上台主持開會，然後我又將陳伯達等人一個個重新請上主席台。」會後，「打倒蘇靜」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就上了大街。

　　這對我們全家震動很大，因為在當時，陳伯達的分量有多大誰都很清楚。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他點名一個打倒一個，真不知道被他點名打倒的有多少人。父親這麼明目張胆地與陳伯達唱對台戲，那還不是有十個打倒十個。父親當時也覺得自己是在劫難逃了。看著他不停地吸煙，一句話都不說，我們都很著急，很難過。按照當時的常規，接下來就應該是被批鬥、被抄家，然後被關押，我們也就馬上要變成所謂的「黑五類」了。奇怪的是，就在第二天，再去看街上的大字報時，原來的「打倒蘇靜」全都被蓋住了，一點也找不到了。幾天之後，毛主席關於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的最新指示發表了。這下軍管會的地位和威信可高了，群眾還以為父親能通天，會提前知道毛主席的精神。

　　鐵道部的形勢很快好轉，實現了兩派的大聯合，並成立了革委會。

　　多年以後，父親回憶這件事說：「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無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壓一派，鐵道部肯定要大亂，全國的經濟也就大受影響，我就是國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陳伯達對著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橫豎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在鐵道部成立革委會時，因為考慮到軍管會副主任楊傑同志原來是總參軍事交通部的副部長，比較熟悉業務，所以安排他當了鐵道部的革委會主任。這時父親認為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就向周總理提出了要回部隊去。周總理卻提出讓父親到國家經委去任軍代表，李富春同志提出還要把國家計委、工交政治部、勞動部、地質部等近十個部委全都管起來。父親提出自己不懂業務，堅持還是回部隊去。周總理提出可以派人協助他，經父親提議，周總理把袁寶華同志從物資部調到國家計委協助他工作。

　　父親到計委任軍代表，感到計委的工作非常複雜，業務性很強，而熟悉業務的余秋里同志受到批鬥，工作受到很大影響。余秋里同志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敢於講話，被江青視為眼中釘。對此，父親根本不予理會，為使計委正常工作，父親堅持要保余秋里同志。在群眾批鬥大會上，群眾舉手喊打倒余秋里，父親就是不舉手。父親說，群眾看他不舉手，勁頭就不大了。1968年3月，就因為江青施威，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無故被抓。他們都是軍隊的高級幹部，這對軍代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也許是覺得江青得罪不起，軍代表中有的同志沉不住氣了，要撤掉余秋里同志的電話，被父親知道后，馬上制止了。據父親的秘書講，當時父親發了很大的脾氣，而父親對周圍的同志是很少發脾氣的。余秋里同志是獨臂將軍，生活中很不方便，父親專門從鐵道部調了一名炊事員來照顧他。在革委會成立之前，各部委的人選安排都是由軍代表確定的，很多部門的正職也都是軍代表出任的。當父親看到上報的計委革委會主任是自己時，馬上將自己的名字勾掉，改為余秋里同志。在選舉九大代表時，對於提名余秋里同志為九大代表，周總理感到很為難。父親說，這是我們軍代表的意見，周總理還是認為希望不大，父親向周總理保證，這件事由我們軍代表向群眾做說服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的時候，陳伯達點了計委一些他認為是反革命的群眾，說了一些沒有根據的事情。父親則堅持「沒有證據，不能抓人」。陳伯達很生氣，中央專案辦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又多次到計委來，為計委清查工作的不得力大加訓斥。父親悄悄告訴軍代表的領導幹部都不要出面，只派一般的幹部應付他。在抓人與不抓人的問題上，軍代表內部出現分歧后，父親說，抓人有什麼難的，但是抓人容易，放人難。為此，父親專門把延安時期的一篇題為《特務多不為怪》的文章找出來印發給大家看。

　　父親曾經做過保衛工作，他深知對人的處理一定要特別慎重。1938年底，肅反擴大化波及到山東，出現了肉刑和大搞逼供信，使濫捕、濫殺之風愈演愈烈，湖西根據地先後有300多幹部被殺。事件發生后，父親出任保衛部長，專門負責處理平息事件后的善後工作。因此父親深知抓人的事情事關重大。隨便抓人，對群眾造成的傷害是難以消除的。

　　1969年，在黨的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父親是整個國務院系統的國家機關大組召集人。在中央委員選舉提名時，父親提出凡是到國務院軍管的軍代表都不要參加國家機關大組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提名。並說，如果軍隊大組有人對我們這些軍代表提名是可以的。父親這樣提議，並無任何人授意，他這樣主動放棄了對自己提名的任何可能，完全是從大局出發。因為當時在各部委中幾乎全是由軍代表在主持工作，如果父親不這樣提議，提名和選舉的結果就很可能對各部的業務工作和領導幹部的解放工作，產生不利影響。當時耿飈同志說：「那一個不提也不好哇！」這樣父親才被提名並被選為中央委員。

　　父親從一參加紅軍開始就在林彪領導的紅一軍團中任司令部參謀，抗日戰爭又在115師任偵察科長，跟隨林彪參加了平型關的戰鬥。林彪被閻錫山的部隊誤傷時，父親就在他身邊，並將他扶到路邊。特別是在東北時期，1945年11月父親任「前總」情報處長，雖然情報處下屬僅一百多人，但效率很高，大量地破譯了敵軍密碼。父親及時上報準確敵情，使我軍得以捕捉有利戰機。在秀水河子和大窪等戰鬥中，我軍利用情報將孤軍冒進的敵人整團、整師地殲滅，這在東北戰場初期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是極其難得的。因此林彪當時對秘書季宗權說過「一個蘇靜等於十萬兵」的話。

　　解放后，我們家與林彪的家距離很近，只有一街之隔，即使步行也不過是十幾分鐘的路。可是父親在北京只去過林彪家兩次，而兩次都是因為工作。第一次是毛選四卷出版之前，羅榮桓為有關東北戰場的註釋要父親去林彪家徵求意見。第二次是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不久，林彪要父親與其他幾位參加軍管的幹部去談談軍管工作的情況。

　　父親不去拜訪林彪，並不是因為對林彪有什麼意見，而是覺得領導同志都太忙，不宜去打攪，也實在想不出去拜訪的理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因為父親與林彪過去關係很深，顯然也就成了被懷疑和調查的對象。但父親心裡很坦然，他不但不迴避，反而在群眾大會說自己與林彪關係最密切，要群眾對自己揭發。

　　1978年，國務院領導同志找父親談話，要他擔任國務院秘書長，父親沒有同意，要求回部隊去。紀登奎同志追到醫院去做父親的工作，父親還是堅持認為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該回部隊去了。

　　父親回部隊時，國務院領導對他在國務院十餘年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並做了一份評價很高的鑒定，指定王任重同志到總政治部介紹他的情況。父親對職務和生活待遇一向看得很輕。父親在計委工作期間，一直坐的是從部隊帶去的那輛時速超過80公里就開鍋的舊吉姆車，房子還是原來那箇舊四合院，其中一半的房子連暖氣都沒有。計委的同志先要給他換房，后要給他翻建，都被父親堅決拒絕了。

　　父親去世后，一位曾負責過父親警衛的幹部回憶說：「我跟隨蘇靜同志這麼多年，最大的收穫就是懂得了應該怎麼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