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白乙：麻煩的美國將成世界夢魘

當前美國的麻煩不同於以往，已經直逼其制度模式的要害，其改革的經濟、政治前提一再受到削弱，人們常說的「自我修復」能力值得懷疑。



        第一，儘管美國經濟的規模和市場條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成熟的，但其結構性失衡越來越嚴重，實體經濟空心化問題積重難返。從2009年的數據看，金融服務業產值佔美國全部GDP的25%，是製造業和建築業的一倍多。

　　第二，官方政策工具匱乏，刺激措施收效低於預期。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並未對產業部門、私人部門產生持續的刺激效應。一旦實體經濟持續不振，美國股市將難以保持較長時段的穩定上揚，資本市場的反覆波動又會直接影響民間創業和技術開發的能力，經濟全面恢復的前景更加暗淡，出現「日本化」(即高債務、低增長)的可能或許無法排除。

　　第三，真正的麻煩在於美國的政治體制難以改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充分注意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巨大反作用，債務危機表明以茶黨為代表的「憲法原教旨主義」勢力正在成為阻礙美國與時俱進的一道天塹。今後，美國「凡是派」和「改革派」或許會因朝野權力的轉化而發生角色互換，但其政治短視、權力「尋租」乃至互不妥協的程度卻難以改變，決策危機和治理無能或許會屢見不鮮。

　　第四，在經濟與政治困局之下，美國社會風險可能進入一個高峰值期。隨著地方財政狀況的惡化，基層公立教育資源及其質量、社會秩序及治安狀況等也大不如前。在自身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保障水平有所下降的背景下，美國社會內部原有的緊張關係有可能加劇，因孤立事件而引發類似近期歐洲部分城市所發生的社會騷亂或許不再是危言聳聽。

　　第五，美國信用經濟泡沫破裂加大奧巴馬政府進一步提振出口戰略的實施難度。從根本上講，中國、巴西、印度等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在短時間內難以扭轉原有發展模式的慣性，難以成為拉動美國出口的主要引擎。與美國經濟聯動性最高的歐洲地區正遭遇同樣的困難。日本長期面臨人口老化少子、內需不足和市場萎縮的缺陷，也最終難以起到從外部拉動美國出口和重振製造業的重任。

　　「當今的世界，真是亂糟糟」。繼「9 11」事件擊碎美國本土安全之夢，標準普爾之舉則「捅破美國經濟安全的最後一層窗戶紙」。10年間發生的這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先後使美國的外交和內政為人所詬病。儘管就此斷言美國「大廈將傾」還為時過早，但美國國內治理步履艱難，國際穩定作用已漸現頹勢。對世界而言，「麻煩的美國」勢將成為一個經久的話題。

　　首先，「麻煩的美國」帶給世界的是一種深刻的制度困惑。有西方媒體評論指出，釀成美國及發達國家此次危機的核心矛盾在於其「福利國家和民主制度超越了自身的限度」。政府為贏得選舉發放福利「毒品」，民眾上癮后則「貪得無厭」，導致公共支出一再打破與財政收入的平衡，政府債務不斷上升。要實現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平衡，除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外，福利項目也需要「瘦身」，民眾必須「戒毒」。然而，在西方福利社會和民主體制下，要做到這一點可謂難乎其難。

　　追求民主、效率和穩定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目標。曾幾何時，在西方話語壟斷下，發達國家似乎是「達標」的樣板，「制度經驗的先進性」成為它們主導國際政治、經濟舞台的「軟實力」來源。當下和今後，「麻煩的美國」其示範性無疑會降低。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這也意味著探索在上述三大目標之間實現動態平衡的難度和潛在成本增大。在前30年改革歷史進程中，中國曾經把美國作為主要的參照系加以考量，特別是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深受美國的影響。如今，過度「惠及於民」的西方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經濟危機則從另一側面給中國下一步改革敲響警鐘，特別是在未來中國人口紅利減退，「人未富，身已老」的前景逐漸逼近的情況下，如何兼顧經濟競爭力和百姓福祉，走好中國式國強民富之路，必將成為考驗一代執政者和社會精英的最大挑戰。

　　其次，「麻煩的美國」正在成為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財富夢魘」。通過經濟全球化，美元霸權已經猶如布滿世界各國、各個城市，「吞吸其(財富)血液的大小血管」，美元貶值不僅為當地經濟帶去輸入性通脹壓力，而且也使以各種債券形式迴流美國的資金不斷面臨價值縮水之虞。儘管如此，中國、日本、俄羅斯、巴西等主要債權國仍然不得不繼續增持美國債券。一方面緣於自身匯率長期與美元掛鉤，國際貿易主要以美元結算，因此無法很快地改變外匯儲備的「被動積累」;另一方面更是因為一旦大規模減持美元資產，將引起市場對美元的恐慌性拋售，導致美元匯率崩潰，美國利率高升和經濟再陷衰退，國際需求跌降影響債權國自身對外貿易增長等連續性後果。如此困境，恰如元曲《寄征衣》所言，「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就未來而言，美國經濟復甦乏力以及當局對鑄幣權的濫用勢必推動各債權國和增長型經濟體轉向外匯儲備和金融資產的多元化策略，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市場的敏感性、投機性和脆弱性也會相應升高。在新的一攬子全球性儲備貨幣架構定型之前，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仍將是一個美麗的童話。

　　最後，「麻煩的美國」可能意味著其提供國際安全公共產品的意願和能力將長期不足。在美國財政支出結構中，社保、醫保和公共醫療補助屬於維持社會福利基礎的「強制性支出」約佔40%。債務利息支出也是一項剛性開支，約佔7%，且隨著國債總額不斷增大，其比例也將上升。可自由支配性支出占財政支出的20%，其中最大單項為國防費用。顯然，這將是未來美國減少政府赤字的為數不多的「餘地」所在。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就已經在國際安全責任上日益表現出「甩包袱」姿態，國內贊成「更精簡且干涉主義色彩較輕的外交政策」已不再是自由派民主黨人的「專利」，許多無黨派人士，甚至還有茶黨的支持者也加入其中。這不僅將推動奧巴馬總統加快從阿富汗等地撤軍，而且有可能催生未來美國全球安全戰略的調整，極有可能在拉美、南歐、中亞、南亞甚至中東北非收縮其軍事部署，增大盟國或其主導的區域機制在一線處理各類危機的機會(如在今年3月北約對利比亞空襲中美軍的「有限軍事行動」所表明的)。由此，「動蕩之弧」相關地區安全局勢則可能發生劇烈變化，國際安全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進程也將出現新的變數。對此前景，全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國尚缺少全面分擔全球安全責任的意願與能力，在較長時期內還難以接續和創造一整套替代性公共產品。美國已不再可靠，但各國還不能不靠美國，這是國際社會將長期面臨的另一個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