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的興衰及其理論啟示（下）

亨利·R·諾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念茲在茲。他認為，美國的實力來源於自由價值市場規則，只要自由價值和市場規則還有生命力，美國的實力就不會衰落。關鍵是美國確定什麼樣的國家目的以及採取怎麼樣的政策才最符合自由價值和市場規則。如果說美國的實力在近些年大不如前了，那恰好證明美國採取的政策有問題。同亨廷頓一樣，亨利·諾也主張與其證明霸權轉移不可避免並將導致衝突，不如研究美國應採取何種政策選擇以加強在未來的影響力更有價值。他的理論與新現實主義只著眼於力量和財富的循環不同，它更關注國家組織形式即政治共同體，認為政治共同體的性質決定著財富的增長，換言之就是國內民主政治和國外市場競爭就能夠導致繁榮。大國興衰並不完全是由於經濟增長和技術變化不平衡的結果，政策選擇對世界發展的影響有時會超過力量均衡的變化，自由競爭的國際市場也是一種影響興衰的無形力量，它越來越形成一種影響機制並以其巨大的靈活性影響著國家行為。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美國採取有效的政策並促進世界各國保持市場開放，避免保護主義；維持國內價格穩定，防止匯率急劇波動；鼓勵國內市場的靈活性，按國際競爭規則重新配置資源。在亨利· 諾看來，美國完全沒有必要感到悲觀，因為美國的民主價值及其政策是能夠有所作為的。這就要求美國不但不能削減它在國際上的作用，相反要繼續為此付出代價。他認為，1944年7月在新罕布希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聯合國經濟會議上所達成的經濟政策由於未能注意到各國國內政治差異，未能排除保護主義進而也就未能建立開放的有效率的國際市場。這使得美國的力量無法發揮。從1947—1967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使歐洲各國採取了新的經濟政策，促進了貿易自由化，促進了資本、商品和勞動的自由流動進而使西方資源獲得了有效配置，結果促進了穩定和增長。1967—1979年，美國和西方國家放棄了自由經濟政策，凱恩斯主義財政和貨幣政策開始統治各國政府決策，國內市場受到干預，貿易自由化遭到阻遏，因此出現了危機和震蕩。而從1980年至今，在亨利·諾看來，由於美國實行並促進了降低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干預和貿易自由化政策，再次促成了「西方的繁榮」。但是後來，美國的這些政策又遭到了挫折，[35]更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國會剝奪了政府預算和貿易政策的領導權。這種理論已把寶押在了世界市場和政府政策上。而要實現這一點，就要建立一個開放、穩定和增長的世界市場，這包括三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①以適當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和貨幣政策促證國內價格、匯率的穩定；②減少貿易壁壘，促進貿易自由化，利用競爭機制有效利用國內國外資源；③政府避免對市場進行非經濟干預，促進勞動力靈活流動，資金得以有效利用。亨利·諾認為，西方國家可以形成政治共同體，只要它們能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宏觀經濟政策上協調一致，「西方的繁榮」就可望實現，西方就可望繼續支配國際經濟秩序。亨利· 諾的理論無疑顯得很雄辯，但是不乏理想成分。世界各國都在競爭自我利益，如此高難度的政策協調實非易事。此外，世界各國體制、文化屬性、地緣政治戰略均有較大差異，他所要求的理想競爭狀態難以實現和維持。當然，按照美國的體制資源，如果這種狀態出現，對美國的利益是最有利的。但也恰是因為這一點，它就不會輕易出現。這種「政治市場論」認為，

國家的目的不僅在於追求實力，還在於實現政治共同體，因此它既反對力量決定論，也反對財富決定論，更反對技術決定論。它將國際政治中的道德內容置於國家安全之上，進而將這種所謂的「道德政治共同體」強加於世界各國。羅伯特·奧斯古德寫道：「一味追求與理想目標沒有關係的國家安全，有可能會導致犧牲個人自由、社會目標以及另一些超然的價值；而安全之所以值得追求，原本就是為了這些價值」。[36]這種極端的理論甚至也遭到道德主義者的反對，查爾斯·克勞薩默認為，道德與生存的衝突要從整體角度評價，個人的自我犧牲是合乎道德，整個文明的犧牲卻毫無道理，因此生存問題應當優先考慮，它是其他所有價值得以存在的基礎。[37]因為政策選擇可以承載較高的道德目標，但政策實施則必須取決於現實世界的條件，世界政治的現實將使道德政策遭到扭曲，這正是「世界政治的歷史趨勢」的內在作用。[38]

三?余 論

以上我們分析了近些年美國學術界流行的幾種理論。我們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發現，不管是支持「衰落論」還是不支持「衰落論」的，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美國霸業的憂慮。衰落與崛起是相對的，是比較而言的。但是衰落與崛起的事實對國家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政策選擇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國家實力。

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衰落，似乎沒有引起更多的爭論。對西方而言，處理一個軍事超級大國的衰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西方傳統的理論，一個像蘇聯那樣的超級大國的衰亡，意味著「霸權穩定」的瓦解，戰爭和災難往往是伴隨而來的。蘇聯的「和平瓦解」無疑讓西方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少付了極大成本。對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力量的衰亡的解釋還有很多，但對於它為什麼會「和平瓦解」的解釋還未多見。約瑟夫·熊彼特認為，一個封建帝國解體的原因首先源於財政危機，即是說帝國政府不斷增加的成本，尤其是戰爭成本同其不適當的稅收基礎之間產生了難以協調的矛盾。[39]封建的經濟形式不能產生足夠的歲入來支付軍事力量不斷增加的成本。相反，現代民族國家能夠以干預經濟的方式促進經濟的發展，解決了封建帝國的財政危機，它的戰爭能力、技術能力和財政能力保證了它的勝利。市場的力量有其自身的邏輯，它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蘇聯衰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未能解決經濟形式與霸權的矛盾，僵化的軍事化的經濟形式嚴重壓抑了市場動力，國家通過稅收及其他形式汲取的財富日趨枯竭，越來越無法適應龐大的軍事成本，社會的機動性日趨萎縮。[40]最後不得不宣布放棄霸權。蘇聯原有的經濟體制形成於30年代，是一種「軍事—計劃型」模式，偏重於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忽視經濟結構的內在平衡關係，片面追求數量增長的高速度，為了完成指令性軍事任務，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結果形成「自我消耗型經濟模式」。葉利欽認為，正是這種「全世界最軍事化的經濟」造成了經濟衰退、停滯乃至崩潰。葉利欽的外科移植手術就是「休克療法」加「雪崩式私有化」。「休克療法」的結局就是「向市場經濟過渡」。1992年俄羅斯通過私有化綱領，規定50％的建材工業、批發商業和公共飲食企業、60％的食品工業、農業和零售商業企業以及70％的輕工業、 建築業、汽車運輸和修理企業都要實行私有化。1992年7月法國《世界報》發表題為《俄羅斯不知所措》的文章，極為深刻地指出：「對國家的搶掠仍在繼續，一切都等著出售。甚至有時候，一切都被賣掉了。從東正教的聖像到石油，從稀有金屬到戰鬥機，從軍艦到鈦，無所不賣。而買賣的規則只有一個：必須在國外開立的帳戶上以硬通貨付款。」[41]「休克療法」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休克」之後，並未能奏效。這有以下幾個重要原因：第一，俄羅斯在原蘇聯時期長期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市場機制無法在原有的現實並未發生太大變化的條件下有效運作。在「雪崩式私有化」衝擊下，人們在根本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進入了市場經濟，結果，市場不能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第二，一味以出售資源換取外匯，製造業未能取得內涵式發展，國際競爭力低下，生產不能進入良性市場循環。第三，長期實行封閉性經濟政策，這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是危險的。原蘇聯在1924年列寧逝世之後就不再引進外資了，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後，1987年才重新開始引進外資， 為時已晚。第四，過去為軍事化經濟付出的成本太高，畸形經濟結構難以適應市場規則。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蘇聯的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80年代末達到14％。但俄羅斯公布的數字卻達33％，真是太高了。按照葉利欽的設想，其私有化改革進程分三個階段進行：1992—1993年是第一階段，稱為「危機式發展」階段；1993—1994年是第二階段，稱為「恢復和啟動國民經濟」階段；1994年以後是第三階段，也就是「全面振興階段」，在這一階段，私有化進程完成，市場機制開始有效運作，經濟增長開始加快，至少仍保持在4％左右。按照葉利欽的邏輯，在這一階段，對價格、資源配置和經濟關係的行政約束已經解除，資源從沒有競爭力的生產單位轉移到新的有效率的企業，實現勞動、資本和技術的最優配置。問題並非像設想的這樣簡單。向市場經濟過渡需要許多有效的條件，譬如有效的銀行體制、稅收體制，需要有合適的信貸政策，需要有產值占工業總值80％左右的200至300家大型跨區域公司的市場。而俄羅斯的現實是，銀行體系不健全，甚至連匯款都有困難，稅收也只能徵集到50％左右。1992年世界銀行發表一份報告，認為1992年俄羅斯的通貨膨脹已達到2200％。

經過40多年的冷戰，西方瓦解了蘇聯。當然，蘇聯自己的政策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西方為了瓦解蘇聯所付出的代價難計其數。蘇聯垮了，東歐、華約也相繼垮了。然而，歷史並未終結。作為原蘇聯最重要和最大組成部分的俄羅斯仍舊是一個不確定因素，它依然擁有無窮的潛力。俄羅斯的生存空間達1710萬平方公里，佔蘇聯1990年疆域的3?4，它的面積大約比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日本領土總和大一半。俄羅斯有1.5億人口，幾乎是英國、法國和義大利人口的總和。俄羅斯民族構成單一，82％以上是俄羅斯人，勞動力資源為8700萬人，其中70％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俄羅斯擁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各種自然資源。此外，俄羅斯擁有大量的科學和創新潛力，科學家人數超過100萬，它擁有的龐大軍事工業體系及居世界第二位的軍事力量和戰略核力量仍然令世界不能小視。如此看來，俄羅斯雖然亂相紛呈，卻仍是未來的最大變數。可以說，只要其改革以制度化形式取得成功，市場機製得以建立，對經濟增長和投資因素的壓力就會大大減輕，再配之以新的有效的發展戰略，俄羅斯就會走出衰退和危機。1992年11月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拯救和平紅利》的重要文章。尼克松以其精明政治家的洞察力，發現葉利欽的改革進程如果失敗，將是西方的災難。尼克松指出：「葉利欽的親西方的、民主的俄羅斯政府一旦垮台，就會對美國經濟產生遠比新政府在國內能做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的影響」。[42]尼克松的策略是西方必須在關鍵時刻援助俄羅斯，幫助葉利欽渡過難關。然而，對於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而言，指望西方的援助是永遠無法實現民族復興的。西方的援助，扣除俄羅斯不得不付出的政治成本，即便不是杯水車薪，也註定不能使俄羅斯失范的經濟進入良性增長的軌道。

進入80年代，由於實施了改革戰略、中國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災難性的自我摧殘，開始進行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與重建，經濟和社會恢復了增長與活力。中國的經濟增長和體制變革是相互關聯、彼此促進的過程。一方面，中國對已明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社會體制進行了堅定的變革和制度創新，另方面逐步衝破自我滿足的思想文化體系，擺脫了冷戰意識形態思維，為適應體制轉型的文化創新準備了條件。中國十多年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實力的增強令西方戰略界若芒刺在背。主張「圍堵中國」的理論成為報章雜誌的搶手貨。許多現實主義戰略家如布熱津斯基則主張西方應加速促進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盡量使中國成為「全球強國」而不是「全球問題」。新自由主義戰略家如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等則看到美國「實力霸權」大勢已去，再無力支撐，轉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規則，以控制國際經濟的「規則樞扭」，促進合作，重建優勢，再塑霸權以因應新興的挑戰。在21世紀即將來臨、我國正在進行社會轉型而國際環境相對嚴峻的歷史時期，選擇怎樣的國際戰略，使國際行為角色與國家利益協調一致，確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劉靖華，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