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的興衰及其理論啟示（上）

一?霸權興衰的辯證緊張

1987 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寫了一本轟動一時的著作《大國的興衰》，認為美國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他在書中寫道：「當代社會所經歷的困難是軍費負擔過於沉重，這些困難過去也曾困擾過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國和希特勒的德國」。[1]作為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思維邏輯是歷史類比。美國的衰落與歷史上循環出現的興衰模式一樣，其中必有一種一脈相承的內因在起作用。著名的世界體系論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帝國的過度擴張是一種有規律的現象。[2]一個崛起的強國擴充其軍力以保衛日益廣泛的經濟利益，尋求擴大領土的控制權並擴展對國際經濟的控制，最後，它所付出的成本超過了從其掌握的資源中的獲利，進而削弱了它的實力，淪於衰落。另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如吉爾平教授也認為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已無力維護現存的領土分配、勢力範圍及世界經濟規則了，美國已不具備像過去那樣的「統治」世界體系的權力了，言外之意是美國的霸權的確已真實地衰落了。所不同的是，在吉爾平看來，美國人在「治理國家的藝術」方面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運用了「傳統技術」，試圖在現存國際體系的成本與收益之間重建平衡。[3]還有一些學者如曼庫爾·奧爾森斷言，美國的衰落源於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國的權勢階層和政治利益集團已形成氣候，其政治影響往往是負值，它們一味追求財富的再分配，而不再關心增長。[4]這樣就出現了吉爾平所擔心的情形：在這些集團的影響下，國內消費大大超過了投資和生產；對外領導作用的負擔特別是軍費負擔加大，技術創新的利益正轉移到其他國家。[5]這種觀點預言美國再次成為一般國家，戰後那段春秋鼎盛時期已成為大國興衰、經濟榮枯這種永恆循環中的又一個插曲了。美國的確面臨著歷史上帝國最終都面臨過的困境。它尚未完全接受這一點的事實，並不說明問題就不存在。歷史上，大國往往在其經濟無法承受其負擔時，會作出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反應，具有創造意義的變革也會隨之發生。這種「衰落的邏輯」會在多大程度上進一步損害美國，將取決於它將來的經濟增長率和奉行何種政策，取決於它的物質制度和精神制度會不會繼續有效。總之，將取決於它新的「治理國家的藝術」。對此，我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衰落的邏輯」是否誇大了美國繼續支撐霸權的代價？美國的經濟政策優勢能夠增強它的力量嗎？美國所掌握的市場機制資源是正在以不那麼引人注目的方式和較低的成本發揮力量、聚斂財富嗎？換一種方式問，就是美國的霸權今天並不需要它用20年或40年前那樣的力量來維持，並不要求它繼續作為全球超級強國來維持，而主要依靠其「民主教主」這種地位就可大功告成嗎？曾在里根政府供職的亨利·R·諾認為：「美國未來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經衰落，而是它在國際社會中追求什麼樣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種經濟政策」。[6]這一斷言不僅旨在轉變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悲觀的思維方式」，更在於它提示了另一種霸權形式，因而更值得人們注意。西方學術界對「衰落的邏輯」的反對尚不止於此。1989年，蘇聯瓦解后，美國蘭德公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在《國家利益》雜誌上撰文，提出了另一種轟動一時的「邏輯」即「歷史終結論」。福山對蘇聯的崩潰額手稱慶，斷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今後西方文化將要單獨譜寫歷史篇章了，西方價值和制度的勝利標誌著「歷史的終結」。[7]這種黑格爾式的歷史法則又頗有些尼采味道的論點雖然在氣勢上使充滿沒落氣氛的西方社會感受到一點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釋這種深刻歷史劇變的淺薄。福山抱持黑格爾的歷史演進的單一法則，認為再也看不到某種意識形態可以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卻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經受自身的挑戰。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簡單地斷言美國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據的，而使用歷史類比法來論證這種衰落更是不足憑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認為羅馬帝國滅亡前的6個世紀，人們就聽說過有關羅馬衰落的預言了。在羅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從公元300年至450年，羅馬經濟一直是健康的」。[8]約瑟夫·奈是國際關係專家，他對歷史學家視為法寶的歷史類比法就不以為然。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享廷頓的觀點較為持中，他認為美國現在是唯一可以被稱為超級大國的國家，但其經濟力量已相對下降，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論證美國是否已衰落，而在於美國應清楚地看到冷戰後國際關係體系的變化、力量分佈的變化及大國關係性質的變化，及時調整美國戰略以應對更加危險四伏的世界。[9]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個十分複雜的概念。它可能是絕對的，即是對自身的衡量結果；也可能是相對的，它是與外部力量比較的結果。一個國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斷強大導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斷腐敗造成的。中國的清王朝從盛極一時的帝國敗落成倍受凌辱的弱國，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歷史學家霍勒斯·沃波爾的看法，英國「從一個強大的帝國衰弱成一個像丹麥或撒丁那樣無足輕重的小國」，是因為外部力量特別是美國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麼說，衰落總是相對於別國優勢地位的喪失。「衰落現象」往往會造成國際秩序的變化，進而導致新秩序的產生。它一般而言是「無序—有序—無序」辯證循環的先決條件。然而，判斷一個國家的「衰落」與認定一個國家的「崛起」一樣是相當複雜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種指標以外，這兩個概念還包含著「相關的心理預期」，這種預期往往造成負面的結果。譬如西方人認為蘇聯「衰落」了，便順理成章地判斷俄羅斯的所有行為都不具有敵意了。相反，他們認為中國「崛 起」了，就自然地判斷中國有「擴張」的企圖。導致「衰落」的因素不僅僅是實力的變化和所謂「霸權的轉移」，「軟力量」的作用同樣是巨大的。所謂「軟力量」就是思想和對利益得失具有重大影響的規則。海灣戰爭結束后，挾勝利之威風的美國總統布希「硬力量」可謂登峰造極，但在競選連任時卻仍未能免於「衰落」。耐人尋味的是，蘇聯在冷戰中不敷為繼而終致崩潰，而許多美國學者得出的結論卻是美國的衰落勢不可擋。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寫道：美國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例自1945年以來一直很自然地下降著。但在過去的幾年裡，美國下降的速度超過了它所應該下降的速度」。戴維·卡利奧則認為：「由於經濟的過度擴張和管理不善，相對衰落已開始變成絕對的衰落」。[10]

二?霸權的衰落：概念

假設還是經驗事實

在西方學術界，有幾種流行理論正被用來解釋這種歷史現象。霸權周期理論：這一理論是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的，認為歷史上一場大的全球戰爭開始一個長周期即霸權周期。經過戰爭，一個國家取得霸權並利用戰後的和平協議使其獲得的優勢合法化。[11]這裡的「霸權優勢」是指至少擁有能夠維持全球秩序所需資源的一半。新產生的霸權國家提供安全和國防秩序，而當這個國家失去了權力優勢的合法性的時候，就導致了另一場全球戰爭，戰爭中產生一個新霸權者，但不一定是那箇舊霸權的挑戰者，而可能是舊霸權者聯盟中的一員。喬治·莫德爾斯基1978年在《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雜誌發表一篇重要文章《全球政治的長周期與民族國家》，提出這一理論。根據這一理論，霸權周期一般為一百年左右。1987年，莫德爾斯基在《世界政治的長周期》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見下表）在表中，我們看到 ，從16世紀開始，分別是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獲得百年周期的霸權。根據這一解釋，美國在20世紀的霸權在1973年就已結束了，接下來應該是一次全球戰爭中的一個新霸權者的出現。如果人們勉強把海灣戰爭視為那種戰爭，那麼新霸權者是誰呢？蘇聯已經衰落了，難道是日本抑或德國嗎？至少現實還無法證明這一點，絲毫也看不出日本會成為一個全球霸權者，而且霸權周期會持續一百年。莫德爾斯基強調衰落過程與全球經濟的長周期有關。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經濟波動與霸權轉移有內在的聯繫。[12]稀缺資源價格上漲導致權力喪失，而價格下降、資源豐富和經濟創新就會帶來權力聚積。如果美國在1973年的衰落被解釋成是戰爭導致的經濟衰退的原因，那麼它在80年代中期的經濟復興和90年代初海灣戰爭中的勝利就無法解釋了。根據美國總統經濟報告，1983年和1984年，美國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反彈3.6％和6.8％，通貨膨脹率分別下降到3.2％和4.3％，失業率則由1982年的9.7％ 下降到1985年的7.2％。[13]對1982年後的經濟復甦，凱恩斯主義認為是以巨額預算赤字為代價取得的，貨幣主義認為是進一步放寬貨幣帶來的，供應學派則認為是自1981年實施減稅後高投資收益形成的。[14]但無論怎樣，這種經濟復甦總是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分不開的。事實上，這種霸權周期理論並不新鮮。早在本世紀初，麥金德爵士就明確指出，國家間不平等的增長導致了每一百年爆發一場世界霸權戰爭。[15]

霸權轉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興衰無常，循環不已，但霸權的轉移會導致不穩定和危險。所以，這種理論真正關心的是霸權下的穩定。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力量是霸權控制的源泉，經濟霸權就是在原材料、資本、市場、生產上佔據優勢。另一些學者認為，霸權就是一國有能力為全球經濟建立規則的秩序安排。[16]羅伯特·吉爾平認為英國和美國因為創造並加強了自由經濟秩序和規則，因此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成功的霸權。[17]莫菲特甚至認為，世界經濟的穩定要求有一個單一穩定創造者，這一穩定期則恰好與霸權期巧合，歷史上：「英國統治下的和平」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就是這樣的時期，即英國和美國分別在19世紀和20世紀強大到足以創造和加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和規則。這一時期里只有一個霸權力量（英國從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從1945年到1973年），一旦這個霸權力量不存在了，衝突就變成了家常便飯。[18]這種理論暗示美國不要步當年英國衰落的後塵，應當吸取英國的教訓 ，不穩定就要接踵而來了。古德斯坦明確地說：「美國正在走向『脆弱的霸權』……這似乎增加了發生霸權戰爭的危險」。[19]

這種理論注重單一霸權的作用，維護的是赤裸裸的霸權利益。但這種理論沒有證明戰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到底是怎麼建立的，是因為美國單一軍事霸權的結果嗎？還是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力量的結果？反過來說，這種理論也沒有說明軍事——經濟力量與霸權之間的因果關係。沃勒斯坦認為，一個國家取得霸權，就是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在經濟、軍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願和規則強加於他國。這種能力的基礎存在於強大的農業—工業生產、商業和財政之中。[20]這樣的霸權並不常見，只出現在農—工生產、商業和財政三個領域同時獲得優勢的暫短時期。這一霸權衰落後就會出現一個新秩序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1815年後的「歐洲和諧」以及1945年後的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見下表）在沃勒斯坦看來，美國從1967年開始就在走向衰落。但是，十分明顯，沃勒斯坦把注意力都放在軍事和經濟上面，忽視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而沃勒斯坦注意到短暫的霸權期並指出農—工生產、商業和財政三種優勢並不總是同時出現，還是頗有洞察力的。但是這一理論難以證明到底需要多大的實力才足以建立起一種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而這種實力究竟衰落到何種程度就使自由秩序不能再支撐下去了。（見下頁表）在這個表中，美國1928年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份額，按羅斯托的統計是42.0％，在1953年按貝羅奇的統計是44.7％，兩者差距並不大，這怎麼說明美國在1948年而不是在1928年採取行動建立國際經濟體系？按照羅斯托的統計，美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份額1963年是32.0％，而1928年則達42.0％，就是說1963年比1928年還低，但1963年時的美國卻處於霸權鼎盛時期。並不是說有了實力就可以建立國際經濟體系。看來，單憑一些數據是不能最終說清楚問題的。霸權代價理論：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吉爾平教授。他斷言隨著一國力量的增長，它開始追求更大的領土控制權，擴大對國際經濟的控制。與此同時，由於資源增量，規模經濟帶來更大利潤，這個國家的實力也會逐步增強。但是，這個國家從擴張過程中獲得的收益不是越來越增加，而是逐步減小。這是由效益遞減規律決定的。隨著國家規模及其對國際體系控制範圍的擴大，一方面它的收益遞減，另一方面它維持這種控制的成本卻越來越大。進一步擴張的邊際成本也高於其邊際收益。[21]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發現維持現狀的成本要比維持現狀所需的財政支持能力上升得更快，維持現狀變得更加困難，發展的結果最終導致了這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的衰落。吉爾平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派的概念和基本假設來闡述他的觀點。新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在一定條件約束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新經濟史學派則研究無論在什麼條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因。[22]吉爾平從新古典經濟學中引進了效益遞減規律。保羅·塞繆爾森指出：「某些與其他固定投入相關的增加，在一定的技術狀態下，將導致整個產出的增加。但到了一定程度后，由追加同量的額外投入而產生的額外產出很可能越來越少。這種額外利潤遞減規律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即對資源的變化萬千、日新月異的使用，使可供使用的固定資源日益減少」。[23]因為資源的實際減少和人們對資源減少的預期，資源的價格呈上升趨勢。在沒有技術創新的條件下，效益一定是遞減的。吉爾平因此指出：「從本質上說，增長率是趨於放慢的，而且經濟活動的位置也不斷地向四周新的增長中心擴散」，[24]吉爾平的意思是：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就這樣符合「效益遞減規律」地衰落，美國也當然不能例外。戰後世界經濟中財富分配狀況符合吉爾平的判斷（見上頁表），但吉爾平的理論顯然對技術創新和市場增值的內在力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個居支配地位的大國並不是一定要採取自由經濟政策，而美國在1947年之所以會選擇一個較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主要是出自安全方面的考慮，因為這是在冷戰初期能夠利用西方資源來保護西方制度的最好辦法。利益集團政治理論：社會力量分析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一個社會利益集團政治一旦形成，就會出現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公共物品問題。公共物品是那些社會運轉須臾不可或缺的物品如空氣，公共交通，國家安全等。公共物品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的消費不能減損別人的消費，公共物品又是非排他性的，一個人的消費不能排斥他人的消費。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1965年發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揭示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性。奧爾森認為，由於公共物品的不排他性，不付成本也可以享用。[25]因此不付成本享用的現象就會增多，付出成本的人並不能保證別人也會付出成本。利益集團越來越傾向於不為公共物品付出成本，進而就越來越將注意力轉向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奧爾森注意到外部強制力量和對社會成員的個別刺激能夠促進公共物品的增加，但也會帶來相應的負面效果。因為來自公共物品的收益不能私有化，僅有市場活動就不能生產出公共物品。這裡蘊藏一個重要的矛盾現象：從私利的個人理性的角度看，個人不會有興趣為公共物品出力，因為從中獲得的收益都必須與別人分享，而且分享數量至少還必須相當於集團內參與者數量乘以每一個個人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參與者數量越大，其個人平均所得就會越小。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越來越擴散，每一個個人都有「免費搭車」的傾向。因為有的利益集團無法取得足夠的私有收益來充銷公共物品的成本，於是就自然地把關注點集中到現存公共物品的再分配上面。任何一個個人或集團在可以預期自己的所失將大於所得之前，他們都會傾向於減少整個體系的產出。他們感興趣的就是資源重新分配而不是去創造資源。因此，在擁有大量成員的集團中，集體行動的邏輯不是鼓勵創造公共物品，而是鼓勵對現有公共物品的再分配。這樣，在重新分配現有資源上就會出現各種聯盟。[26]

西方社會要阻止這些分配聯盟勢力的增長是有極大困難的。政府要擺脫這種壓力的辦法要麼是進行干預和徵稅，要麼是提供有選擇性的刺激如補貼。隨著政府能力的下降，社會就會越來越陷入僵局和無效率狀態。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中對西方社會利益集團瓜分公共物品進而導致社會僵化、國家衰落的現實和前景表示極大的憂慮。但是，毫無疑問，奧爾森在忽視許多「超理性動機」和「文明傳統」對社會集團成員倫理、行為影響的同時，顯然也沒有太在意現代法律的某種獨立性及其對社會利益集團的制約。此外，奧爾森從理性選擇角度的分析過於偏重市場的「理論層面」，卻忽視了市場的「實踐層面」。從理論上說，較多的競爭，即大量的利益集團存在會帶來較少的公共物品和社會福利。在市場實踐中，往往是競爭帶來較多的公共物品的效率。這個理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預先假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在奧爾森的理論中變成了固定的、想當然的東西。但是，在現代社會，有許多重要的有益於政治的公共物品卻不是想當然的，是需要公眾來定價的。比如我們能把空氣預定為公共物品，但無法把「清潔的空氣」預定為公共物品。哪些物品能夠被進一步確定為公共物品，這往往是一個政治參與過程。有些物品是經過利益集團的交涉、衝突和討價還價后才成為公共物品的。利益集團的這種在市場和政治中間的活動客觀上會刺激效率的提高。以上幾個近幾年在西方學術界頗為流行的理論，雖然都有缺陷，但確實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美國衰落」的根源。進入70年代，美國的實力已大不如前了。世界變得更具有競爭性，也更複雜了。冷戰終結以後，一方面世界相互依賴的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及文明的差異性也在加大。當年卡特政府一上台，就為美國的前景描繪了一個不那麼令人樂觀的局面：①一個正在興起的全球性經濟，它的管理有賴於加強體制上的合作，承認國內國外利益間傳統界限的日益模糊，現實要求用分離和獨立的方式來看待各種問題；②日益發展的有形的相互依賴，反映了世界資源、人口、地理（海洋、空間、太空）和社會（恐怖行為、核擴散等）的關聯性；③美國的實力日益衰退；④重要行為者增多（包括跨國公司，跨政府的傑出人物等）；⑤軍事力量的可利用性日益減小；⑥公眾對政府日益喪失共識和信任。[27]在這種現實條件下，管理國家的難度日益增大，對現實的洞察力變得更加寶貴。相反，政策及戰略失誤的成本驟然增大了。基辛格在70年代末就承認，讓美國成為一個普通國家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雖然美國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通國家；美國不能只是為了維持力量均勢而在世界上繼續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了維持力量均衡，還要推廣美國的觀念和價值。[28]基辛格利用東西方緩和之機，在美國的霸術中引進了「軟力量」。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一直是世界頭號大國，而今天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B·賴克所說：「看來明白無誤的是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正要與別國分享權力，美國當經濟霸主的日子無疑已經過去了。」[29]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爭奪世界領導權的競爭中，美國還沒有到拱手讓人的時候。美國仍是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國家。雖然歐洲和東亞作為兩大力量集團正在崛起，也確實對美國構成一定的挑戰，但美國也正在以某種方式從這兩個日益自由化日益開放的市場體系中獲利。這兩個市場集團對美國的市場資金的需求也在增加。約瑟夫·奈、塞繆爾·亨廷頓、亨利·R·諾這些「新生代」戰略家，反對「美國衰落論」。亨廷頓認為，熱衷於證明美國衰落是無濟於事的，重要的是指明美國正在面臨哪些威脅和挑戰，進而指出美應該怎樣行動才是有意義的。美國的力量雖然下降了，但它並沒有失去行動能力。今天美國面臨的威脅不止在經濟領域，更主要的是在文明方面。[30]

約瑟夫·奈認為，歷史學家們習慣於使用僵化的「歷史類比法」，而經濟學家則目光短淺地盯著幾個數目字。今天，美國的經濟雖然下降了，但它的軍事力量仍是最強大的。確實，使用軍事力量有點不合時宜了，但在世界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下，誰也不能擔保不使用軍事力量。軍事力量仍是無法替代的政治工具。此外，更重要的是：「經濟權力論」往往看不到「權力的第二個面孔」，那就是「間接權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軟權力」。在當今世界，這種「軟權力」正與「硬權力」即軍事力量互為表裡。在約瑟夫·奈看來，當今世界權力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準確地認定什麼資源是今天最主要的權力源是相當重要的。在21世紀，「行為上和無形的」權力資源對美國發揮領導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行為上」的權力顯然是指軍事力量，而「無形的」權力是指「軟權力」即價值觀的力量。從過去500年歷史看，不同的權力資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見下頁表） 根據這個表，按照約瑟夫·奈的看法，對支配國來說：「無形的」權力資源即價值觀的力量越來越重要，霸權愈來愈靠「硬力量」和「軟力量」來共同支撐才能維持。著名學者肯尼思·華爾茲曾有過一個著名論斷，「如果美國能夠連續3年保持5％的經濟增長，對美國實力的好處就會超過與英國的結盟。」[31]約瑟夫·奈認為，這正是現實主義者看不到「軟權力」價值的典型表達。美國與英國的結盟不僅僅是實力的結盟，也是價值觀的結盟，是「間接權力增值」行為。它帶來的長遠利益要比那麼幾年的經濟增長率寶貴得多。約瑟夫·奈認為給權力下一個恰當的定義是必要的。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權力是使他人做他不願做的事的能力。[32]約瑟夫·奈認為達爾對權力的定義的重要性，在於著重權力改變他人行為這一層面，使權力具備了「可測量性」，它不僅要看一個國家的人口、領土、資源、經濟規模、軍事力量、政治結構等要素，還要看它們是如何被用來改變他人行為的。許多經濟權力論者認為，在過去，用武力佔領別國領土比發展經濟和貿易更為便宜。[33]但今天不同了，使用軍事力量的成本變得越來越大。約瑟夫·奈認為，如果這種理論能夠成立，那麼就等於說 我們今天是處於「日本時代」，也可以說「21世紀是日本的世紀」。這與世界現實顯然是對不上號的。日本的安全一直是「被保護的」，在安全上日本一直是「搭車者」。在約瑟夫·奈的理論中，權力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威懾形式，主要指軍事力量，一種是感召形式，主要指思想力量。這兩種形式都可以改變他人的行為，但後者即「間接權力增值」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的成本最小。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如果能成功地影響甚至規定孩子的信仰和價值偏好，他們對孩子的權力往往比單純的行為控制更大，更穩固也更長久。這就是說，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夠使權力增值。因此，美國的權力資源並未像經濟權力論者說的那樣將流失殆盡。美國仍有能力制訂一個全球價值日程。他認為，如果對衰落的擔心最終導致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是十分錯誤的，而由歷史學家錯誤的類比提出的糾正措施，也只會削弱而不會加強美國的地位，「像過去多次出現的那樣，產生世界大國的種種條件已在變化。歷史上循環往複爭奪霸權的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大戰也許不會再次出現了。美國所擁有的傳統實力資源在本世紀末仍是舉世無雙的，美國還擁有意識形態和體制方面的資源在國際相互依賴的新領域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34]可以看出，作為戰略家，約瑟夫·奈關心的主要是美國的霸業，所不同的是，他在尋找在信息經濟和國際相互依賴的時代，繼續維護美國霸權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