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知多一點點中國文學

作者簡介
　　　　　姜贇，北大青年學者，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

　　　　　　第一部分　文學萌芽與先民歌唱

　　　　神話與傳說的淵藪─《山海經》

　　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精衛填海《山海經·北山經》
　　晉代著名詩人陶淵明有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句中典故乃是一個凄美動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女娃，是炎帝即神農氏的小女兒，有一次她乘船到東海遊玩，不幸船被海浪打翻，她溺水而死，死後化為一隻小鳥，雖然形狀很像烏鴉，但頭上有美麗的花紋，並且是白色的嘴，紅色的腳，人們叫她精衛。就是這樣一隻單薄瘦弱的小鳥卻常常從西山銜來木石，發誓要填平東海。一隻小鳥要填平茫茫東海，看起來相當荒誕無稽，幼稚可笑，卻能使人瞬間體驗到人同大自然抗爭的那種蒼涼悲壯。精衛成為不向自然屈服，不斷征服自然，頑強到底的精神象徵，從而具有了永恆的藝術價值。
　　這則神話出於《山海經·北山經》。《山海經》僅僅31000多字，卻是一部涵蓋古代地理學、方誌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藥物學、社會學、歷史學、人文學、民族學、神話學和巫術學等集大成的曠世奇書。它文字簡潔、內容豐富、整體有序、結構嚴謹，共18卷，分《山經》五篇，《海經》十三篇（《海外經》四篇，《海內經》五篇，《大荒經》四篇），成書於戰國初至漢代初年。關於它的作者，學界有不同的爭論，有些古籍記載，認為《山海經》是夏禹、伯益所作，其實沒有那麼早，大部分成於戰國時期的楚地，《海內經》部分成於西漢。《山海經》是我國古代一部地理著作，它在文學史上的特殊價值，主要是保存了我國遠古時代豐富的神話傳說。《山海經》的文學價值主要在於它是我國古代收集神話最多的典籍，據統計全書記敘神和神話故事400多個，內容十分豐富。
　　《山海經》中的神話多姿多彩，奇異瑰麗，諸多神話充滿英雄主義精神，展示著一種原始厚重的悲劇美和崇高美，其中可稱為經典的有《精衛填海》、《夸父逐日》、《鯀治水的故事》、《刑天舞干戚》等。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海外北經》）夸父是古代一個氏族的名稱，其特點是「其為人大」，神話中的夸父是這個同名氏族的代表，同時也是父系氏族社會男性力量的化身。《大荒北經》中是這樣描述夸父的：「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夸父為什麼要去逐日？這個簡短的神話並沒有給出答案。當人類從自然界分化出來之後，對環繞於周圍的這個大自然充滿了好奇，面對日月變化、四季轉化、風雨雷電、洪水肆虐、瘟疫橫行，我們的先民有強烈的探詢自然界奧秘的衝動。「夸父逐日」正是這種探索的渴望、探索的過程以及探索的艱辛的藝術的再現。然而面對強大的自然界，人總是顯得那樣渺小，對自然的挑戰得到的往往是失敗與死亡，儘管夸父追上了太陽，他最終還是倒下了，這使人不由地生髮出濃重的悲劇感。但是夸父形象的毀滅，個體生命的結束，並不是鬥爭的結束，神話讓夸父的手杖變化為鬱鬱蔥蔥的桃林（鄧林即桃林）。《列子·湯問》中描寫得更為動人：「棄其杖，屍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弭廣數千里。」可見夸父不僅有與自然力鬥爭的堅強意志，更將自己最後的身軀化為桃林養育後人，激勵後人，讓人們繼續與大自然鬥爭，從而展現出一種死而不已、奮爭不息的悲壯崇高的藝術境界。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經·海內經》）在上古時期，對人們的農業生產危害最大的可能就是洪水了，所以在原始文明中都有關於洪水的神話傳說。基督教文化中洪水神話是神對人的罪行的懲罰和人類的自省，而我們的洪水神話卻強調人對自然的抗爭，強調自我拯救。相傳在堯的時代發生了一場大洪水，大家一致推舉鯀去治理洪水，他首先奔赴天庭，央求天帝收回洪水，還給人們安寧的生活，可是沒有奏效；於是他採用「堵」的方法治水，把高地的土墊在低處，堵塞百川。然而治水九年，洪水仍舊泛濫不止。正當他煩悶之際，一隻貓頭鷹和一支烏龜相隨路過，告訴他可以盜取天庭至寶「息壤」來堙塞洪水。鯀深知此舉的罪責，但是看到受盡煎熬的人民，他義無反顧排除萬難，盜出了「息壤」。「息壤土」果然神奇，撒到何處，何處就會形成高山擋住洪水，並隨水勢的上漲自動增高。天帝知道鯀盜息壤的事情后，派火神祝融將鯀殺死在羽郊，取回了息壤，洪水再次泛濫。鯀死不瞑目，屍體3年不爛，天帝知道后怕鯀變做精怪，再次派祝融拿著天下最鋒利的「吳刀」剖開鯀的肚子看個究竟。可是奇迹發生了，從鯀的肚子里跳出一個人來，那就是鯀的兒子禹；禹承父業，又歷經九年，終將洪水徹底制服。鯀的死不瞑目，不是因為顧及自己的生死，而是因為惦念自己的理想未能實現，治水還未成功，而人民仍舊生活在苦難之中。鯀不計生死，為了拯救人民而觸犯天庭的大無畏精神，堪與希臘神話中為了將火種帶向人間而冒犯宙斯的普羅米修斯相媲美。
　　「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經》）刑天頭雖被砍，但死而不屈，用兩乳當做眼睛，以肚臍當做嘴巴，左手拿盾，右手拿大斧，憤怒地揮舞不止，繼續戰鬥。其勇烈、頑強在古神話反抗天神的描寫中是極少見的。晉陶淵明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正是對這位斷頭英雄不甘失敗奮戰不止精神的讚頌。
　　《山海經》中的神話言短意深，宏偉壯美，精衛、夸父、鯀、刑天等諸英雄神儘管有著超乎常人的力量和意志，但他們所抗爭的對手———大自然、統治者卻更為強大和殘酷。抗爭的結果雖然是毀滅或失敗，但他們那種不屈奮鬥的英雄主義精神卻是永不熄滅的。他們身上體現了先民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改變現實的強烈願望和崇高理想，所表現出來的悲劇美和崇高美則給後世文學以示範。

《抗爭的結果雖然是毀滅或失敗，但他們那種不屈奮鬥的英雄主義精神卻是永不熄滅的。他們身上體現了先民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改變現實的強烈願望和崇高理想，所表現出來的悲劇美和崇高美則給後世文學以示範。

　　　　先民的歌聲─《詩經》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不學詩，無以言。─孔子
　　這是兩千多年前這塊土地上流傳的「民歌」──「之乎者也」，很久以前我們的祖先都曾經這麼說話，這麼歌唱，後人卻為他們縛上了沉重的枷鎖，附加了太多的意義。其實，《詩經》中的「風」之於「雅和頌」，大概就像現在所謂的「通俗歌曲」，而「國風」譯作「中華民謠」應該是很貼切的！採風之作，眾口相傳，簡單而真摯，就像席慕容的詩所說：「涉江而過，芙蓉千朵，詩也簡單，心也簡單！」《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紀）至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約500餘年間的詩歌305篇，最初稱《詩》或《詩三百》，後來被漢儒奉為《詩經》。這些詩篇，本來都是供人誦唱的歌詞。《史記·孔子世家》中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表明《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有十五國風，詩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頌》包括《周頌》31篇，《商頌》5篇，《魯頌》4篇。這種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特點的不同。《風》相當於周王朝統治下不同地區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15個地方上的土風歌謠，其中大部分產生於黃河流域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雅是指「王畿」（都城）之樂，因為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雅」，同時雅又有「正」的意思，就是把王畿之樂看作典範音樂的意思。《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相傳周王朝時，專門派有采詩人，他們到民間收集歌謠以了解民風民情，加上王室的樂官自己創造的樂曲和公卿的獻詞，經過挑選和加工整理，最後形成這三百詩篇。
　　《詩經》的內容極為豐富，蔚為大觀，展現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500年間廣闊的社會生活圖景，政治、經濟、文化、世態人情、民風習俗莫不為其所包容。
　　《國風》被普遍認為是《詩經》中文學成就最高的部分，因為它是各地的民間歌謠，反映的生活內容比上層社會的《雅》和《頌》更為廣闊，生活氣息更濃。周王朝以農業為本，反映農業生產的詩篇在《詩經》中佔有很大的篇幅。農業勞動是極為艱辛的，然而更為艱辛的是農夫自己辛勤勞動的果實卻為不勞而獲的貴族們佔有。《豳風·七月》真實地記錄了這些社會現象。其中描寫到農夫從正月開始修理農具，二月開始下田勞動，三月開始修剪桑樹割蘆葦、收割農作物，乃至打獵捕獸、修場子、造酒等等；即使農閑時還得到城堡里給奴隸主服各種勞役。但是他們「六月食郁及跔，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吃的就是些野菜野果，「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辛苦一年，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最後眾人還要「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為奴隸主們高呼萬歲。
　　殘酷的剝削和悲慘的生活必然引起農奴的覺醒和反抗，有不少詩篇描寫了勞動者對統治者不勞而獲的強烈控訴。《伐檀》中寫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中用反詰的語氣質問統治者：「你們不播種不收割，為什麼糧食卻裝滿了幾百屯？你們從不去狩獵，為什麼各種獵物卻掛滿了院子？」最後運用反語，諷刺統治者說你們每天什麼也不用干，卻能得到那麼多東西，真不是白吃飯的呀！
　　《詩經》中最為動人的要數對純真愛情的描述。首篇之《關雎》描寫了一位少年對一位姑娘相見傾心，進而輾轉求之，最後結為伉儷的整個過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第一行寫主人公遇到一位容貌嬌好、品德善良的姑娘，雎鳩鳥婉轉的鳴叫觸發了他追求這位女子的決心。第二行寫他的執著追求，三行寫他求之不得后悵惘與苦悶的心情，最後兩行寫他追求成功后迎娶新娘時喜不自禁，興奮地彈琴鼓瑟、敲鐘擊鼓。我們應該為這對佳配表示由衷的祝福，因為生活中更多的情侶因為社會禮俗或環境影響而無法結合，甚至連將心中摯情表白的機會都沒有。《秦風·蒹葭》就是對這種惆悵心情的描寫。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蕭索冷落的清秋，我們的主人公站在岸邊渴望意中人的出現。然「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他不願就此放棄，遂忽而順流而下，忽而逆流而上，可是我們的「伊人」卻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及。
　　《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讚揚對方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
　　《詩經》的表現手法有「賦、比、興」三種。「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朱熹《詩集傳》）賦即是直接鋪陳敘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隱喻之分；興即起興，有引起聯想，烘托渲染氣氛的作用。大抵《國風》多用比興，《大雅》多用賦法。賦比興手法的運用，使《詩經》具備了動人的藝術魅力。《詩經》主要採用四言詩和隔句用韻，但亦富於變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顯得靈活多樣，讀來錯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疊句和反覆詠唱的特點，大量使用了疊字、雙聲、疊韻詞語，加強了語言的形象性和音樂性。《詩經》中的一些篇章工於描寫，勾劃出許多生動的細節，上面提到的《七月》寫農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優美的民俗生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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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姐，您看得真快，回得也快。
真的是個快人快語的姐！

我看到這一大篇的好文，正在看呢。嫌他長，一面讀，一面把他拆開，方便大家分段消化。

　　　　　　纂諸侯別說─《國語》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卧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蒲松齡
　　左氏《國語》，其文深宏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柳宗元《非國語·序》
　　「卧薪嘗膽」這個成語可謂家喻戶曉，其主人公越王勾踐以及美人西施的故事在我國浩瀚的文學畫廊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故事敘述了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后，忍辱負重，懸苦膽於床頭，不時品嘗以教育自己不要忘掉舊辱。經過10年生聚，10年教訓，終於報仇復國。它表現出的發憤圖強精神，給後人以教益。這個故事見於《國語》中的《越語》。《國語》是我國第一部國別體史書，記載了起自周穆王，止於魯悼公（約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40年），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事件，它沒有記述詳細的歷史，而是以一些重要事件將歷史穿起來，並且以記載言論為主。其中《晉語》九卷，佔全書近半；《周語》三卷；《魯語》、《楚語》、《越語》各二卷；《齊語》、《鄭語》、《吳語》各一卷。
　　關於《國語》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認為《國語》和《左傳》同出自左丘明之手。但《國語》和《左傳》兩書在編寫體例、語言風格上存在很大差異，一般的看法是，《國語》的成書有一個過程，產生於戰國初年，作者不詳。
　　《國語》的文學成就總體而言沒有《左傳》高，但其縝密、生動、精練、真切的筆法，在歷史散文中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它詳於記言而略於記事，將筆墨集中於對一兩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畫上，有向傳記文學發展的趨勢。其中「勾踐滅吳」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遣伍子胥為大將領精兵攻打越國，越軍大敗，越王勾踐退守到會稽山上，向士兵下令說：「凡是我的兄弟們，只要有幫我出謀劃策打敗吳國的，我將和他共理國政。」大夫文種進見說：「我聽說，商人在夏天的時候就準備皮貨，而冬天的時候就準備細葛布。天旱的時候準備船，在有大水的時候則準備車輛，這樣做就是想在缺少這些東西的時候馬上派上用場。在沒有被四鄰侵擾的時候，我們也應該選拔謀臣與武士並供養起來，就像蓑笠一樣，雨已經下來了，卻要急著到處找。現在大王您退守到會稽山上了，才想起尋求謀臣勇士，怕是太晚了吧？」勾踐說：「如果現在能夠讓我聽聽您的高見，哪有能算是晚了呢？」於是就拉著文種還有范蠡等人一起商量，最後終於決定派文種去吳國議和。　　夫差不顧伍子胥的反對與越國講和，撤走了大軍，勾踐帶著300個士人到吳國為奴，受盡了屈辱。3年後，夫差認為勾踐是真心臣服所以就把他放回了越國。勾踐對越國人說：「我自不量力，與吳國這樣的大國作對，結果使你們流離失所，橫屍原野，這是我的罪過。我懇請你們允許我改變政策。」於是下令：青壯年不娶老婦，老年不娶少婦，女孩子17歲還未出嫁者，男子20歲還不娶妻生子者，其父母有罪；孕婦臨產，公家派醫生守護。生下男孩，公家獎勵兩壺酒，一條狗；生下女孩，公家獎勵兩壺酒，一頭豬；生三胞胎，公家給配備一名乳母；生雙胞胎，公家發給吃的。還下令孤兒、寡婦、患病的人、貧苦和重病的人，由公家出錢供養教育他們的子女。前來投奔的四方之士，一定在廟堂上舉行宴饗，以示尊重。這樣連續10年，國家不收賦稅，老百姓家家存有3年的餘糧。
　　 越國的老百姓都請求說：「從前夫差讓我們的大王在諸侯面前丟臉，現在越國已經忍受夠了，請允許我們為您報仇。」勾踐還故作姿態，推辭說：「從前打的那敗仗，不是你們的罪過，是我的罪過。像我這樣的人，哪裡還知道什麼是恥辱？大家就不用為我打仗了。」老百姓們又請求說：「越國全國上下，愛戴大王，就像愛戴自己的父母一樣。兒子想著為父母報仇，作為臣下也想著為國君報仇，難道還有誰敢不盡其全力嗎？請大王帶我們再打一仗！」勾踐就答應了，於是招來大家宣誓，說：「前進的將得到賞賜，後退的則要受到懲罰。」
　　越國上下同仇敵愾，於公元前482年夫差北上同晉國爭霸的機會一舉攻破吳國都城姑蘇，殺了吳太子友。十年後，越國再次攻佔姑蘇，夫差在姑蘇山上自殺了。在勾踐回國途中，范蠡攜西施泛舟而去，而大夫文種不聽范蠡隱退的勸告，結果回國不久被勾踐賜死。
　　「勾踐滅吳」成功地塑造了勾踐等人物形象。開始越兵潰敗，勾踐急求謀臣，緊張卻不慌亂。文種用通俗形象的比喻婉轉地批評君王平日沒有培養謀臣武將以備用，勾踐的答對也很出色：有幸聽到您這番金玉良言，哪裡會感到太遲了呢！他只是一個復仇者，更是一位城府很深的政治家。胸懷大志而處變不驚，他知人善任而重用范蠡、文種等人才。他不忘國恥，能夠忍辱負重、卧薪嘗膽、卑事仇敵而面無慍色，撫慰百姓而痛切自責。文種不忘國難，臨危不懼，敢於進言；范蠡深謀遠慮，目光長遠，此等明君賢臣相與共事，豈有不勝之理。
　　除了表現「勾踐滅吳」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外，《國語》還常常選用一些精彩的言論反映社會問題。出名的數《周語》「召公諫弭謗」一節，提出了統治者如何對待民間輿論的問題，嚴正警告了那些專制霸道，妄圖壓制來自民間批評的統治者，提出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一著名論斷。」《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語）》、《魯（語）》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略與《管子》同。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玩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

　「《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讚揚對方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純真的愛情，不會因歲月之久遠、時代之變遷而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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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課。

　　　　不祧之大宗──《左傳》

　　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言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　──劉知幾《史通》
　　左丘明，複姓左丘，單字明，據說是公元前6到前5世紀魯國的盲史官，與孔子同一時代。依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述，孔子作《春秋》，為使《春秋》主旨不被人誤解，永不失真，左丘明據此書，撰成《左氏春秋》，一般通稱為《左傳》或《春秋左氏傳》。《左傳》成書後，是與《春秋》分開的，到晉代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才以傳附經，合為一書，所以有人說《左傳》是《春秋》的內傳，《國語》是外傳。又有學者把《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相配，合稱「春秋三傳」。現在一般認為《左傳》為戰國初期無名氏的作品。
　　《左傳》雖是一部編年體的史學著作，但仍應該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著作。較之以前任一部作品，它的敘事能力都有了驚人的發展。它敘事詳細完整，並且富有戲劇性，將春秋列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政治、軍事、外交鬥爭敘述得頭頭是道，有條不紊，且能夠兼顧情節的曲折生動，造成扣人心弦的效果。最為後人所稱道的是它對戰爭的描寫，像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淆之戰、鄢陵之戰、長勺之戰等規模宏大的戰爭。作者不是僅僅描寫戰爭場面，而是善於將戰役放在春秋爭霸宏大政治背景下展開，多從戰爭的起因寫起，交代清大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然後描述戰前的策劃與準備，交鋒過程，最後還要對戰爭的結果和影響進行分析，用簡練的文筆將戰爭複雜的面貌鋪陳在讀者面前。
　　秦晉淆之戰見於魯僖公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的記載，當時晉文公去世，秦國想趁機向東擴張自己的勢力。當時秦國和鄭國曾經結盟，秦國的杞子、逢孫、楊孫幫助鄭國衛戍都城。杞子派人密告秦穆公說他們得到了鄭國都城北門的鑰匙，可以和秦軍裡應外合佔領鄭國。秦穆公遂派孟明視等三名大將偷襲鄭國。出師之日，謀臣蹇叔向將士們哭到：「我只能看到你們出去，卻見不到你們回來了。」因為他認為這樣「勞師以遠襲」是個戰略上的失誤。這就為秦軍蒙上了一層陰雲。當秦軍路過周王朝都城洛邑北門時，本應該摘取頭盔，下車步行以示對周天子的尊敬，然而他們只是下車走了幾步裝裝樣子。周朝王孫滿觀此情景說「秦軍輕而無禮，必敗」，似乎預示了秦軍的驕兵必敗。當秦軍到達滑國境內時遇到了鄭國商人弦高，他一方面拉著自己販賣的牛慌稱是鄭國君的使臣去犒勞秦軍，一方面派人火速回鄭國報信，秦軍偷襲的計劃破產，他們只能揮師西去。此時晉國正在舉行國喪，他們被秦國驕橫的做法所激怒，君臣上下決心要教訓一下秦軍。晉襄公親自出征在殽設下埋伏，秦軍全軍覆沒。但是由於晉襄公的母親是秦穆公的女兒，她命令晉襄公將俘虜的孟明視等三名秦將放走。秦穆公得知三人生還，身披喪服出城迎接，自責說：「都怪我沒有聽蹇叔的話，這都是我的過錯。」他恢復三人的職位，以圖報復晉國。在整個戰爭中，只有「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一局是描寫戰爭場面的，其他部分就通過「蹇叔哭師」、「王孫滿觀師」、「弦高犒師」、「秦穆公悔過」等小故事向人們展現了整個春秋時期諸侯爭霸的場景。
　　《左傳》也非常善於刻畫人物，描寫出人物的個性及其性格的發展變化，如《晉公子重耳之亡》的故事。重耳剛開始流亡時，還是一個沒有雄圖大略的紈絝弟子。儘管是在逃難中，仍公子氣十足。當經過衛國向農人乞食時，農人奚落了他們一番，最後給了他們一塊土，他勃然大怒要用鞭子抽打老農，部下弧偃連忙勸阻說：「土是國家的象徵，上天賜土這是好兆頭。」他這才罷手。到了齊國，他受到了齊桓公禮遇，得嬌妻姜氏和錦衣美食，就玩物喪志，忘記了報仇復國的大業，過了5年樂不思蜀的生活，最後還是姜氏和部下們把他灌醉后偷偷地運出齊國，酒醒后他雖極為惱火也無法返回。此後他們一行又周遊了曹國、宋國、鄭國、楚國、秦國等，最後在秦穆公的幫助下返回晉國，登上君位。《左傳》通過一系列曲折的故事為我們講述了重耳由一個幼稚無知、貪圖安逸的紈絝子弟，歷經磨難，成長為老於世故、雄才偉略的大政治家的過程。晉文公十九年流亡、年逾六旬得王位，以其豐富的閱歷和過人的智謀在諸侯爭霸中脫穎而出，城濮之戰戰勝楚國后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左傳》所記外文辭令也很精彩，其代表要數「燭之武退秦師」一節：
　　秦、晉圍鄭，鄭知其亡矣。若鄭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整篇說辭不到二百字，卻緊緊抓住秦晉爭霸的矛盾，剖析秦、晉、鄭三國的關係，告之秦唯有保全鄭國作為在中原的「東道主」，才能牽制晉國，獲得最大利益；同時還揭示了晉國東滅鄭之後向西擴張的野心，靠三寸之舌輕而易舉地瓦解了秦晉兩大國的聯盟，保全了鄭國。至今讀來，仍叫人拍案叫絕。
　　在中國文學史上，小說和戲劇出現得很晚，但是對事件和人物的深入刻畫等小說的基本要素在歷史散文中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左傳》儘管為史家著作，但其豐富多彩的歷史事件和細緻生動的描寫滋養著後人。

　　　　長短縱橫之術── 《戰國策》

    三寸之舌，強於百萬雄兵；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　──《戰國策·東周》
　　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劉向

　　戰國是一個波瀾壯闊、風起雲湧、自由活躍的年代。在此間活躍著的是那些運籌帷幄、縱橫捭闔的謀臣策士們：蘇秦逐個說服六國參與合縱，張儀離間齊楚實行連橫，范雎向秦昭王提出「遠交近攻」的大戰略，唐雎為安陵君使秦雄辯滔滔而不辱使命等等。他們憑著犀利的口才，說服了君王、顯貴和政要，挽狂瀾於既倒，其說辭或辨麗橫肆、大義凜然，或旁徵博引、條理分明，或迂迴曲折、玄機深埋，或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而記錄這一切的正是彪炳千古的《戰國策》。
　　《戰國策》作者不詳，是由秦漢年間的辯士彙編而成的歷史著作。開始時名為《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西漢末年的劉向整理宮中書籍，將這六書所記歸入十二國別中，為其定名《戰國策》，同時「戰國」作為那段紛紜複雜歷史的名稱也由此而來。《戰國策》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記載，總共三十三篇，按國別記述了上接《春秋》，下至秦始皇統一中國這段時間的歷史，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來反映戰國時期的政治、外交情況。儘管習慣上我們把《戰國策》同《左傳》、《國語》同歸於歷史著作，但是它不是對戰國時歷史事件的描述，更多的應看做策士遊說的一個個相互獨立的小故事，其情節很難說符合歷史史實。
　　《戰國策》中所收策士的縱橫之論，反映了戰國時的社會風貌和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重大活動，生動地記載了他們機智善辯的生動形象，使人如臨其境，如聞其聲，《馮諼客孟嘗君》是其中藝術價值最高的一篇。
　　孟嘗君是戰國四公子之一（還有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趙國的平原君），他以門下賓客三千而聞名諸侯。開始時，馮諼自稱「無能」、「無好」，孟嘗君無法仔細觀察，就給他低等門客的待遇。馮諼對此非常不滿意，從而用奇特的方法為他自己爭取地位，書中是這樣描述的：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普通門客不滿足於自己的地位，要麼忍氣接受，要麼直接去向主人乞求。馮諼既不想埋沒自己的才華，更不想低三下四地去乞食，所以三次彈長鋏而歌，不卑不亢，向孟嘗君表達自己的心曲。儘管其他門客對他極為不滿，但卻顯示了他卓爾不群的獨特人格。
　　《戰國策》還有很多篇幅熱情謳歌了幾位俠義志士的豪情壯舉，例如戰國四大刺客：要離、專諸、聶政、荊軻，還有挺劍要挾秦王的唐雎等。其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戰國末年，秦國即將滅掉六國。燕國太子丹為了阻止秦國，便向太傅鞠武請教，太傅不同意對抗秦國，認為那樣只有自取滅亡。恰在此時，觸犯了秦王的秦將樊於期逃到燕國避難，鞠武看到燕秦對抗之勢以成，只能向太子推薦田光，田光因年邁又向太子推薦了老友荊軻。荊軻的出現可謂曲折，同時也是一種鋪墊，暗示著荊軻必不同凡響。後來就是一連串的準備工作，期間田光為了激勵荊軻自刎而死，樊於期為了能使荊軻取信於秦王而獻出了自己的首級，太子丹花重金為荊軻購得一把匕首，終於荊軻踏上征程，眾人為其送行，來到了易水河邊：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徽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人們知道荊軻此去必不能生還，所以穿白衣、戴白冠，生離就是死別。秋風蕭蕭、易水生寒，而更毋寧是勇士明知一死卻從容赴死的獻身精神籠罩著大地，震撼著人們的心靈。「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曲俠肝義膽的勇士悲歌蕩漾在燕趙大地上空。
　　《戰國策》還常常引用生動的寓言故事，這些寓言，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又淺顯易懂，都是文學寶庫中璀璨的明珠。諸如《畫蛇添足》、《狐假虎威》、《驚弓之鳥》、《南轅北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亡羊補牢》等，為歷代人們所傳誦。
　　《戰國策》文筆優美，敘事生動形象，秦漢著名散文家賈誼、晁錯都受到它辭采華麗、鋪排誇張的風格的影響；它刻畫人物栩栩如生，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人物形象的描繪，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國策》中運用的工整的對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對答的寫法，也為漢賦所繼承；直至宋代的蘇洵、蘇轍、蘇軾的散文都受到它的影響。

　　　　柔弱勝剛強── 老子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恆也。──《老子》第二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第八章

　　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高在談到《老子》這本書時說：「《老子》許多年來一直是我的床頭伴侶。其意義永無窮盡，通常也是不可思議的。例如，當我研究心理學時，它是一本有價值的關於人類行為的教科書。作為一個研究組織機構的專業人員，我從這本書學到了許多有關政治和領導的知識。我把它作為最喜愛的禮物送給身為企業家和高級經理的朋友們。這本書道出了一切。」
　　《老子》，其實是一部用韻文寫的哲學詩，短短不過五千言，卻蘊含著深邃豐富的思想，洋溢著玄遠浪漫的情致，凝結著荊楚之地哲人的智慧，是中國古文化的一枝碩果累累的哲學之花。從對後世的影響來說，《老子》為此後的中華文化創造提供了一個可以不斷闡釋、開出新意的「文本」。
　　《老子》的作者即老子，現在一般多認為是老聃，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人，他生活的時代約與孔子同時而稍早。他是一個見聞廣博、知識豐富、思想深沉的學者，相傳孔子曾向他請教過周禮，晚年隱居著述，著成《老子》，開創先秦道家學派。
　　今天流傳的《老子》一書，共81章，分上下兩篇，上篇為道篇，下篇為德篇，漢代以後又被稱為《道德經》。據現代學者考證，《老子》可能是道家後學根據老聃的思想言論記述、整理、加工而成的，約在戰國初年成書，以後又有不同版本流傳。然而，不管怎麼說，《老子》代表了先秦時期的原始道家思想，則是確定無疑的。
　　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與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一樣，都生活在春秋末期，都對當時的社會大變動持比較保守的態度。但他又與孔子不同，沒有那種修己治國的政治抱負和遊說謀官的積極性，而是力圖置身於社會大變動的激流旋渦之外，冷靜地思考宇宙人生，任憑自己的思想在天地古今之間遨遊，從而講出了一番關於「道」的「玄之又玄」的哲理。正是這樣，他的哲學思想既含有豐富的時代內容，又具有較高的思辨色彩。在哲學思維水平上，老子比孔子更勝一籌。
　　《老子》的哲學思想最顯著的特點，是第一次把「道」作為哲學最高範疇並予以系統的論證。被《老子》所尊崇、所景仰的「道」究竟是什麼呢？在《老子》看來，這個問題卻是難以回答的。《老子》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認為「道」如果說得出來，那麼它就不是永恆的道；「名」如果能叫得出來，那麼它就不是永恆的名。儘管「道」無法用語言表達，但《老子》還是對「道」作了各種描述和說明。
　　《老子》認為，「道」不同於經驗世界的具體事物，不具有可感知的物象，是一種叫做「惚恍」的「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因此，「道」是超經驗世界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又可以稱為「無」。「道」之為「無」，實際是相對於「物」之為「有」而言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只把經驗世界的具體事物看作是「有」的話，那麼作為非經驗世界的「道」只能被看作是「無」。「道」與萬物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正因為「道」不同於萬物，是與「有」相對立的「無」，因此，它能成為宇宙根本，成為萬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賴以存在的根據。「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作為萬物得以衍生的本原和賴以生存的根據，「道」是永恆的、無限的存在，而萬物則是暫時的、有限的存在。
　　從這些描述和說明中可以看出，《老子》所講的「道」，既是哲學意義上的最高本體，又是科學意義上的宇宙本原，更是人之為人之道。由於古代哲學和科學發展水平的局限，《老子》不可能自覺地將這些區分開來。儘管沒有進行這種區分，但《老子》所提出的「道」畢竟為古代中國人開拓出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與經驗世界不同的超經驗世界，把人們的思維引入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老子》從「道」的高度來看待經驗世界，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矛盾運動作了哲學概括，闡發了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特別是發展了古代的矛盾學說。《老子》憧憬的是一個「小國寡民」式的理想社會。對於人類已經取得的文明成果，《老子》表示出仇恨和完全排斥的態度。《老子》還認為，統治者要保持自己的統治，就必須實行愚民政策，「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另一方面，統治者也要裝糊塗，表現出「無為」、「不爭」，這樣就可以處於主動地位，出現「無為而治」的局面。以後，人們把《老子》提出的這套統治術稱作「人君南面之術」。
　　《老子》的這些思想，在戰國時期分別為莊周學派和稷下道家所繼承和發揮。先秦道家思想，特別是老、庄思想，對先秦以後的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好長，馬克了慢慢看

　　　　德侔天地 道貫古今─孔子

　　天下君主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可謂至聖矣！─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論語》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班固《漢書·藝文志》

　　馬克思曾經說：「死人緊緊地抓住活人。」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人能像孔子一樣緊緊地抓住後人的思想，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我們的思維方式、生活理想、衣食住行甚至包括走路的方式最終都可以溯源到孔子那裡。由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源遠流長，兩千多年來，這種思想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沉澱在中國人的頭腦里。這種儒家文化既是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又通過各種渠道滲入民族文化的各個階層，就連喧嘩民間的說唱文學、戲曲、格言也都深受其影響。別的不說，僅一個「孝」字，就像一把天尺，衡量著每一個中國人。古時候，孔子被尊奉為「至聖先師」，皇帝每年要到孔廟祭拜他。在學堂里也掛著孔子的畫像或設孔子的牌位，孩子們入學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磕頭行禮。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公元前551年，死於公元前479年。孔子出生后，父親故去，家境貧寒。青少年時代，他曾為別人管糧食，看牲畜，干過許多雜活。孔子天資聰明，博學多思，成年後開始收徒講學。他希望從政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卻至51歲那年，才步入仕途，先後當過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但沒過幾年，便因與當權者政見不合，去職離國，率弟子遊說衛、宋、陳、楚等國。其間，雖時時似有希望，結果卻一再失望，甚至顛沛流離，被人說是喪家之狗。68歲時，孔子結束了十多年的流亡生涯，返回魯國，專心教授學生，整理古籍。公元前479年，73歲的孔子去世。
　　孔子在整理古籍方面功勞甚巨。據說，《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部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都是因為孔子的整理、傳授，才得以流傳後世的。除《樂》後來失傳以外，其他5部重要典籍我們現在仍可獲得。因為當時還沒有私人著述的風氣，孔子並沒有自己的著作傳世。幸賴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將他的言論記錄下來，匯成《論語》一書，才使後人能夠領略這位哲人的風采。《論語》成書的年代，大約在戰國初期，即公元前400年左右。全書20篇，各取篇首二三字為題，篇題與內容、同篇的各章之間，沒有邏輯聯繫。
　　孔子的思想，中心是講做人的道理。
　　《論語》的思想，融政治、道德與教育為一體，而中心就是做人的道理，其中包含了許多有普遍意義的原則。他強調，道德與刑政不同，單純依靠刑罰和行政手段，百姓懾於刑罰，不敢做壞事，卻不會有知恥之心；只有實行德治，才能使百姓有知恥之心，自覺不做壞事。他提出了正人先正己，先富后教，取信於民等重要原則。在仁學中，一方面倡導愛人、匹夫不可奪志，提倡獨立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仁以為己任，見利思義，見義勇為，把社會責任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種把個人人格與社會責任、社會義務相統一的人生觀；在人我關係上，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推己及人的原則；提出了孝、悌、忠、信、恭、寬、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規範；還特彆強調「為仁由己」，啟發每個人的自覺道德精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養方法；並且論證了道德思想與禮儀規範的關係，要求人們仁禮兼備，文質彬彬。在教育方面，孔子提出有教無類、啟髮式教學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這些思想對中國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論語》中許多話都成為格言流傳於後世。讀《論語》要著重吸取其有普遍意義的精華，以提高我們的道德意識、責任感和使命感。孔子處於2500年前的宗法等級制社會，《論語》的內容也不免帶有時代的烙印。今天繼承吸取其精華，也要注意剔除其舊的時代內容，賦予它新的時代內容。
　　《論語》自問世以來，兩千餘年間，對中國政治、思想、教育、倫理等多方面無不產生極其廣泛的影響。漢代以後，《論語》幾乎是每個讀書人的必讀之書。東漢的時候，它被列入儒經的行列，與《尚書》、《周易》等合稱「七經」。到了宋代，《論語》經過朱熹的註解后，便一直成為科舉考試最重要的教科書，宋元明清幾朝的做官人、讀書人無不受其影響。在古人心目中，《論語》是修身治國的寶訓。縱是科舉廢除以後，《論語》仍是讀書人經常誦讀的書。今天，該書仍是一版再版，發行量之大是驚人的。宋初名相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半部論語致太平」的傳說，古今聖賢的讀書經歷證明，此話並不為過。
　　《論語》就是記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是語錄體的散文，其語言基本上是口語，比較易懂，用詞力求言簡意賅，所以多為一些格言警句。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朝聞道，夕死可矣」，「知者樂山，仁者樂水」，「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不忍，則亂大謀」等等，讀來琅琅上口，意味深長。孔子的這些名言警句，展現了他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也為後人樹立了楷模。

　　　　仁者無敵———亞聖孟子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鑱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蘇洵

　　過去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父親很早就死了，母親守節。他們居住的地方離墓地很近，孩子學了些喪葬、痛哭這樣的事。母親想：「這個地方不適合孩子居住。」就帶著孩子離開了，將家搬到了街上，離殺豬宰羊的人家很近，這個小孩兒就模仿起做買賣和屠殺的活計。母親又想：「這個地方還是不適合孩子居住。」又將家搬到學宮旁邊。夏曆每月初一這一天，官員進入文廟，行禮跪拜，揖讓進退，孩子見了，一一記在心上。母親想：「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這裡定居下來了。
　　這個小孩子就是先秦儒家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為「亞聖」的孟子，這個故事也就是廣為傳誦的「孟母三遷」。
　　孟子名軻，鄒國（今山東鄒城市）人。後來孟子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成為孔門後學。他以孔子為榜樣，懷著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遊歷各諸侯國，向統治者宣傳他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張。但諸侯為了富國強兵、爭霸天下，紛紛採納法家和兵家的學說，認為孟子過於迂闊，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使得孟軻也像孔子當年一樣，四處碰壁，終不得志。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學和著述。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樂事，培養了一批著名的學生，如公孫丑、萬章、樂正子等。他和學生們一起，將自己的思想言論整理成《孟子》一書。
　　《孟子》一書，共7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依次為《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篇名取自每篇開頭的幾個重要的字，沒有特定的含義。《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論，他認為人都有天賦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義、禮、智人之四端的萌芽，這是人與禽獸的區別之所在，而惡則是後天受到外界影響才產生的。孟子強調，人們只要自覺努力，都可以成為像堯舜那樣道德完善的聖人；只要盡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徑就是修養心性。在人性善的基礎上，孟子形成了仁政學說，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命題，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修養方面，孟子強調人的道德價值和道德自覺精神，明確提出了「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在生與義二者不可得兼時要「捨生取義」，還提出了要養浩然之氣，培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提出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要自覺接受艱難困苦的磨練等極有價值的思想，這些思想對於我們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有因於此，孟子的文章也氣勢雄偉宏大，感情真摯熱烈，長於說理和論辯，是先秦諸子散文的代表作，為後人所推崇。
　　《孟子》行文最大的特點在於「勢」，由於孟子善辯，講起道理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常常將對方逼問得「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詞鋒犀利，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義正言辭、大氣磅礴；論證一環緊扣一環，層層深入，直達主題，如《告子上》中的「魚與熊掌不能得兼」一節：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鴉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讀來覺文氣如飛瀑一般，直落而下，不可中斷。而析理，又似剝筍，層層深入，直至中心。
　　《孟子》的另一個特點是善於運用比喻和寓言來說明事理，形象生動，引人入勝。如在《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一節中，針對梁惠王提出「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以「棄甲曳兵而走」的兩種情況為喻，問「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惠王答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實際上是批評梁惠王在對待老百姓的問題上，同其他統治者立場是一樣的，只不過沒有別的統治者那麼殘暴罷了。這其中也用了欲擒故縱、請君入甕的手法，引梁惠王上鉤，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處於非常窘迫的境地。此外還有「拔苗助長」、「緣木求魚」、「一曝十寒」等等，現在已經成為人們經常使用的成語。
　　孟子文學上的成就，主要就是散文創作，並且對後世影響很大，唐宋時的散文大師，幾乎都以孟子的文章為典範。《孟子》論辯機敏、文氣浩然、語言通暢、洗鍊準確，歷兩千餘年，孟子作為思想家的形象仍舊躍然紙上。

　　　　鯤鵬展翅逍遙遊──莊周

　　（《莊子》）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獲得幸福有不同等級。自由發展我們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們得到一種相對幸福；絕對幸福是通過對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層的理解而得到的。──馮友蘭 《中國哲學簡史》
　　其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魯迅 《漢文學史綱要》

　　一隻白色的蝴蝶，自由而快樂地飛著……它流連在奼紫嫣紅的花叢中，徘徊於清澈湍急的小溪邊，盡情享受著大自然賜予的明月清風，甘露醇漿。它從山谷飛起，向遠方游去，飛過一望無際的平原，飛過連綿起伏的高山。它欣賞著長河落日，大漠孤煙，品味著鐵馬秋風，杏花春雨。與落霞齊飛的孤騖是它的夥伴，與長天一色的秋水是它的樂園。它扶搖直上，忘記了人間的是非榮辱；遺世獨立，擺脫了世俗中生死名利的糾纏。它不知飛到了何處，要去何方，只知道從從容容地飛翔，安安靜靜地生活……
　　蝴蝶就是莊子。莊子名周。莊周不知道到底是他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變成了莊周。他稱之為「物化」（《莊子·齊物論》。以下只注篇名），可詩人卻說是「庄生曉夢迷蝴蝶」（李商隱：《錦瑟》）。在夢醒時分，他發現躺在床上的依然是那具僵直的身體、自己的身體、沒有翅膀的身體。
　　莊周是戰國諸子中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生活的時代正是戰國中期，征戰頻繁、王權更迭、生活無序，儒墨兩家提出的社會理想在莊周看來都是各執一端、於世無補。在這樣的情況下，莊周對社會和現實政治採取了逃避態度，他拒絕了高官厚祿，把自己的目光由社會政治生活轉向更為寬大的自然界領域。由現實生活轉向理想境界，提出了「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莊子·天運》）等一系列科學宇宙論問題，渴望超越出現實的人生痛苦。莊周的思想獨樹一幟，在老子以後的先秦道家各派中影響最大，後世往往以「老、庄」並稱。《莊子》一書比較完整地保存了莊周對時代與人生的解答。《漢書·藝文志》中記載《莊子》有五十二篇。西晉郭象註釋整理《莊子》，刪定為三十三篇，分為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莊子》一書。
　　《莊子》繼承了《老子》的道論，經驗世界為「物」，指有形、有聲、有色的具體事物；超經驗世界為「道」，指無形無象、不可感覺而又有情有信、可傳可得的存在，是產生天地、鬼神與上帝的本根，它瀰漫宇內、貫穿古今，無時無刻不在。莊周認為，立足於「物」經驗世界與立足於「道」的超經驗世界的人，其思想境界和認識結果是迥異的。前者只會從具體事物的一偏之見出發，發現事物之間各有差異，世界充滿矛盾，人生儘是痛苦。後者則能超越「物」的束縛，發現各種事物、各種矛盾都處於不斷轉化之中，細小的草莖與粗大的屋柱，醜陋的厲與美貌的西施，都可以通而為一，甚至事物的性質、差異都可以完全顛倒。這種「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的境界，能給人無限的滿足，使人從生活的困頓、人生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獲得心靈的自由。
　　在涉及主體的認識能力的問題的時候，《莊子》指出，人的認識能力可以分為「小知」與「大知」。前者是指以「物」為認識對象的主體認識能力，即人們通常的感覺經驗和思維活動。後者是指以「道」為認識對象的主體認識能力，是人們的直覺認識能力。通過「小知」而獲得的關於「物」的知識，是通過「大知」把握「道」的最大障礙。因此，以直覺方法「體道」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摒棄傳統認識原則和傳統知識的過程。
　　《莊子》給人們指出了一條從現實生活的困頓中獲得自由和解脫的道路。這種對自由的祁向和對現實的超越，是莊周思想的精華，他給在現實生活中痛苦掙扎的人們開闢了一片逍遙的精神家園，使人們的心靈有慰藉、養息、安頓之所。與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相比，莊子的精神是超然的、出世的，這兩種人文精神在歷史發展中相互補充、各有所成，共同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
　　《莊子》一書在先秦諸子散文中是文學成就最高的，其總體風格為「汪洋恣肆」，其文章常常是突兀而起，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完全隨著作者自己的意識所及任意跳蕩起落。句式或順或倒，或長或短，辭彙豐富，描寫細緻極有獨創性。
　　《莊子》散文最大的特點在於其豐富的想象力，極富浪漫主義氣息。郭象在《〈莊子〉序》中說：「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恍惚之庭矣。」莊子超乎尋常的想象力應歸因於他思想的自由、個體精神的解放和對世界的獨特認識。鯤鵬可謂大也，可是也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哪怕是一小粒塵埃卻可從其中窺出世間大道，萬事萬物只是形體層面的差別，但是其理其道是一樣的，所以莊子的文思就可以在差別巨大的物象之間自由馳騁。
　　《莊子》散文的另一個特點是能夠用生動的藝術形象來說明異常抽象的哲學道理。《道德經》開篇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天地的大道、事物的本質可以通過語言表達出來，但是表達出來后，就不是原來的道和本質了。因此道家有「言不盡意」的理論思想。同時有許多哲學命題按照常規話語本來就很難表達出來，所以，《莊子》中很大篇幅都是用各種神話、寓言來隱喻抽象的哲學道理，比如說《逍遙遊》中的「無用之為大用」的道理：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所害。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過一個故事和一株「毫無所用」的大椿樹將「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的道理闡發得淋漓盡致。
　　總之，《莊子》在許多方面深刻影響了後世，最主要的是浪漫主義的文學氣質，讓後世許多大家爭相效仿之，比如李白、蘇軾等。《莊子》鋪張揚厲的寫法對漢賦的發展也有一定影響。此外，在《莊子》中首次出現了「小說」這個詞，它裡面豐富的語言和神話故事也成為後世小說創作的重要素材。

　　
　　　　集百家之大成──荀子

　　荀子在中國歷史之地位如亞里士多德之在西洋歷史，其氣象之篤實似之。──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有人喜歡征服人，有人也就喜歡被人所征服，那麼這兩種人之間當然沒有麻煩，可以十分和諧地一起生活；或是人人所欲之物極其充足，像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氣一樣，當然也不會有麻煩；又或者人們可以孤立生活，各不相干，問題也會簡單得多。可是世界並不是如此理想。人們必須一起生活，為了在一起生活而無爭，各人在滿足自己的慾望方面必須接受一定的限制。「禮」的功能就是確定這種限制。
　　如上是荀子所作的關於「性惡」論及「禮」的一個論證，以解釋道德上的善的起源。這種論證完全是功利主義的，與墨子的論證很相似。
　　荀子，名況，字卿，趙國人。荀況博學善辯，年輕時便到學者薈萃的齊國「稷下學宮」講學，齊襄王時曾三次被推為「祭酒」（學宮之長），成為享有很高聲望的學者。以後，他遊歷秦、趙等國，從事政治活動，同這些國家的當權者討論富國強兵問題。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殺，荀況也受株連而免官，居於蘭陵，直至老死。
　　荀況在教育上和著述上很有成就。在秦統一中國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思想家韓非和政治家李斯，都是他的學生。今本《荀子》三十二篇除最後六篇一般認為是荀況門人所記外，其餘各篇都是荀況的著述。
　　如果說孟軻承繼子思學說，形成了儒家正統派的話，那麼荀況則猛烈抨擊子思、孟軻，形成了儒家內部的反對派。荀況反對孟軻，不在於反對孟軻對人的重視和高揚，而在於對人的主體性的理解與孟軻不同。荀、孟分歧的基本點在於：孟軻對人的理解，重在發掘出人的內部世界———自我意識，從而確立人的主體性，再從人的內部世界拓展出人的外部世界———人對自然的主導、人與社會的聯繫。相反，荀況對人的理解，則重在肯定人的外部世界———人對自然的主導、人與社會的聯繫，從而確立人的主體性，再從人的外部世界入手來塑造人的內部世界———自我意識。簡言之，孟軻是由「內聖」而「外王」，荀況則由「外王」而「內聖」。這種對人的理解的不同，導致了荀、孟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和對立，形成了荀況的獨樹一幟的人學體系。
　　在《荀子》一書中，荀況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思考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於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觀。荀況指出「天」就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按其固有的客觀規律運動變化。他認為，天與人、自然與社會有不同的職能。同時，荀況又強調，人雖然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強加於自然界，但並不意味著人在自然界面前是無能為力的。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認為與其崇拜天、歌頌天，不如像畜養萬物那樣將天馴服；與其順從天、歌頌天，不如掌握自然規律而使之為人類造福。
　　對人性問題的討論，也是《荀子》一書的重要內容。荀子從「明於天人之分」的思想出發，在人性問題上主張「性」、「偽」之分，就是把人的自然屬性與人的社會品質區分開來。他認為，「性」是與生俱來的原始質樸的自然屬性，表現為「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等本能的物質需要，並不具有仁、義、禮、智的萌芽。因此，人的自然屬性與人的禮義規範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順從人的自然本性，任其發展，必然引起人們對有限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爭奪，導致強者害弱，眾者暴寡，天下大亂。總之，人性惡而非善。孟軻講人性善，是不對的。荀況又認為，必須對人的惡的自然屬性加以改造，使之成為符合禮義規範的善的社會品質。這種善的社會品質是怎樣形成的呢？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所謂「偽」，是人為的意思，指人的社會品質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於文化環境影響，經過長期教化和學習而形成的。荀況十分重視教育學習對於改造「性」的作用，他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不同民族的人，在初生之時聲音一樣，沒有區別，但由於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不同的教化，長大以後便具有不同的教養和習俗。可見教育學習對人性的改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荀子曾做《性惡》來辯駁孟子的性善論，《勸學》是作為《性惡》篇的副產品出現的，然而今天讀來，《勸學》卻成為妙絕千古、孺子可誦的名篇。《荀子》書中的文章，論點明確，結構嚴謹，論述縝密，風格質樸；並且能夠運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事例作為論據，巧妙運用比喻，反覆論證；用詞簡練，善於運用鋪陳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齊流暢，讀來朗朗上口。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曝，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勸學篇》）
　　荀子的文章，雖樸實無華卻耐人回味。文章開篇即開宗明義地講出核心觀點，鮮明果斷。然後廣泛用喻，文字淺顯易懂卻含義深切，自然而然就得出了結論。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故君子結於一也。（《勸學篇》）
　　這一段文字幾乎都在使用譬喻，或正或反或並列，變化多端，生動巧妙地說明了學習要不斷積累、用心專一的道理。
　　《荀子》的思想相當豐富，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荀子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地位不可忽視。正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所說：「荀子在中國歷史之地位如亞里士多德之在西洋歷史，其氣象之篤實似之。」

　　　　御風而行──列子

　　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鉅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
　　　　　　　　　　　　　　　　　　　　　　──張湛 《列子序》

　　北宋才子蘇東坡在其《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曾有一千古名句：「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藉以表達他渴望超脫塵世的情懷，其此番靈感卻源於戰國時另一學者：「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的列子。
　　列子名叫列禦寇，鄭國人，應屬道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呂氏春秋》有「子列子貴虛」認定列子是鄭國人，《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也記述列子是鄭國人，由於他崇尚黃老之學，一生追求清靜無為，在鄭國市井中居住四十餘年竟不為人所知。後世被奉為道教的仙人，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封為「沖虛真人」，《列子》也被詔稱《沖虛真經》；宋徽宗時封為「致虛觀妙真君」。但是《列子》的身世常為人們所懷疑，雖然在《莊子》中曾經提到列子，但是《列子》這一書名，在先秦諸子時代並沒有為人們所提及。到漢代劉向整理朝廷的藏書時才首次提及，並且整理成八篇。但是後來人研究時，說劉向編校的原書也失傳了，現在的《列子》是魏晉時代的張湛所作的偽書。但是不管《列子》是否偽書，它的文學價值和藝術貢獻在中國文學史上仍佔有一席之地。錢鍾書就曾分析過：「使《列子》累張湛所偽撰，不足以貶《列子》，只足以尊張湛。魏晉唯阮籍《大人先生傳》與劉伶《酒德頌》，小有莊生風致，外此無聞焉爾。能贗作《列子》者，其手筆駕曹、徐而超嵇、陸，論文於建安、義熙之間，得不以斯人為巨擘哉？」
　　列子以關尹子、壺丘子、林老商等人為師，而這三個人，都是承老子之學，所以列子繼承黃老的學說，這是無疑的。《呂氏春秋·不二》中說：「子列子貴虛」，就是主張虛靜無為，一切要順應自然。他還說：「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他因為窮困潦倒而面有饑色，鄭國的執政者子陽要饋贈他糧食，而他拒絕了。他的弟子嚴恢問他：「有聞道者為富乎？」列子答道：「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主張人們應該擺脫人世間富貴、名利等的影響，要淡泊名利、清靜修為。
　　《列子》散文的想像力極為豐富，構思奇特新穎。例如其中有「偃師造人」一節，描寫了偃師用木頭等材料造成的人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
　　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頜其頤，則歌合律；摔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發，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此想像，縱使是今天的人工智慧也是望塵莫及呀！當然這也不是憑空瞎想，傳說三國魏時有能工巧匠可以製造出木頭人「擊鼓吹簫」，而蜀國丞相諸葛亮製造出木牛流馬幫助軍隊運送糧草的故事更為人們所熟知。
　　在先秦歷史散文中《戰國策》、《國語》對人物的刻畫是比較成功的，而諸子散文中《列子》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較為突出。通過調動多種手法，《列子》成功地展現了許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愚公移山」被毛主席大加讚賞，成為「老三篇」之一，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成為中華民族不畏艱難、艱苦奮鬥精神的象徵，這個形象就是在《列子·湯問》中塑造的。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誇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文中直接描寫愚公的有「年且九十」（快要到九十歲了），其他主要通過對比、烘托的手法使人物的形象逐漸豐富起來。首先開篇描寫愚公所面臨的自然環境，「方七百里，高萬仞」，來暗示愚公所要完成的任務之艱；然後寫運土之難，「寒暑易節，始一反焉」；還寫愚公受到的質疑，首先是其妻「以你現在的力量，連魁丘這樣的小山都撼動不了，能拿太行王屋怎麼樣呢」？還有智叟「以你這麼高的年齡和虛弱的體力，連山上的樹木都毀不了，拿那些土石怎麼辦呢」？然而愚公沒有為這些困難和壓力所嚇倒，反而更加堅定了信心，「我的子子孫孫無窮無盡，而山又不會增高，還害怕移不平它」？這樣通過直接間接相結合的描寫，充分顯現出愚公面對自然困境，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

　　　　戰鬥的傳教士─墨子

　　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戰鬥的傳教士。他傳教的目的在於把傳統的制度和常規，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學說，一齊反對掉。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看過電視連續劇《尋秦記》的朋友一定還記得男主人公的功夫師傅武藝高強，懷揣一塊「鉅子令牌」，號令天下，好不威風。所謂「鉅子」其實是古代墨家的最高領袖。墨家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團體，墨家的成員都稱為「墨者」，必須服從鉅子的領導，聽從指揮，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即使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
　　墨子（約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0年），是墨家的創始人，也就是墨家的第一個鉅子。墨子是春秋末戰國初期的思想家、學者，本名翟，魯國人，有的說是宋國人。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業者。他精通手工技藝，可與當時的巧匠魯班相比。但他卻又自稱是「北方之鄙人」，被人稱為「布衣之士」和「賤人」。漢朝的王充甚至說，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國大夫，自詡說「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一位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經從師於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學習《詩》、《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後來逐漸對儒家的煩瑣禮樂感到厭煩，最終捨掉了儒學，形成自己的墨家學派。在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對立的最大的一個學派，並列為「顯學」。《墨子》為墨翟及其弟子、後學所著，是墨家學派的著作總匯，漢代有71篇，現存53篇。
　　可以一令統帥天下數以千計門徒的墨子思想上自然有卓越之處。墨子思想共有10項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基本點。為宣傳自己的主張，墨子廣收門徒，一般的親信弟子就達數百人之多，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墨子的行跡很廣，東到齊，西到鄭、衛，南到楚、越。他還曾和公輸班論戰，成功地制止了楚國對宋國的侵略戰爭，這個「墨子巧辯救宋」的故事記載於《墨子·公輸》中。
　　公輸班也就是魯班，是當時最出名的能工巧匠，他被楚惠王請去製造了一種攻城器械———雲梯，準備攻打北方的小國宋。墨子一生主張「非攻」，得知此事後儘管當時已90高齡，仍經過10天跋涉趕到楚都郢勸說。他徑直去說服公輸班，首先他故意以贈千金為條件讓公輸班為他殺一個人，公輸班非常惱怒，說：「義不殺人」（我講仁義，從不殺人）。墨子知公輸班已經上鉤，就一路責問下去：楚國本來地廣人稀，你們卻要動用稀缺的人口去打仗攻佔多餘的土地，不能說是明智之舉；並且宋國並沒有什麼罪過，這樣興師討伐不能算是仁義；你公輸班標榜仁義連一個人都不願意殺，卻要幫助楚王殺害無辜的宋國人，怎麼能說得過去呢？公輸班無言以對，徹底折服了。但是要想救宋國，關鍵還得說服楚惠王。面對楚王墨子故伎重施，他先問楚王如果一個人不要自己的華車、錦衣、佳餚，而非要去偷別人的破車、布衣、粗茶淡飯，那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呀？楚王不明就裡，順口答道：那肯定是個偷竊狂。墨子見楚惠王落入圈套，緊緊逼問：楚國地方5千里，而宋國只有5百里，可比華車與破車；楚國有雲夢大澤，漁產豐富，而宋國連野兔、鯽魚都沒有，可比佳餚與粗茶淡飯；楚國產楠等名貴木材，而宋國連棵像樣的樹都沒有，可比華衣與布衣，由此看來，強大的楚國去攻打弱小的宋國豈不是偷竊狂之所為？如果楚國一定要攻宋，也只能失去道義，得到失敗的下場。楚王自知理虧，但是仗憑有雲梯，以為一定可以攻下宋國。墨子為了說服楚王，以衣帶圍成城池，用筷子模擬攻城器械，與公輸班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沙盤演練，結果公輸班窮其所有，仍無法攻下城池，楚王的野心被墨子徹底挫敗了。就這樣墨子不費一兵一卒，「止楚攻宋」，被傳為佳話。
　　但是令人傷心的是墨子的思想並不能為當時人所理解。書中曾記載他從楚國勝利返回時，「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冒生命危險立下神功的墨子，居然不能在宋國里巷的大門內避雨！簡直是莫大的悲哀。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做官的不能永遠都是高貴的，老百姓也不能永遠都是下賤的。他還反對侵略戰爭，為被侵略的國家奔走呼號，主持正義。他還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人們不分貴賤，互愛互利，這樣社會就會走向大同，表達了勞動人民要求平等、反對戰爭與壓迫的心聲。然而墨子的這些思想在當時明顯帶有空想的色彩，其崇尚平等的精神更不能為統治者所接受，這恐怕就是墨子不能為人們理解的根本所在。所以曾經同儒家實力相當的墨家，在漢初就銷聲匿跡了。
　　《墨子》文字樸實淺顯，過於強調說理的嚴密和邏輯的清晰，重質輕文、重理輕事，缺少對事件和人物的描寫，缺少文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大概也是《墨子》失傳的一個重要原因。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

　　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
　　　　　　　　　　　　　　　──王世貞《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韓非子·說難》

　　漢代史學大家班固有言，諸子「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春秋戰國，諸子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四處遊說，著書立說，以求得統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戰國晚期卻有一位公子飽受造化之苦，雖滿腹經綸卻天生口吃，無法像別人那樣四處遊說諸侯。上天總還是眷顧蒼生，讓他有如椽巨筆，長於著述，終留下《韓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韓非本是韓國貴族，與後來成為秦國丞相的李斯一起師從於荀子。當時韓國已經是國力衰竭，面臨西方的強敵秦國，韓非多次上書韓王，提出富國強兵、修明法制的主張，不被採納，退而著書十萬餘言。他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他的《五蠹》、《孤憤》等篇後十分欽佩，立即發兵攻打韓國，逼韓王以使節的名義將韓非派往秦國。他的同學李斯因為嫉妒他的才學，怕對自己的地位構成威脅，所以同姚賈一起向秦王嬴政進讒言，將韓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給他，逼其在獄中飲鴆自盡。
　　韓非首先繼承了其師荀子的「性惡論」思想。韓非身為韓國貴族，處於權力鬥爭的中心，對官場特別是宮廷的醜惡看得入木三分，所見所聞儘是些邀功取寵、弒君篡位之舉，尤其是在社會極為動盪的情況下，人性中負面的因素極度膨脹，這是他極力主張人性惡的重要經驗因素。既然人和人類在本性上是惡的，那麼所謂道德、倫理、信用、親情、個人尊嚴、社會公正等等美好的內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韓非筆下都成為筆伐的對象。被儒家頂禮膜拜的堯舜等先賢在他看來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只是貪圖享樂而已；妻子和兒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視為「奸」；《制分》篇中說：「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只懂得趨利避害；《內儲說上七術》中說：臣下「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而對於這等只知趨利避害的動物，韓非認為只有一個辦法控制，那就是賞罰，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經》）
　　他主張不要因循守舊、墨守舊法，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當時實際情況的變化來制定具體的政策。韓非還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的君主中央集權的理論。《韓非子》中宣揚最多的還要算是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他將以前法家的精華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從而成為集大成者。
　　《韓非子》在寫作上的一大特點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裡，說理無所顧忌。例如前面所述他對人性惡的闡述，他還說君臣之間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的關係，而是「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完全成為爾虞我詐的關係。在《說難》篇中，他剖析了身為人主的種種可怕的心理，認為遊說最難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誡那些遊說之士不要犯上怒。這樣直接露骨的論述在以前是很少見的。
　　《韓非子》的另一個特點是論證嚴謹，絲絲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歷史發展的事實，說明「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繼而轉入本題：「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在作了這些充分的論證之後，即順理成章得出結論：「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後文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賞莫如厚而信」、「罰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論點，也都是使用同樣的論證方法得出的。
　　還應該提出的是，《韓非子》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戰國後期，用寓言故事來說明、闡釋自己的政治觀點成為一種常用的方法，《墨子》、《孟子》中都有數量不少的寓言。《韓非子》的《說林》、《儲說》都是由純粹的寓言故事組成，尤其是《說林》，二百多個語言竟能有組織有系統地形成一個整體。「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鄭人買履」等等膾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這裡。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衣被詞人──屈原

　　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李白

　　如果要尋找一位深刻地浸潤著中國歷代文人心靈，又廣泛地影響著中國社會、歷史、民俗的驕子，那麼屈原當為首選。屈原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詩人，在他之前出現的《詩經》是眾人的吟唱，在他之前，天下沒有詩人；他的降臨卻呼喚出一批英才，使詩的荒原充滿了春的氣息，他的詩的個性化，標誌著「詩人」這一形象的真正誕生，標誌著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左右），名平，字原，戰國楚國人，我國詩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悲劇詩人。出身於楚國王族，有高度的修養和愛國情懷。「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楚懷王時，官至左徒，參與楚國內政外交大事。「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主張舉賢授能，變法圖強，遭到保守派的讒害排擠。懷王時曾被放逐於漢北一帶；頃襄王時，被第二次放逐，從此飄泊於江南鄂諸對岸一帶。在長期的流放生涯中，他不改初衷，關懷人民，注視著故國政局的變化。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王客死於秦，人民陷入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之困境，屈原悲憤絕望，自投於汩羅江。
　　據現代學者研究，《楚辭》原指楚人特有的詩歌形式，後來亦指西漢劉向彙集的一部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詩歌總集。楚辭的特點是「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富有濃厚的楚國地方色彩。屈原是楚辭的代表作家，他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後人又稱「楚辭」為「騷」。屈原作品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招魂》等23篇。這些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藝術手法而享譽中國詩史。
　　《離騷》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宏偉的長篇抒情詩，也是屈原一生中最偉大的詩篇，代表了楚辭的最高成就。在詩中他回顧了自己的身世和參政歷程，表達出獻身理想的強烈願望和不屈不撓與黑暗勢力鬥爭的決心。《離騷》中寫到屈原兩次遭到放逐，在排擠打擊之下懷著憂憤的心情在祖國大地上漫遊，看到了自己的祖國一天天地衰落。楚國當時已經陷入絕境，外交上孤立無援，軍事上屢屢受挫。屈原雖然「竭忠盡智，以示其君」，結果卻只能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流放異地。儘管他有「存君興國」之才志，卻喚不醒昏聵的頃襄王；雖常眷戀故土，關心人民生活的苦難，卻也苦於無計可施，鬱鬱寡歡之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空懷憂國憂民之愛國壯志卻終不為所用，其悲憤之情豈能抑制，所以文思如大江般奔湧而出，譜就了這空前絕後的長篇巨製。全詩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
　　《九章》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9篇作品，同《離騷》一樣，詩人反覆地抒寫了自己的理想，揭露了楚國政治的黑暗。《九歌》是一組祠神詩，所祠之神有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東皇太一及國殤（為國戰死之神）等。屈原既保存了民間祭神歌辭的特點，也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天問》是一首奇特的詩，詩人一口氣提出了190個問題，對自然現象、歷史故事、神話傳說等發出了疑問，表現了詩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哲學思考。
　　屈原作品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技巧上有獨特的成就。他繼承和發展了《詩經》的四言詩形式，同時從楚國民間文學中吸取營養，創造了一種句法錯落，靈活生動的騷體詩，它既是辭賦形式的先導，又是四言詩向五言詩過渡的津梁。楚辭發展了傳統的比興手法：使比興能像征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眾多的比喻構成了一個特定的系統；象徵物與本體之間有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屈原作品想像豐富，構思奇特，變化多端，熱情奔放，雄奇瑰麗，具有浪漫主義色彩，是我國浪漫主義詩人之祖。屈原作品塑造了一位頂天立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這是一位人格峻潔、感情充沛、志向遠大的新人形象，他具有賓士天下的歷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意識。屈原以其「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節操、憂憤的愛國情懷、不屈不撓的批判精神和對理想的堅定信念為中國文化注入了一股陽剛之氣，讓後世歷代知識分子都望其項背。他的人格成為後世文人學習的楷模，蘇軾曾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屈原對後世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他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懷和積極頑強的鬥爭精神給一切追求光明堅持正義的士人以精神上的感召力；二是他富有個性的作品與《詩經》一起成為我國詩史的兩大源頭，衣被了歷代詩人。從此中國詩歌從集體歌唱走向個人獨立創作的新時代。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才稱讚道：「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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