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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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從來對於儒家思想秉持至誠大公的態度，弘揚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佔據重要的地位，但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先進思想，因此，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


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不僅在於繼承，而尤在於發展。

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和哲學思想的發展使儒家思想由知識變成了科學，實現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化，他的這一偉大功績是永遠值得我們牢記的。




一、孫中山先生弘揚儒家思想的歷史背景




對於儒家思想，孫中山先生向來秉持至誠至正大公的態度給予充分肯定的評價，從不因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改變，學術思想潮流的轉化而稍有游移。甲午以來，中國國難日深，中國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現了三股潮流。一股以[滿寇]倭仁為代表，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泥古不化，拒絕一切改革；一股以康有為為代表，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表現出了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利用儒家思想為政治服務的意圖；一股以譚嗣同為代表，他的「仁學」是對儒家思想的徹底否定。




很明顯，在大變局下,儒家思想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先生揭起了繼承和發展儒家思想的旗幟。

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談到要「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




他對「共和」的解釋，闡發了我國傳統的民族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證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正是這一對「共和」的闡釋，表達了他繼承儒家理想的志向，奠定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思想基礎。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背棄前盟，暴行帝制，解散國會，濫用公款，謀殺人才，迫害黨人，孫中山先生髮表討袁檄文，引用《書經》：「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及「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句，鼓舞人民以儒家思想為武器，討伐袁世凱，並揭露了袁世凱假祭孔祭天，借儒家思想實行帝制的陰謀，指出：「國多憂患，而郊祀之典禮未忘」。孫中山先生堅持儒家思想是始終如一的，並未因反 動派利用儒家思想而動搖對儒家思想的信心。




五四運動後有一股潮流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今天看來是錯誤的，然而在當時，聲勢不可謂不盛，力度不可謂不大。在這股潮流的衝擊下，一般文人、學者隨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則變幻疇張，加以利用。當時，能夠審時度勢，正確對待這股潮流的，惟有孫中山先生一人。充分表現了孫中山先生挽狂瀾於既倒的遠見卓識和非凡勇氣。首先，他對新文化運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1920年1月，他在給海外同志的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評論：「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刊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遂致輿論放大異彩，學 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同時，孫中山先生又對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隨所謂新文化，對我國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為，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指出：「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他還針鋒相對地指出：「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孫中山先生還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孫中山先生的觀點顯然是對陳獨秀和吳虞偏頗謬論的有力駁斥。孫中山先生還指出：「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近代反孔以來，一再打壓儒家思想，尤以文革時期「批孔」達到極致。至今，我們已經能明顯看到其惡果，大多數人已能認識到當年的偏頗和謬誤。但在近百年前，首先站出來維護儒家思想，維護我國的傳統道德，回擊對儒家思想的攻擊，正確評價新文化運動，以孫中山先生為第一人。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大無畏的革命風範，深邃的理論素養和崇高的人格魅力，這些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




二、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的地位




所謂地位，就是說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究竟佔多少份量，不光是指其重要性，而尤在指其成份。對此，半個多世紀以來眾說紛紜。

最先做出評價的當屬戴季陶先生。1925年，戴先生寫成《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大陸有些學者則否認孫中山先生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道統的繼承者，並否認傳統文化是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的核心。




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佔多大成份，應當以孫中山先生的自我評價為依歸。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那麼，是不是可以說，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完全就是儒家思想的繼承呢？這樣說也不科學，因為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博大精深，即包括哲學思想，又包括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它的來源既有中國儒家思想的精華，又包括西方的先進思想。這也是孫中山先生所肯定的。他指出：「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中山先生還說：「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是集合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到的一個結晶品」。

孫中山先生是熔古今中外進步思想於一爐的學問大家。他引進西方先進政治經濟思想加以改造，他繼承中國儒家思想精華加以發展。他自稱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穫者」，極其準確地指出了他的學說思想的來源。




他的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儒家思想。蔡元培分析主要來源於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則來源於儒家思想和西方先進思想的融合。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因為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不但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且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理論。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




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的形成有「因襲」、「規撫」和「獨創」三個途徑。以往的研究對於其「因襲」和「規撫」探討較多，而對於「獨創」則涉及較少。而孫中山先生「有所獨見而創穫者」，對於中國的革命和民族貢獻獨大，最具現實意義，且隨著歷史的發展，愈益彰顯其時代的特色。下面試以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看孫中山先生對中國社會的貢獻。




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即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和哲學思想。




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政治思想的發展主要在民族主義。





儒家民族主義思想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嚴夷夏之防或明華夷之辨。儒家一向對此甚為注重，認為這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也是中華民族保持其文明的生活並繼續向前進步所必須堅守的陣線。




所謂華夷之分，首先見於《尚書•舜典》「蠻夷猾夏」的論述。這一區別，似乎是在虞時即已形成。

孔子曾對管仲攘夷之功大肆稱讚說：「如其仁，如其仁」，「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儒家民族主義的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有助於防止先進民族的文化受到野蠻民族的侵略和破壞。他指出：「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







在對儒家倫理道德的發展上，孫中山先生的獨創主要在於對「忠」、「孝」和「修身」的闡釋上。而這恰恰是對近代中國乃至現代中國最有意義的方面。1924年3月，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他認為中國民族所以能生存幾千年，必有其所以能生存的長處，那就是固有的道德與智能。他針對當時許多祠堂把原寫有的忠字鏟去的事實，對忠字加以重新闡釋，「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實在是誤解。……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近代，對忠作新的闡釋的，孫中山先生是第一人，這就是他的獨創。他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為國為民，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孫中山先生對「忠」的觀念加以改造，對「忠」的內涵加以新的闡釋，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古往今來，就有許多野心家、陰謀家利用「忠」的觀念，愚弄人民，也有許多愚忠之人，陷於彀中而不能自拔。近代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據說陳公博本不願投日，但因其忠於汪精衛，終於走上了叛國的道路。因此，孫中山先生提出要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人民，而不應忠於一姓一家，至今仍有警世含義。







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哲學思想的發展在於創立了「知難行易」學說。儒家思想一貫重視求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並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孟子則把人分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並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后覺也」。然而，明確提出「知難行易」，乃是孫中山先生的獨創。孫中山先生是以批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推行「知難行易」說的。孫中山先生指出：「陽明言知行合一，中國古書又言，知之非艱，行之為艱。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謂之，行之非艱，知之為艱。雖將舊習學說推倒，此學說上古有人覺悟，而未有能證明之者。然兄弟能得一學說，打破古人之舊學說，即一味去行之謂也。今即以古人之說證明之，中國大成至聖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商鞅又云：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從可知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實中國上古聖賢遺傳之學說」。孫中山先生還指出：「就知和行的難易之先後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後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為甚麼不避去那種錯誤的艱難？因為知是很難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麼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







1929年9月23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黨義研究會成立，胡漢民先生演講《從黨義研究說到知難行易》。他指出：「宋儒說：……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無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種一旦豁然貫通的用力，是完全離開事實的，是禪家「頓悟」的說法，不但不適用於今后的世界且不足以解釋以前儒家原有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中國人在過去的時期中，很多被這種『用力』的主張所誤，要求什麼『一旦豁然貫通』，卻終於不能臨到這『一旦』。總理以為這種錯誤，非急加糾正不可，於是推翻古來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成說，而創知難行易的學說」。




針對胡適之先生認為知難行易說的第一個根本錯誤，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認為知行不能分開，主張知行的合一，胡漢民先生說：「非難知難行易學說的人，往往拖出王陽明先生來做保障，說什麼知難行亦不易。我們過細把這句話想一想，覺得它的結果與效用，通通是等於零。陽明說：『知是行的主義，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因此形成了他的即知即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的知行合一說，知行合一之說，在理學家的修省功夫上，誠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理論則與現實不符」。




胡漢民先生繼續指出：「總理說：『我們不應該把知同行不問場合，都放在一個人身上。王陽明不懂得分工的道理，以為行的人便得知，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已是一個普遍明顯的定例。……我們不能曲就陽明的說法，把知看作極簡單的一回事。要曉得一知半解的知，算不得是真知』。總理說：『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含科學之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所以凡沒有經過真切的研究，沒有找到確實的基點的，不能說是知。實行者臨行之時，事理上所暗合之知甚大，但腦筋之所應用之知則甚微。知與行的道理，的確應該相結合，但知與行是兩回事，兩種工作，卻無從合一」。




蔣中正先生則於1939年3月15日發表了《行的道理》（行的哲學），並進一步建立了《力行哲學》的理論體系。其「力行哲學」與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說是有一定區別的，秦孝儀先生也認為是「在太陽之下，別燃一燈」。其區別主要在於孫中山先生認為陽明「知行合一」說，與其「知難行易」說，旨趣不同，而蔣中山先生則認為此兩種學說，仍「徹上徹下，只是一貫」 。




孫中山先生在總結其研究先賢理論而創立「知難行易」說的歷程時說：「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予初聞是言也，為之惶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為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的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費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同時，孫中山先生又指出：「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蔣中正先生則認為：「總理提倡『知難行易』的學說，其目的在於鼓勵實行；而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其主旨也是在於提倡實行」，「總理注重實行的精神與陽明學說的本質在行的意義上並無出入」，並且認為：「我們今日是既離不開科學上知識的知，更加離不開修養上良知上的知」，「我們要貫徹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必須輔之以王陽明『致良知』的哲學」。同時總結說：「這兩種哲學，就作用方面說，可說只是一個，因為統是注重在動的方面，而且統是注重在行的哲學」。





孫中山先生使儒家思想由知識變成了科學，使儒家的哲學思想由古代哲學變成了現代哲學。他實現了儒家思想的科學化和現代化。他的這一偉大功績是永遠值得我們牢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