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涉及多項能源內幕交易

近日，中煤集團一位副總被「雙規」，隨即揭出一個驚天秘密：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涉多項新能源內幕交易。不願透露姓名的某能源央企高層知情人稱，溫家寶為保兒子，只得將「大秘」丘小雄甩出，以求能「斷臂自保」。丘小雄雖然降職，但未必能保全，丘小雄不僅收受劉志軍、丁書苗等人的巨額賄賂，還涉多宗新能源幕後交易案，多宗案情據傳也與溫家寶夫人及兒子有深切關聯。


溫雲松得大唐國際煤化工項目乾股


該能源央企高層人士稱，在內蒙古赤峰市全力打造重要煤化工生產基地的過程中，在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的運籌之下，溫雲松的私募基金不僅入主赤峰中凱風電裝備製造項目，而且在煤化工項目中大撈實惠，其中最大的一項，就是年產40億立方米的大唐國際克什克騰旗煤制天然氣項目及輸氣管線工程項目。


在溫家寶支持下，該項目順利通過國家發改委核准，項目分三期建設，總投資257.1億元。該人士透露，正是由於有了溫雲松的背景，2009年8月31日項目開工時，國家發改委、國家安監總局、國家環保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發改委、河北省政府、承德市政府、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中共赤峰市委、赤峰市人大、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市政協等大大小小的領導悉數到場，此外，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大唐能源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大唐國際內蒙古分公司的領導以及項目設計、監理、施工單位等百餘家單位，也都出席了儀式。無論是活動規模還是參與活動的人數都創了內蒙古工程項目活動的最高記錄。


該人士透露，溫雲松並沒有一分錢投入到項目中，投資方以分配乾股形勢，拉溫雲松入伙，希望他在項目通過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核准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溫雲松的作用立竿見影，項目從報批到開工，各部門、各級政府，無論是立項還是土地，都大開綠燈。


這也間接證實了前一段時間國外某一網站披露的消息基本屬實。但該人士認為，該網站的相關消息在披露溫雲松的所得時顯得保守，據他估計，只要該項目4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入京，溫雲松年獲利至少在10億元以上。該網站相關消息則認為，「據稱溫雲松所獲贈的乾股比例，每年能為溫雲子賺取3-5億元利潤。」


據稱，2011年，該項目天然氣將進京，首期將向北京供應12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北京燃氣集團溫雲松也有份


但這只是小頭，上述人士透露，內蒙赤峰天然氣能夠入京，也因為溫雲松在北京燃氣集團方面有主導權。


北京燃氣集團是目前全國最大的城市燃氣企業，年用氣量、燃氣用戶數、管網規模、年銷售收入均位列全國第一。2010年北京燃氣供氣量已達到68.1億立方米，天然氣用戶達到411萬戶，北京燃氣運行的天然氣管線達13200 余公里，供應區域覆蓋北京各城區和大部分郊區縣，到2015年北京市天然氣使用量將達到180億立方米以上。


在張國寶運作下，溫雲松和張國寶的兒子都入股了北京燃氣集團。雖然比例多少是個秘密，目前無法確知。但知情人認為，北京燃氣集團這麼大一塊蛋糕，只要能入股，獲利就是天文數字。


他說，一位北京國資委的工作人員曾因透露了溫雲松入股燃氣集團的事而在不久前被查處。這位工作人員在一次酒後向朋友透露，200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將京泰集團、燃氣集團聯合重組成立了北京控股集團。2006年12月31日，原燃氣集團管道天然氣業務與非管道天然氣業務分立，分立后的燃氣集團成為專門從事城市管道天然氣業務的公司。溫雲松旗下的新天域就是那時進入了燃氣集團，並促成了2007年5月北京燃氣集團在香港的成功上市。此舉讓溫雲松不到一年時間就獲利數百億。他還說集團公司董事長周思，總經理李雅蘭，其實都是溫家的馬仔。誰知酒後失言讓他惹禍上身。


溫雲松、張國寶之子擁天津津能5%股權


除了上述新能源投資外，溫雲松、張國寶之子還共同擁天津津能5%的股權。天津津能投資公司主要從事天津市電力、熱力、蒸汽等能源基礎設施和新能源產業的投資與經營管理，是全國500強企業，其投資建設經營管理的電廠項目，占天津市總裝機容量的81.6%；三大供熱管網建設項目，供熱能力1800多萬平方米，主導著天津熱電聯產集中供熱。目前市值約為250億元。


另外，西部一些天然氣入京項目，也都通過溫雲松、張國寶獲取了通行證，其中的交易具體如何還不明朗。但該人士說，隨著丘小雄腐敗問題的暴露，新能源領域的腐敗現象，已經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重視，中紀委已經進入了神華集團、華能國際等國有大型企業投資的清潔能源項目進行調查。現在大家都對錶面清廉，實則腐敗的溫家寶十分反感，不久以後，應該會有更多的消息透露出來。但相信，有溫家寶在，溫雲松應該不會有什麼事。

唉，沒法說。

誰是「反動人士」？——楊瀾如何為丈夫吳征的假學歷辯護

作者：余傑


看了楊瀾女士在《南方周末》上的訪談，我有一種突然在一盤美味的菜肴中吃到蒼蠅的噁心的感覺。楊瀾侃侃而談，邏輯縝密，言辭鋒銳。我不禁感嘆：這位曾經風度優雅的女子，何時變得居然可以將假話說得如此義正詞嚴？在此之前，楊瀾是我頗為看好的中國的電視主持人之一。幾年前，我在接受《新周刊》訪談時，還讚揚說，楊瀾是中國大陸為數不多的、有一定的「文化感覺」的女性電視主持人。然而，縱觀她此次在吳征假學歷事件中的激烈反應，我不得不將「驕狂」這個詞語與之聯繫在一起。

楊瀾是名人，經營媒體，有話語權；楊瀾又是商人，坐擁金山，有「會當凌絕頂」的良好感覺。長期與權貴為伍，她也成為權貴的一員，在中國當權貴可以享受「法外之民」的待遇。因此，浸淫其中的楊女士早已不能接受任何批評意見了。對於公眾對吳征假學歷的揭露，她一言以蔽之，統統稱之為「有商業用意的、有組織的攻擊」、是「匿名」的「栽贓」。然而，這樣的反擊毫無根據。據我個人有限的閱讀，在媒體上對吳征事件發表署名文章的作者有：身在美國的曹長青和方舟子、在加拿大的趙平波、吳征的同學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等。在方舟子、曹長青、趙平波、余傑、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對吳征及楊瀾的批評文章發表之後，楊瀾依然辱罵批評者都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她為什麼對如此眾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視而不見？難道僅僅因為「救夫心切」，就可以顛倒黑白嗎？

至於「有組織的攻擊」的說法，正如美國多維新聞網所指出的那樣，經過深入的調查採訪，「至今沒有查出吳征楊瀾聲稱的蓄意攻擊的『組織背景』，反而發現網友提出的許多疑問是符合事實、批評是合理的」。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僅與其他諸位批評者素不相識，而且與其中某些人士在基本價值立場上完全對立（如方舟子）。我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究竟誰有這樣大的能力，將這些經歷、立場都迥然不同的人物「組織」在一起？我對吳征的批評，完全是出於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信用」和「契約」的重視，我不能容忍破壞社會信用和契約的人繼續逍遙下去。就我本人而言，沒有任何人有本事「動員」和「組織」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歡做的事情。

此次事件的焦點是吳征「巴靈頓大學」之「假學歷」。楊瀾在訪談中不得不承認：「吳征已經知道它是沒有被教育部門認可的。但是，他是本著學習精神，也是為了加強在商業方面的系統訓練，因此他還是會有一批指導的書籍要看，輔導老師跟他有電話、傳真的溝通，他覺得對他的業務還是有幫助的，所以他就讀了。」這種看似有理的解釋，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所謂的「巴靈頓大學」，是僅有幾名工作人員維護的小小網站，哪裡有什麼受過嚴格訓練的「導師」？更何況，博士學業豈能是通通電話、發發傳真就能完成的？真箇是「假做真時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記者李玉霄質疑的那樣：既然獲取這個中、美教育部門都不認可的學位，目的僅僅在於「督促自己學習有關專業知識」，那又何必顯目地列在個人簡歷之中呢？

在這篇訪談中，楊瀾多次指出批評者有商業目的、個人泄私憤等「可恥的動機」。在我看來，猜測對方的「動機」如何如何，是一種專制時代遺留下來的「誅心之論」。作為被批評者，最重要的一點，是判斷批評者所批評的內容是否屬實。如果批評的內容不實，可就其不實部分反駁之；如果所批評的內容屬實，就應當正視現實、乖乖認錯和道歉。一味地猜測對方的動機，只會讓本人陷於更加被動的局面之中。聰明如楊瀾者，似乎不應該犯這樣低級的邏輯錯誤。

在整篇訪談中最讓我憤怒的地方，是楊瀾告訴記者說，她雖然無法具體說出那些「邪惡的人物」究竟是誰，但「這些人可以聯絡到海外一些反動人士，後者已經以真實姓名參與了」。在這裡，「美麗動人」的楊瀾，張出了如老虎一般的「血盆大口」——請原諒我把這樣不堪的詞語，加諸於一位曾充當中國申奧的「形象大使」的美麗女性身上。本來我是一名「女性崇拜者」，卻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女性的心靈，居然可以狹隘和陰暗到如此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國，將某某人定義為「反動分子」意味著什麼——在反右時代、在文革時代，「反動分子」惟一的命運就是被投入監獄乃至迫害致死。楊瀾女士用「反動分子」這頂帽子來定義其夫君的批評者們，她下的是一著險棋，卻是一著有可能將對方置於死地的險棋。楊瀾所說的「反動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頻、曹長青等人。何頻是多維新聞網的主編，曹長青對吳征楊瀾事件的調查採訪是多維新聞網委託進行的。曹長青是一位獨立作家，八十年代在國內便是深受公眾敬重的新聞記者。曹具有認真、深入、負責地調查採訪的新聞專業素養，他與吳楊從末謀面，也無個人恩怨，更沒有利益衝突。我閱讀過曹長青的一系列調查文字，其內容之廣泛、材料之翔實、推理之清晰、觀點之可靠，無不讓我肅然起敬。以「反動分子」來扣對方的帽子，楊瀾的此種做法已經涉嫌損害批評者的名譽權了。從現代法律的角度來看，既然今天中國的刑法中已取消了「反革命罪」，那麼「反動分子」一說又從何談起呢？曹長青和何頻雖然身在海外，但迄今為止，他們的所作所為並沒有被中國的任何一條法律和任何一個法院定為有罪。他們當然享有批評包括吳征和楊瀾在內的所有公眾人物、以及黨政高官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天賦人權」，又豈是楊瀾一人所能剝奪的？

楊瀾以「反動人士」的大帽子來扼殺批評的聲音，其用心之險惡遠遠超乎我的想像。這位母親剛剛還在溫情脈脈地談論兩個可愛的孩子，轉眼之間便露出「借刀殺人」的猙獰嘴臉來，其變臉又是何其快也。楊女士有沒有想過，那些被她戴上「反動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親和母親？你可以不接受對方的批評，也可以將此類批評理解為「人身攻擊」，並採取法律手段來捍衛你和丈夫的名譽，但你千不該、萬不該以「反動人士」的說法來鉗制輿論、妖魔化對手。幸虧現在的中國不是「反右」或「文革」時代的中國，否則，那些批評過吳征、楊瀾的人，真的就可能被當局打入十八層地獄，小命難保了。幸虧中國已經走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不會像那些血雨腥風的年代那樣，隨時隨地便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動分子」了。

這個時代只有「犯罪分子」，而沒有「反動分子」。即便選擇作為政府的反對派，也是公民應有的權利，而非一種恥辱、一種被歸入「壞人」行列的標籤。以「反動分子」的帽子來打擊對手的做法，正是一種典型的「文革」思維。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楊女士，仍然被「文革」思維所籠罩，這也正說明「文革」雖然結束三十年了，但其文化已深入到千千萬萬中國人的骨髓和血脈之中，任何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不例外。楊女士救夫心切，固然可以理解；但正如何頻所說：「比吳先生和楊女士個人尊嚴和榮譽更重要的是，公眾人物必須被輿論所監督。能夠面對公眾監督是公眾人物的基本素養。吳先生和楊女士作為媒體中人，應比其他公眾人物更懂得這一點常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吳楊兩位媒體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這一最簡單的常識。楊瀾的這篇訪談，把一次真誠道歉和深切懺悔的機會，轉變成一場指鹿為馬、暗藏殺機的鬧劇，可謂自毀形象。

媒體老闆沒有公信力，自然會影響媒體的公信力。但在中國當下的環境中，媒體是否具有公信力和公共人物是否擁有公信力，似乎並不重要；像楊瀾和吳征這樣的「大人物」，他們看重的是一定要有「更大的人物」作為後台老闆。如果後台夠硬的話，即便是民意滔滔、千夫所指，他們照樣可以置之不理、死不認錯，歌照唱，舞照跳。而他們掌控媒體且富可敵國，自然有機會去報復那些說真話的批評者——就在我寫作本文之前幾天，接到了一位記者的電話，對方聲稱是陽光衛視的記者，希望為我做一期「人生在線」的專訪。我擔心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因為我估計陽光衛視的擁有者，不會有如此善待批評者的雅量。於是，我老老實實地將已經發表的批評吳征的文章發給對方。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對方便抱歉地回話說，「上面」命令將該採訪計劃取消。這一事實印證了我的看法：「陽光衛視」其實徒有虛名——在「陽光衛視」之中，哪裡有半點的「陽光」呢？


二零零八年夏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