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號大右派羅隆基迷倒美女無數（ 三 ）

父親對羅隆基的性格是有認識的。他常說：「努生的脾氣在歐美無所謂，在中國就要得罪人。」有一次，還舉了個得罪鄧初民的例子。

我問：「是不是羅伯伯做了對不起鄧初民的事？」

父親答：「不，他沒有做虧心事，只是因為一句話。」

那是在1956年，為了商量《文匯報》復刊的事，羅隆基在家裡請了陳叔通、鄭振鐸、葉聖陶、章乃器、徐鑄成等人，做個復刊籌劃。鄧初民、陳劭先也趕來，這兩個人一到，羅隆基的心裡就不大高興。可作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裡，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羅隆基偏不，把臉一拉，說：「現在有兩個教條主義者在座，我不好談話。」話一出口，把個鄧初民氣得要死。

父親說：「努生這樣做，自以為占強，其實吃虧的多是自己。我主張中庸，民盟中央開工作會議，我請地方同志吃便飯，在飯桌上我半開玩笑地講：『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間相處的社會關係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馬列主義。』這話讓人家批判我是搞兩面派，政客作風。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我認為必須這樣處世。努生的性格有可愛之處，有度量的領袖還可以容納他，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風在內，恐怕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才有他的活動天地。」

果然，在眾多的批鬥會上，羅隆基愛發脾氣、喜好女人和斤斤計較的性格缺陷，成為一個政治攻擊點，一個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領導反右運動的人，當然也鼓勵大家從這個地方入手。他們找來一些人專門揭發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羅隆基反動罪行材料，也不忘將這方面的事納入其內。

在羅隆基家當護士的王愛蘭是被請到民盟中央批判會的人，她的發言集中於生活瑣事，很有吸引力。她說：「我在他家3年零6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女演員）來吃飯，我就更倒霉，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時又說我菜弄多了。只要楊薇一來，任何人都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總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麼。」

羅隆基愛擺弄一個小巧的收音機，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緒不錯，邊擺弄邊對王愛蘭說：「這個收音機是進口的，你知道是誰送的嗎？」王自然想知道。羅隆基告訴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愛蘭記住了這個「周佛海的小老婆」，揭發出來，使得會議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關係。

這個護士還揭發了羅隆基賣葯的事實，說：「他曾叫我清點鏈黴素還剩多少，並說：『這些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著不要用，要葯就到北京醫院去拿。』1953年秋，他問我：『葯過期了沒有？』我檢查一下說：『快過期了。』他說：『給我賣掉。』我問；『拿到哪裡去賣？』他很不耐煩地說：『拿到王府井藥房去賣，還不知道嗎？』我費了很多力，才賣掉40瓶。這些鏈黴素是美國特務司徒雷登送給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給他的中藥，他也叫我去賣，結果沒有賣掉，從這裡可以看出羅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圖。」

王愛蘭的發言時間不短，但她仍說：「今天因為時間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傾訴出來，總之，1年365天，一天一小罵，三天一大罵，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次好臉，但是他對楊薇卻是低聲和氣，滿臉笑容，他對張東蓀也格外親密。」

羅隆基的警衛員張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請來的第2個做重點發言的人。一上台，他即表現出極大的義憤，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燒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一些，他就罵道：『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一些，他又罵道：『我是病人，你們要凍死我嗎？』羅隆基還常罵警衛：『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衛我的，還是監視我的？」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揭發羅隆基在國外斤斤計較生活享受的事情。說他每到一個地方，總同別人比住的房間，比汽車，甚至連抽中華牌香煙也要比，看誰抽筒子煙，誰抽紙包的。1955年到赫爾辛基開和平大會。代表團第1天的深夜抵達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勞，而住在六層的羅隆基忽然打電話給住在一層的工作人員，問：「你們怎麼分配房間的？為什麼我的房間里的浴池沒有水？」等翻譯找到旅館的服務員一同爬到六樓，他又說：「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 這些工作人員還說，他每次出國對開會沒有興趣，最感興趣的是看美國電影和雜誌，遛大街，辦貨。他借公家許多外匯買衣料、藥品和香煙。不僅自己買，還給浦熙修和乾女兒買。

體育運動委員會辦公廳的人揭發羅隆基每逢體育館有精彩的球賽，總來要票，一不如意，就大發脾氣。他曾直接打電話質問：「為什麼黨員部長可以坐主席台，而我這個四級部長卻不能？主席台的請柬都發到哪裡去了？」

全國政協的工作人員說羅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視察，大擺老爺架子，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不與他人共乘……

羅隆基這個人的個性表現，就象一齣戲。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說：「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象他這樣的政治家，沒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種政治鬥爭。古人講：「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製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叛賣，也最為驚心動魄。

七斗八斗，從盛夏斗到寒冬，特別是12月21日、22日、23日連續3天在豐盛衚衕中直俱樂部進行的戰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在12月26日這一天，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這個檢查由於符合毛澤東定下的結論，而獲得毛澤東的認可。統戰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鬆一口氣。因為經統戰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3個月反右派鬥爭計劃要點》里，必須按時全部拿下中央一級的右派。羅隆基是最後一個被拿下的。而這一刻，距離規定的期限僅有4日。在拿下他的當晚，工作步驟已經落後於其他黨派的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立即遵照統戰部要求，著手討論右派份子的處理問題。

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於建國后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運動，無一不是在反反覆復、鋪天蓋地、無休無止的檢查、反省、交代、檢舉、揭發、批判、鬥爭中，控制環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慚，產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處境，緊張的情緒，加上持久的社會壓力和反覆的思想灌輸，在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的時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是暫時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西方學者的分析很精闢，但父親和羅隆基的認罪服輸，又略有不同。
父親認罪在先，而且很快，對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沒有骨氣」。而父親是這樣對家人解釋的：「你不認錯，難道讓中共認錯？老毛什麼時候承認自己錯了？再說，我不低頭，繼續頂下去，這個運動怎麼收場？那些受我牽連的民盟、農工（指農工民主黨）的成員，又該怎麼弄？我不曉得自己現在是政治家，還是別人說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盡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羅隆基投降在後，且遲疑再三。7月上旬，他從統戰部談話回家，對秘書說：「李維漢對我還是很客氣，當年對張東蓀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羅隆基，對自己的結局還沒有做充分的估計。8月在人大會議期間，羅隆基雖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對秘書說：「人大頂多撤消我的部長職務，不會取消我的代表資格。」幾天後，在會議閉幕前夕，他決定寫一份「初步交代」，忽然聽到父親和章乃器要在大會上做檢討的消息，他急了，催秘書盡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並說：「我不去交代，要吃虧。」在對他的批鬥達到圍剿程度的時候，羅隆基不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氣絕的哀痛，而且開始把交代認罪與事情的後果，直接聯繫起來考慮了。於是，他一再對秘書講：「這事將來怎麼收場呢？總不會送我們去勞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斷地打探摸底、權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盡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原因，使他認了輸，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羅隆基節節敗退的過程，當然也得益於羅隆基的性格：身邊的秘書分明是個告密者，他還一直視為貼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雙雙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們去參加26日下午2時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第17次（擴大）會議。父親請了假，讓母親去，說：「有一雙耳朵聽，就夠了。」

會議開到6點多，肚子空空而並不感到餓、滿身涼氣卻不覺得冷的母親走在歸途，已是華燈初上。門鈴聲一響，久等在家的父親立刻從沙發上站起來，並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們的媽媽。」

母親懂得父親欲知詳情的急切，洗了把臉，接過熱茶，便細述會議的情況。她說：「老羅（隆基）去了，還看見潘光旦、曾昭掄、錢端升、郭翹然、馬哲民、費孝通、黃葯眠、吳景超、浦熙修、黃琪翔、錢偉長、劉王立明、陶大鏞。廣東的丘哲、上海的沈志遠、四川的潘大逵、陝西的韓兆鶚沒有來。會場的空氣非常緊張。別說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間，也互不理睬了。」

其實，心情緊張的不止是被宣布處理的右派，還有坐在主席台上的史良，她非常擔心羅隆基不服處理，所以在頭天（25日）晚上舉行的整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反覆強調並一再叮囑：「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準備，若右派份子對自己的處理表示接受，確已低頭就很好，萬一他們鑽空子，態度表現不好，我們應及時展開批評。」

會上，胡愈之先做人員出席情況說明，由沈老（鈞儒）宣布開會，過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當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作《中國民主同盟反右派鬥爭的基本情況報告》。楊明軒作《關於處理本盟中央一級右派份子的工作經過說明》。然後，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提出《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處理黨派內部右派的若干原則規定》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本盟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右派的決定》（草案）。這些規定和決定在史良主持下，舉手通過。

當「不划不戴」、「划而不戴」、「又划又戴」（「划」指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詞兒從母親嘴裡「蹦」出來，我倍感新奇。它們活象食譜菜單上的「干炸帶魚」、「五香帶魚」、「紅燒帶魚」等名目，那麼地豐富、別緻，且又能在同一品類中體現諸多差別。父親和羅隆基同屬「又划又戴」類，受降職、降級、降薪處理。

母親說：「民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59人劃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們佔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三分之一。聽到這個數字，我非常難過。可民盟中央的人，從大會主席到普通幹部，居然都很振奮。會議的最後一項內容是討論和發言。發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壽軒，陳望道、楚圖南、劉清揚、鄧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費孝通、葉篤義。左派表示衷心擁護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慶祝民盟取得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謝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及時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當中，最獲寬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動地說——是黨和盟組織使她從右派泥坑裡爬出來，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在講這話的時候，我瞥了老羅一眼，只見他的臉氣得鐵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罷晚飯。母親讓我早早睡下，她和父親卧室的燈一直亮著……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從此，天下所有的壞名聲，都歸集到章羅的身上。他們，開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類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黨派結束了運動，恢復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後的民主黨派工作，似乎只剩了兩項事情，即政治學習和學習政治。父親接到了民盟中央數次參加政治學習的會議通知之後，覺得總是請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選了一個旮旯的座位坐下，靜候開會。沒多大的工夫，吳晗、鄧初民等人相繼到會。他們一眼就看見父親，卻跟沒瞧見一樣，選的座位都離父親很遠。羅隆基來得最晚，他走進會議室，發現基本滿座。雖有零星空缺，但左派們的臉色，個個難看。顯然，誰都不想與他為鄰，倒是父親旁邊有空位子。

他猶豫片刻，才走過去。對父親低聲道：「今天，我暫時和你聯盟吧。」這話，讓父親記起了那根摔成三節的拐杖和永不聯盟的誓言。

他倆並排而坐，互不交談，只是在聽別人大講思想認識，大談心得體會。結束時，胡愈之在做內容歸納的同時，仍不忘批判章羅聯盟。宣布散會了，羅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紅大門的一側，看著父親坐著老「別克」車開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衚衕。

翌日上午，父親接了一個電話，笑著對母親說：「健生，你猜是誰打來的電話？」

母親答：「不知道，現在還有誰給我們家打電話。」

父親說：「是努生。他也不問候一句，便說：『伯鈞，看來先低頭認罪的人，還是得了些好處呀！』」

母親不解其意。

父親道：「他這話是有感於昨日散會時，我坐車、他走路的情景。」

我問：「爸爸，你和羅伯伯不都是降職降薪嗎？為什麼你能坐車，他卻要走路呢？」

母親告訴我，雖然兩個人都是降職降薪的處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親是從行政3級降到7級，後來徐冰（即邢西萍，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還把50元的保姆費，加了進去。羅隆基是從4級降至9級。人降到9級，專車便沒有了。

父親又補充道：「這也難怪努生把坐車的事看得那麼重，因為在缺車少油的中國，坐小汽車是個權力和地位的標誌。把我的車從蘇聯老大哥的新車『吉姆』，變為美國的舊貨『別克』，也是在於要體現一個『降』字。」

由此，父親和羅隆基開始了電話聯絡。最初的情況，往往是在雙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國政協的會議通知的時候，彼此問問去不去赴會。

數月後，大概是1958年9月間，羅隆基打來電話，說：「伯鈞，我想到你家坐坐，歡不歡迎呀？再問問李大姐（這是他對我母親的稱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歡迎，因為他們正過著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載陽，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層金黃，院子里的核桃樹、柿樹、石榴樹、枸杞樹的累累果實，嵌綴在綠蔭之中。這些花果樹木是父親在1950年從北京飯店搬到這座大四合院，親手栽植的。光陰七載，匆忙之間沒有誰留意它們的生長。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臨近墜落的成熟。放下電話的父親，徘徊於秋陽綠蔭之間。母親在耳房準備茶食，儘管客人只有一個。我按捺不住興奮，畢竟好久好久沒有看見羅隆基了。他還象從前那樣西服筆挺，風度翩翩嗎？

「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哪！」羅隆基的身影和這兩句詩，一起飛臨而至。

父親含笑與他握手，道：「我們都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親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華香煙和一杯清茶，擺到了跟前。香茶瀰漫，客心安然。羅隆基環顧客廳，長出一口氣，說：「到了你們這裡，覺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個客棧了。」

父親很高興，知道我躲在客廳的玻璃隔扇後面，故高聲說：「小愚，出來看看羅伯伯吧。」

羅隆基從沙發上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一年時間，我們的小愚，長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羅伯伯，變老變醜沒有？」

他一點沒有變，風度依舊，性格依舊，話未說上三句，便對父親講：「今天來你家，我是向政協要的車。」

父親聽懂了，吩咐洪秘書到傳達室，叫政協的司機把車開回去，對羅隆基說：「等你走的時候，用我的車。」他聽了，很滿意。

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麼，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公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朴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划我做右派的罪狀。」

父親則告訴他，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麼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5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象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羅隆基的九載清華校園生活以及留學生涯，使他對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有著跟他同代知識份子很不一樣的認識份子。這些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產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羅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著自信，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國家尚無法，中國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沒有解決——這是羅隆基在新中國成立后，堅持的一個基本觀點。經歷反右運動，他是愈發地堅持了。

用車把羅隆基送走後，父親對我說：「老羅的話雖不錯，但他太天真了。」

我問：「羅伯伯天真在什麼地方？」

父親講道：「他的天真表現在和共產黨打了半輩子交道，還沒有認識共產黨。比如，努生常講的那個立法問題。不是國家不立法，憲法也有了。實際上是共產黨管理國家的辦法，不需要法。『如今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這話，我在鳴放時講過，被人揭發，傷害了老毛和中共領導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視現實。現實是什麼？現實是我們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會專制主義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蘇聯學習，搬來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們國家的政治是用這麼一部機器操作的。老羅所說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變，中共也只會擺在那裡，做做樣子。」

關於反右後的民盟，是父親和羅隆基談論的另一個話題。

父親說：「民革因是些降將，本就抬不起頭。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較敢講話的，只剩下民盟和農工，而反右的打擊重點，就是民盟和農工。老毛這次的最大收穫是，通過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黨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國知識份子。而中國的民主力量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自主精神，本來就脆弱。今後，民主黨派只能點頭稱是地過日子了。」

羅隆基則預言：「在民盟那些積極批鬥、惡語中傷我們的人，將被統戰部提拔重用，並坐上我們騰出的位子。」

父親很同意這個看法。他倆一致判定胡愈之要當上副主席，鄧初民、吳晗、楊明軒3人，也都極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駒等人，大概會從中央委員晉陞為常務委員。而殺回馬槍的史良，也一定會保住自己的位子。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開了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改選是一項最重要的內容。一切正如他倆的測算：史良、高崇民、馬敘倫保留了原有職位，胡愈之、鄧初民、吳晗、楊明軒，全都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說打手都上了台，故又增加了陳望道及楚圖南。這樣，民盟中央副主席從原來的5 人增加至9人。千家駒、沈茲九等人，進入了常委的行列。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關於社會主義改造規劃》和《開展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競賽的倡議書》。從此，對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為民盟的光榮使命與現實任務。而這恰恰是羅隆基最反感的，儘管在民盟中央舉行的一次批判會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願意改造自己。我堅決相信我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其實，他的內心，從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認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產黨制定的改造知識政策，不僅說明這個政黨是把知識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還是一種思想控制的好辦法。」羅隆基的這句話，才表達了他的真實看法。

關於思想改造，記得他還曾半開玩笑地對我做過一番解釋：「小愚，你知道嗎？思想改造這個詞，在西方叫洗腦。就是把原來裝在你腦子裡的東西掏出來，灌入官方認可的思想意識。你爸爸或許還能洗一洗，因為他在德國學的哲學里就有馬克思主義，現在再裝些中國造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困難。所以，民盟開會，談論形勢，座談社論，聯繫思想的時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總有話講。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20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裡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

我告訴羅隆基：「我們中學生也在寫個人思想改造計劃，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學還按期給團組織寫思想彙報呢。我也按要求給班主任寫了一份，說『共產主義雖好，可誰也沒見過，自己不大相信這種虛幻之物。』沒想到這份思想彙報被油印出來，發給每個同學，作為批判材料。」

他聽了頗為詫異，跑回客廳，對著父親驚呼：「你這個當父親的知道嗎？小愚也和我倆一樣，寫彙報，受批判。思想改造怎麼從中學生就開始了？」

「伯鈞，我又來『聯盟』了。」這是他一腳踏進我家二門時，常掛在嘴邊的話。話傳進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著客廳走。

父親和羅隆基聊天是休閑，也是一種繼續思考，對我來說，聽他們聊天不僅跟讀書聽課有著同等價值，而且是享受，彷彿有一種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閃過。父親有時訓我：「小孩子不要聽大人談話！」於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後面偷聽。

一次，被羅隆基發現了，他格外高興。說：「小愚，到客廳來哇，羅伯伯給你講一個家鄉的故事——有個女婿在新婚大喜后，陪著媳婦回娘家。丈母娘給他吃點心，一個碗里打了四個糖雞蛋。小舅子見了很想吃，母親告訴兒子，新姑爺不會都吃掉，剩下的歸你。這個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門簾後面偷看、等著。姑爺吃了一個，又吃了一個，再吃一個的時候，他就著急了，但心想，還剩有一個呢。可他看見姐夫的那雙筷子去夾第四個糖蛋了，便放聲大哭，走了出來，說：『媽，你騙我，四個蛋他都吃了。』小愚，你就坐在這裡，羅伯伯一個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談政治，恐怕就象不讓人呼吸一樣地感到憋懣。這兩個因言論而獲罪人，還是惡習不改。見面聊的，不外乎國內要聞，國際形勢。他倆的議論有時一致，有時看法各異。比如：羅隆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打起來；父親始終認為打不起來，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拿來嚇唬人的。羅隆基認為美蘇對立、兩大陣營的冷戰是世界最棘手的問題；父親卻說地球上最複雜的地區是中東，中東問題最難辦……可惜，他們吉光片羽式的對話，不是我聽不大懂，就是聽后忘記了。

議論中，羅隆基愛聯繫自己。剛果的盧蒙巴被暗殺，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父親和他對這個事件議論了好一陣。我做完功課，母親讓我端一盤烤麵包到客廳去。羅隆基見到我，便說：「小愚，我和你父親正在談論盧蒙巴呢。我很遺憾活到今天，如果1933年被老蔣派的特務一槍打死。你的羅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盧蒙巴一樣。」父親坐在一側，只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