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號大右派羅隆基迷倒美女無數（ 二 ）

羅隆基與民盟主席張瀾的關係一向不錯，現在一些報刊發表羅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2人在上海的合影。他倆身著長衫，面帶微笑，悠然的神態與融洽的關係，在洋樓與松柏的映襯下，是那樣地生動。羅隆基非常珍視和喜歡這張照片，因為它記載著1947年冬民盟被蔣介石宣布非法后，羅隆基同張瀾共患難的歲月滄桑。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請張瀾和羅隆基同赴解放區的。張瀾患有口吃症，所以對外工作，如接見新聞記者和外國記者，都十分倚重羅隆基。了解到這樣一個歷史情況，民盟整風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讓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出場，則顯得很有必要。而呂光光的發言，也正是控訴羅隆基「為了實現反共陰謀和政治野心，一貫要挾、劫持、陷害、辱罵張主席的罪行。」控訴之前，特別聲明「別以為張主席死無對證了」，他「作為張主席生前的秘書，有責任就張主席生前告訴過我的事實，揭發出來。」

浦熙修⑽是與羅隆基同居10載的女友。她是拿著《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為題目的發言稿，最後一個登台的。她的揭發，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浦熙修說：「 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斗。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於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證明羅隆基的這種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羅隆基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她穿著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看探視。羅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怒從何起。批判會上，浦熙修找到了「怒從何起」的由來，她說：「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麼要買紅色膠鞋？」

浦熙修又講了個蔣介石觀劇（曹禺話劇《蛻變》）看到一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的故事。她把兩者並列在一起，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為什麼說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護士王愛蘭的例子做實證。虐待的起因是羅丟了200元錢，懷疑是王所為，王不承認，便大發脾氣，后羅隆基又借故說王偷看《參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脅。事後查清，偷錢者為勤務員。王愛蘭要求羅隆基寫張個人行為清白的證明信，以便另謀生路，羅卻置之不理。——王愛蘭是個勞動者，羅隆基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兇狠。跟著，浦熙修又敘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停刊的時候，羅隆基在療養院揮汗如雨整3日，幫助報業女老闆鄧季惺向國民黨寫萬言哀訴書；1949年6月羅隆基剛到北京不久，又幫助鄧季惺寫向人民悔罪的檢討書，以求過關繼續辦報當老闆。——老闆鄧季惺是個有產者，羅隆基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

「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兇狠，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羅隆基不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又能是什麼呢？」浦熙修大聲質問坐在台下的羅隆基。

羅隆基把頭扭到了一邊，眼睛盯著窗外。

羅隆基的傲慢點燃了浦熙修心頭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繼續揭發，說：「羅隆基解放后對於美帝國主義並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而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頭等特務搭上關係。」

聽到這樣的揭發內容，羅隆基全身冰涼，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張紙或一片葉，被暴風雨隨意吹打。

發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進入了情感狀態。她說：「周恩來在人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份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墮落為右派份子羅隆基的俘虜，感謝這次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清醒了我的頭腦，我願意痛改前非，照著周總理的話去做。但周總理談話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當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認識了羅隆基的醜惡面目，揭露了羅隆基的罪惡行為的時候，我的精神就覺得輕鬆而愉快些。」

由於羅隆基曾說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親密的朋友關係」，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須用事實對「親密朋友關係」做出一個否定。她聲淚俱下，說：「象狼一樣的羅隆基毫無人性可言，對我也並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后，每當我一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後使我屈服而後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後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係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父親讀罷這篇發言，對母親說：「無論是出於解脫自己，還是真的以為努生反動，看來，浦熙修是下決心要和老羅分手了。」

註釋⑴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江蘇寶山縣人。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秋赴美留學，入迪特茅斯大學，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在社會學、優生學、家庭問題及進化論、遺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返國后歷任吳淞政治大學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后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6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

註釋⑵
曾昭掄（1898～1967）：字叔偉，湖南湘鄉人。1919年畢業於清華，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26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授併兼任化學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發起創建中國化學會，並擔任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還多次當選為中國化學會會長及常務理事。1935年擔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北大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48年4月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被選為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58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 68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炸藥製造與實驗法》等。

註釋⑶
范朴齋：生卒年不詳。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

註釋⑷
張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筆名李凡夫，四川邛崍人。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校2期，畢業后服務於川軍，歷任連、營長，劉文輝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后又兼任兵工廠總辦。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四川日報》《新川報》。大革命失敗后和陳靜珊在上海開辦辛墾書店，又在家鄉辦敬亭小學和中學。1932年脫離川軍出蜀。1934年出國考察，併到蘇聯參觀，回國后曾去兩廣鼓動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墾書店主編《研究與批判》革新號。同年底在成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爆發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復黨籍，從事文化界救亡運動，與陳靜珊等合辦《新民報》、主編副刊《政經周刊》，應王陵基相邀，經黨同意，任30集團軍副團長及總司令部參謀長，赴武寧抗日。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員，西南總支委員，主要從事國民黨西南高級軍政人員統戰工作。1942年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引與周恩來見面，后促成劉部起義。1945年在成都出資開辦健誠實業公司和臨邛茶廠，掩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1949年後，當選為第2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歲。 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註釋⑸
劉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後隨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姓劉。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讀生物學，回國后，於20年代初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傳富民強國，要求婦女解放，成為我國早期婦女參政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她領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反對包辦婚姻，倡導節制生育，開展婦女職業教育和興辦婦女福利事業。先後在上海、香港、重慶、成都、廣元等地，創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文化補習學校、婦女工藝生產社、婦女賑濟工業社等。抗戰前，在上海創辦了專為單身婦女解決食宿困難的女子公寓，在江灣設立婦孺教養院，收容大批流離失所的婦女兒童，並給予一定的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抗戰期間，又在四川敘府和重慶分別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和勝利託兒所，後者是當時重慶唯一的全托託兒所。她還發動各階層婦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線，搶救傷員、難民和天津流亡學生，並負責主持梅園難民救濟所。1934年日本特務暗殺了劉湛恩，她秉承丈夫遺願繼續從事抗日運動。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併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李德全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團結進步婦女，宣傳民主反對獨裁。1946年，與陶行知等人倡導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陶去世后，接管會務。積極援救被捕的進步人士及其家屬。建國后，任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華婦女節制會會長，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1957年劃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註釋⑹
周鯨文（1908～1985）：號維魯，遼寧錦縣人。青年時期，從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后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1933年塘沽協定后，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並代理校長。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宣傳抗日。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後任副秘書長。建國后，任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1956年 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編《時代批評》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終年77歲。著有《人權運動綱領》、《風暴十年》。

註釋⑺
葉篤義（1912～）：安徽安慶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後任民盟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建國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後任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

註釋⑻
羅德先：生平不詳。

註釋⑼
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今屬餘杭）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辛亥革命時回國，歷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誌、《大中華》雜誌和《正誼》雜誌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並在上海中國公學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梁啟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併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任院長。后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后，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1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2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著有《道德哲學》、《認識論》、《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階級問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等。

註釋⑽
浦熙修（1910～1970）：江蘇嘉定人。女。7歲隨母赴北京，讀一年高中即輟學。再進入京華美術學校學繪畫，兩年後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師大附小教課。后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同時繼續在小學兼課。大學畢業后，任北京志城中學語文教員。1936年隨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職《新民報》，初負責發行廣告，后升任記者，採訪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報》被封后，繼續為上海、香港等地報刊撰寫揭露時政通訊；同年11月，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赴上海。1949年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並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終年60歲。著有《新疆紀行》、《朝鮮紀行》等。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

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繼續召開羅隆基的批鬥會，被稱之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風座談會。會議仍由胡愈之主持，首發陣容是抱病而來的馬敘倫。老頭可憐，只講了5分鐘。說了句「羅隆基一貫堅持『中間路線』，所以反黨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細胞的。」便被人攙扶著離開了會場。實際上，上邊也不需要馬敘倫多說，表個態就行了。

相繼發言的人有：高天、馮素陶、許廣平等人。大軸，仍由浦熙修擔綱。

8月19日民盟中央舉行第八次整風座談會。這次批鬥羅隆基的會議，由史良主持。也許是因為民盟左派事先準備不夠充分，也許由於史羅之間曾有過的感情瓜葛，這一天，羅隆基的表現尤為惡劣，不僅對別人的揭發，概不認帳；而且「把上次說過的話，又全部賴掉」。站在台上的史良，氣得痛斥他「是一個以狡猾無賴著稱的傢伙」，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訓，秣馬厲兵整10日。這其間於28日下午3時，在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報告：（一）羅隆基交代與張東蓀的關係問題的這部分，因涉及張東蓀叛國案，《人民日報》未予發表。這是中共全面考慮問題，是正確的。（二）本周內決定連續兩次批判羅隆基。（三）雖然大家要揭發徹底，但一定要責令羅隆基自己老實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辦法，在統戰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鑒了「肅胡（風）」運動的手段，收繳到羅隆基從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並製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準備停當，於8月30日和31日，連續舉行第9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批鬥羅隆基。會是以他的交代做開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適、同張東蓀等人的關係問題以及關於「無形組織」的問題。儘管他足足講了兩個多小時，但是以胡愈之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認為，羅隆基「仍舊是避重就輕，避近就遠。」「只承認了一些雞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實，只承認自己思想落後，特別是對於他的反共集團在1952年以後的陰謀矢口否認。」

為什麼統戰部和民盟左派會認為羅隆基的態度惡劣？除了批判會上的態度惡劣，他私底下的表現也惡劣。會上，羅隆基秘書邵雲慈揭發他在家裡不老實寫交代問題，居然給劉少奇委員長寫信，說：「人大江西小組和民盟中央只許交代，不容解釋。解釋則說成狡辯……就是法庭被告亦應有解釋權利。」又說：「上邊（指中共）對我們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大冤獄的事自古皆有，岳飛不是屈死的么？」這樣的話，令領導反右的人和擁護反右的民盟左派無比憤怒。

有著中共黨員身分的李文宜和薩空了，亮出羅隆基寫給趙文璧、潘大逵、范朴齋等人的「密信」，邊宣讀、邊分析、邊批判，有力地證明羅隆基反共集團所進行的陰謀活動。可以說，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羅隆基心窩的利箭。

繼而，浦熙修、趙文璧、葉篤義、曾昭掄在一條又一條的補充揭發中反戈一擊、爭取立功贖罪。全國政協國際問題組副組長吳茂蓀、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徐伯昕、黃炎培之子黃大能、張瀾之子張喬薔，還從各自的角度相繼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言行。

與民盟批鬥會相穿插的，還有全國人大組織的、全國政協組織的、森工部組織的、新聞界組織的、外交界組織的批判會。羅隆基在哪裡兼職，哪裡就有批鬥。兼職越多，批鬥也越多。於是，羅隆基活象一個趕場的名角，趕了一場又一場，回到家中，已是疲憊不堪。每次批鬥會上的發言經過整理歸納，形成新華社通稿，第2天載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中央報刊。民盟更是及時地把這些材料歸納整理，列印出來，並裝訂成冊，發送到每個中央委員手裡。

人緣這東西，在中國厲害無比。羅隆基的批鬥會之所以開得最多、最長。態度惡劣、拒不認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氣壞、人緣差，則是讓他吃大虧的另一個原因。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於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研究「57」反右運動史的人，都在尋找毛澤東於15天的時間長度里，決定由整風轉為反右的具體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據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羅隆基講的那句「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份子」的話，傳到了他的耳朵里，傷了臉面，刺痛了心。當然了，老人家勢必要記恨的。因為羅隆基這句政治話語，表達的卻是一種最深刻的文化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