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教會與第三帝國——第三帝國的宗教政策

ZT: 教會與第三帝國——第三帝國的宗教政策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635.shtml)
　　
　　整理：歌劇院幽靈
　　
　　
　　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們將這個主義看成是一種宗教；這種制度成了衡量各人的絕對標準，即一個種族、一個民族及元首。這個定義不僅為我們了解各個宗教團體與納粹國家之間的衝突，而且也為我們掌握納粹政權的實質提供了有用的基礎。納粹黨反對教會的鬥爭根本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來源於納粹主義觀念。舉例來說，這種對抗不能與19世紀時暫存在的國家與早已存在的宗教之間的鬥爭相比擬。納粹黨將納粹統治的國家看成是他們的宗教，用希特勒的話來說，「國家社會主義是轉變到新的一種形式」。（這裡我們發現納粹主義與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有一個基本不同點。法西斯主義更多地是一支純粹的政治力量，因為它只不過需要教會與之合作，或者至少對之加以默認）
　　
　　
　　希特勒雖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里，但他在早年即已放棄傳統的宗教信念。然而，希特勒對保持近兩千年經久不衰的宗教影響是非常嫉妒的。和尼采一樣，他在某種程度上也尊重天主教會縝密的組織結構，例如等級制度、耶穌會，甚至包括禁慾觀念等，事實上還包括強制執行紀律和樹立權威的所有內容。希特勒認為，教會能夠生存下來的唯一原因是牧師行使權力和統治群眾的技巧非常高明。他認為這是納粹黨應全力仿效的一種模式。
　　
　　
　　希特勒對新教毫無興趣。新教分成無數教派使他非常反感，這樣的宗教使希特勒感到厭煩。他讓他的助手們來處理有關設置神秘莫測的圈套和舉行納粹黨秘密儀式等事宜。納粹德國於1935年成立了文化事務部，但在1937年以後，希特勒卻拒絕漢斯•柯爾出任典禮部長。希特勒與教會的關係是機會主義的。如果出自政策的需要，他可以遷就教會的官員，因為這些人對人民（特別是鄉村的人民）是有影響的，正如他在1933年批准與教皇庇護十一世訂立宗教事務契約那樣；他於同年上台時舉行了虛偽的宗教儀式；以及在軍隊中保留了牧師。
　　
　　
　　希特勒的看法與納粹黨主要的意識形態專家羅森堡的看法迥然不同。希特勒甚至以從未讀過《20世紀的神話》一書而自詡。然而他在過去只是蔑視「剃光頭的僧侶」，他認為這些人只關心錢，總是設法欺騙那些輕信的人。在1933年年底以前一個短暫時間內，希特勒相信，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即將猶太人清洗出去的基督教）可與雅利安民族至上的信念結合在一起。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幻想而已，以後他對基督教的嫌惡與日俱增。從希特勒許多公開發表的聲明當中可以推斷出，他打算在第三帝國擊敗其敵人取得最後勝利之後與教會和解妥協。
　　
　　
　　但是，納粹德國官方的表面態度完全不同。納粹黨黨章第24條規定：「所有的宗教派別只要不危及國家的安全或不干涉德國的傳統和習俗，我們要求給他們以自由。本黨支持純粹的基督教，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從屬於任何教派。」
　　
　　
　　這裡我們又發現他們使用了「純粹的基督教」這個名詞，它吸引了許多基督徒和教會中的各級人員。「純粹的基督教」可泛指任何事情，事實上它完全是一句空話，以掩蓋納粹制度對基督教固有的敵視。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以後於1933年3月23日在一篇演講中重申，「我們國家的政府將支持和保衛我們國家力量賴以存在的基礎。政府堅決保護基督教，它是我們全部道德風尚的基礎；堅決保護家庭，它是我們人民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
　　
　　
　　但在同一年他又說：這兩種信念都是沒有前途的。對德國人來說，至少法西斯主義可以與教會相安無事，我也可以作到這一點。我們為什麼不這樣作呢？但這決不能阻止我在德國徹底消滅基督教。一個人要麼是個基督徒，要麼是個德國人，他在同一時間內不能二者得兼。
　　
　　
　　事實上，在納粹黨攫取政權以後，與教會的鬥爭便立即開始了，各個宗教團體成了打擊的首要目標。如果這些宗教團體不自覺自愿地請求與第三帝國的各個單一的社團合併，那它們將會被強迫解散。這樣一來，中央黨、一些專業團體、基督教聯合會及青年運動組織等相繼被查禁。在新教中推行思想一體化的步伐要比在天主教中推行這種一體化快得多，因為對天主教來說，與教皇訂立的宗教契約給他們提供了某些保護，並給頭腦發熱的納粹黨的下級人員潑了一盆冷水。1935年德國佔領薩爾以後不久，納粹黨毫不遲疑地要求斯皮爾和特里爾兩地的天主教主教在全體教徒中運用他們的影響，並且開動全部國家宣傳機器，要求在社會生活中反宗教懺悔。納粹黨藉口宗教團體永遠會使國家意見不合，反對國家統一，從而鎮壓殘存的宗教團體，並沒收它們的財產。
　　
　　
　　分別隸屬於幾個區教會的路德派教徒於1933年5月被迫在全德國選舉一位主教。他們選出的是弗雷德里希•馮•波德爾施溫格牧師，但他在幾個星期以後便讓位給一個納粹黨黨員了。國家對路德教會納部事務的干預（路德教會比天主教會更易受到國家的干涉），使得「精神教會」誕生了。1935年，第三帝國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逐漸使基督教會接受國家統治的部。政府干預國家宗教生活的事已遍及各地。1935年7月26日，梵蒂岡出版的《羅馬觀察家》報抱怨說，在德國又恢復了文化鬥爭。1936年以兌換貨幣為罪名開始對僧侶和高級宗教界人士審訊。羅馬教皇庇護十一世向下屬教會發布了一個「在焦慮中」的通諭。為此，納粹黨於1937年進行了報復，對僧侶們進行道德審判，以揭露「女修道院和寄宿學校內的腐敗現象。他們在同一年剝奪了僧侶在學校內教授宗教課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權力在與教皇訂立的宗教契約中是得到保證的。第二年，德國所有的宗教學校和大學里的神學教授遭到了鎮壓。
　　
　　
　　整體戰為懲治宗教提供了新的機會。德國採取的徵用措施，迫使德國，尤其是被佔領國家內的許多女修道院關閉。馬丁•鮑曼於1941年6月在一份秘密的備忘錄中，命令納粹黨省分部剝奪教會和僧侶對教區居民施加影響的最後手段。這份備忘錄接著說道，「這樣一來，只存在人民，帝國的前程就有保證了。」
　　
　　
　　雖然巴黎天主教大學校長包德里拉爾樞機主教受到了納粹黨宣傳的影響，於1942年呼呈進行討伐，以拯救西方免遭布爾什維主義的奴役，但是希特勒直接了當地拒絕了弗郎茲•馮•巴本關於基督教傳教士進入俄國的請求。這位德國元首說，「讓傳教士活動的想法，使人不禁想起那個老騙局，因此完全不能加以考慮。」希特勒又說，「允許基督徒進入俄國，只是向他們頒發了手執牧羊杖和十字架向死亡進軍的通行證。」希特勒的這種虛偽和含有敵意的態度從未改變過，儘管從國家利益出發，戰爭是需要停下來了。
　　
　　
　　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德國不準備全部消滅教會。我們從納粹黨瓦爾塔省分部所執行的政策方面可以看出消滅教會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活動，鮑曼將這個省當作全面與納粹主義相結合的試驗場所，並將其當作最後解決宗教問題的範例，即將新教教會降格為一種私人公司性質的團體，完全聽任第三帝國擺布。

教會作出的反應
　　
　　天主教會
　　教廷
　　
　　梵蒂岡和羅馬為了取得諒解，自1926年開始舉行談判，雙方於1929年簽訂了拉特蘭協議並訂立了宗教契約，從而談判宣告結束。但是，在天主教行動組織支持下聯合起來並擺脫了墨索里尼控制的各個獨立天主教組織的存在成了不斷引起麻煩的原因。1929年以後，教皇庇護十一世試圖與法西斯主義達成臨時性的協議，這在某些方面對教皇具有吸引力。但是教皇對義大利領袖的一篇演講提出強烈抗議，因為墨索里尼在演講中要求對義大利青年的教育實施控制。庇護十一世於1931年6月29日頒發一篇「朕不需」通諭，譴責法西斯黨壟斷教育的要求，表明了法西斯黨與教廷關係的惡化程度。在德國的一些主教的鼓動下，在「進行了內部鬥爭之後」教皇於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上台只有幾個月）與納粹德國訂立了宗教契約。梵蒂岡教廷於那一年聖誕節譴責了優生學；第二年它又譴責了種族純化論。梵蒂岡於1935年譴責了德國的反基督教行為。1936年，納粹德國查禁天主教青年組織一事引起了更為強烈的反應。在德國各主教的配合下，教皇庇護十一世發布了一份「在焦慮中」的通諭（由慕尼黑主教富爾哈柏閣下筆錄，並經梵蒂岡國務部長、帕切里樞機主教修改），這份通諭的印刷和發送都是秘密進行的，並於復活節前的星期日在所有德國教堂的祭壇上宣讀。教皇在通諭中譴責納粹德國奉行一個種族、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政策，譴責它狂熱地、毫無掩飾地崇拜武力，並支持一種「新的、野心勃勃的異教」。德國試圖「利用強制性的、隱蔽或公開的辦法，通過威脅恐嚇，許以經濟、職業和公民方面的好處等措施」，引導德國人民的注意力離開宗教。教皇的通諭接著說，「這些革新者卑劣地將基督徒的謙恭態度說成是自我墮落，他們盛氣凌人的高傲態度招致人們的奚落」。教皇庇護十一世在聖誕節那一天總結說，「德國已進行了公開的迫害，他們的恐怖行徑達到空前的程度，還伴之以野蠻、暴力、威脅和欺騙。」
　　
　　
　　1938年4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到達羅馬的前三天，教皇從外交上考慮，離開了義大利首都。教皇的發言人說，「羅馬的氣氛使他（教皇）感到厭煩」。教皇離開羅馬的公開原因是，他拒絕參加「為敵人準備的於基督的十字架前在胸前划十字的禮讚儀式」。教皇得悉義大利可能從德國引進反猶太法時，他曾三次（7月21日、25日和28日）於不同的場合譴責所有形式的種族主義。同年9月6日，庇護十一世在一些比利時的朝聖者的面前宣稱，「我們不可能參加反猶太主義活動，我們在精神上是猶太人」。教皇原本要頒發一份譴責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通諭，但未能發出。庇護十一世於1939年2月10日逝世。
　　
　　
　　他的後繼者，庇護十二世於戰爭爆發前幾個月選出。新任教皇不僅是一位第一流的外交家，而且對德國的情況極為熟悉，因為他在那裡任教皇使節達十二年之久。庇護十二世是1933年與德達成的宗教契約的締造人，由於納粹德國經常違反這個契約，他在外交上與德政府進行了多年艱苦的鬥爭。1937年他數次想廢除這個契約，並讓梵蒂岡召回他這個教廷使節，然而他還有另一個想法，即他不願讓教會失去通過外交途徑與德國政府進行聯繫的機會，儘管這種機會很少。
　　
　　
　　庇護十二世於1939年5月向希特勒建議，舉行由列強參加的和平會議。他在8月21日又提出舉行國際會議討論世界上的主要問題。8月24日，他發布了一份祈求和的宣言，他說，「和平不會使我們失去任何東西；然而戰爭卻會使我們失去一切。」庇護十二世最後於8月31日懇求德國和波蘭政府不要採取使危機加劇的行動。但是戰爭一旦爆發，他也只能表示希望雙方能遵守有關對待平民和戰俘的人道主義原則和國際協議，以及遵守禁止施放毒氣的規定，舍此別無其它作為。
　　
　　
　　庇護十二世在1939年9月中旬之前，對波蘭問題一直保持緘默，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和平問題正在討論的過程中。但是到了月底，他將梵蒂岡電台交付格涅茲南地區樞機主教赫隆德大主教使用，並向設在昂熱的波蘭流亡政府派遣了臨時代辦。
　　
　　
　　1939年10月20日，庇護十二世在他第一份「教皇職」通諭中宣稱，「許多人的鮮血（包括非戰鬥人員的血）引起了人們，尤其是親愛的波蘭人民的極端苦惱。……波蘭人民有權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兄弟般的同情，……他們正在等待按照正義和真正和平的原則復興國家的時刻。」教皇在5月份指出，擺在他面前的任務是：對和平的機會作出響應；將戰爭限定在一定範圍以內和減輕暴行給人們帶來的苦難。
　　
　　
　　然而，實現和平的機會沒有了。從外交上阻止義大利參戰的努力失敗了。教皇只能在宗教和慈善事業方面盡其所能，來援救和保衛天主教的各個機構、學校和女修道院，並且安慰受到苦難的個人。那個時候，他給德國和波蘭一些主教的信與教士們給其教區內人民發出的信件是一樣的，表示了他的同情，對他們的處境十分憐憫並且進行了安慰。此外，除了信賴上帝以外同，再也無所作為了。
　　
　　
　　然而，他還是做了更多的事情。他鼓勵德國的主教們在講道時，要宣揚宗教信條應超越種族、信念和國家之上。教皇從1940年開始將其工作重點放在「戰鬥性教會」上，而不是放在梵蒂岡的外交事務上。他讚揚了明斯特主教關於反對無痛苦致死術的佈道。教皇從這件事知道，在德國仍然有人能夠公開地和勇敢地發表不同的意見，教皇於1941年9月30日寫道，「象馮•加蘭閣下那樣勇敢的人永遠會得到我們的支持。」不過他並未想到這樣作究竟有什麼用處。教皇在2月20日寫給維爾茨堡的艾侖弗里德主教的信中敘述了他的進退維谷的處境，他說，「當教皇認為需要大聲疾呼的時候，人家卻告誡他要忍耐和保持緘默；當他認為需要採取行動和援助的時候，人家卻告誡他要靜以和等待」。庇護十二世1943年4月30日寫給他的朋友，柏林的普萊興閣下的信中扼要地列舉了他要作的事。他說，「我們授權當地的神甫：權衡對方可能採取報復行動的危險程度，以決定主教團公告中施加壓力可能採取的手段；或者因戰爭期間或戰爭氣氛的關係以保持緘默為宜」。
　　
　　
　　教皇以默不作聲的辦法來防止對方作更大的壞事，但按其本意而言，他是想打破這種緘默局面的；或者他用模稜兩可的詞句和輕描淡寫的責備來達到以上的目的。這樣作究竟是軟弱無能，還是玩弄花招呢？但哪一種解釋都不足以說明，教皇所處的進退兩難的境地。這種處境使得他對某些事只能表示遺憾或用溫和的言詞進行責備而已，正如他在1939、1941和1944年聖誕節文告中所作的那樣。此種處境還迫使他將許多梵蒂岡支持的人道主義團體保持原封不動，正是這些團體在義大利和其它地方挽救了數以千計的人。今天的歷史學家可以提出證據，教皇的政策事實上確曾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嚴肅譴責納粹黨的罪行本來也可能會減輕那些天主教徒因教皇「保持緘默」而在良心上感到的不安，然而這也可能會使那些在納粹黨迫害下的天主教徒受到傷害。另一方面，教皇從未發布過論及個人良心上的責任，有不服從不公正命令的權力或基督徒有權與猶太人團結在一起等的通諭或書簡，這個情況可以被認為是逃避責任。但是，這種爭論，更恰當地說，應屬於天主教徒自我檢查的範疇，而不屬於歷史學家研究的領域。
               
　　德國
　　
　　德國教會領導集團在1933年以前曾數度下令禁止天主教徒參迦納粹黨。然而在納粹黨掌權以後，它便改變了立場。希特勒於1933年3月23日批准尊重基督教的兩大信念，以此來籲請天主教徒支持將於3月28日成立的新政府，教會領導集團對此作出了響應。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教會領導集團又試圖在基督教道德良心的範圍內與政府忠誠合作。德國的一些主教根據這種精神，於1933年2月20日與帝國政府締結了宗教契約，即使到後來納粹政府公然違反這個契約時，教會領導集團依然繼續遵守這個契約的規定。但那些主教們對當局的迫害沒有採取具體的（公開的或巧妙的）措施。首先，這些主教們沒有弄清國家和政權的區別，因此無法採取措施。主教們的性格和年齡也是形成那種局面的因素，例如，布雷斯勞地區的樞機主教、主教團會議主席貝特拉姆就是一個優柔寡斷的老人，他一直規避作出決定。基督教的各種信念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衰落而無人信奉了。當納粹德國區分雅利安人種和非雅利安人種的法律付諸實施時，教會的領袖們卻默不作聲。德國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對1935年頒布的紐倫堡法和1938年11月迫害猶太人的打砸搶暴行（參見反猶太主義）均未提出過抗議。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時的大主教範•羅依樞機主教在教皇庇護十一世的敦促下，譴責了德國的種族暴亂，此外，維爾迪耶樞機主教在一封致教區教友的信中支持了羅依樞機主教的抗議行動。
　　
　　
　　教會的領導集團處於腹背受敵，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它要拚命挽救受到納粹政權威脅的宗教團體；另一方面它又無法指望屬下領聖餐的教徒們自覺地反抗德政府在政治和宣傳方面發起的進攻。此種情況使得德國主教團畏首畏尾無法作出決定。戰爭是一種使國家統一團結的力量，因而使得公眾不能提出抗議，它甚至使人們私下也不敢反對，而這種私下反對是當時僅有的一種表示異議的方式。當時表現卓著的教會官員有：以採取具有遠見的政策而著稱的艾希斯塔特教區（1935年後柏林教區）的普賴辛格閣下；以具有不妥協的堅定精神和協助猶太人而著稱的科隆教區的舒爾特閣下；以抗議政府迫害女修道院和在1941年（戰爭高潮時期）反對對患精神病的病人採取無痛苦致死術而著稱的明斯特教區的馮•加侖閣下；以及慕尼黑教區的富爾哈柏閣下。只有一位主教，那就是羅登堡教區的斯波羅爾閣下於1938年被驅逐出主教管區，原因是他拒絕參加奧地利併入第三帝國的投票活動。這位主教在梵蒂岡的保護下，擺脫了加在他身上的壓力，但直到第三帝國垮台之後，他才回到原來的教區參加工作。
　　
　　
　　馮•加侖閣下的佈道以及保護宗教物品和保護受到納粹黨攻擊的道德原則等行動引起了人們的巨大興趣。佈道講稿被印刷出來並秘密地傳至所有的國家，甚至還傳到了前線。德國政府認為，這是幾十年來攻擊政府事件中最為嚴重的一次。馮•加侖在公眾中享有的盛 名為他提供了保護，納粹政權不敢輕易對這位明斯特教區的主教採取行動。加侖主教的佈道取得的直接效果是，希特勒於1941年8月28日決定停止對病人實行無痛苦致死術。德國主教中沒有一個人被送進集中營，雖然納粹政權考慮過將加侖主教送進集中營，但後來認為這是一樁魯莽的行動而未果。如果說德國教會官員總的態度對解救人民的苦難沒有起到作用的話，那麼他們對納粹的迫害不斷地保持警惕、對納粹的宣傳持反對態度以及對「天主教物品」的保護等，都成了在集權主義國家的黑暗中引導人們進行批評的燈塔，這也可能是接近群眾的唯一辦法。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關於教會放過了一些報復機會的印象更加深了。如果情況果真是那樣，那也是因為天主教所處的特殊情況造成的，他們被認為是二等公民。造成那種情況的原因還有：兩個基督教會發自內心析根深蒂固的反猶太主義；對政府天真的信賴（當時德國國內的典型情況）以及對《新約全書》內《羅馬書》第13節的誤解。
　　
　　
　　實際上，教會給予種族歧視的受害者或被搜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的授助是很巨大的。儘管這種援助主要是給天主教徒的，但在個別情況下，教會也曾給過非天主教徒這種援助。隨著戰爭的壓力日益增大，被壓迫人民的不滿情緒增長了，對別人苦難的敏感性也增大了。反映這種情況的統計數字很難獲得。天主教團體中拒絕與政府合作的頭面人物和積極分子不斷地遭到警察的監視。在戰爭期間，這些人均被逮捕，不經任何正式手續便被粗暴地送進了集中營。有400－500名德國和奧地利的修道士未從集中營出來，當然，世俗人死在集中營內的就更多了。遭到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當中最出名的有：柏林大教堂教長貝納爾德•李希坦柏格閣下，他因組織公眾為猶太人祈禱而被捕；基名的和平主義者、泛基督教主義者M.J.梅茲格爾神甫；以及慕尼黑耶穌會士P.R.梅耶，他沒有被關進集中營，僅因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廢退伍軍人。還有幾位天主教徒在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企圖中充當了次要的角色，這次暗殺是德國軍方策劃的（有兩名修道士是克萊騷集團的成員，他們參與了這件謀殺案，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告發了另一個人的密謀，最後兩人均被處決）。
　　
　　
　　總的來說，德國天主教會的代表們在鼓動人們在政治上反抗政府方面，與新教教徒相比並未作更多的事。在與德國地下組織接觸方面，教皇庇護十二世與德國主教們相比顧慮要少得多。德國教會小心翼翼地將其反抗行為限制在宗教的範圍以內。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防止政府對他們的行動產生「政治上的」誤解；部分原因是對《新約全書》中《羅馬書》的使徒聖保羅行傳第十三章的自以為是的解釋。根據這種解釋，教徒要效忠於國家。
　　
　　
　　然而，將這種主要表現為宗教上的反抗活動所產生的政治後果看作是無關係要的小事，那就錯了。由於天主教會的宗教集會在群眾中很有影響，因此它是批評國家和納粹黨首領的核心力量。雖然教會未能發動反對納粹黨的革命性進攻活動，但它是抗衡納粹宣傳的一種力量。納粹黨對教會的各種動機持極端懷疑的態度，密切地注視它的行動。從德國警察的一些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納粹政權對宗教界的反抗活動是何等的重視。
　　
　　
　　在被德國佔領的國土裡
　　
　　1937年以前，奧地利的天主教會對納粹主義發出過多次警告。在1933年12月發表的一封主教寫給教區教友的公開信中，譴責了「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瘋狂性。這種瘋狂性直接導致或勢必直接導致種族仇恨和國家之間的戰爭」。1938年德奧政治合併之後，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使得這個國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維也納的樞機主教因尼茨爾急切地期待希特勒的召見，並於3月21日要求教徒保證毫無保留地效忠於新政權。後來他被教皇庇護十一世召到羅馬（教皇對其十分冷淡）。這位樞機主教在《羅馬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從對納粹過分熱情的立場上稍許後退了一些。那一年歲末，納粹黨的政策照例從合作轉向幾乎徹頭徹尾的迫害。未曾與奧地利訂立宗教契約的教會除了保有佈道的權力外，其餘的一切均被剝奪。隨後便進入了與教會鬥爭的高潮階段，前天主教政黨的成員和基督教工會等概莫能外。下級傳教士遭受的苦難最深，有115名傳教士不是死在集中營，就是被槍決。在1938至1942年期間，大約有30萬奧地利人因厭惡教會領導人屈服於希特勒和納粹黨而正式與教會脫離關係。
　　
　　
　　在其它被佔領的國家內，天主教會的態度一般來說，視它所保衛的人民在反抗佔領軍的鬥爭中的態度而定。許多女修道院和宗教機構掩護了猶太人和從納粹德國跑出來的逃亡者，特別是抵抗運動的士兵。在比利時，人們曾對向德國輸出工人、迫害猶太人、拘押人質以及其它暴行提出過強烈抗議。許多傳教士冒著極大的風險為抵抗力量服務。馬林教區的樞機主教範•羅伊曾下令宗教團體隱藏猶太人。列日教區的柯克霍夫斯閣下使這些猶太人受到熱情接待。盧萬天主教大學校長范•魏安伯格閣下堅決反對德國干預大學的行政管理的任何企圖。1943年6月4日，他因拒絕提供送往強制勞動營的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名單而被逮捕。許多天主教青年俱樂部在抵制德國想方設法誘使其成員效忠於他們方面卓有成效。即將擔任樞機主教的加迪讓（他曾於1942年首次被投入監獄，在比利時解放之前又險遭第二次逮捕）組織了許多活動，使比利時的青年人不被送往強制勞動營。
　　
　　
　　荷蘭的主教們對入侵的德國人一直持憎恨態度。他們宣稱，納粹黨黨員與一個天主教會的領聖餐者的身份特性是不相容的。一個領聖餐的人蔘迦納粹黨可能成為剝奪他們領取聖餐的理由。基督教社團給予受迫害的猶太人的幫助是十分有效的。荷蘭的主教們為了與其基督教派配合行動，於1942年取得了德國專員賽斯－英夸特的讓步，即祖先為猶太人但在1944年1月1日以前受洗的天主教徒均將不予驅逐出境。但是因為主教們的要求和賽斯－英夸特的回答是一起發表的，基督教的其它派別一致同意不採用這種方式，於是納粹黨便採取了報復行動，首先將那些猶太天主教徒驅逐出境。荷蘭主教們的英勇行動及其悲劇性的結局，在國外，尤其在法國引起了很大震動。在德國佔領期間，荷蘭的教士當中以加爾默羅會白衣修道士梯塔斯•布蘭茲馬神甫表現最為突出，他曾在內伊梅根大學任教授並擔任過天主教會的顧問。他被放逐到德國的達豪集中營，並在那裡英勇地死去。
　　
　　
　　法國在1940年戰敗以後，教會團體內的善男信女們分成的派別決不比教會以外的同胞們分成的派別少。有些法國人忠於維希政府，有的則忠於戴高樂將軍（這是第一批抵抗戰士，對於他們來說，憎恨納粹是他們至高無上的感情），但對大多數法國人來說，究竟效忠於哪一方，仍處於舉棋不定的狀態。那些因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缺陷感到失望的教會人士將維希政府當成了庇護所。這些人認為，法國被德國擊敗是法國政府搞無神論和老於世故的必然結果。某些傳教士將貝當看作是法蘭西的大救星。維希的善於諂媚奉承的天主教徒大多為與「法蘭西行動」有密切關係的天主教右翼各階層。與德國直接合作的傳教士的數量是微乎其微的，在這極少數人當中有一個便是盧普教區的馬約爾閣下，他是參加了「法國反布爾什維克志願軍團」的神甫。天主教領導集團與大多數法國人一樣，對貝當抱有感激之情，因為正如貝當自己所說的那樣，「他使得他自己成了贈送給法蘭西的禮物」。此外，維希政府希望達成的全國性的改革看來與基督徒的基本美德是并行不悖的。里昂教區的樞機主教該爾利葉說，「他們的座右銘是『工作、家庭、祖國』，這和我們的座右銘是一樣的」。維希政府在兩個方面改變了指導教會與國家關係的法規，這對共和國的官員和世俗人士也都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批准在國家的學術機構內開設教義問答課，並把這門課程列入課程表。教會學校將獲得津貼補助，家庭擔任聖職的辦法將受到鼓勵。與法國前幾屆政府執行反宗教的政策相比，維希政府採取的這些措施無疑會受到人們的賞識。這些措施對教會來說，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故教會領導機構作出的響應是，確認維希政權的合法性。幾名傳教士陪同教會的正式代表沙博里閣下到達維希，他們期望能說服新政府執行某些被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忽略了的計劃。
　　
　　
　　雖然主教們與維希政府的關係起初是很誠摯的，但當他們與維希政權的分歧公開化之後，他們的關係便終結了。他們之間的第一個分歧是關於青年人的問題。在一封教會領導集體寫的信中，宣布他們反對由政府主辦的青年組織。但在維希當局執行納粹黨制定的反猶規定之前，雙方就此問題並未終斷關係。首次抗議是蓋里閣下以樞機主教蓋爾利葉的名義，於1940年12月提出的。里昂的神學部於1941年6月17日發表了一項聲明，大聲疾呼地反對1941年6月2日制定的反猶法，說這個法令是不公正的。當1942年7月，迫害猶太人的活動在巴黎達到高潮時，整個教會都起來反抗，共同向政府提出抗議。地下出版機構散發了教區書簡，特別是那些由里昂教區的蓋爾利葉樞機主教寫的書簡。因盧茲教區的薩利葉日閣下和蒙圖班教區的特阿斯閣下曾多次提出強烈抗議。特阿斯閣下大發雷霆地說：「在巴黎有數以千計的猶太人遭受最野蠻、最殘酷的虐待。在我們教區內，我們被迫面對這樣一種凄涼的情景：家庭解體，男人和女人遭受侮辱、受到監禁並被送往極端危險的不明地點。人們會聽到一個基督徒發自內心的憤怒的抗議：我宣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們是雅利安族還是別的民族，都是兄弟，因為他們都是上帝創造的。所有的人不管他們的種族和宗教信仰，都有權受到個人和國家的尊重」。有組織的援助（其中天主教援助機構起了主要作用）使在法國的二十萬猶太人未遭受苦難。
　　
　　
　　里昂成了天主教反抗納粹政權的溫床。在薩利列日閣下的鼓動下，圖盧茲鼓勵和援助了抵抗力量。當自由出版機構在佔領區消失，非佔領區內的新聞檢查加緊之後，地下出版機構愉快地恢復了向公眾傳播事實真象的活動。秘密發行的天主教刊物有：1941年創刊的《基督教陳述報》和1943年6月創刊的《法蘭西基督教陳述信使報》。人們廣泛地引用這兩份報紙上的話，這幾份報紙使法國人相信，教會中存在抵抗的核心力量。許多教徒和宗教團體充分發揮其機動性，而且變得十分積極活躍。派往游擊隊的第一批隨軍牧師就是在一般教士中徵召的。
　　
　　
　　1943年成立了第13號強制勞動營，這便使政府當局和教會之間緊張關係進一步加深。鑒於允許將人們流放到德國，從事強制性勞動並不是基督徒在道義上的一項義務，因此，里爾教區的樞機主教李耶納爾和幾名同事共同提出不服從這項決定的建議。其它一些高級教士們因被放逐的工人得不到任何宗教上的幫助而感到不安，同時他們知道隨同被放逐工人的教士們有進行福音佈道的可能，因此，他們對放逐工人一事持贊同態度。神學院學生，尤其是教士們給被放逐的工人們帶來了由教會提供的精神上的安慰，這也是工人教士的起源。這種工人教士中有許多人與鐵路系統的地下抵抗力量進行了密切的合作，例如他們協助許多拘留在強制勞動營中的人逃離了德國。到了法國解放的時候，人們方知道，從事政治上抵抗德國的主要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基督教徒，另一部分是共產黨人。一位天主教新聞、《黎明》報前社論撰寫人於1943年開始主持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的工作。即或只有少數人參加了抵抗運動，但天主教與法國社會溶為一體是至關重要的。戰後戴高樂將軍和抵抗運動的其他領導人因某些高級教士效忠維希政府，而要求對天主教領導機構進行清洗，然而因羅馬教廷的使節昂吉羅•隆卡利（即後來的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出面進行了巧妙的調解，因此，遭到清洗的僅有少數幾個人。
　　
　　
　　在義大利，許多下級傳道士參加了反對德國的抵抗運動。許多不信仰宗教的世俗人士（尤其是隸屬天主教行動小組的那部分人）英勇地獻出了生命。
　　
　　
　　波蘭天主教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波蘭民族最忠誠的鬥士，因此便成了入侵者迫害的對象，在10,017名教士中受害者即達2,647名。曾被拘留在集中營的教士有3,646名，死在營中的有1,996人。到了戰爭結束時，波蘭教會領導機構（由45名主教組成）中，被殺害的、被流放的和遭到某種形式監禁的人就達一半以上。弗朗西斯坎•馬克西米利安•柯爾比的悲劇故事感人尤深，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內以他的生命挽救了一個家庭的父親。波蘭天主教徒對國家被佔領的痛苦感覺尤深，因為完全與波蘭天主教領導機構斷絕關係的梵蒂岡無法向波蘭天主教徒提供任何真正的援助，他們除了對德國滅絕波蘭人民的政策進行譴責外，感到無計可施。流亡在外的波蘭人比在德國奴役下的波蘭人更加強烈地要求羅馬教廷公開發布譴責德國的措詞強硬的聲明。
　　
　　
　　羅馬教廷特使、流亡在盧爾德的樞機主教何蘭德以及曾先後在巴黎和倫敦避難的符拉迪斯拉維亞教區主教拉東斯基閣下成為波蘭國內天主教徒的發言人。1942年9月拉東斯基閣下對教皇保持「緘默」，向羅馬教廷的國務卿馬格里昂閣下表示憤慨抗議。但馬格里昂告訴他說，教皇不可能比留在波蘭境內的主教們作得更好。留在波蘭境內的那些主教們更是默不作聲，他們甚至連教皇送來的一些鼓勵信件都未向教友們傳達。羅馬教廷顯然是允許各國的主教們決定它的政策的。羅馬教皇駐柏林的使節於1943年3月2日致教廷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中列舉了一些主要的要求，兩天以後向教廷遞交了這份備忘錄，但教廷未予答覆。教皇駐柏林的代表被剝奪了講論波蘭事務的權力。
　　
　　
　　在先前被蘇聯佔領，后又被德國佔領，最後又被蘇聯奪去的那部分波蘭國土內，對宗教的迫害尤為嚴重。利沃夫教區的大主教斯澤普梯斯基閣下成了蒙受苦難的人民忍辱負重的象徵。
　　波羅的海諸國內天主教徒遭受的折磨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一地區種族和語言的差異使得當地教士內部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判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它巴爾幹國家內天主教會的作用是困難的。除去與德國合作的（主要是斯洛伐克和克羅埃西亞）外，在那個地區存在著頑強的抵抗活動，強烈反對納粹推行的種族政策。德軍於1939年3月開進捷克斯洛伐克，將佔領區改為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斯洛伐克雖然要聽命於柏林，但依然保持自治的形式。傳統上羅馬天主教一直是斯洛伐克主要的宗教，那裡的下級教士與公眾一樣憎恨匈牙利推行的馬札爾化的政策，對後來捷克的統治亦持憎恨的態度。一位天主教士約瑟夫•蒂索閣下在1940年擔任了斯洛伐克政府的首腦，與此同時，另一位天主教教士讓•斯拉梅克閣下先後主持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巴黎和倫敦召開的會議。梵蒂岡與天主教徒占多數的斯洛伐克舉行的訂立宗教契約的會談未獲成功。當納粹德國於1941年在斯洛伐克推行反猶法案時，蒂索閣下以辭職相威脅，至少部分地減輕了這項法案造成的影響。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保護國內，羅馬天主教會遭受的迫害與其它宗教團體（捷克全國教會和天主教兄弟會）所受到的迫害的嚴重程度是一樣的，然而這並未能阻止天主教教士直接參加抵抗運動。到了戰爭結束時，教士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被殺或被監禁，其中有名的人物是布拉格神學院院長、未來的大主教貝蘭閣下。被納粹處決或折磨致死的教士合計達155人。
　　
　　
　　在南斯拉夫，得到部分下級傳教士支持的帕韋利奇政府殘酷地折磨成千上萬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目的是使他們改信羅馬天主教。這種迫害行動於1941年底達到高潮，後來逐漸緩和下來，主要原因是梵蒂岡和薩格勒布教區大主教斯台皮納克閣下施加了壓力。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同斯洛伐克一樣，與羅馬教廷保持著外交關係，因此教廷可往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伊斯坦布爾等地派駐使節，從而得以繼續在一些人道主義團體的幫助下，挽救一百萬猶太人的生命。

新教教會
　　
　　
　　德國
　　
　　
　　新教教會共擁有教徒4,300萬人。新教教會與天主教會相比，更易受到納粹國家的控制，主要因為天主教能得到梵蒂岡從境外給予的保護。新教徒共分成28個自治教派，他們並沒有一個總的管理機構，因此更加易於受到政治上的操縱與控制。他們在其它各個方面也都是孤立無援的。一方面新教教會的根基是民族主義和條頓民族的傳統；另一方面他們堅持自由神學，更加強調路德和宗教改革運動對德國的文化生活所作的貢獻，而其基督教普救論則退居次要地位。「純粹基督教」這個口號正是在這種土壤上才得以廣泛流行開來。新教徒中的少數派（只有圖林根教會中的多數派）認為，他們可以利用納粹主義，使新教獲益。這些「德意志基督徒」成功地使其成員在政府中和各地方教會中擔任了職務。但從1933年7月教會也要執行種族法以來，在尼摩勒牧師的領導下，教會對國家的反抗情緒日益增長。尼摩勒一開始即對民族革命持同情態度，並於1933年9月建立了一個牧師在防禦組織。波恩的卡爾•巴特教授周圍的人使神學界的抵抗活動具體實現。1934年5月底，在巴摩勒牧師的贊助下，於萊茵蘭的巴曼召開了一次特殊的宗教會議。在尼特教授的激勵鼓舞下，這次會議有力地重申了教會的精神實質，上下之間靠感化和啟示，這與「德意志基督徒」搞的種族主義和橫向哲學是截然不同的。會議認為：「我們不承認這樣的虛構理論，即教會必須宣揚它忠實於各種裁決、各類權勢、各類存在的事物和真理，而不忠實於通過上帝的啟示而賜給我們的那些東西。」
　　
　　
　　巴曼會議拒絕承認教會是國家的附庸。再次強調精神教會是福音教派內部真正分裂的產物。與「毀滅的教會」或「德意志基督徒」相對抗的是「完整的教會」。但是精神教會與「完整的教會」則是兩碼事。精神教會將自身組成了一個真正的教會組織，它有一個掌權的宗教會議，一名會議的主席，每年均召開數次會議。所需之款項從教會成員那裡徵集，同時還建立了幾所講授巴曼會議原則的神學院。年輕的迪特里希•邦赫費爾教授是神學陸軍里最著名的教師。但是由於納粹獨裁統治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精神教會的成員逐漸被迫轉入地下。導致路德派與改革派教會發生內訌，以及激進派和主張與傳統的教會組織機構共處的溫和派之間意見分歧，使得精神教會的力量大為削弱，這是極其不幸的。戰爭爆發時，它亦隨之消亡。
　　
　　
　　然而，精神教會主要並不是第三帝國的政治上的反對者。它對第三帝國所持的反對態度與傳統的教會所持的反對態度是完全一樣的，它對德國的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概念（對教徒造成了威脅）持憎恨態度。它的大多數成員希望他們的宗教信仰與他們對政權的信心能夠一致起來。對於他們來說，苦處是一方面依附於他們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是抗擊新異教徒的攻擊。愛國主義的誘惑力即使對於那些最堅定的教會人員來說也是十分巨大的。自從1937年即被關進集中營的馬丁•尼摩勒在戰爭爆發時也自願地參軍了。
　　
　　
　　如果精神教會未曾宣揚革命，它的某些成員也就永遠不會放棄在政治上武裝起來反對納粹主義的想法。這一點至少對邦赫費爾來說是正確的。他在極端困難的工作條件下，成功地研究一種很有獨創性的神學綜合法，即用世俗的觀點解釋聖經對現代世界的看法。他反對基督教與世俗責任相脫離以及宗教完全世俗化的理論。他力求創造出大眾化的神學，使教會有力量反抗第三帝國的罪惡。
　　
　　
　　邦赫費爾於1943年被捕。雖然他可能熱情地支持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舉動，但是他顯然未曾參加這一行動。
　　
　　
　　宗教界人士在此次謀殺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策劃謀殺的人當中還包括一些已經放棄宗教活動的人。涉及此次暗殺希特勒活動的人當中，大多數是德國舊貴族或富有的普魯士中產階級的後裔，但其中並沒有天主教徒。這些人已處於絕望的境地，他們感到已被教會完全遺棄，除了對上帝的虔誠外，他們並沒有什麼精神上的動力。
　　
　　
　　總部設在柏林、在德國境內設有20個分支機構的格魯柏局，是一個奮力援助那些因種族關係遭受迫害的人的重要機構。這個組織是在「福音派教會臨時領導人」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這個機構的領導人被當局逮捕並進了集中營，格魯柏本人也於1940年被投入監獄。
　　
　　
　　納粹當局對精神病人實施無痛苦致死術的計劃遭到新教的各個團體的強烈反對，即使那些已與教會斷絕關係的人也是如此。符騰堡教區的主教沃爾姆於1941年私下表示過反對，他的反對活動也確實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由於戰爭變得日益激烈，當局對教會的各種例行活動的干涉亦隨之而增多。僅僅由於世俗人士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以及婦女擔任了牧師，教士們才得以在戰爭最後的年代里沒有完全銷聲匿跡。
　　
　　
　　堅定地忍受納粹政權公開迫害的一個宗教派別就是「耶和華見證人」。他們在集中營內有權用三角形作為他們的標誌，他們拒絕參軍，同時還耐心地期待彌塞亞的返回，這一切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這裡應強調的是，精神教會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教會。參加這個教會的都是些社會名流，特別是那些蔑視自由神學的年輕人。雖然精神教會的許多成員於戰爭結束以後，在德國的政治生活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例如，尤根•葛斯坦梅爾牧師從1954年至1969年曾擔任聯邦議院的主席），但是在納粹政權統治期間它幾乎銷聲匿跡，而且隨著戰爭的進展，它已逐漸消亡，這是確鑿的事實。在德國的牧師當中最多只有10%的人同情精神教會，它的追隨者（大部為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是虔誠的教徒。總的來說，德國的新教教會與天主教會相比，因為其民族傳統和在神學方面的約束性較小，故而在與納粹政權合作方面的疑慮較小，而天主教會從一開始就因對國際天主教表示忠誠而對納粹主義持敵視態度。
　　
　　
　　各個教會在道德上最嚴重的缺點可能是他們對猶太人的待遇問題所持的態度。在戰後就此問題進行的辯論中，人們經常提到教皇庇護十二世的「沉默」問題。儘管如此，當地和地區的教會在背叛他們的猶太同胞方面應負主要責任。從一開始，天主教和新教的教會當局對這個問題的反應就是很懦弱的，例如，德國主教會議主席和新教協會主席在1933年4月拒絕關於發表反對歧視猶太人的正式抗議書的請求。天主教教會內部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佔了上風；新教教會則認為國家有權採取那樣的措施。這樣一來，當1935年納粹政權將許多臭名昭著的限制強加給猶太人時，以及在1938年所有公開迫害猶太人的限制都放鬆時，教會對此仍然保持緘默就不足為怪了。
　　
　　
　　基督徒放棄其責任一事只能從歷史的來龍去脈方面加以理解，中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將反猶太主義推向高潮；19世紀沙文主義的象徵文學將其推向了更高的地步。除此以外，人們看不清「宗教上的」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上的」反猶太主義之間的區別，以致於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這種情況。少數有名望的神學家對反猶太主義提出的警告以及中心基督教政黨籲請採取溫和政策，均無足夠的力量阻止世俗人士對猶太人日益增長的仇恨。被德國佔領的一些國家內的情況亦大抵如此。儘管擺在猶太人和基督徒面前的命運是一樣的，但是正因為如此，他們之間傳統的敵對情緒加深了。
　　
　　
　　世界基督教聯合委員會
　　
　　納粹政權迫害教會引起的國際反響，導致了組建精神教會，同時激起了巨大的感情衝動。瑞士、英國和美國國內激發的同情心促使他們立即向德國新教徒們表示了友愛的情誼。此外，德國國內發生的一些事件使得世界教會聯合委員會內部新教各團體的重新組合更進了一步。各團體重新組合一事早在1938年於烏特勒支已經確定，但因戰爭的關係，大家同意推遲到1948年實施。使德國的新教徒與海外新教徒聯合起來一事，又是那位邦赫費爾從中起了作用，當然他在干這件事時得到了英美兩國領聖餐者的友誼援助。英國聖公會奇切斯特教區主教貝爾直言不諱地反對戰時對德國城市的轟炸，並試圖使英國對德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抱同情態度，但未獲成功。奧斯陸教區主教貝爾格拉夫在1942年被拘禁之前，一直是宗教界反對德國佔領軍的首領。1939年在倫敦建立了一個援助難民的機構，後來這個機構又遷往瑞士，它曾積極為遭受種族迫害的人尋找庇護所。
　　
　　
　　法國新教徒面臨的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作為少數派（4,200萬人中只有80萬新教徒），主張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政策。這樣他們也就用不著考慮要討好與天主教教會關係密切的維希政府了。胡格諾教派的教徒們也懷疑「教權主義」會復甦。法國新教聯合會主席、世界基督徒聯合委員會副主席之一的波哥內牧師認為，1940－1943年在維希政權背後隱蔽著一個反新教的運動。然而，他確實同意在維希政權內擔任胡格諾派教徒的代表（先在維希，后在巴黎，時間是從1940年7月至1943年3月）。波哥內牧師認為，他可利用這個機會來寫抗議種族迫害的信件。1941年3月26日，他給法國猶太教負責人寫了信；6月27日及8月20日先後給貝當寫了信；1943年8月27日給賴伐爾寫了信。1942年9月22日，改革教會全國委員會在給其會眾的信件中，對迫害猶太人一事進行譴責，人們在幾乎所有的新教佈道講台上均可聽到這封信。總的來說，新教的各個教會不象天主教教會那樣，行動起來各行其是。儘管他們在一開始時十分謹慎有所保留，但是他們積極地提供了援助。他們起初是孤立無援的，後來他們很快地組織起來，尤其是在南方。法國青年運動組織了一個名叫CIMADE（法文「被疏散人員內部行動委員會」的縮寫司）的機構，最初目的是援助阿爾薩斯－洛林；從1940年秋季開始，又致力於援助非雅利安族的難民。在德國佔領區擴大到法國南部以後，他們活動便更加小心謹慎了。

小 結
　　
　　
　　納粹政權選定的攻擊目標是天主教會，但與新教教會相比，天主教在避開攻擊方面更加有準備。雖然它在保護群眾不受納粹理論毒害方面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因為組織形式是極權主義的），但是他們卻沒有什麼能力為其政治活動制定神學上的理論。與經相反，新教（其教義實質受到納粹異端邪說的褻瀆）中的傑出人物在為「真正的信仰」作鬥爭時——即成立慰藉人心的精神教會，使得新教又獲得了新生。
　　
　　
　　然而，從教會的「沉默」中是看不出他們的真正態度的，而從他們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所作所為方面則可看出他們的真正態度。我們手頭現有的文件不足以看出他們的基本動機是什麼，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他們是個人還是集體，如果是因怯懦而保持沉默，那麼他們可能會執行機會主義的、天真的順應主義。但是許多人是因為宗教的信仰而反對納粹主義的。著名的歷史學家羅斯費爾斯曾寫道，單單各教會的反抗就有能力取得明顯的成功，因為他們是在本國的國土內進行自衛，並且有助於建立抵抗運動的積極形式，而其緊迫性和力量都是外部革命運動無法提供的。
　　

       
作者：bo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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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招數，呵呵，和中共毛澤東、周恩來的，沒啥兩樣，英雄所見略同！

回復 jiandao 5樓 的帖子


如果是因怯懦而保持沉默，那麼他們可能會執行機會主義的、天真的順應主義。但是許多人是因為宗教的信仰而反對納粹主義的。著名的歷史學家羅斯費爾斯曾寫道，單單各教會的反抗就有能力取得明顯的成功，因為他們是在本國的國土內進行自衛，並且有助於建立抵抗運動的積極形式，而其緊迫性和力量都是外部革命運動無法提供的。


上面的觀點就是說耶穌錯了，猶太人是對的。

拎不清 發表於 2011-4-5 11:27
回復 jiandao 5樓 的帖子

新教（其教義實質受到納粹異端邪說的褻瀆）中的傑出人物在為「真正的信仰」作鬥爭時——即成立慰藉人心的精神教會，使得新教又獲得了新生。

nqwbdz哈哈 發表於 2011-4-4 04:12
希特勒的招數，呵呵，和中共毛澤東、周恩來的，沒啥兩樣，英雄所見略同！

哈哈，英雄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