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制度性原因及給中國的啟示

時間：2005/05/14 出處：鐵血
鐵血V社會科學院：王子冰

　　1991年12月25日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落，帝俄時代的白藍紅三色旗冉冉升起。至此，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正式宣告解體，伴隨著蘇聯的解體，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發生了劇變，社會主義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十幾年來，中國依舊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所謂前車之鑒，研究蘇聯衰敗的原因對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馬克思曾經說過：「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 因此適時、正確地吸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經驗教訓，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蘇聯衰敗的制度上的原因以及有關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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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蘇共垮台、蘇聯亡國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導致的。

　　這些制度性缺陷並不是蘇共和蘇聯的獨家產物，而是一種國際性現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遺留在執政的共產黨內和尚在運作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因此，破解蘇共垮台、蘇聯亡國的深層原因以及現實社會主義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歷史，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教訓的客觀要求，更是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現實社會主義的迫切需要。

　　蘇聯政治體系的上層處於一種麻痹僵化狀態，它對蘇聯面臨的深刻的社會問題置若罔聞，如：青年的思想動蕩（到七十年代後半期這種情況可能更嚴重）；社會上廣泛的貧窮現象（據薩哈羅夫院士估計，這牽涉到蘇聯人口的40%左右）；佔蘇聯人口半數以上的非俄羅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斷增長，這些少數民族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們要求在全國大政方針的制定和資源的分配方面佔有更大的比重。這些情況加劇了蘇聯政治制度所面臨的其他一些問題，如：缺乏更換政治領導人的正規程序，制定政策要經過官僚機構內部錯綜複雜的鬥爭。嚴格限制對大政方針進行創造性的辯論，用苛刻的書報檢查制度來扼殺獨立思考。問題的要害，在於蘇聯政治制度的演變跟不上這種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蘇聯社會內部的變化。蘇聯對意識形態的熱情顯然已有所減弱，但大國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要求人家承認蘇聯為世界第一流強國的強烈意識，卻顯著地增長了，這在統治集團中尤其突出。

　　　　

　　其次，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上逐漸墮入了教條主義。

　　在教條主義方面，蘇聯表現得尤為典型。十月革命勝利之初，蘇聯曾經搞過短暫的直接民主的嘗試，隨後便建立起議行合一，高度集權的政體並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種轉變雖然確實與當時應對國外武裝干涉和國內白匪叛亂有關，但主要還是基於全面貫徹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新社會的基本構想。此外，這樣做，也是執政前革命作法的慣性延伸，更為共產黨人熟悉和歡迎。然而，來自前人書本上的理論原則和革命的慣常作法與現實的實踐需要，特別是與蘇聯當時落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實際生活需要畢竟存在較多矛盾和較大差距。列寧是個極為靈活和十分民主的革命領袖，他注意傾聽黨內外幹部、群眾的呼聲和智慧，注意收集來自實踐的反饋信息，而且善於根據實踐的需要，帶領蘇共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不斷調整大政方針政策，從危難中多次拯救黨和國家。例如，對外簽定《布列斯特條約》，對內實行新經濟政策，都是列寧利用民主方法進行戰略決策和調整的光輝典範。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去世以後，斯大林很快就跌回本本教條之中 ——他不僅在經濟上逐步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全盤實行國民經濟計劃化和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適當地強化議行合一體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權的格局；他還在階級鬥爭明顯趨緩的情況下，不斷地加大專政的適用範圍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壞法制、濫殺無辜，連黨內高層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應當說，正是斯大林長期的，極端教條主義的作法，深深埋下後來蘇共垮台、蘇聯亡國的制度性隱患——高度集權、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國家管理體制。

　　教條主義在中國的表現也十分突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兩個決裂」理論的偏執理解和錯誤運用——他一個人就粗暴武斷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確決議，並把階級鬥爭提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他不顧國情，盲目擴張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些作法給中國造成災難性損失，都是黨在今後工作中要盡量避免的。



　　第三，蘇聯沒有能正確認識本身的歷史定位，未能及時改革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弊端。

　　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的確優越於資本主義。但是，要把這種書本上，思想里的優越性轉變為現實生活中優越性，使人確信它的存在，不僅需要假以時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予以自證。列寧晚年針對蘇維埃的可悲現狀和嚴重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這些機關僅僅在表面上稍微粉飾了一下，而從其他方面來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舊式國家機關」2；是「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3是「保留著革命前的糟糕透頂的狀態」4的機關。列寧的話雖是激憤之辭，不免言之過重，但當時蘇維埃的績效肯定比沙俄政權好不了多少，這是可以確信的。

　　從總體上說，現實社會主義還沒有實在、足夠的東西證明自己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它是一個尚等進一步創造並展現自己優越性的社會，是一個正在努力趕超資本主義的社會。如此看來，過去對社會主義歷史地位的定位是不夠準確的。但是，對於這一點，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築，特別是其主流意識形態從不認可。因為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和「要民主百萬倍」這類東西，一開始便藉助革命勝利時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種超常強烈的政治氛圍。後來，隨著革命激情的逐漸淡化，這種政治氛圍也順勢演化為一種濃重的政治自信與自慰情結。【 [url]】

　　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針對斯大林濫殺無辜，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曾經坦言：「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5言外之意，社會主義在法治方面還不如資本主義。遺憾的是，他對這種事只是感慨陳詞，而沒有從中認真吸取經驗教訓以推動中國的法治建設，結果連自己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



　　第四，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化建設還十分薄弱。

　　社會主義制度從表象上看，主要是對內對外都缺乏應變能力、糾錯能力和學習能力，而造成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則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這使得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願望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時順暢的交流和表達，又得不到完整準確的採納和吸收。其實，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群眾和執政黨中的廣大黨員幹部並不是長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於年輕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直沒有提供一種有效的民主機制，把他們的意願整合到一起，以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制度，反而給一些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黨領袖造成了失誤的條件，比如蘇共高層堅定維護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就慘遭殺害。

　　據有關統計，蘇聯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萬人蒙受其害，以至社會精英也不能倖免，例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領導人、3/5的元帥、十七大的幾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的一半以上，都被從肉體上消滅了6。

　　中國對當時大政方針提出正確異議的馬寅初、彭德懷被掃出政壇。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萬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後來經甄別，99%是冤案；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傷害的無辜干群則遠遠超過了蘇聯大清洗的人數！

　　在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上，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以後做得最好。他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我們說資本主義社會不好，但它在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膽的。它有個特點，不論資排輩，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並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從這方面來看，我們選拔幹部的制度是落後的。」71980年，他又進一步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8

　　對於中國在社會主義民主上存在的問題，鄧小平曾經有過很多精闢論述。談到歷史原因時，他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9「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10 談到現狀、任務和重點時，他強調：「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後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1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12「這些改革的總方向，都是為了發揚和保證黨內民主，發揚和保證人民民主。」13改革開放早期，鄧小平談論最多的是民主問題，而且身體力行地積極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比較順利地展開，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與它同時相伴著制度的民主化進程密不可分。當前，中國共產黨正在大力宣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但是，如果不以制度的民主化進程為依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難以達到理想的預定目標。

　　
　　總之，當今世界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經濟實力的競爭，但是這些都是需要好的社會制度來維繫，所以說世界的競爭也是社會制度的競爭，誰的制度更適應國情和時代的需要就能更快更好地發展。適應者昌，不適應者亡。我們應當多從這個角度思考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教訓，並藉此謀划現實社會主義的未來。惟有如此，我們的社會主義才會越來越經受得住考驗。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蒸蒸日上，昂首前進。